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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我們提出“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對于維護中國政治安全有著極大的政治意義。它的最高政治目標，說得通俗點，就是讓我們的朋友多多的，讓我們的敵人少少的，為我們的國家發展戰略創造一個良好的外交環境。“千里難尋是朋友 朋友多了路好走。”只有持大道和為別人考慮的人，才能廣交朋友。今天中國發展了，我們的姿態要因此放低一點。友誼第一，利潤第二，財大不可氣粗，要汲取歷史上俄國在中東鐵路和德國在巴格達鐵路上越幫越忙、交友不成反為仇的教訓；深入體會和總結毛澤東“坦贊鐵路”將中國和非洲人民友誼聯結迄今的成功經驗，用絲綢之路聯起中國與世界、尤其是與第三世界的友誼，如再用“一帶一路”將其聯結起來，再造“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好環境，中國就可以行穩致遠，為中國和世界的社會主義前途贏得明天的榮光。

主題詞：一帶一路 地緣政治 命運共同體

目錄

一、提出“一帶一路”的國際背景

二、從政治的高度看待“一路一帶”

（一）推進“一帶一路”要講政治

（二）推進“一帶一路”要講辯證

三、將“一路一帶”建成維系亞洲命運共同體的可靠紐帶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同志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這一構想包含著豐富的內容，也引起國內國際的熱烈反響和各界不同的解讀。但若不能從國家政治及構建這種政治的世界觀的高度認識這一構想的戰略意義，其認識和解讀就容易囿于部門和行業視角而失之片面。對此筆者談一點學習心得。

一、提出“一帶一路”的國際背景

目前提出“一帶一路”的背景是世界地緣政治結構發生了如下深刻的變化：

第一，中俄戰略合作面更加廣闊。俄羅斯在烏克蘭和北極通航這兩個方面，出現了巨大的安全壓力。烏克蘭事件牽制住了俄羅斯的許多重要力量。俄羅斯在歷史上面臨的多是東、西、南三方面的壓力，北部沒有問題，如今俄羅斯前所未有地面臨了由北極通航帶來的北方壓力。最近它成立了北極戰略司令部，這一方面表明俄羅斯雄心勃勃，另一方面表明這個方向要耗掉它的大量國防資源，因為這個方向邊界太長且不能回避。而俄羅斯的人口增長緩慢，在西面烏克蘭的牽制之上，又增加了俄羅斯北面守邊的壓力。守邊要靠陸軍。2009年俄羅斯的人口才開始正增長。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光靠高科技、攝像探頭還是不行的，得靠人，而人口增長緩慢又是俄羅斯國防短期不能彌補的一個瓶頸因素。如果再考慮到中國東部壓力日重的因素，這兩方面具有較長時段的牽制因素將使中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有著廣闊的利益聚交面及其合作空間。

俄羅斯西面和北面的壓力增大造成蒙古的戰略地位也發生變化，蒙古會在俄羅斯的認可下更多地向中國傾斜。蒙古位于內陸，封閉于俄中兩國“合掌”之中，離開俄中兩國，就難有與世界直接的物流。2012年它要加入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但這兩年蒙古政治家看明白了，歐洲對同為歐安組織成員國的烏克蘭都守不住遑論蒙古。2014年年底蒙古通過決議同意將兩段與中國臨近的南線鐵路采用與中國相同的標軌，這說明路連著的是心，蒙古領導人想通了，心通路則通。蒙古的變化對中俄合作是有利的。2014年9月11日，中、俄、蒙三國元首會晤并合影，表明了普京對中蒙關系新變化的支持態度。2015年3月3日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在柏林表示，烏蘭巴托有意出資興建經中國通往歐洲的鐵路，以運輸原料及礦產，并已與北京達成協議。蒙古的政治家終于明白：天堂很遠，俄羅斯和中國卻很近。

第二，歐美關系出現裂痕，歐俄關系出現新調整。今天的法德領導人也認識到張伯倫思想即歐洲內部聯合的思想遺產的深遠意義。歐洲人要自己問題自己來解決，不能再犯20世紀30年代拒絕蘇聯卻相信并依賴美國（羅斯福）解決歐洲沖突的錯誤。

2014年3月17日克里米亞宣布獨立并申請加入俄羅斯聯邦。3月21日普京正式簽署批準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聯邦條約的法律，克里米亞正式成為俄羅斯一個聯邦區。當時有文章說“普京贏得克里米亞，卻失去烏克蘭”。而半年后的事實卻是：普京憑實力和意志已經贏得了克里米亞，2015年2月15日午夜零點（當地時間）德、俄、法、烏四國簽署《明斯克協議》，這表明俄羅斯將進一步得到高度自治且與俄聯系更為緊密的東烏克蘭。目前歐洲已意識到今天的俄羅斯已不是可以隨意怠慢的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必須給予俄羅斯足夠的尊重。2015年2月6日法、德首腦屈尊來到莫斯科與普京開展為時六小時的談判，這表明今天的歐盟已吸取當年因張伯倫的阻止而使法國總理達拉第怠慢了斯大林、由此造成蘇美聯手并由此使歐洲失去世界霸權的教訓，會議將美國和英國完全排除外，其“自家的事自家處理”、不容他人——昨天是羅斯福、張伯倫，今天是奧巴馬、卡梅倫——置喙的意思已不言而喻。引發歐洲內斗是英國繼而美國控制歐洲的傳統套路，歐洲人對此更是心知肚明。

