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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丨戰略學札記·心得之十一：沒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識只能成為學科而不能成為科學

點擊：作者：張文木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8-06-26 09:57:40

　　【編者按】張文木教授的新著《戰略學札記》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學界和社會廣泛關注。該書從1996年始記錄至今，匯集了作者在戰略研究領域的認識成果和學習體會，包括心得、史鑒、治學、筆記、人物、人生、文藝、字詞等諸多方面。現經作者授權，分篇選發有關內容，以饗廣大讀者。

　　張文木著：《戰略學札記》，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戰略學札記·心得之十一

沒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識只能成為學科而不能成為科學

　　1、“秦之能滅晉者，以晉分為三而不足以拒秦也。”[1]英國能夠長期操縱歐洲，其理一也。

　　2、乖兒敗家。因為繼承的因素都在反面，能推進事業的人多在對手里，比如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之于李鴻章的清王朝，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之于蔣家王朝。真理的邏輯都是通過對立面展現的，這應合“反者道之動”的原理。

　　3、安身立命，安身是立命的前提，二者都是戰略能力的體現。在戰場上，“安身”就是保存自己，“立命”就是消滅敵人。毛澤東說“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個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2]。

　　4、自然法，用推動并參加編纂《查士丁尼法典》的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3]的話說就是“自然界教給一切動物的法律”[4]，因此它在相當的時候是力學而不是法學表現[5]，力學的事在人類歷史中就是階級斗爭的事，是多數對少數還是少數對多數專政的事[6]。毛澤東說得透徹：

　　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7]

　　階級斗爭的結果——由此形成自然法——確定后 “實在法”或“成文法”才能隨后產生。資產階級在上升時還是承認暴力即專政高于法律的天然價值[8]，當他們上升為統治者后，為了迷惑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捆綁住無產階級（比如巴黎公社）的手腳，他們便掩蓋了自然法中的暴力原則——盡管他們對待勞動者反抗（比如各式占領華爾街運動）時毫不手軟，將自然法歸納為所謂“正義”“程序”“理性”等抽象的“普世”原則；為了顛覆無產階級已經取得勝利的國家，他們便偷梁換柱，將專政的內容用法律悄悄地取而代之，用法律捆綁憲法，將憲法中的無產階級斗爭的成果用“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勁頭，虛化為一條條具體的律文，使人在對不同的法律解釋及其爭論中淡忘國家政權的階級屬性，最終達到改變國家的無產階級屬性的目的。為此，列寧曾將“法權意識”分為“一般民主派的法權意識”和“勞動階級的法權意識”[9]，而前者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資產階級法權”的另類表述，而后者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

　　毛澤東說：“群眾不幫助就沒有力量。為了發展一個國家，力量不是來自別的地方，而是在于群眾自己。不聯系群眾的政府是不鞏固的，因為政府只能代表群眾。任何政府對人民來講總是少數，任何軍隊對人民說來也是少數。”[10]自然法是多數人即人民的暴力；法權，是勝利階級的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不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不是強化法權，而是要利用法權消滅法權，讓法權回歸具有人民實踐本質的自然法。故此，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11]

　　拿破侖在康普福米歐和平會議[12]前表示：“法蘭西共和國不需要承認，正如太陽不需要承認一樣”，黑格爾說：“這句話的涵義，不外指事物實存的力量；這種力量已經保證了承認，更不用人們明白表示。”[13]拿破侖和黑格爾的話說明：多數人的力量是法權存在和實現的基礎。

　　5、1941年7月15日、18日，毛澤東分別復電周恩來、劉少奇，提出“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而不采孤注一擲的方針”，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積極進攻口號，將來可用帶戰略性的反攻口號”“但八路、新四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蘇均不利”。[14]盡管今天的歷史條件及中日力量對比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國際上敵強我弱的大勢雖有松動但仍無根本轉變，毛澤東“熬時間，不傷元氣”的方針對于我們爭取西太平洋斗爭的勝利仍有指導意義。

　　6、從20世紀50~70年代美國對臺政策看，有限放縱日本以“加固”美國設在西太平洋的“防波堤”[15]，避免中美直接沖突，將是美國選擇。而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得到美國哪怕是口頭承諾的“保護”后，為避免夜長夢多，急于向中國攤牌并以此拉美國下水，將是日本的可能選擇。與此相對，中國宜采“熬時間”的方針，用軟擠壓即不以國家名義（比如朝鮮戰爭中的“志愿軍”）的方式應對日本的挑釁，這樣既可給美國回避的理由，又可讓日本在“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窘境中最終放棄其復辟“大東亞帝國”的夢想。

　　7、1946年國共大戰在即，3月4日，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三人軍事小組成員飛抵延安。在與毛澤東交談中，張治中說：“政府改組了，中共中央應該搬到南京去，您也應該住到南京去。”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將來當然要到南京去，不過聽說南京熱得很，我怕熱，希望常住在淮陰，開會就到南京。”[16]毛澤東的回答綿里藏針，充滿地緣政治的暗喻。誰都知道，淮陰（今名淮安）位于江蘇省中北部，江淮平原東部，北距連云港市130公里，東南距鹽城100公里，西南距江蘇省會南京市180公里。是古淮河與京杭大運河交點，扼水陸交通之要沖，自古乃兵家重地。從淮陰進南京，那是從國民黨手中取天下，而現在若從延安入住南京，那只能在那里寄人籬下地陪人坐天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如果讀過三年后毛澤東寫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就會知道，選擇后者當然不是毛澤東的興趣所在。

