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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路遙文學獎頒給方方的作品《軟埋》，更像是一次政治宣示和政治站隊。

　　站隊是要有底氣的，底氣的背后是實力，方方的《軟埋》先是得到媒體的熱捧，現在又來了這么一個獎。至少說明在中國的文藝屆，用文學作品的形式來否定土地改革的革命正當性，并非方方一個人。

　　有人指出，方方作品《軟埋》的主題是否定中國土地革命的合理性，為被推翻的地主階級鳴冤。方方也對此作了回應，開頭就是“因為一部小說《軟埋》，不知何故讓極左派人士惱怒異常，成群結隊揮刀而來”。

　　方方本人也是有官方身份的，她是湖北省作協主席，那也是有相當級別的職務，她是不是黨員我不知道，但也屬于體制內人。

　　這個路遙文學獎，是一個由個人和民間機構發起的文學評獎活動，并未獲得中國文聯等部門的批準。這個路遙文學獎，有幾分神秘，這次要在一片爭議聲中，頒獎給方方的《軟埋》，是要給她方方的這部作品背書?

　　當今文壇，有些人在努力的要把否定中國革命在文學界，引導為一種政治正確。

　　這不禁讓我想起莫言得的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與其說是一個文學獎項，不如說有時它更像是一個政治獎項。能不能獲獎，控制在西方人的手里，必須要通過充滿著西方價值觀的這些評委的審查，這種審查，從來就不只是針對作品的藝術性。一個文學作品，從來都是藝術性和思想性的統一。而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從來沒有違背過西方的價值觀需要。

　　它承載的政治使命，比諾貝爾和平獎還要大。諾貝爾文學獎是歐美國家創建，并憑此壟斷著文學藝術創作的價值觀引導權。這個價值觀，必須符合西方的標準，符合西方的政治需要。莫言能夠獲獎，是因為在西方人看來，莫言的作品滿足了他們對價值觀的要求，對政治的需要……這個可以從對莫言的頒獎詞看的非常清楚：

　　“莫言用譏諷和嘲弄的手法向歷史及其謊言、向政治虛偽和被剝奪后的貧瘠發起攻擊”，

　　“20世紀中國的殘酷無情從來沒有像他筆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強盜以及堅強、不屈不撓的母親們那樣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

　　“在莫言筆下的中國，我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理想具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

　　“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歷史，而是他用夸張、模仿以及神話和民間故事的變體重現五十年的宣傳，令人信服、深入細致。”

　　“但他所描寫的豬圈般的生活如此獨特以致我們覺得已經在那里呆了太久”，

　　“莫言為個體反抗所有的不公，無論是日本侵略還是毛主義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熱生產至上”。

　　以上都是在陳述頒獎給莫言的理由，當然這不是全部理由，但這肯定是很關鍵的理由。從這些陳述的內容里，我們能看到什么？“20世紀中國的殘酷無情”，二十世紀通常被認為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世紀，此處的二十世紀，帶有強烈的價值觀判斷；“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中的快樂歷史”，這句很直白，直接說二十世紀，并不是快樂歷史，與前面的“20世紀的冷酷無情”形成呼應；“毛主義的恐怖”，這句就更直白了。注意到這幾個關鍵詞，并把他們鏈接起來，我們就明白了諾貝爾頒獎詞在說什么，頒獎理由，就是否定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到社會主義建設，都在否定之列。說起來，這次諾貝爾獎的頒獎詞也是夠坦率的。

　　那么方方的《深埋》，主線也是中國的土地革命，但是用地主的視角進行的觀察。所以，在方方的作品里，土地革命，就是痛苦的，邪惡的，反動的，因為地主被剝奪，所以她認為：

　　“土改的歷史進展時間并不長，但影響了中國整個社會的生態，尤其是農村，因土改而改變命運的人，何止是千千萬萬!無數人在這個運動中有著慘烈的傷疼，不愿意記憶，或是不想述說，幾乎成為經歷者的共性。”

　　“慘烈的傷痛”、“經歷者的共性”，已經給土改做了定性。這種定性也充分的體現在她的作品《深埋》里面，在方方的筆下，川東大地主陸子樵，被塑造為一個“辛亥革命時立過功，抗日時接濟過游擊隊，剿匪時為解放軍幫過忙，政府號召捐獻糧食時捐的最多”的正面形象，還是全村人，除了一個與他就恩怨的長工，都公認的大善人。在方方的情節設定里，陸子樵的命運是全家自殺，自我滅門。好嘛，世人公認的大善人被逼死，土改的性質，可不就是方方說的“慘烈的傷痛”嗎？小說，都是以小見大，通過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的命運，來反映作者對時代的認識和評價。《軟埋》中大地主陸子樵，是一個地主階級的符號，全村人要保的大善人，是整個地主階級的形象塑造，而因為個人夙愿，要分陸子樵財產、土地和丫鬟的，逼得陸子樵全家自殺的長工，就是跟著共產黨搞土改的農民的集體形象。經過小說的人設，土地改革就從農民翻身得解放，變成了部分刁民陷害大善人的歷史了。