俄、法、德在明斯克的妥協引起了英美兩國的酸意。2月25日，俄羅斯2 000空降兵在邊境地區緊急軍演，演練防御作戰；美國國務卿克里當天抨擊俄總統普京在烏克蘭問題上“違反了所有有關主權的國際準則”，指責停戰協議沒得到遵守，威脅對俄發起新制裁，而當天是2014年4月烏克蘭沖突爆發以來第一個零死亡日，這場沖突已經造成5700人死亡。此前不到24小時，北約多國士兵出現在愛沙尼亞邊境小鎮參加閱兵，插著星條旗的美國軍車隆隆駛過，距離俄羅斯領土不到300米。英國首相卡梅倫表示，已決定向烏克蘭派遣英軍幫助烏政府打擊東部武裝。當地時間4月19日美國五角大樓宣布，將于下月向烏克蘭派遣近300名士兵幫助訓練烏克蘭軍隊。同一天英國國防部宣布，英國士兵已經在烏克蘭境內展開培訓烏軍的工作。“這是烏克蘭沖突以來，西方國家首次這么做。”值得注意的是，不管英美如何積極，始終沒有得到德國和法國的正面呼應。德國和法國畢竟是過來人，他們明白，英美的真實目的并不在烏克蘭，而在于通過烏克蘭事件引起歐洲大陸國家的內戰并像前兩次世界大戰那樣再次從中漁利。

德法親俄舉動也得到西歐一些政黨的呼應，如最近大選獲勝的“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就是個親俄派”，他任命的新外長科特齊亞斯就在2月11日到莫斯科訪問。西班牙左派政黨“我們可以”的領袖公開表示西方國家在對待俄羅斯時是采取雙重標準。法國的極右政黨“國民陣線”的黨魁瑪麗娜·勒龐即對普京十分崇拜，數次訪問莫斯科，最近還從一家與俄羅斯有關的銀行接受了9400萬歐元的貸款。而英國的反歐盟“獨立黨”的黨魁法拉格也公開表示，普京是他最崇拜的世界領袖。臺灣政論作家南方朔認為：

歐洲反美親俄的政治勢力快速成長，其實已顯示了美國對歐洲的支配力開始萎縮，許多歐洲小黨已開始尋找自己的核心利益。對美英而言，它們乃是將這種趨勢看作俄羅斯企圖將歐洲中立化，使美國主導的北約中立于美國的影響之外，普京對歐洲的反美親俄勢力已進行拉攏攻勢。

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加歐盟仍是世界的核心，但這個核心現在已出現松動，一旦歐洲改變，就是美國沒落的開始。

2015年2月6日，法德首腦屈尊在莫斯科就烏克蘭問題解決方案與普京進行了長達5小時的談判——其間被排斥在外的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一定也有了1938年9月被排斥在慕尼黑會議之外的捷克總統貝奈斯無奈等候祖國任由大國宰割結果的屈辱感受，而2月15日法、德、俄、烏簽署的《明斯克協議》則是歐洲大國以犧牲烏克蘭甚至英美的利益為代價與俄羅斯達成妥協。

接踵而來的事更讓美國尷尬。2015年5月9日，俄羅斯舉辦據稱史上最大規模的閱兵式慶祝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事先俄羅斯向許多國家首腦發出了邀請。邀請首先遭到美國的拒絕。早在2月初美國白宮就宣布“總統奧巴馬沒有前往莫斯科的計劃”。隨后，美國多次呼吁盟國在就出席莫斯科“二戰”勝利慶祝活動作決定時應注意“俄羅斯繼續侵犯烏克蘭主權的事實”。此后，英國、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等歐洲國家及加拿大、日本等美盟國直接或間接地拒絕了莫斯科的邀請。雖然英法德領導人抵制5月9日的紅場閱兵，但歐盟28個國家也都派出代表參加慶典活動。德國總理默克爾更是于5月10日到訪俄羅斯，先到無名烈士墓獻花，然后到克里姆林宮同普京會談。默克爾的補訪表明德國要繼續保持同俄羅斯的良性互動關系，這種與美國拉開距離的作法讓美國十分尷尬。