　　8、1947年2月10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在談到原子彈時說：“原子彈的誕生，也就結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談原子戰爭，但是原子彈在戰爭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廣島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毀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對它。自然，原子能將繼續予以發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將為人們所利用。”[17]

　　9、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18]是由于資本沒有祖國，“資本是不知道愛國的”[19]。確切地說，工業資本是有祖國的，因為工業資本需要的工業礦產和勞動力是以國家和民族為依存的，只有金融資本沒有祖國。美國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美國底特律倒閉說明，工業資本制造了南北世界，現在金融資本則通吃南北世界；工業資本造成無產階級貧困向南方國家轉移，而金融資本則使工業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同步衰落；工業資本依靠金融資本與無產階級對立，現在金融資本則成了全人類的對立物。

　　10、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說：“我想起以往瞿秋白周恩來等路經大連時，都曾被日本偵探指出他們的真姓名，但結果并未引起麻煩而獲釋放了。我設想那偵探很可能也知道我的真姓名，只是在船艙中，眾目睽睽，不便多說罷了。日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樂于看見中國各派互相殘殺。”[20]1917年1月9日，日本寺內內閣作出對華政策的重大決議共計五項，其中第三項是“對中國的任何政黨或派系，均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21]。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是日本在挑撥國共繼續內戰無望后所做的“圖窮匕見”式的攤牌。1939年日本人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撫行》一書中說得分明：“這次圣戰的原因，就在于敵人的國共合作。”[22]

　　11. 中國有“忠”“患”兩個字，一個中心曰“忠”，兩個中心曰“患”，這反映了中國人對于統一性的認識。“貧”字在中國文化中與“弱”相連，貧，非不富矣，分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沒希望了。這是中國人的整體認識論。目前中國的一些所謂“普世派”想將中國改造成小國寡民，像瑞士那樣的國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國的災難。看看歐洲中世紀打成什么樣子了，其版圖變化就像五彩斑斕的破畫布。歐洲人現在意識到這一點了，要統一；相反，他們卻利用那些不靠譜的“公知”們鼓勵中國和亞洲走歐洲曾走過的“威斯特伐利亞”[23]老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對等主權共存的形式破壞了歐洲至少是形式上即在“神圣羅馬帝國”名義下的統一性，并使歐洲實質性地陷入碎片化時代，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的地緣政治原因。

　　12、在國際關系中，真正的朋友是不能被打敗的對手。有實力成為大國對手的國家才有條件成為大國的朋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孟子）。

　　13、經濟總量是一個自然增量，若沒有相應的安全政策，經濟增量反會成為瓦解社會的力量。原始社會就是由于經濟增長而瓦解的；中國全面抗戰就是在中國國民生產增長率達到峰值的1937年爆發的[24]。

　　14、戰略研究最忌大而無當，其最突出的表現是沒有時空節點。在一次會議上討論東海中日關系，面對雙方存在于東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學者要求我們站在未來千年的角度看中日關系和釣魚島問題。這顯然不是在講戰略而是在講宗教。我們講“大戰略”是在特定時空間的主要矛盾，其應對方法講其綜合性和聯系性，而不是大得沒邊沒沿、沒時間空間節點。國家間還不曾有過脫離特定時空的矛盾。

　　15．從小生長在猶太人而又不局限于猶太教家庭中的馬克思[25]最明白金融與政治的關系，所以他認為不將法蘭西銀行收為國有是巴黎公社失敗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的著作《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為什么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據我們現在看來是當時必須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對法蘭西銀行所表示的那種不敢觸犯的敬畏心情。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還有更大的意義。這會迫使整個法國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同公社議和。[26]

　　國家不將銀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將一事無成。資產階級國家是這樣，社會主義國家更是這樣。在這方面，當代國際金融資本與各民族國家爭奪金融權的熱情絕不亞于與世俗政權爭奪教權的中世紀教皇。

　　16、西方人的國際政治貫穿著精細的地緣政治安排，這個我們不一定要照著做但一定要懂，這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拿破侖戰爭后維也納體系的主要設計者奧地利外交大臣克萊門斯·梅特涅說：“化解他人之利益主張比亟于追求本身利益更為重要，別無所求，收益反大。”[27]西方人擅長于用搭積木而不是用砸積木即打倒和消滅對手的方式構筑有利于西方的世界力量板塊搭配格局：自己在其中可以游刃有余而讓對手卻動彈不得。如果說在滑鐵盧打敗拿破侖的是威靈頓公爵[28]，那么埋葬拿破侖法國的卻是設計維也納體系的梅特涅[29]。斯大林曾說“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滅，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30]，不能消滅，那只有消解其能量，轉化矛盾的性質。化解而不是消滅印度的利益，正是英國在離開南亞時將斯里蘭卡、緬甸和巴基斯坦分出印度的原因。

　　17、歷史上真正能對中國大西南安全產生重大壓力的方向——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屏護及中國在幾乎陡直的山地中所處的居高臨下的地勢——較少地來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來自東北亞。比如清兵入關、日本從東北入侵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及其相關通道的戰略需求陡升。歷史上，東北亞的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導到北京中樞，北京動則全局動，全局動則西南重。所以毛澤東當時特別看重明成祖把國都立在北京的經驗，說他“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31]，這是因為他特別重視“關外問題”。明乎此，我們也就理解了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說“我們絕不學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強調“三線建設”舉措之間的戰略關聯。

　　18. 沒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識只能成為學科而不能成為科學。

　　19、沒有革命的性——比如從雜婚制到一夫一妻制，就談不上性革命；而沒有性的革命，也談不上革命性。男女性關系是所有社會關系的最古老的基礎，所有社會革命大多是以性革命即婚姻革命為先聲的。

