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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陜北革命老區，隨著國家扶貧力度加大，各項優惠政策不斷落地，老區發展脫貧的基礎逐漸好轉。但一些基層干部和群眾表示，政策好了，政府包攬也多了，部分農民群眾脫貧致富的主動性降低、依賴性增強；有的項目實施只重考核，忽視農民意愿和實際，效果不盡如人意。

　　“政府要是年年扶持就好了”

　　在陜西省延安市，棚栽、蘋果成為政府大力推廣的農業產業。延安市農業局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市蔬菜播種面積36萬畝，產量113萬噸；蘋果總面積為340萬畝，產量288萬噸，位居陜西省首位。

　　在延安的許多縣區，政府修建大棚，免費或低價租給農民經營；在經營初期，政府往往還會對購買草簾、機械等進行補貼。很多地方的果樹栽種，也由政府進行前期投入。記者在走訪時發現，伴隨扶貧力度的加大，“等靠要”、過度依賴的苗頭也開始出現。

　　30歲的胡志英是延安市志丹縣金丁鎮胡新莊社區的一位農民，種植大棚已近4個年頭。作為村里最年輕的大棚種植者，目前他經營11個大棚，一年能有十幾萬元的收入。

　　當地政府免費為農民修建大棚，提供免費的肥料、菜苗，還有技術服務。一期承包5年，他只需要掏三、四千元的承包費。胡志英表示，政府應該再加大扶持力度。“我這些棚的草簾子明年也該換了，希望政府能免費給換。”胡志英說。

　　記者問，為什么認為自家棚換簾子是政府的事？胡志英表示，政府投錢建棚還給補貼，農民就更想“開車不加油”了。

　　志丹縣順寧鎮白草臺村的任志洋也有同樣的想法。種草莓每年收入六七萬元，但他不愿意追加投資，“草簾子一塊80塊錢，政府給個三、五十塊錢的扶持就好了；當然，政府要是年年扶持就好了。”

　　“除了產業發展外，一些人在生活上對政府依賴性也很強。”志丹縣雙河鄉鄉長王春艷說，“有的人不愿發展產業，總是指望政府救濟、補貼，時不時跑到鄉政府來要錢，不給就不走。”

　　延安市寶塔區甘谷驛鎮黨委書記武治建說，過去吃救濟會感覺沒面子，現在有些人卻隔幾天就來鎮政府要個30元、50元的，還覺得很驕傲、很光榮。政府為了息事寧人，只要有百姓來鬧，就會給些錢打發走人。

　　“不下地干活，也會有干部代勞”

　　在采訪調查中，延安市多名基層干部表示，農民這種依賴思想普遍存在。武治建說，一些農民不愛鉆研，遇上病蟲害，只問打什么藥能解決問題，不主動了解為什么，“這就好像吃飯，有飯吃就行，不想了解飯是怎么做的。這樣的話，水平很難提高，很難實現科學種田”。

　　有基層干部反映，有的地方發展了大棚和果園，但農民不愿種。迫于上頭的考核壓力，鄉鎮干部只得親自上陣。甚至出現干部種大棚、上街賣黃瓜，進果園打藥、拉枝，而農民寧愿打麻將也不種地的現象。

　　武治建說，種蘋果需要管護，短期內來不了錢，一些農民寧愿外出打零工。但政府投入人力、物力辛辛苦苦建成的山地蘋果園，又不能眼看著荒廢了，沒辦法，干部只能幫忙管護、打藥。久而久之，一些農戶就認為，即便他們不下地干活，也會有干部代勞。

　　多位基層干部表示，農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抓住了基層干部考核的軟肋。政府想出政績，干部重視考核，農民就是不干，看你政府急不急。長此以往，很多基層干部心中都有怨言。

　　“政府大包大攬的項目，鮮有成功的”

　　延安市子長縣楊家園則鎮黨委副書記魏安定已在基層工作近9年。他說：“多少年了，凡是政府大包大攬的項目，鮮有成功的。”

　　魏安定說，地方大棚種植有兩種模式，一是小農小戶，基本靠政策扶持，一旦不扶持就發展不下去了；一是種植大戶，政府投入占比不多，反而主動性強，大棚運轉良好。

　　子長縣楊家園則鎮吳家寨則村，33歲的苗遇春是棚栽大戶，從最初的2個大棚，發展到現在的28個大棚，年純利潤四五十萬元。他認為，目前政府的扶持力度很大，但長遠來看還是要靠農民自己的致富意識和勤奮程度。往往政府管得太多，反而沒有管到“點子”上。比如大棚種植前期靠投入，后期就靠技術，政府要把握每個階段的節奏，不是什么都能“一補了之”。

　　一些基層群眾還表示，有些農業項目存在上得太快、規模太大等問題，沒有引導、示范的過程，農民一下子接受不了；還有的項目本身選址有問題，由于偏僻或者人口搬遷，不便農戶經營。在延安一些地區，就出現過剛剛建成的大棚大面積撂荒的現象。

　　多位基層干部表示，政府扶貧不應“大包大攬”“推著抱著”，而應引導農民更多參與，多征求農民意見，激發農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這樣才能使脫貧致富奔小康的道路越走越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