與20世紀初曾全力投靠并依賴歐洲的捷克和波蘭被歐洲大國出賣的命運一樣，21世紀初全力投靠并依賴歐盟的烏克蘭也就這樣被歐洲出賣了。這樣的結果對蘇聯解體后齊刷刷地轉入歐盟的東歐影響是深刻的：它勢必勾引起那里的人民對18世紀波蘭三次被歐洲強國與俄國瓜分、20世紀捷克及波蘭被歐洲列強及蘇聯瓜分的痛苦回憶。出賣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今后東歐在被歐洲大國反復出賣后其轉向俄羅斯的趨勢將會持續加強。2015年3月18日普京在莫斯科與格魯吉亞親俄地區南奧塞梯的領導人提比羅夫簽訂為期25年的近乎全面合并的條約。規定南奧塞梯軍隊、情報機構、執法部門等與俄方合并，俄羅斯會跟南奧塞梯建立聯合防衛及安全地帶，并開放邊界檢察站，向南奧塞梯提供保安及國防援助，包括保護其邊界。作為回報，南奧賽梯須允許一部分軍事力量加入俄羅斯軍隊。

2008年是西方經濟危機的開始，同時也是西方政治信用危機的開始。當年10月7日，北約成員國冰島宣布從俄羅斯獲得40億歐元緊急貸款——這是冰島向歐洲鄰國求救連遭拒絕后，為避免“國家破產”采取的無奈之舉。眼看自己的盟國伸手向“敵人”討錢，北約國家表現出無能和無奈，歐洲裂痕已初露端倪。2009年筆者寫道：

這只是歐洲“冰川”融解的開始，其他西歐以外的歐洲及其近鄰國家，比如格魯吉亞，將來也會在“呼天不應”時向俄國求援。可以肯定，在不遠的將來，俄國將與東歐形成新的關系，是聯盟關系還是什么形式，具體不好說，但它一定是更加緊密的合作關系。

2014年年底的克里米亞和2015年2月明斯克會議后的東烏克蘭的變化已將六年前的端倪變為趨勢。在同一文章中筆者進一步寫道：

2008年8月8日，美國忽悠著格魯吉亞攻打南奧塞梯，但戰火起來后，美國不僅對格口惠而實不至，反而利用格魯吉亞戰事，迅速與波蘭而不是與格魯吉亞于8月20日簽署“反導基地協議”。這使格魯吉亞有了被出賣的感覺。毫無疑問，“慕尼黑”在東歐不會終結，下一次該清醒的就是東歐了，東歐將會從西歐再次倒向俄國。這是歷史規律。別看捷克、波蘭等東歐國家與西方簽署各式條約，到時候它們還是被出賣的對象。波蘭曾三次被瓜分，今天的捷克人一提起《慕尼黑協定》還是不寒而栗，曾為美國式民主背叛自己共產主義信仰的謝瓦爾德納澤也在被美國顛覆后叫苦不迭。可以肯定，即使將來東歐國家全部換上了西式的民主“馬甲”，如果自己沒有戰略意識，結果還是要被出賣的。

1939年羅斯福將這些東歐國家稱為“‘騎墻’國家”，但是，不這樣，夾在強鄰之間的小國又有什么更好的命運和選擇呢？

第三，歐洲與俄羅斯爭奪范圍進一步擴大。《明斯克協議》的達成并不能說明歐洲與俄羅斯在東歐的爭奪已經結束，只能說歐洲認可了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略底線。至于在其他地區，比如波羅的海或中東地區，這場爭奪才剛剛開始。其具有風標意義的是2015年年初發生的可被視為另一次“9•11”的法國《查理周刊》被襲事件。

2015年1月8日，法國巴黎《查理周刊》雜志遭襲，該事件至少造成12人死亡，1月12日下午，法國首都巴黎舉行大型集會，悼念此前因多起槍擊案而喪生的17名遇難者，據報道，參加集會的人有百萬之多，包括法國總統奧朗德、前總統薩科齊在內的幾乎所有法國左右翼政黨領導人都出席了12日的集會。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首相卡梅倫、意大利總理倫齊等四十多位西方政要也到場參加悼念儀式。美國方面則派出司法部長霍爾德參加，美國總統奧巴馬此前已前往法國駐美使館悼念。

這件事在歐洲引起如此激烈反應，一方面說明歐洲人民對恐怖主義的痛恨，但能掀起如此規模的輿論聲浪，也說明它在歐洲政治家眼中有被當作另一次“9·11事件”而加以利用的必要。此前，法國的目標已瞄向中東。2014年９月法國啟動代號“西北風”的軍事行動，參與打擊“伊斯蘭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伊斯蘭國”目標實施了2000多次空襲，其中法國承擔大約100次偵察任務和實施同等數量的空襲。

