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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大山、大川、沙漠、湖海等天然地理阻隔的客觀影響，古代世界各文明在長期的自我生長中積淀形成各具特色的軍事思想。其中，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最早成熟，也最為發達。早在先秦時期，便涌現出《軍讖》《軍勢》《司馬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兵法》等大量專門總結戰爭經驗、論述作戰原則的專業兵書，創造了冷兵器時代軍事理論的最高成就。這一點是其他文明望塵莫及的。古代西方、印度、伊斯蘭世界沒有出現同等意義上的專業兵書。從這個角度講，也可以說中國古代有兵學，而西方沒有。因為按照今天的理解，既然是“兵學”，就一定是專門論述戰爭與軍事并從中生發出規律性總結的一門“科學”。

《孫子兵法》的文字高度凝練

而從廣義或者更嚴格意義講，盡管其他文明沒有專門論兵的“兵書”，但這并不等同于這些文明沒有軍事思想甚或兵學。如前所述，西方大量承載著兵學智慧的軍事格言如珍珠般散落在他們的史學巨著中，有待細心的讀者前往撿拾。正所謂“言兵者不止兵家，論兵者不止兵書”。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亦是如此。例如，除《孫子兵學》等專門的兵學著作外，《尚書》《易經》《詩經》《周禮》等中華元典，《墨子》《孟子》《荀子》《老子》《管子》《淮南子》等先秦兩漢諸子典籍，《左傳》《呂氏春秋》《史記》等史學論著，《漢中對》《隆中對》《平吳疏》《言兵事疏》等策論中，皆飽含豐富的兵學思想。基于此，中外軍事思想（或曰“兵學”）便有了對比的可能。由于西方兵學是中國以外體量最大并且在近代以來匯聚出影響世界的巨大戰爭力量，本文著重對中西方古代兵學思想進行對比分析。

中國兵學重哲思，西方兵學重細節

如上所述，中國古代兵書已非常成熟、非常發達。從先秦時期到清末，兵書總量達數千冊之多。據許保林《中國兵書知見錄》《中國兵書通覽》的統計，共3380部，23503卷（959部不知卷數，未計在內）。而按劉申寧《中國兵書總目》的說法，則多達4221種。這些兵學典籍的一個突出特點便是：高屋建瓴、要言不煩、高度抽象、語言凝練。以最為著名的《孫子兵法》為例，全書短短13篇、總共不足6千字，卻系統、形象、深刻、凝練地把國家政略、軍事戰略、作戰計劃、為將之道、用兵之法、進攻與防守、經濟與后勤、天氣與地形、情報與用間等戰爭相關領域的規律或原則總結提煉出來，文字表述言簡意賅、字字珠璣、字值千金，再輔以古漢語富有神韻的精彩辭章，就像一部精美絕倫的藝術品。千百年來，令歷代兵家心醉神往。

相比而言，西方古代幾乎沒有同等意義上的兵書，目前可見的類似的僅有古羅馬時期涌現出的《謀略》《兵法簡述》。然而，盡管這兩冊兵書均力求總結出一些作戰原則，但它們在全局性、全面性、系統性、凝練性、抽象性等方面均不及我國古代絕大部分兵書，特別是其中用大量戰例來詮釋作戰原則——這種模式是中國古代兵書所沒有的。另一方面，西方卻發展出發達的戰爭史，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愷撒的《高盧戰記》、色諾芬的《長征記》等。事實上，《謀略》《兵法簡述》因為其中有大量戰史類內容，因而稱其為戰史類著作似乎也不為過。

行文至此，需再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兵學不僅體現在兵書中，還蘊藏在戰史里，浩瀚的戰史中一定蘊藏著大量兵學思想有待發掘。用中國古代語言講，可稱為“文以載道”或“史以載道”——孔夫子就曾講道：“知我者其惟春秋（即史書《春秋》）乎。”其實，中國古代也有極其發達的戰史，如《春秋》《史記》《國語》《左傳》《漢書》等斷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部戰爭史。然而，中西方戰爭史同樣是存在差別的，這種差別本質上還是中西方兵學傳統之間的差別，即中國戰爭史重哲思、西方戰爭史重細節。正如黃樸民先生所講：“西方的軍事史著作對戰術層面的內容記載相當詳盡，如在記述漢尼拔指揮的著名的坎尼之戰時，曾詳細描繪了雙方怎樣排兵布陣，步兵、騎兵如何配置，誰為主攻、誰作牽制，戰斗的具體經過又是怎樣。反之，我們的史書記述，則側重于戰爭醞釀階段的縱橫捭闔、逐謀斗智，而真正描述戰爭過程的往往就簡單的幾個字，‘打破之’‘大敗之’，一筆帶過。”