　　20、“中國是亞洲的重心”[32]，而臺灣是西太平洋南下北上的海上樞紐，臺灣地區是美國用于遏制中國的所謂“第一鏈條”中的關鍵環節，因此，突破“第一鏈條”，實現臺灣回歸祖國，對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33]的偉大目標具有越來越迫切的意義。“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應當包括臺灣回歸祖國的地緣政治安排。

　　21、除魏忠賢易，去李自成難。實現前者崇禎只需霹靂手段，而完成后者僅靠崇禎式的菩薩心腸就不夠了，它需要像毛澤東那樣細心建設適合本國國情的公有制度。1960年1月5日，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國營人身保險是勞動者在遇有不幸事故、喪失勞動能力或家庭撫養人死亡時得到物質保證的形式之一”這句話時，毛澤東批注：“公社辦起來了，就保險了。”[34]有了可靠的保險，人也就不必像李自成那樣冒險拼搏生計了。毛澤東還說：“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35]

　　22、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擴充的話——難以長期維持。這不僅是造成秦王朝，而且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規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59年～前210年）明白這個道理，繼承商鞅路線而獲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公元前230～前207年）不明白這個道理，他不從鞏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權與民權相統一的生產關系出發，而是僅靠“嚴刑峻法”加強統治，結果很快便丟掉政權。柳宗元總結得好：“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36]由此而論，將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歸于始皇嬴政——這與將蘇聯解體不歸因于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而歸因于斯大林一樣——是沒有道理的。

　　23、麥卡錫主義[37]是造成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國家災難的意識形態根源。麥卡錫主義對美國的意識形態介入如此深刻以至1966年美國駐蘇聯大使湯普森驚呼：“我們現在面臨的是由于大陸封鎖、麥卡錫主義和杜勒斯-饒伯森年代造成的人才匱乏和代溝。”[38]

　　麥卡錫主義引起美國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1954年12月參議院通過譴責麥卡錫的決議案。雖然此后麥卡錫主義衰落，但它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寧“右”勿“左”的另類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影響著美國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美國的戰略設計走向。[39]而美國繼朝鮮戰爭失敗后再次飛蛾撲火式奔赴越南戰場，并遭遇比朝鮮戰爭更大的災難。這既是美國形而上學戰略設計的惡果，也是麥卡錫主義推波助瀾的結果。基辛格對此總結道：

　　美國思路褊狹的部分原因在于，在20世紀50年代追究是誰“失去了”中國時，很多中國問題專家骨干紛紛離開了國務院。因此，一群蘇聯問題的杰出人才（包括喬治·凱南、查爾斯·波倫、盧埃林·湯普森、福伊·科勒）在國務院的外交思路上形成了一邊倒的局面。[40]

　　24、“團團伙伙”們的特點是沒有歷史擔當，其觀念意識少土缺血，摻和其中的多是香水和油滑，這樣在大是大非的關頭，其政治選擇就很容易滑向機會主義和逃跑主義。

　　25、2014年4月25日，奧巴馬在韓國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如果普京總統溺水，我當然會救他。”此前普京在同俄羅斯民眾的“直播連線”中被問及如果他溺水的話，美國總統奧巴馬是否會救他。普京回答說：“奧巴馬是一個相當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會這樣做。”[41]如果將此對白理解為雙方在表達地緣政治依存相關性的暗喻，那就不能不承認奧巴馬總統已有了羅斯福聯袂斯大林共建壓垮歐洲的“雅爾塔體制”的智慧。果如此，奧巴馬缺的只是幾乎不可能出現的“馬歇爾式”的參謀班子和擁有與羅斯福同樣有力即獨立于華爾街壟斷資本的權力[42]；果如此，等待奧巴馬總統的很可能就是尼克松——毛澤東說尼克松下臺是因為“他得罪了東部大財團”[43]——式的命運旋轉。用基辛格評價里根時期那自相矛盾的對華政策的話來評價奧巴馬自相矛盾的對俄政策，這就是“美國的政治格局也只允許他做到這一步”[44]。

　　26、“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45]在孔子的世界觀中，人事高于神事，事人高于事鬼，現世高于來世。從相當意義上說，儒學從其創始起就是以現世主義為基礎的。

　　27、中國的“神”不僅遠沒有獲得西方“天主”那種對世俗世界的絕對先驗的主宰地位，而且還時常受到“仙”的制衡，以防止“神”脫離現實社會并形成高于世俗國家的絕對統治。在中國文化中，如果真的出現“神”的專橫，那它就會遭到“張果老”“孫悟空”“濟公”之類的人物戲弄；即使是孔子也是“子不語怪、力、亂、神”[46]。在孔子眼中，神與怪、力、亂等是同一類“無益于教化”且“所不忍言”[47]的事物。這種對神大敬又大不敬的態度在西方宗教中是不允許的，而在中國卻常常受到民眾的歡迎。

　　28、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治家只能淪為小丑。1812年拿破侖入侵俄國后已失去了法國人民的支持。在敗退的路上，率領第二騎兵隊的繆勒說：“已經不能再說大帝是天才了。”[48]這個評價用在蔣介石身上也是貼切的。自從蔣介石背叛工農，他就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失去了北伐時那種揮灑自如的戰略能力。

　　29、法國大革命后期流行一句箴言：“當家里有難的時候，就把它轉送給你的鄰居。”[49]這句話——與許多大部頭著作相比——簡潔明了地道出了資本主義國家擺脫危機的秘密。

