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先生是我國的翻譯大家，是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克里斯托弗•馬洛的《浮博士的悲劇》和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權威譯者。
這些年多次回到母校，雖然每次都見到新樣的、欣欣向榮的變化，但總覺得有一種溫馨、一種期待，彌漫在校園的空氣中，飄逸在紅磚綠瓦、綠影婆娑間，與 40 多年前相接相連。母校之于學生，的確像一位慈愛的母親對著孩子，一面呵護有加，一面諄諄教導、期盼他（她）將來有成。而學校里的教授和老師們，就是具象的家長，把那份溫馨、呵護、教導、和期待，落實到學生們的身上。作為我國英美語言文學界泰斗之一的恩師戴鎦齡先生，就是這樣的一位家長。我是 1981 級中山大學的英美語言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當年，由于同期競考者多是實力雄厚、新近畢業的 77 級本科生，作為一名 77 級畢業的大專生，又來自當時尚未建省、交通不便、海天遙遠的海南（師專），能進入中大這座全國著名的高等學府學習，實屬“潑天”的幸運。這里稍提一筆，雖然我也姓戴，與鎦齡師卻毫無親屬關系，而且我對當時的學界了解甚陋，懵懵懂懂考上后才知道當時中大該專業招生名額是 8 人，我擠進了入圍的前三名，而導師中有一位姓戴的教授。在中大三年的學習，每周給我們授課的有四位教授，為戴鎦齡、王宗炎、周光耀、謝文通四位先生。由于我的方向是文學，又偏向于當時十分時髦的比較文學，所以戴先生的課對我分外重要，我的畢業學位論文的導師也是戴先生。大家知道，戴先生是我國的翻譯大家，是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克里斯托弗•馬洛的《浮博士的悲劇》和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權威譯者。世人往往不知翻譯之難、特別是對文學名著或經典文獻的翻譯水平要求之高。而戴先生在授課時，對一句詩、一個典故，往往“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稍加引申，不經意間就展現了他不但英文和英國文學的功底至深，中文和國學、甚至語言學的造詣更是至淵至博。風雨三載，他的課引人入勝，所以對他教學的點點滴滴可以回憶起來的不少，但作為一個學生，往往會比較記得對那些自己被戴老師重視的場景片斷。有一次，當他說到一位英國“湖畔詩人”對之前詩的傳統承繼時，里面有一個詞“mantle”，便要我們用一個對應的中文譯詞。我反應較快，說是“衣缽”。戴老師先是給了一個贊許的眼光。但說，從上下文看，“衣缽”一字多少有些貶義，且帶有中國佛教的味道，并不合適。比較恰當的譯法應是“精神遺產”。戴老師給我們出題并講解的這個一字之譯，考慮到了語義、歷史和文化傳統多個方面的因素，令學生在深辨明析后，頓開茅塞，真乃“一字師”也。另有一回，鎦齡師上課時侃侃而談，談到我國學問大家、也是原來中山大學的名教授陳寅恪先生，然后就問：“陳寅恪中的這個‘恪’字，一般讀作‘ke’, 后來又有人讀作‘qie’。兩種讀法都對。想想看是為什么？” 我嘗試著答：后來讀作“qie”, 是因為“qie”的發音比“ke”要容易些。這個回答居然被我蒙中。平日一貫嚴肅的戴老師笑盈盈地說，對，因為人之天性是懶惰，所以總是傾向著要省力，并舉了英文中“two pence (兩便士)”的讀音變遷為例。這是一件小事，然而見微知著，鎦齡師不但是處處留心，把語音學、人的發音構造、中外的通例、以及“人性”給琢磨透了，而且還特別地善于用“啟發式”進行教學。1985 年我到加拿大女王大學留學。1986 年，由于我當時看到一本英國文論家 Terry Eagleton 所著，1983 年版的《Literary Theory(文學理論) 》,想將它全書翻譯出來，并譯了“導言”部分寄給戴老師過目。本來興沖沖的我，卻被老師潑了冷水。他回信中說，“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您要譯當然可以，但我不鼓勵。能通讀幾遍，以之為依據，擇要補充，自寫一本，就更好了。” 他解釋道，要搞翻譯，其實在國內反而容易，而且譯者甚多：“成冊的書出版社難接受，而譯者倒要大費力氣，創立新譯名與做大量注文，您自問有這樣的時間嗎？” 后來看，其實這瓢冷水潑的好、潑得及時。我當時想譯書的心理，無非想早些“出成果”。鎦齡師根據自己的經驗，為學生的長遠目標著想，是希望我在學術上真正有所成就：“自寫一本，就更好了。”戴老師不鼓勵我譯這本書，完全不等于不關心。他年齡大了，很早就有寫字時手抖得厲害的情況。為了我提及的翻譯事宜，他卻連連給我寫信，“筆談”不綴。在隨后的幾封信里，他提到，其實到1985 年，該書已經出了第三版，而我譯的那版是 1983 年的。他還有一些評述，認為該書過于簡要，以致完全不提一些重要的文學理論家。