中國兵學重領悟，西方兵學重實踐

中國兵學過于抽象，便對后學者的領悟能力提出極高要求。在中國古代，幾乎所有帶兵打仗的人都將《孫子兵法》背得滾瓜爛熟，仿佛“一冊在手，包打天下”。這種現象在中國古典武俠小說中具象化地表現了出來：所有武林高手都在苦苦尋找“九陰真經”之類的武林秘籍；仿佛一旦獲得這樣的武林秘籍，便可打通任督二脈、戰無不勝了。但實際情況是，常人即使倒背如流，《孫子兵法》對他而言也是一部所有字都認識的天書；只有悟性極高的人才能讀懂其中隱藏的“天機”，才能充分把握玄而又玄的攻/守、奇/正、虛/實、形/勢、時/勢、主/客關系，并在戰場實踐中運用自如。“幾（機）”和“勢”是《孫子兵法》的一對核心概念，按照易學解釋，兩者都需要在事物將萌未萌狀態下識別。唯有如此，才能抓住“戰機”，從容地踞勢布勢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勝已敗之敵”。這樣的“幾（機）”和“勢”只對悟性極高的人開放。對于常人而言，又談何容易呢？

中國古法兵學重在領悟

西方兵學則走上另一條道路：由于沒有發展出早熟的軍事理論，他們便不得不在歷史的故紙堆中反復揣摩研究，在大量戰史戰例中尋求智慧之光。這種模式天長日久，卻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即人們通過戰史戰例反而更容易領悟到兵學的真諦（如著名的“坎尼模式”“費邊戰略”），并自覺運用于戰場實踐。個中原因似乎不難理解：戰史戰例是軍事思想的根基，軍事思想是對戰史戰例的抽象總結。不研究戰史戰例，不可能總結出抽象的軍事理論；但是在將戰史戰例抽象為軍事理論的過程中，勢必損失許多細節性內容。因而，便存在這樣一組辯證關系：由戰史戰例很容易學習到軍事理論，但是由抽象的軍事理論卻很難反推至對關于戰史戰例的深刻分析。

中西方古代都有豐富的戰爭實踐

從實踐論的視角看，戰史戰例對于研究者而言就是一種戰爭預實踐。抽象的軍事理論固然重要，但是僅有抽象的軍事理論是遠遠不夠的，真正的戰爭包含許多客觀的、主觀的、確定的、不確定的要素，許多要素都可能影響甚至左右戰爭。研究者只有投入戰史戰例這樣豐富多彩的“戰爭預實踐”，才能身臨其境地感受到戰爭的復雜性、多面性，并逐漸培塑復雜戰爭環境下洞悉勝利微光的眼力、腦力與心力。如同一頭老虎，要想成為森林之王，就得放歸大自然，讓它到茫茫林海中成長歷練，而不能困在理論的牢籠中。正如法國軍事思想家杜皮克所講：“只有此種有關實際戰斗的基層資訊才能對戰爭的真正科學研究提供基礎。所以，必須首先搜集大量的數據，再加以審慎的分析，然后才能建立真正的軍事科學。” 美國軍事思想家老馬漢也說過，“只有在軍事史中，才能找到一切軍事科學的根源。在其中我們能發現成功與失敗的例證，并可測驗任何戰略規律的真偽與價值。”

當然，并不能因此否認中國古代抽象兵學的巨大價值。中國古代兵書本身就是在大量戰場實踐中總結提煉出來的，其中所闡述的戰爭規律、作戰原則對戰爭具有普遍指導意義，是我國傳統兵學留給后世的無價瑰寶。只是說，切不可拿著《孫子兵法》坐而論道，那樣會步入歧途。如果僅僅研究軍事理論而對戰史戰例不了解或一知半解，就很難對軍事理論本身有透徹的理解，也很難將軍事理論嫻熟運用于戰爭指導。戰史戰例研究越多、越深刻，就越能體悟到戰爭藝術的本真。而若在戰史戰例研究過程中結合對軍事思想或軍事理論的研讀與領悟，便可如得到“仙人指路”，進步更快。因此說，中西方古代兵學各有優長，應開放互鑒。

中國兵學重道義，西方兵學趨利害

中華文化素有悲憫而剛健的道義觀，這種道義觀在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方面有深刻體現。中華祖先在創造文字時便強調“止戈為武”（“武”字可解構為“止戈”二字），中華武林最令人敬仰的是“武德”而非“武功”，中國人崇尚的是“知兵非好戰”“尚武不黷武”“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古《司馬法》主張“以仁義為本”；《老子》講“兵者兇器”；《墨子》主張“非攻”；《六韜》講“全勝不斗，大兵無創”；《吳子兵法》主張“義兵”“義戰”；《孫子兵法》主張“慎戰”，若非要打仗，最高追求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等，都是在反復表達這一核心思想。論原因，一是中國人深植內心的“仁者人心”“以和為貴”的儒家主流文化思想，二是中國人同樣深入骨髓的“執兩端而用中”的中庸思想。中國人知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武功盛極便會走向其反面，窮兵黷武絕對沒有好下場，即所謂這樣的警世恒言：“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