在公布的真兇名單中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就是媒體反復渲染的“法國最臭名昭著的女恐怖分子”哈亞特·布邁丁仍然在逃，逃跑的方向與此前法國航母前往地區方向一致，即“已入境敘利亞”，法國警方稱她“持有武器，非常危險”。2015年1月13日，即《查理周刊》被襲后第5天。法國“戴高樂”號航母駛離法國土倫港前往海灣，開始執行為期約５個月的軍事任務。協同國際聯盟打擊“伊斯蘭國”。2月23日，法國數架戰斗機從“戴高樂”號航空母艦上起飛，前往伊拉克執行打擊“伊斯蘭國”的軍事任務。法國國防部長勒德里昂說，法國將正面迎擊“伊斯蘭國”的威脅。與此呼應，2月21日，美國新任國防部長卡特出訪阿富汗，與阿富汗總統加尼就撤軍計劃等問題舉行會談。卡特表示，美國將重新考慮美方未來在阿富汗的反恐任務。會后，卡特在聯合記者會上指出，美國撤軍計劃可能有所調整，加尼下個月訪美時將與美國總統奧巴馬討論此事。他說，奧巴馬正考慮數個選項以加強美方對阿富汗國家安全策略的支持，包括可能調整撤軍的時間表。

這說明《查理周刊》事件及由此形成的歐洲這種聯合姿態，已成為歐洲繼利比亞戰爭后向中東推進的另一次“9•11”宣誓。敘利亞歷來是東西方較量的旋轉門，控制了敘利亞，歐洲人基本就控制了東方人對地中海的命門。在烏克蘭失手后的歐洲，開始挾2011年利比亞戰爭勝利之余威繼續向東推進，如果再能夠拿下敘利亞，那歐洲就能確保其對俄羅斯從而對美的戰略優勢。當年羅馬、十字軍的東進和蒙古人的西進都是在這個地方止步的，因此，今后敘利亞的政治歸屬對東西方確立其戰略優勢，具有標志性意義。

第四，美國將在中國東部地區施加更多的壓力。中國現在的安全環境好不好呢？很好，幾乎三分之二的邊界是穩定和安全的。西部有“三股勢力”威脅，但是有俄羅斯的合作，所以問題不大。我們的壓力持續增大的地區主要在東部。日本自民黨第47屆眾議院大選獲勝，安倍繼續執政，我們的報道說安倍在國內聲望下降，這一次的獲勝表明日本國內的極右勢力還在上升，并且有一定的國際財團支持，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嚴肅的挑戰，這個挑戰不光來自日本本國的右翼勢力，還有國際反華勢力，更多的是美國大財團中的反華勢力，這明顯是沖著中國來的。

美國國內規模日益擴大的民眾游行及美國國防部長換人具有風標意義。日益擴大的民眾游行說明美國國內政治如沒有新的浮財補貼就會持續動蕩，而美國防部長換人往往是美國外交政策出現重大調整的前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結束都是從撤換前線總指揮或國防部長開始的。小布什時期拉姆斯菲爾德下臺也說明美國在中東的反恐戰線將要收縮、伊拉克戰爭的節奏將要放慢。最近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辭職，說明美國華爾街不滿意奧巴馬的守勢政策。奧巴馬是有些尼克松智慧的總統，他的攻勢政策是華爾街逼的，他對華爾街的擴張政策一直在虛與委蛇。比如，他始終不愿意繼續在中東重啟戰爭，因此華爾街對他不滿，給他停發“工資”，這叫“財政懸崖”。這次把與奧巴馬配合的比較好得搭檔哈格爾換掉，換上來一個強勢防長，這可能是在給下一屆強勢政策先做鋪墊，這將增大中國周邊特別是東部海區對中國的安全壓力。

但是，再好的形勢及相應的戰略機遇也是有時空限制的。現在看來，2015年《明斯克協議》后，東歐開始東倒的形勢將會隨俄羅斯的強勢和歐洲的妥協而回潮，而這將大大緩解俄羅斯西面面臨的壓力，屆時俄國會將更多的注意力投向遠東。根據歷史經驗，這個轉變的完成大約需要20年的時間，而這期間也為中國解除東海壓力提供了難得的戰略機遇期。此后，與20世紀70年代的形勢一樣，中、俄、美三角關系又會出現新一輪調整。

大國博弈，不要說朋友，即使是戰略性的盟友，僅靠張伯倫式的努力是不能夠贏得的。天要下雨，張伯倫和斯大林的差別在于，前者忙著躲雨，而后者則在雨前積極“插秧播種”。結果是當雨停的時候，蘇聯已實現了相當的戰略利益，尤其是蘇聯當時要解決且是最緊迫的戰略利益；而英國則將老本賠了個精光。現在雨前的烏云正在翻卷而來，是插秧還是躲雨，就要全看各國政治家的智慧高下。

二、從政治的高度看待“一帶一路”

（一）推進“一帶一路”要講政治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我們提出“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對于維護中國政治安全有著極大的政治意義。它的最高政治目標，說得通俗點，就是讓我們的朋友——這個不能沒有——多多的，讓我們的敵人——這個肯定得有——少少的，為我們的國家發展戰略創造一個良好的外交環境。這是“一帶一路”的政治“大賬”。我們要從維護中國國家政治安全的高度，而不能以賬房先生的視角、從狹隘的部門利益的多少來看“一帶一路”的意義和作用。