　　30、人從誕生之日起就是歷史和集體的存在——由此產生了自然法，而所謂“我就是我”或“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的認識，只能是小資式的矯情。在母親面前，你是母親的“產品”，你已經不是你，而是母親的兒子；在狼——不管它是自然的還是社會的——面前，你也不是你，只能是狼嘴里的一塊肉。只有在集體中，你才是同志或朋友，這時的你一定是代表或被代表的存在。所以，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50]

　　資本的本性必然是要通過碎片化的方法使勞動者失去階級力量。馬克思說金融資本存在的前提就是將買者和賣者分離開來，這樣有利于資本介入和操縱各方。但人是生產關系中的人，脫離特定的生產關系，人與人就是互無聯系的沙粒，而將人民變為沙粒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形式。

　　脫離集體的個體不能單獨應付這個世界，因而他只能被集體代表——盡管他們極不情愿，個體人一旦成為自己的主人，他也就異化為自己的同時也是整個自然界的奴隸。因此，代表制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類社會主義文明的基本特征。

　　不成文的代表制存在于原始共產主義時期，這時的單個人是通過部落代表的；成文的區域代表制誕生于古羅馬時期，它出于抵御外敵的需要，與之相匹配的政治選舉方式便是區域代表制。資本出現后，資本需要將人的集體存在轉化為碎片化的存在，以便為資本提供無限量的雇傭勞動力。這樣便產生了符合資本主義需要的個人至上的意識形式，與之相匹配的政治形式便是一人一票選舉制。一人一票制成為主流選舉方式后，其極端表現就是金融資本迅速坐大和民族工業資本迅速萎縮——目前的美國就是這種惡果的典型。在生產資料轉入人民手里的社會主義時期，資本成為人民手中的工具，這時按區推選人大代表的制度便應運而生。選區推舉人民代表是巴黎公社的基本經驗，馬克思對此做出充分肯定。他寫道：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

　　巴黎公社自然應當作為法國一切大工業中心的榜樣。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個次要的中心確立起來，舊的中央集權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讓位給生產者的自治機關。在公社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說得十分清楚，公社應該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備軍在農村地區也應該由服役期限極短的國民軍來代替。設在專區首府里的代表會議，應當主管本專區所有一切農村公社的公共事務，而這些專區的代表會議則應派代表參加巴黎的全國代表會議；代表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mandat　impératif（確切訓令），并且隨時可以撤換。

　　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的基礎。[51]

　　因此，完善區域代表制應是未來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所有民族民主國家改革的方向。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通過對代表們的階級成分或階層比例等的控制來駕馭資本并由此增大人民利益。

　　31、“一人一票選舉”是普選制的基本手段。它分一人一票地選出代表代議制度和直接選出政府的制度。古羅馬選擇前者，結果是實用不好看；古希臘采用后者，結果是好看不實用。后一種選舉在實踐中易將人民的整體利益碎片化、甚至對立化。古希臘實行的“貝殼放逐法”就是最純粹的無代議的一人一票制。結果是提議這一選舉形式的民主派領袖遭到“貝殼逐放法”[52]的放逐。蘇格拉底就稱希臘的“民主政治”為暴民政治，認為它極其荒唐可笑，投票者完全憑感覺投票，說這樣必定會毀了雅典。他主張由哲學家來治理國家。[53]

　　32、認識今天美國的公式是：華爾街﹦美國≠華爾街；認識今天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公式是：Ｇ-Ｗ-Ｇ´，其中，G還是代表資本，與馬克思時代不同的只是它已集中于商業資本；Ｗ不再代表德文中的“商品”（Ware），而是代表英文中的“戰爭”（War）。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說：

　　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占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生產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帝國主義或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時候，這種分離達到了極大的程度。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頭占有統治地位，表明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比其余一切國家都突出。[54]

　　33、辯證法是被壓迫人民的守護神，只有被壓迫者才最渴望根本改變自己的命運，因而只有他們才能將辯證法貫徹到底。

　　34. 氣候變化對中國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條件的影響是有規律可循的，學者程洪認為：

　　歷史上北方農牧交錯帶是農業文化與牧業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區，對氣候變化極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溫度降低1℃，中國各地氣候相當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減少100mm，中國北方農區將向東南退縮100km，在山西和河北則為500km。[55]

　　這就是說，“氣候變暖變濕，意味著中國農區向北擴張，宜農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區變得不宜農作物的生長，農區向南退縮，宜農土地減少。”[56]氣溫變化與糧食產量的變化也有一定規律可循。學者張家誠研究認為:

　　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年平均溫度變化1℃或降水量變化100mm，中國糧食畝產將分別有10%的變化。[57]

　　天氣決定收成，收成好壞決定國祚的長短，這是中國中世紀國運興衰的基本線索。因此馬克思說：

　　我們在亞洲各國經常可以看到，農業在某一個政府統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個政府統治下又復興起來。收成的好壞在那里決定于政府的好壞，正像在歐洲決定于天氣的好壞一樣。[58]

　　35、人類的食物選擇面的擴大和尋找食物的方式從狩獵轉為農業勞動，幫助人類從動物中分離出來并成為自然界的強者；工業技術使人類賴以生存所需資源的范圍擴大，工業活動使人類創造生存資源的活動從耕地中解放出來并由此導致人類活動空間的擴大，這些極大地改變了人對自然的依賴關系。與遙遠的古代相比，工業在近現代人與自然的關系中注入了更多的能動性和自覺性。