中國古代兵學以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為內核

除普遍的戰爭觀外，以“仁義禮智信”為內核的儒家文化更是深深融入中國古代建軍治兵領域。特別是秦漢以后，當儒家文化被確立為中華文化的主流思想后，中國兵學事實上實現了傳統兵、儒、道、墨各家兵學思想的融會貫通，這個特征便體現得尤為明顯。典型地，宋《武經七書》輯錄的七冊中國古代兵書中，有大量文字是有關仁德治國、仁義治軍的。其中，既有對治軍理念的道義要求，如《孫子兵法》主張“令之以文，齊之以武”，《吳子兵法》強調“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又有對將帥、士卒素質的要求，如《孫子兵法》提出將帥應具備智、信、仁、勇、嚴“五德”，后來甚至涌現出專論將帥素質的兵書《將苑》。從根本上講，這是由中國古代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特別是德治、仁政的核心思想）決定的，但又何嘗不是中華文化在兵學思想上的客觀反映呢？

中國講究止戈為武，追求和平

相比而言，這種道義觀是西方世界所沒有的，西方兵學自然也缺失這種道義約束。在西方看來，戰爭遵從的是“勝者為王敗者寇”的叢林法則，因而西方兵家研究最多的是如何在戰爭中取勝，而很少有人探討戰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應當發動戰爭、什么時候應當停止戰爭。直到現在，以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為例，西方資產階級軍事思想家從古代希臘史、羅馬史中得到的教訓仍是功利化的，而非道義化的。與宿命觀“修昔底德陷阱”相對應，當代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則飽含了中國式共容共存的道義觀，而這種道義觀是西方人提不出來的。

從根本上講，這可能與中美兩國的哲學觀、人生觀、宗教觀有關。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面向“人生界”的，早早孕育出兼容并蓄的文化觀、和而不同的交往觀、克勤克儉的生活觀、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觀，同時又十分尊重自然規律，懂得過猶不及、物極必反的道理，認為應當遵從 “中庸之道”；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則從屬于宗教，他們信奉客觀世界以外有一個代表“絕對意志”“絕對精神”的“上帝”，這種唯心論在政治上極易走向極端自我，在戰爭上則表現為沒有道德約束和原則底線的無限擴張及由此帶來的最終慘敗。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皆是這種武力濫用造成的災難性后果，而今天人們從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中仍能看到這種思想的影子。

中國兵學不活潑，西方兵學塑性強

中國兵學過于早熟，結果早早陷入“內卷化”。秦漢以下，盡管中國涌現出大量兵書，但大都以傳承、釋經、匯編為基本表現形式，在思維模式、思想高度等方面均難超越以《孫子兵法》為典型代表的先秦兵書。即使是宋、明朝官方欽定的“武經七書”，其中也不乏雷同之處。例如，《尉繚子》《黃石公三略》《六韜》《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中出現大量強調“戰爭道義”“仁義治兵”等儒家兵學觀的內容。例如，在治國理政的基本理念方面，《吳子兵法》講“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六韜》講“仁之所在，天下歸之”，《黃石公三略》講“為國之道，恃賢與民”……這些帶有大量闡述性文字的論述在內涵實質上基本雷同，讀者很難從中獲得與閱讀量成正比的思想養分，而且讀者完全可以通過讀《道德經》《大學》《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讀物獲得同樣的養分。

直到明、清時期，中國兵學方開出一些難得的新氣象，具有代表性的是明民族英雄戚繼光所著《紀效新書》和民國早期杰出的革命家、軍事家蔡鍔將軍輯錄而成的語錄體軍事著作《曾胡治兵語錄》。其中，《紀效新書》的突出特征是“實”，“實事求是”的“實”，“實戰化練兵”的“實”；《曾胡治兵語錄》的突出特征是“誠”，“正心誠意”的“誠”，“金誠所至，金石為開”的“誠”。然而，總體上看，戚繼光、蔡鍔等人對兵學的主要貢獻仍是在中國傳統兵學框架之內，并未對兵學產生結構性的改變。正如黃樸民先生所講，“明清軍事思想有一定的創新內容，但從根本上講，并沒有重大的突破，乃是中國古代兵學的終點。”

相比而言，西方兵學反而具備更強的可塑性。當西方世界走出漫長的中世紀、迎來活潑的文藝復興運動的時候，西方兵學終于迎來它的興盛時代。那種重視戰史、重視細節、重視實踐的文化基因，又為其近代以來軍事理論的長足發展提供了強勁的內生動力。西方兵學的這種優勢伴隨著近代科學技術在西方的興盛而逐漸顯現出來，并且與發達的科學技術相結合，終于催生出影響世界格局的巨大戰爭力量。

本文刊于2024年 2 期《軍事文摘》雜志，作者：杜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