外媒說我們要搞新的“馬歇爾計劃”，要通過“一帶一路”掙大錢、要擴張。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沒有抓住“一帶一路”的要義。

“一帶一路”的主要目標是在正確利義觀下廣交朋友。我們現在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 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的戰略做準備，其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要有足夠的朋友。如果我們能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政治上的事就好辦了。在諸多朋友圈中，除了老朋友外，我們今后的重點將是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友誼。習主席自主政中央工作以來出訪了許多國家，留意觀察，就會注意到他最下功夫、最花時間的多在第三世界國家，連南太平洋那些小國都去了。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紅軍學院講演中分析國家戰前需要具備的政治條件時說：“政治上做好戰爭準備意味著什么呢？政治上做好戰爭準備，意味著要有足夠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國。”沒有朋友的國家是不能勝利的。比如今天的日本，在高科技軍事裝備方面，它是強國，但是它沒有真心實意的盟友，更沒有足夠的同情國，這就沒有打勝仗的條件。

文以載道，路以載道；君子愛財，當取之有道。我們不能將“一帶一路”理解為資本和地緣政治擴張的地方，而應將它看作是與世界人民交朋友、建立命運共同體，在與世界共同繁榮和發展中一起創造新文明的地方，是“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為實現黨的兩個一百年目標做基礎準備的地方。其策略意義在于不用傳統的“兩個陣營”的對抗方式，而用“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辯證方式，破解霸權壓力于無形，“化危為機、轉危為安” ，為我們實現“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今同理。20世紀下半葉，中國就是這樣打破美國壓力的。當時中國有乒乓外交，乒乓賽事不為輸贏，只為友誼，特別是與第三世界的友誼。每次比賽結束后就會有一撥新朋友。1965年，毛澤東給外事部門指示說：“不能靠送禮的辦法拉友誼，友誼要靠政治。”這話用今天習近平同志的話解讀就是要有“正確義利觀”。2014年11月28日，習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堅持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堅持世界的命運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特別是要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說話。”讀了這些講話再來理解“一帶一路”戰略，我們有了一種在新的形勢下與世界人民，尤其是與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感覺。

2013年習主席訪問非洲，在那里我們明顯地感受到毛澤東時代為我們留下的世界影響力。非洲朋友們對當代中國的敬仰是與毛澤東、周恩來時期的新中國外交相聯系的——這也是第一代領導人為我們積累下來的“軟實力”。在這方面我們這一代人不僅不能“坐吃山空”，更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性地發展和壯大這種軟實力。毛主席說“友誼要靠政治”，還說“做好事也要商量著做”，同樣的道理，只有懂政治才能交朋友，只有懂政治才能理解“一帶一路”宏大構想的要義，不懂政治的幫忙會反幫“倒忙”，不懂政治的幫人反會幫出仇人。

俄國人曾在中國修建的“中東鐵路”就是這種幫人不成反結怨的案例。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鴻章赴俄與沙俄簽訂《中俄御敵互相援助條約》（簡稱《中俄密約》），允許俄國修筑東清鐵路。同年9月，中俄簽訂了《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規定俄國對擬建中的東清鐵路有建筑權和經營權，并委派華俄道勝銀行承辦；鐵路股票名義上屬中俄兩國商民（中國出資5百萬兩白銀入股，與華俄道勝銀行合伙來經營）；80年為限，期滿后，鐵路及其財產全歸中國；自通車之日起，36年后，中國政府有權“給價收回”鐵路。合同還規定，中國提供筑路地皮，“不納地價”；鐵路的寬度（寬軌）、行車規章與俄國國內的鐵路相同；俄國有權免費運兵；俄國利用該鐵路運往俄國的貨物一概免稅等，使中國在鐵路地段的主權喪失殆盡。1897年12月6日，沙俄利用清政府的財政困難，答應向中國借款，條件是將中俄在東北的“合同”向蒙古擴大，俄政府要求簽訂一項條約，規定：第一，俄國擁有在滿洲和蒙古修建鐵路和在上述地區經營工礦業的獨占權；第二，中東鐵路公司有權修建一條通往黃海、通到營口（靠近遼河口）以東的任一港口的支線；第三，俄國可以在它任意港灣修建港口，一切懸掛俄國國旗的船只，均有權駛入。 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代表李鴻章、張蔭桓與沙俄駐華代辦巴甫洛夫在北京簽訂此約共9款。主要內容是：（1）清政府允將旅順口、大連灣及附近水面租與俄國，租期25年，期滿前可由兩國相商是否展限延長；（2）租借地內地方行政由俄國主掌，中國不得在此駐軍；（3）租借地以北設立“中立區”，其行政由中國官員管理，中國軍隊經俄國同意后始得入內；（4）俄國可由中東路某站（后選定哈爾濱）修一支線至旅順、大連；（5）旅順口僅由中俄兩國船只使用，他國軍艦與商船不得入內。同年5月7日，清政府代表許景澄同沙俄代表莫拉維諾夫在彼得堡簽訂《續訂旅大租地條約》。該條約共6款，主要內容是：（1）清政府不得將中東鐵路支線所經地區的鐵路權讓與他國；（2）不經俄國同意，清政府不得將“中立區”及沿海口岸讓與他國，亦不得將“中立區”內的鐵路、開礦及其他工商利益讓與他國；……此后，旅大地區成為沙俄的殖民地，東北三省成為其勢力范圍。1898年8月中東鐵路破土動工，以哈爾濱為中心，分東、西、南三線。北部干線（滿洲里到綏芬河）和南滿支線（寬城子至旅順）及其他支線，全長逾2 500多公里， 1903年7月14日，鐵路全線通車。