對于我已譯出的“導言”部分，其中有一個術語我拿不準，他信中說，“記得您上次譯文中觸及 defamiliarization 一字，近見有人譯為‘陌生化’，我看可取”。老師治學之認真、一絲不茍，可見一斑。自此之后，鎦齡師給我的信多了起來，陪著我那時一路的海外求學階段。后來我在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讀博士時，寫出了一篇 Xing Again: A Formal Investigation 的英文論文，用現象學、解釋學、符號學、本體論和接受美學等一眾西方理論，結合我國古代和現代文論家的評述，對我國文學理論中“賦、比、興”中最重要也最不容易厘清的概念“興”，與西方文論中的”metaphor”進行比較分析。由于此文提出了一個”獨到的解釋”，1991 年被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的、當時算是世界上最權威的中國文論的英文雜志《Chinese Literary Theory: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刊登。二十年后（2011 年），又由香港城市大學的張萬民教授翻譯成中文，在國內的《古代文學理論研究》上發表。1991 年剛發表時，當我把這篇論文寄給鎦齡師一份后，他給我回了一封信，滿滿的三頁紙，不吝贊賞嘉許，看得出他是多么的高興！信中恩師繼續對我加以勉勵：“希望利用環境和機會，深入下去，百折不撓，爭取做出上上成績，不以小有收獲而沾沾自喜。宇宙浩大無窮，真理的探索亦求無盡期。博觀約取，深造自得，是在有志之士……”
但是我后來卻告別了學術界，離開了我所喜愛、戴老師又對我十分期許能有大成就的文學理論世界。如今我皓首白發，思之慚愧不已。所幸者，先生對我的教導和培養，讓我在“用思的縝密，分析的精微、引證的繁富”上多有長進，在后來從事與法律和文字有關的職業生涯，在加拿大參選議員和組織選舉，在現在為國家的一流智庫《昆侖策研究院》撰寫文章，都賦予了我一定的能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對于戴鎦齡先生，我只能是仰望，因為不要說文章道德、功勛成就，相差是云壤之別，就是年齡上他也是我的父輩。但恩師對我，無論叫我“為群同學” 、“為群” 、還是“為群老弟” ，信中永遠都是以“您”相稱。那種謙遜、誠懇和親切，那種學者風度和長者懿范，始終貫穿在他的字里行間，長存在我的腦海之中……最后，值此母校世紀校慶之際，想借恩師鎦齡先生給我信中的一些話，給中大的年輕人、莘莘學子們一些勉勵。我認為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應該都適用，因為道理都是相通的。戴老師說，要做好學問， “還得多看一些書，仍是弄通一本，再看第二本，留心一下重要參考文獻，但除非萬萬必要的， 無須自買。書太貴，而且買不完。袁枚說‘書非借不能讀也’，此話極有道理。坐擁百城的人，只是藏書家，未必會做學問。”
“做學問要博而返約，太泛濫無歸（那是“雜”）不行，所以不要趕時髦，不和別人爭一日短長。文學名著要多讀，至于批評流派，還是精讀一本，專攻一派……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可不至于陋，大半更重要的是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戴為群，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1955 年生于上海，在廣東茂名干過農活、當過工人。后于海南師專[七七級大專]、中山大學[碩士]、加拿大女王大學[碩士]和阿爾伯塔大學[博士]先后就讀，獲“Killam”博士獎學金和“金鑰匙”獎。為知名比較文學學者，名列萊比錫大學《西方著名漢學家名錄》。三次獲提名參選加拿大國會議員和省議員，多次作為核心組織成員參與加拿大聯邦政府和省政府選舉，熟諳西方選舉政治的實操以及西方人思維的角度和方式，與加拿大聯邦和省政府各部門、各黨派及前、現任政府官員保持良好關系。1997 年和 2018 年分別獲加拿大“杰出移民獎”和 “杰出義工勛章”。為加中合作發展理事會創會主席和北美中華臺灣聯合會創會理事長。1997 年受加拿大政府委托協調中國總理對加的國事訪問，2001年發起和主辦了有雙方省部級官員出席的“加中西部經濟論壇”，2007 年參加國務院僑辦主辦的“第四屆華人華僑中青年負責人研習班”，2008 年被刊為《中國經貿導刊》第 13 期封面人物，并評為“2008年中華十大財智人物”。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加籍華人，阿爾伯塔大學比較文學博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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