　　36、不審勢即寬嚴皆誤——明代西南治邊的重要教訓

　　明朝的時候緬甸北方有一個麓川國[59]。1384年，麓川國派使團出使明朝，并將元朝所賜印信交于明朝，明朝冊封麓川國王思倫法為“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并賜倫發朝服、冠帶及織金文綺、鈔錠”；不久改“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60]，麓川遂成為明王朝的屬國。15世紀40年代，麓川國對明朝廷滋生反意，明廷一氣之下反復出兵重創麓川勢力[61]。在打敗麓川的戰役中，明廷得到位于麓川南面的緬甸、木邦兩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載：“木邦、緬甸兩宣慰兵十余萬亦列于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余為浮梁濟師，并為攻破其柵寨，得積谷40萬石。軍飽，銳氣倍增。”[62]明廷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變”中率大軍北上迎擊瓦剌卻被瓦剌俘虜的明英宗——為了得到緬人的支持，還許諾事后以麓川地補償緬人：

　　正統六年，給緬甸信符、金牌。時麓川思任發叛，將討之，命緬甸調兵等。七年任發兵敗，過金沙江，走孟廣，緬人攻之。帝諭能擒賊首者，予以麓川地。[63]

　　事后，為了酬謝緬人參戰麓川戰役的“貢獻”，明廷于正統十二年（1447年）“賜緬甸陰文金牌、信符”[64]，景泰二年（1451年）“加賞錦幣，降敕褒獎”[65]。

　　螳螂捕蟬，黃雀在后。明廷對麓川國下手太重的結果是打破了緬甸的南北力量的平衡。而沒有平衡則無制衡。北南失衡導致南面的緬人東吁政權迅速崛起并乘虛北進，于1604年消滅麓川國并由此大體奠定了緬甸今天的版圖。

　　1918年11月，西奧多·羅斯福在信中說：“我贊同這樣一個聯盟，只要我們的期望不要太高。我不愿扮演連伊索寓言都視為笑柄的角色。寓言講的是羊狼談判同意解除戒備，而羊群為表現誠意，請牧羊犬離去，結果它們卻成了狼群的晚餐[66]。在這則故事中，明廷不是驅逐而是打殘了保護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國。但這還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還告訴狼：牧羊犬消滅后，牧羊犬的地盤交給狼管理。這給后代留下巨大的邊境壓力，以至清朝乾隆時期就不得不與緬甸有了解更大的沖突，多次西南用兵，牲犧非常大，但版圖不進反退[67]，以至乾隆也不得承認征緬之舉“未為深思遠計，不得不引為己過者”[68]。乾隆晚年總結說：

　　予以古稀望八之歲，五十三年之間，舉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其一惟征緬之事，以其地卑濕癉癘，我兵染病者多，因其謝罪罷兵，遂以振旅，是此事究未成也。[69]

　　可以看出，乾隆對征緬的結果是極不滿意的：這這場戰爭支出太大而收獲甚微，僅是邊境的表面穩定。究其原因，非乾隆不為也，乃前朝治邊失策也。西南緬地力量南北失衡，是清以降中國西南邊地治理難度倍增的主要原因。

　　這份跨越三百多年的血寫經驗告訴我們，對于我國的周邊治理，要注意促成有利于我的形格勢禁的形勢，不能意氣用事自己打破有利的區域力量平衡。這是老英國的經驗。英國人將政治看作一種機制或格局，在其中使自己的敵人越來越少，朋友越來越多；如果不出這個機制或格局，那對朋友尤其對盟友就不要要求過高，不然就會落個或者“水至清則無魚”，或者與昔日盟友反目為仇的結果。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70]，治理周邊要深思。

　　37、1917年剛剛過去，2017年正在到來。1917年后的蘇聯社會主義給世界人民提供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已從列寧的經驗和自己的改革實踐中初步學會了為社會主義自身發展利用進而駕馭國際資本的本領；在21世紀的今天，社會主義國家更要學會用社會主義的原則塑造進而團結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這個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國將給世界人民提供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及建立其上的世界治理的中國方案。經驗告訴我們：世界未來還是要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斷：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不管哪種可能，社會主義新文明取代資本主義舊文明的結局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個偉大的歷史轉折中，中國應當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

　　38、毛澤東說：“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71]分析矛盾，就是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老子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妙，即矛盾的辯證存在和發展；徼，則是規定矛盾的邊界。矛盾是無限存在和發展，但具體矛盾則是有邊界規定和不斷轉化的。如果有利益所求，那僅知道主要矛盾還是不夠的，還得知道矛盾存在的范圍和相互轉化的邊界，不然就不可能知道如何解決和轉化矛盾，轉化而不是消滅矛盾才是解決矛盾的要義，也是戰略哲學的要義。

　　39、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與斯諾談到美國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時說：“哪里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并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72]毛澤東這句話很有哲理，辦事之難難在事后之事。出兵容易，但要鞏固和消化戰果，就需要幾乎是翻倍的資源，而不能消化的戰果多了就會透支我們的資源并拖垮我們的國力，弄不好還要與當地人民結怨，而怨意積累多了就會化為怨恨，今后再來化解這些歷史怨恨又需要更多的資源。沙俄帝國在中東鐵路上犯過這樣的錯誤，蘇聯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戰略也犯了這樣的錯誤，他到處出兵，“輸出革命”，引得世界怨忿四起。為了化解這些怨忿又要到處支出并持續透支資源，結果將蘇聯生生拖垮。懂點軍事辯證法的人都會知道，對軍事據點控制的關鍵在于對其半徑的控制。十個控制點需要的就是控制十個半徑面的資源。較遠的地方，比如印度洋，你若沒有控制南北緯30?海域的力量，你就根本站不住腳，而中國遠沒有這樣多的資源。禮花因虛而明，禮炮因空而響，虛實矛盾是可以轉換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毛澤東對斯諾說“放點空炮，但不出兵”這句話的哲學深義。