不可否認，當年俄國同意修建中東鐵路出發點也有幫助中國的成分，由于俄國人采用的是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思維方式，很難處理好與中國的政治關系，結果落下的一大堆埋怨一直延續到赫魯曉夫時期。朝鮮戰爭后，盡管俄國人極不情愿地離開中國東北，但其沙文主義思維繼續損害著俄中的關系。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寫信給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表示蘇聯過去援助中國建設的三個長波電臺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揮其在遠洋活動的潛艇，希望雙方合作，由中方出資3 000萬盧布、蘇方出資7000萬盧布，使用時間雙方各占50%，用4年時間在中國南方建設一座大功率長波電臺。6月7日，毛澤東讀到彭德懷于6月5日提交的報告后批示：“錢一定由中國出，不能由蘇方出。使用共同”；“如蘇方以高壓加入，則不要回答，拖一段時期再說”。6月28日，蘇聯又希望借用中國沿太平洋海岸線，提議“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毛澤東明確告訴尤金大使：“使我想起斯大林的東西又來了。”“斯大林的東西”，也是沙皇的“東西”。 毛澤東這時生氣的是，中國剛結束的俄國霸占中國遼東的歷史，你赫魯曉夫怎么又學著沙俄搞起新的“華俄道勝銀行”來了？毛澤東對尤金動情地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一萬年不要援助。”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在對外援助中堅決摒棄帝國主義模式，我們不能再讓其他國家的人民再經受中國人曾受到的屈辱：政治當先，利在其次。新中國20世紀60年代的援非項目坦贊鐵路，可謂是毛澤東經援思想的生動體現。

1964年，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相繼獨立。它們迫切需要經濟上的獨立來回頭支持政治上的獨立。贊比亞是一個內陸國家，作為當時世界上的第三大銅礦產地，卻苦于沒有出海口而使得銅礦貿易大大受限，因此需要一條通往坦桑尼亞出海口的交通線。坦贊兩國政府曾聯合向世界銀行申請援建坦贊鐵路，但被婉拒；坦桑尼亞副總統卡瓦瓦訪問蘇聯時，請求蘇聯政府幫助，再度遭拒。1965年，中國開始考慮接受坦桑尼亞向中國提出的請求，決定幫助坦贊兩國修建這條鐵路。周恩來對方毅說：“坦贊鐵路對坦桑尼亞和贊比亞來說，不僅具有經濟上的意義，更重要的是還具有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意義。”“我們這種無私的援助定會贏得更多的友誼。坦贊鐵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響是無法估計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項目所能比擬的。當然，我們決不能利用坦贊鐵路來沽名釣譽、樹碑立傳或是追名逐利。不，我們是從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業的高度來看待這項經援項目，援助了他們也就是援助了我們自己。”1965年2月19日，毛澤東會見了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說：“中國人民見到非洲的朋友很高興，我們很高興，因為是相互幫助，不是誰要剝削誰，都是自己人。我們不想打你們什么主意，你們也不想打我們什么主意。我們都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是不懷好心的。”1967年9月，三國代表團進行了會談并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政府、贊比亞共和國政府關于修建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的協定》。1968年5月15日，坦贊鐵路建設項目組在坦桑尼亞境內開始勘探；1970年10月26日，鐵路在坦桑尼亞境內開始施工；1975年10月22日，鐵路全線開始試運營；1976年7月23日，鐵路全線正式運行。鐵路跨越東非大裂谷，其“艱苦程度無法用筆墨描述”。中國先后派遣工程人員5.6萬人次，高峰時期中國在場工程人員1.5萬人。投入物資機械83萬噸，提供無息貸款9.88億元人民幣。鐵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亞、贊比亞兩國組成的鐵路局共管，中國繼續提供無息貸款和技術支持以協助其營運。

如果比較俄國人在中國東北修建并由此與中國結怨長達半個世紀的中東鐵路和毛澤東時期中國人不圖回報無私地為非洲兄弟修建并由此與非洲結下的友誼迄今溫度不減的坦贊鐵路，我們就能體會出其中的得失之道及毛澤東為新中國的深遠布局。中東鐵路是帝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的產物，而坦贊鐵路則是毛澤東思想的結果。前者為一點小利而失中國，后者不圖小利而贏得世代友誼。友誼是軟實力的核心要素，而軟實力則是支撐硬實力的核心要素。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和17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關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臺灣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毛澤東得知這個消息后說：“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今天我們也得主要靠第三世界兄弟把中國再次抬向世界大舞臺。我們必須記住中國的朋友主要來自第三世界，當然還有第二世界。所以，習近平主席在談到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問題時要求中國外交“特別是要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說話” 。搞清誰是朋友、誰是對手，毛澤東說“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在今天也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必須看清的首要問題。