　　刀筆可以殺人，更可以創造“歷史”。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可很多人了解到的歷史經常是文人用筆寫的。一個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就可以把推動歷史前進的曹操，變成一個人見人懟的反面人物典型。

　　方方對土改的態度，至少部分是來自她親戚的遭遇。方方曾對財新網記者感嘆：

　　“我大姨太慘”， “1949年南京解放，曾任國民政府南京警察局長的大姨夫聽說自己是鎮壓對象，連夜逃去臺灣，留下大姨一人。‘土改’時，大姨失去土地和財產，帶著五個老人六個孩子，住在鄉下祠堂。因為成分不好，大姨的兒孫兩代人都沒能好好讀書”。

　　舊社會，農民的苦難，在她眼里是很少能看到的。農民失地，流離失所，背井離鄉逃荒，幾乎年年中國都有人在經歷饑荒，人均壽命只有三十多歲，生七八個孩子可能只能生存兩三個，這些在方方眼里應該都不算苦難。多數人的苦難，那不叫苦難，只有少數人的地主是苦難。地主苦難“太慘”，慘到“住在鄉下祠堂”，“沒能好好讀書”。農民的孩子幾千年都沒好好讀書，都不能和地主縉紳一樣，享有受教育的權力，這些都是可以忽略的。

　　這就回到中國革命的評價主體問題。“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階級社會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各自階級的烙印”。從方方的《軟埋》里面，我們看到的正是這樣的思想烙印。站在不同的立場，看待同樣的歷史事件，會有完全不同的結論。農民對待土地革命的態度，和地主對待土地革命的態度，當然不可能一樣，農民對土改的態度，用淮海戰役的小推車已經表達的不能更徹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革命的勝利首先來自農民對土地革命的支持。“打土豪，分田地”，這就是農民冒死支持土地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國革命的問題首先是農民問題，土地革命貫穿了中國革命的主線，否定了土地革命的正當性，也就否定了中國革命的正當性。否定了中國革命，也就否定了中國革命的成果：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古諷今從來都不是秘密。

　　這也說明，文學從來離不開政治，區別是在講什么政治。從延安文藝座談會開始，中國文藝界面貌一新，才子佳人統治的文學舞臺，開始有了勞動人民的位置。這一文學革命的背后，是對中國革命的正面描述，是記敘勞動人民眼里的革命。站在勞動人民的角度，革命是正當的，否則，人民為什么要冒死推小推車去前線支持淮海戰役？這種多數人的用腳投票比用手投票更能說明人心向背。而方方莫言，則是選擇了另一種政治，一種相反的政治，告別革命，去革命化。

　　誰說階級史觀落伍了，方方的作品不就最清晰的表現了階級史觀嗎？只不過是地主視角的階級史觀。從來沒有超越階級性的文學藝術，那些否定階級，否定中國革命的精英，階級意識最強烈。別人唱幾句話紅歌，他們都會聯想到政治，說這是文革復辟。方方本人不也是如此嗎？面對批評，她第一反應就是給這些反對者批評者貼極左標簽。用政治標簽來回應文學批評，方方多講政治。只不過她的政治跟她小說的敘事結構一樣，都很蠻橫生硬。

　　有人這么評價諾貝爾獎背后的文化政治：“他們只喜歡陰暗的流血的流淚的痛苦的一面，從不去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光明發展進步陽光的一面。他們并不是獨眼龍，只是愿意凸出負面，對于正面視而不見，忽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主流價值觀。他們愿意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曾經經歷過的災難痛苦去撕裂那個民族國家的情感，摧毀顛覆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感。他們常常借用人性去扭曲人性，常常借用民主自由動亂一個不同于他們的民族和國家。他們只認為自己的就是世界的，容不下不同于他們的其他。他們喜歡背叛，因為背叛就是投入他們的懷抱”。

　　我想這段話，也適合中國那些要跟諾貝爾文學獎價值觀看齊的獎項。

　　文學獎具有指揮棒作用，頒獎給什么樣的作品，就自帶引導功能，等于告訴那些作家，什么樣的作品才有資格獲獎。路遙文學獎，雖然還沒有什么影響力，但此舉的目的，應該也不外乎這些。

　　在核武器時代，軍事戰爭已經不再是大國競爭的主要手段，價值觀戰爭、思想戰、文化戰，成為最主要的形式。一切其他形式的戰爭，比如信息戰和經濟戰，都需要通過控制人的大腦去實施，思想戰是這些經濟戰、信息戰的基礎，也是主要工具。我們歡呼于中國硬實力的強大，但是對軟實力的問題，也不能忽視。文學藝術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部門，存在的嚴重問題，不能視而不見，急需大力整頓。能夠打斷中國崛起進程的，從來不會是什么美國的外部遏制，而是被中國內部的思想病毒侵蝕大腦。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產業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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