　　40、毛澤東批評赫魯曉夫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73]昨天西方社會民主黨人及戈爾巴喬夫等通過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達到閹割馬克思主義本質的目的，今天在中國屏蔽列寧主義、特別是屏蔽其中的階級分析方法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也就抽掉了毛澤東思想的靈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寧主義靈魂的“毛澤東思想”、繼而用抽掉“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理論”去麻痹勞動階級，其結果對中國乃至中華民族而言，則是大災難的開始。

　　41、歷史上能夠走向并引領世界的國家一定是有世界觀從而可以為世界治理提供有益方案的國家。曾以金錢和拳頭豪走天下的西班牙和蒙古，在世界歷史上留下的僅是一段“土豪金”的傳說，而古代羅馬、中國和近代英國、蘇聯、美國，都分別為西方世界和東方的世界治理提供了很好的經驗并由此成為一個時代文明的引擎。今天的歷史又來到新文明曙光已微微顯現、舊文明將要隱去的前夜，中華文明是否可以成為新文明的新引擎呢？目前看來，“周邦雖舊，其命維新”，中國以其固有的條件還會成為這樣的國家。

　　42、有人說軍人是一種職業，不應有理想主義要求。這話如在市場至上的西方或許可以這么說，但在中國則不能這么講。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在蔣介石大屠殺逼迫下從南昌起義中誕生的黨的武裝力量，它從誕生那一刻起就與解放工農大眾的政治目的聯系在一起。它在黨的領導下經歷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并于1949年建立新中國。從新中國建立到今天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仍處在西方的包圍和剿殺之中，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將為實現黨的政治目標和政治任務的武裝力量說成“一種職業”，這就會使我們的軍隊與黨的事業相分離，成為沒有政治方向的亡命雇傭軍，其結果可想而知。

　　43、中國南方長江所受到的國防壓力多是由北方壓力造成的，而中國長江西端即中國大西南所受到的國防壓力則更多地是由中國東北壓力造成的。在唐宋以前，中國北方壓力主要出自西北，由于青藏高原的阻隔，北方壓力的著力點多在東南，南北戰事多集中在長江下游的東南地區。之后，中國北方壓力逐漸由西向東推移，北方壓力的著力點多在西南，南北戰事也由東南沿長江向西南轉移。

　　44、風水觀應源于古人類的安全觀。人是從猿演化而來的，深山老林是他們熟悉且讓他們感到安全的地帶。因生存斗爭被趕到平原開闊地的猿人面臨的危險大幅上升，但他們在實踐中發現在離山地不太遠或說山地周圍的平原活動有利于迅速撤回到山林，這樣的地形相對安全；若平原前面再有可以阻止野獸偷襲的護圍河，這時的定居生活前后就有了安全雙保險。這種依山傍水的地形后來便被神秘化并由此演化為相應的風水觀。

　　45、有人將基督教價值作為普世價值，將階級斗爭解釋為宗教教義間的沖突即所謂“文明的沖突”，認為改信基督教就可與文明接軌并得到西方人的承認。可是，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戰士們卻是在改信天主不久被西方基督徒幫助信奉儒家學說的清兵剿滅的。

　　46、自從1972年尼克松政府將美元變為石油美元之后，作為國家貨幣的美元與其所承載的價值就出現二元對立。也就是說美元是美國或美利堅民族的，但美元所承載的資產（價值）卻是華爾街私人的，因為支撐美元價值的基礎已不再主要是美國人民的勞動產品，而是遠在天邊的他國石油，美國政府為完成美元保值的任務不再是組織和管理國內生產而是組織軍隊到海外打仗以保證海外石油以美元交易。交易穩定，美元升值，這樣美國就可以從華爾街分得利潤，反之，如果不能打倒一個像蘇聯那樣的大國并以此釋放出巨量浮財為美元注資的話，美國政府就必須面對越來越多且可能造成政府工作難以正常運轉的“財政懸崖”。自從美國2008年從中亞撤軍后，美國就失去了控制中東石油從而為石油美元保值的前提。為此，白宮為美元保值就要“戰略東移”，目標顯然是沖著中國來的，其目的就是企圖從中國這里再獲得蘇聯倒下時釋放出的可以為美元保值的巨量浮財。

　　47、“貨幣沒有主人”[74]，資本沒有祖國。與托拉斯工業資本不同，華爾街金融資本不會給白宮留下太多的時間，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向美國一般的“讓利”已遠不能滿足白宮的需求，在獨控中東無望、石油美元持續走低的情況下，美國（買辦）政府保住美元、留住華爾街資本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再現蘇聯解體，由此獲得使美元升值的浮財。

　　48、如給美國診病，當為“腎虛”。國家之“腎”是實體經濟，腎虛的人自然火大。

　　49、“城鄉一體化”的關鍵是與城市國有制相聯系的鄉村生產資料集體化；其要義不在于產品的分享，而在于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集體共享。

　　50、崇禎長于霹靂手段——這有助于他打掉了魏忠賢這只“大老虎”，卻苦于沒有可以安撫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制度——這讓他在李自成面前一籌莫展。