（二）推進“一帶一路”要講辯證法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在這方面要解決好兩方面的認識問題。

第一，如何認識“一帶一路”建設與主權國間的關系問題。國際陸運與海運不同，陸運要經過一個一個主權國，而后者則是一望無際的公海。公海好說，主權國每一步都很難走，僅鐵路反復換軌就會造成很大的麻煩。俄羅斯在本國境內修一條西伯利亞大鐵路，只用三四年就修通了，相反，在中國修一條中東鐵路，五十多年都是沒完沒了的恩怨。今天我們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要到人家主權國去修高鐵，這里投資容易收益難。投資大家都是歡迎的，沒問題，但是當利益回報需要很長時期的重資產下去后，下一步的“互利互惠”，才是你要面對的。在這個方面，我們一定要汲取歷史上中俄修建“中東鐵路”方面的教訓，認真總結、學習和繼承新中國經援外交的成功經驗，考慮得更加周到一點。毛澤東說：“做好事也要商量著做。”交朋友是主要的，不能急于求成。

有的同志說我們實行的是新的“馬歇爾計劃”，多讀歷史的人都知道歐洲人最怕的就是馬歇爾計劃。原因在哪呢？馬歇爾計劃的目的真義并不主要在對蘇冷戰，而在于落實羅斯福生前分裂歐洲的政策，當時羅斯福的歐洲政策的要義是保持歐洲的碎片化。

1939年羅斯福考慮出兵歐洲抗擊希特勒，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羅斯福認為當時歐洲存在被希特勒強行統一的可能。他說：

請不要說這是空想，不要說這只是白日之夢。六年前希特勒這個人上臺控制德國政府時，德國已經崩潰，已經完全徹底地失敗，負債累累，分崩離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時你們中有誰會說六年后德國將會完全和絕對地統治歐洲？這就說明為什么我們不能在這里閑坐并說這是白日之夢。

對此羅斯福認為，美國必須出兵阻止。1939年1月31日，羅斯福總統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會議上全面傾吐了他對世界形勢及美國戰略的攻勢性的考慮。他告訴同僚：

在大西洋上，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是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它們持續、獨立地存在。目前，這些是什么呢？請記住這些字眼，具有持續的獨立這一內涵的“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國家的獨立意味著“獨立”，并不意味著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遭受某個其他國家的“統治”。

在這里，羅斯福決不是在秀“具有持續的獨立這一內涵的‘持續地獨立地存在’”之類的繞口令，如將其中的一大批國家持續“獨立”換成“分裂”，將其中的“統治”換為“統一”，就不難理解羅斯福講話的含義。一句話，美國要保證歐洲“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不能讓希特勒將其兼并為一體。

羅斯福的這篇交底式的演講引起在座要員的鼓掌。他們明白了“拯救我們的文明”的含意就是保證大西洋東岸的歐洲大陸的“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只要這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歐洲就會持續保持其破碎性這一致命弱點，就不會對美國造成永久性的威脅。羅斯福出兵的結果是在希特勒快要統一歐洲的時候又把歐洲拍碎了，即再次回到“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的狀態。

為了保證歐洲大陸“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羅斯福尋求斯大林的支持。1943年11月28日德黑蘭會議前一小時兩人的私下會晤，就在這一刻他們建立了針對英國的美蘇暗盟。此后，羅斯福與斯大林在談判桌上總是所向披靡。羅斯福曾向擔任勞工部長的老朋友柏金斯談過他在德黑蘭期間是如何與斯大林建立起這種準“哥們”友誼的。他說在會上他總是刻意與丘吉爾保持距離，以至“溫斯頓臉紅氣脹地皺眉蹙額；他越是這樣，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來，我第一次見到陽光！我先忍住了，后來終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團。這時，我開始稱呼他‘約瑟夫’。他笑著走過來和我握手。從此我們的交情又深化為個人關系，我們可以像兄弟般交談”。在雅爾塔的5天會議中，羅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單獨和丘吉爾見面”。哈里曼認為“這是羅斯福的一種戰術，而非對首相的有意輕視”。而上面所表現出的哥們義氣，只不過是德黑蘭會議以來兩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樁。