　　從20世紀30年代土地革命戰爭中走過來的毛澤東對此體會最深，他特別注意總結中國歷代王朝特別是明朝張居正改革在農民問題上失策的教訓。1944年3月，毛澤東閱讀了由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先生帶到延安的李健侯所著《永昌演義》，此書所涉的明末農民問題引起毛澤東很大的興趣。4月29日，毛澤東給李鼎銘先生寫了一封親筆信：“近日鄙人閱讀一過，獲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為將來之用。”[75]《明季北略》是記載明萬歷至崇禎時期北方地區史實的史書，全書共二十四卷，起自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此時張居正改革剛剛結束——清太祖努爾哈赤興起東北，止于崇禎十七年(1644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注意到這本書的內容，1944年7月28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雜史我處均無，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得，你可去問訊看。”[76]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三反五反”運動后，毛澤東下功夫最大、最用力的就是農業合作化問題。他著力探索的是如何避免重陷明末覆轍，防止農民變為流民。毛澤東發動“三反五反”乃至后來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我們的干部蛻變為“魏忠賢”，農業合作化運動則是從制度上杜絕把農民逼為“李自成”。

注釋：

[1]［清］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775頁。

[2]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頁。

[3] 查士丁尼一世（拉丁語：Justinianus I；全名為弗拉維•伯多祿•塞巴提烏斯•查士丁尼Flavius Petrus Sabbatius Justinianus，約483年～565年），東羅馬帝國皇帝（527年～565年），史稱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間多次發動對外戰爭，征服北非汪達爾王國、意大利東哥特王國，領土擴大。下令并參加纂成《查士丁尼法典》等四部法典（總稱《民法大全》），為羅馬法的重要典籍，對后世法律影響很大。查士丁尼一世是古羅馬時代末期最重要的一位統治者。

[4]“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給一切動物的法律。因為這種法律不是人類所特有，而是一切動物都具有的，不問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動物。”［古羅馬］查士丁尼著，張企泰譯：《法學總論——法學階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6頁。

[5]“各民族一體遵守的自然法則是上帝神意制定的，因此始終是固定不變的。至于每一個國家為自身所制定的法律則經常變動，其變動或由于人民的默示同意，或由于以后制定的其他法律。”［古羅馬］查士丁尼著，張企泰譯：《法學總論——法學階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1頁。

[6]查士丁尼說，奴隸是“一人違反自然權利淪為他人財產之一部”。［古羅馬］查士丁尼著，張企泰譯：《法學總論——法學階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2頁。

[7]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斗爭》（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頁。

[8]“如果危險已到了這種地步，以致法律的尊嚴竟成為維護法律的一種障礙；這時候，便可以指定一個最高首領，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來，并且暫時中止主權權威。在這種情況下，公意是無可懷疑的；并且很顯然，人民首要的意圖乃是國家不至于滅亡。”［法］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60頁。

[9]［俄］列寧：《關于和平問題的報告》，《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版，第354頁。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3頁。

[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頁。

[12]1797年拿破侖第一次意大利戰役結束時召開的會議。

[13]［德］黑格爾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2009版，第347頁。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頁。

[15]1798年后，面對拿破侖法國的崛起，無論是杰斐遜還是他的擁護者，都不愿意看到英國的崩潰。這一年，他寫道：“英國的完全屈服不啻于一場大災難。”他接著說：“但令人高興的是，這不可能。”他在1803年指出，美國將會“大大遭殃，如果有什么災難讓人類失去了用來抵擋有時是所向披靡之洪流的這樣一道防波堤的話”。轉引自［美］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頁。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頁。

[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頁。

[18]［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19]“資本是不知道愛國的。”［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頁。

[20]張國燾著：《我的回憶》（下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頁。

[21]轉引自崔丕著：《近代東北亞國際關系史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頁。

[22] 轉引自王向遠著：《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昆侖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頁。

[23]《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象征三十年戰爭結束而簽訂的一系列和約。簽約雙方分別是統治西班牙、神圣羅馬帝國、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國、瑞典以及神圣羅馬帝國內勃蘭登堡、薩克森、巴伐利亞等諸侯邦國。而在1648年10月24日簽訂的西荷和約，正式確認了威斯特伐利亞這一系列和約，并象征三十年戰爭結束。此后，歐洲大陸從一個至少名義還在“神圣羅馬帝國”法統下的國家變成幾十個擁有對等主權且力量相對均衡的政治格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對等主權共存的形式破壞了歐洲至少是形式上的統一性，并使歐洲實質性地陷入碎片化時代。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的制度性原因。

[24]“1912年～1949年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率每年平均遞增5.6%；而1926年～1936年間，增長率為8.3%；1928年～1936年為8.4%。這說明，1926年～1936年間增長率為舊中國的最高時期。”孫健《中國經濟通史》中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4頁。

[25]卡爾·馬克思的祖父馬克思·列維是一名猶太法律學家，父親亨利希·馬克思是律師，后作了司法參事，1824年接受了基督教洗禮。在當時，“改宗基督教是猶太人中間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前進一步的表現”（［德］弗·梅林：《馬克思傳》，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頁），但這不表明馬克思家庭脫離了猶太民族。恩格斯說：“馬克思是一個純粹的猶太人；拉薩爾也是猶太人。在我們的最優秀的人物中有許多都是猶太人。”（恩格斯：《論反猶太人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頁。）

[26]［德］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頁。

[27]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頁。

[28]威靈頓（1769～1852年）英國元帥，第一任威靈頓公爵，反拿破侖戰爭中的聯盟軍統帥之一，以指揮滑鐵盧戰役聞名于世。

[29]克萊門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年～1859年）是十九世紀出色的奧地利外交家，奧地利帝國外交大臣（1809～1848年），首相（1821～1848年）。1814年10月，拿破侖被打敗后，梅特涅主持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1814-1815）并成為戰后維也納體系的主要設計者。1859年6月11日卒于維也納。

[30] 參見曾景忠、梁之彥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頁。

[31]1951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時贊揚說，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這里，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見盛巽昌、歐薇薇、盛仰紅：《毛澤東這樣學習歷史，這樣評點歷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頁。

[32]毛澤東：“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頁。

[33]“兩個一百年”，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參見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頁。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頁。

[36]［唐］柳宗元：《封建論》，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73頁。

[37]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野的共和黨利用所謂“共產黨人滲入政府”問題攻擊民主黨政府。1950年2月，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Maikaxi）在西弗吉尼亞州惠林市發表演說，無中生有地宣稱有205名共產黨人滲入到國務院，此后，麥卡錫利用參議員的特權，操縱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捏造事實，制造謠言，大肆指控和調查所謂的“共產主義的滲透”，進行非法審訊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麥卡錫主義誣陷誹謗的范圍，上至政府要員，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面，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紅隊被迫一度改名。中國問題專家拉鐵摩爾和費正清、進步作家斯諾、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員被解雇，共產黨和進步力量受到嚴重摧殘。

[38]《湯普森致邦迪備忘錄》（1966年2月4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941頁。

[39]可參閱張紅路著：《麥卡錫主義》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40]［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頁。

[41] 《奧巴馬稱愿救“溺水”普京》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4_26_224692.shtml。登陸時間：2014年4月27日。

[42]關于華爾街財團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可參見張文木《美國政治結構與外交政策》，載《國際關系研究》2013年第3期。

[4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頁。

[44]［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頁。

[45] 《論語•述而》，見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218頁。

[46]《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頁。

[47]［南北朝］皇侃：《論語疏義》，［清］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79頁。

[48]轉引自［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譯：《氣候文明史》，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頁。

[49]轉引自［英］埃里克·杜爾施米德（Erik Durschmied）著，呂洪艷譯：《天氣改變歷史》，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頁。

[50]［德］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頁

[51]［德］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377頁。

[52]“貝殼逐放法”（Ostracism，也被翻譯為“陶片放逐制”），是古希臘雅典等城邦實施的一項政治制度，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創立。該法規定，雅典公民可以在貝殼上寫上那些不受歡迎以及極具社會威望、廣受歡迎，卻最可能成為僭主的人的名字，并通過投票表決將企圖威脅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雅典民主政治后期，黨派斗爭頻繁尖銳，該法弊病更加嚴重地顯露出來。一些政客常常以民主為號召，鼓動民眾把“貝殼放逐法”作為攻擊政敵的武器。該法越來越失去了維護民主秩序的作用，加劇了無政府主義的泛濫。

[53]參閱［英］A.E.泰勒、［奧］Th.龔珀茨著，趙繼銓、李真譯：《蘇格拉底傳》，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48～149頁。

[54]［俄］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0頁。

[55] 轉引自葛全勝等著：《中國歷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頁。

[56] 葛全勝等著：《中國歷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頁。

[57] 轉引自葛全勝等著：《中國歷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頁。另可參見何凡能、李柯、劉浩龍：《歷史時期氣候變化對中國古代農業影響研究的若干進展》，載《地理研究》2010年第12期。

[58]［德］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頁。

[59] “麓川”是漢文對傣族聯盟國家“勐卯龍”的譯寫。“勐卯龍”直譯為漢語是“大卯國”，因元朝曾在“勐卯龍”王城所在地“勐卯”（卯地）設立過“麓川路”，故將“勐卯龍”（大卯國）譯寫為“麓川國”。麓川國（勐卯龍）是傣族先民在云貴高原西南部、緬甸中北部于1312年建立的政權，曾多次擊潰入侵的元朝軍隊。與明朝軍事對峙了近十年之久，實力嚴重削減，1382年，明軍占領云南，麓川國王思倫法為與明朝交好，派使團出使明朝，并將元朝所賜印信交于明朝。1384年，明朝冊封思倫法為麓川平緬宣慰使司世襲宣慰使，麓川成為明王朝的屬國。1413年，思行法讓位于其弟思任法，經過多年的養精蓄銳，于1428年開始向周邊擴張，欲恢復祖地。1440年多次擊敗明軍的進攻，占領干崖、南甸、騰越（騰沖）、潞江、永昌（保山）等地，遭明軍重創。隨后麓川國衰落并于1604年被東吁國（緬族）所滅。

[60]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6頁。

[61]史稱“麓川之役”。明朝朝廷四次對云南麓川宣慰司叛亂出兵征討的戰役，分別發生在1439年（正統四年）、1441年（正統六年）、1442年（正統七年）、1448年（正統十三年），明朝經過連年征戰，仍未徹底平息叛亂，最終以盟約形式結束；期間連續發動數十萬人的進攻，致使大軍疲憊、國庫虧空，對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虛。

[62]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頁。

[63]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頁。

[64]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65]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明史》（第十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頁。

[66] 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

[67] 1762年冬緬甸入侵中國云南普洱地區，清軍自衛反擊，1769年11月16日雙方簽訂停戰合約。歷時7年，清朝雖然取得了緬甸名義上的臣服，但是并未能獲得戰爭的真正勝利且損失慘重。

[68] 云南省歷史研究所編：《〈清實錄〉越南緬甸泰國老撾史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7頁。

[69] 張本政主編：《〈清實錄〉臺灣史料專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頁。

[70] 清人趙藩為成都武侯祠撰寫的楹聯對諸葛亮提出婉轉的批評：“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7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頁。

[72] 毛澤東：《同斯諾談國際問題》(1965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頁。

[7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