1945年戰爭結束的時候，溫斯頓·丘吉爾看清了美國的目的，意識到張伯倫當年的綏靖政策的良苦用意，真是悔不該當初。當年4月12日下午羅斯福去世，丘吉爾在回憶錄中稱“有很多壓力讓我不能在這個最危急和困難的時刻離開本國”，因而未能參加羅斯福的葬禮。但同樣也“有很多壓力”，也“不能在這個最危急和困難的時刻離開本國”的斯大林則與丘吉爾的態度完全相反，據哈里曼回憶：“羅斯福的逝世。莫洛托夫偕同其外交人民委員部所有副部長到場。”1946年，丘吉爾要為英國皇室“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發誓要搞“歐洲合眾國”，推進歐洲統一。馬歇爾一看這不行，歐洲統一了，美國這仗就白打了，只有歐洲破碎，美國才會有從容的地緣政治環境——這是老英國的視角。老英國治理歐洲的方法，就是在其破碎中大獲紅利。現在美國也是這樣。為此，馬歇爾在丘吉爾要利用歐洲經濟危機對其實行二次統一的當口，撒下一大筆錢，比如在歐洲“骨折”長好前，馬歇爾及時撒了一層“黏合劑”，其后果是提前將歐洲版圖的破碎性固化了。當時美國的目標造成了大西洋東岸的歐洲大陸和太平洋西岸的亞洲大陸兩翼破碎。保障后者目標實現的就是美國與蘇聯、英國簽訂的“雅爾塔秘密協定”，把中國一分為二。但是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抵制下，他們分裂中國的圖謀最終破產，1949年中國基本上實現了國家統一。今天我們一些同志還要再搞“馬歇爾計劃”，其實這會引起相當一些歐洲人內心的隱痛。2008年歐洲陷入經濟危機時歐洲一些人——他們想利用這次危機將小國主權中的關鍵部分收入歐盟——就不再愿意讓比如冰島、希臘等這些小國接受歐洲以外的金融援助，其原因就是出于當年馬歇爾計劃讓他們體會到的那段撕國裂土的后果。

第二，如何認識“一帶一路”阻力和風險問題。有的同志認為，我們再西開絲路，可能俄羅斯會礙事。但是大家想想，歷史上絲綢之路相對通暢的時期主要集中在漢唐兩朝，漢唐在這一路面臨風險是匈奴和突厥南下及來自中亞的“黑衣大食”東進的壓力。歷史上中原王朝對北方大漠地帶的控制往往是鞭長莫及的。在沙俄東進之前，填補這一真空地帶的一直是匈奴、鮮卑、突厥等馬上民族，唐時西面更有“黑衣大食”東擴的壓力；沙俄由西而東過來后，我們的絲路基本中斷，但另一方面，西北“匈奴問題”、突厥問題甚至中亞類似今天的IS即“伊斯蘭國”的威脅也基本解除，北方草原馬上民族的壓力也從西北逐漸地被沙俄擠壓到東北。明朝之后，中國南方海上壓力日增，其北方政策考慮的更多的不是獨控，而是讓誰填補這塊戰略真空地帶更有利。今天我們與俄羅斯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中國在東部壓力日增的情況下，我們無力單獨應付西面的戰略壓力，這正如俄羅斯在西面壓力日增的情況下無法單獨應付東面的戰略壓力一樣，因此，中俄兩國在中亞絲綢之路上彼此都會有“老九不能走”的需要。

2014年3月，習主席訪歐，德國總理默克爾贈給我們一幅地圖。這個地圖有明顯的戰略指向，就是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北方俄羅斯。當時德國在烏克蘭面臨著俄羅斯進逼，它當然希望我們在東部對俄造成牽制；但中國不會在中俄合作問題上不顧大局，重犯王明式的“筆直又筆直、純粹又純粹”和“全線出擊”、“兩個拳頭打人”的形而上學的錯誤，重犯三國東吳因貪荊州小利而造成東吳蜀漢兩家雙雙敗亡在北方魏晉政權腳下的錯誤。

推進“一帶一路”要有辯證思維，辯證法講究的是矛盾轉變，將阻力變為動力，將風險轉化為機遇。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與斯諾談到美國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時說，“哪里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并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這句話很有哲理，辦事之難難在事后之事。出兵容易，但要鞏固和消化戰果，就需要幾乎是翻倍的資源，而不能消化的戰果多了就會透支我們的資源并拖垮我們的國力，弄不好還要與當地人民結怨，而怨意積累多了就會化為怨恨，今后再來化解這些歷史怨恨又要更多的資源。沙俄帝國在中東鐵路上犯過這樣的錯誤，蘇聯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戰略也犯了這樣的錯誤，他到處出兵，“輸出革命”，引得世界怨忿四起。為了化解這些怨忿又要到處支出并持續透支資源，結果將蘇聯生生拖垮。懂點軍事辯證法的人都會知道，對軍事據點控制的關鍵在于對其半徑的控制。十個控制點需要的就是控制十個半徑面的資源。較遠的地方，比如印度洋，你若沒有控制南北緯30度海域的力量，你就根本站不住腳，而中國遠沒有這樣雄厚的資源。禮花因虛而明，禮炮因空而響，虛實矛盾是可以轉換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毛澤東對斯諾說的“放點空炮，但不出兵”這句話的哲學深義。（太平洋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