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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的敵后戰場在物資匱乏的情況下浴血奮戰，運用相對劣勢武器開展游擊戰爭，為抗戰的最終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正是因為八路軍堅持群眾路線，與群眾形成了魚水關系，廣大民眾“被動員起來，密切協助抗戰，達到所謂軍民一致的狀態”。

長期以來不斷有人貶低敵后戰場，甚至詆毀中共“游而不擊”。近年來，這種觀點在大陸也開始出現，混淆了不少人的視聽。關于這一問題，最具有說服力的材料之一就是來自敵人的言說。例如戰后日本防衛廳曾編纂一部《華北治安戰》，詳細敘述了日軍在華北作戰的歷史。其中收錄了大量日方原始資料，包括大本營和陸軍省的機密文件、日志和頒發的命令，以及當時日本的主要決策者、高級指揮官的回憶和筆記。今天看來，他們的立場和觀點雖然站在敵對方面，但對中共抗戰的記載還是帶有很大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因此從這一視角來考察，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認識敵后戰場的地位與作用。

一、 日軍將中共視為“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　　

據《華北治安戰》記載，早在1938年，日本華北方面軍便斷定：“今后華北治安的對象是共軍。”1939年12月，他們認定：“中共勢力對華北治安的肅正工作，是最強硬的敵人。”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則說：“今后華北治安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基于這種認識，他主持制定的1940年“肅正計劃”寫道：“中共勢力迅速壯大，不容忽視。如不及早采取對策，華北將成為中共天下。……討伐重點，必須全面指向共軍。”不久后，日本在河北的特務機關又對1940年2月管區內的治安狀況做了如下概述：“國民黨游擊隊的投降傾向顯著，已至日趨沒落之地步。與之相反，共產黨八路軍所取得的地盤，則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區。如今，河北省成為中共獨占的活躍舞臺。”
　　1940年8月起，八路軍發動的百團大戰，更是給日軍以沉重打擊。《華北治安戰》一書記載：“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長時期和巨款方能恢復。”于是，他們一再驚呼：“共軍對我占領區的進犯越來越頻繁，已成為今后肅正工作上最嚴重的問題”，“共軍無論在質量上、數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擊戰的主力。因此，占領區內治安肅正的主要對象，自然是中共勢力”。他們還對比了國共兩黨軍隊：“蔣系軍隊一直處于頹勢……據此，方面軍將工作重點置于對共施策上，進一步針對實際情況，予以加強。”
　　到了1944年初，華北方面軍司令部更是在1943年度的綜合戰報中詳細公布：“敵大半為中共軍，與蔣軍相反，在本年交戰一萬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戰占七成五。在交戰的二百萬敵軍中，半數以上也都是中共軍……只有對于為華北致命傷的中共軍的絕滅作戰，才是華北皇軍今后的重要使命。”
　　對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時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后來在回憶錄中也寫道：“我就任華北方面軍時的形勢是，對重慶政府軍的作戰已大致結束，周圍幾乎到處都有共軍活動”，“說到作戰，大體上各軍、方面軍直轄兵團對當地共軍都在日夜進行討伐戰（規模大小不等）”。毫無疑問，以上這些來自敵人、將中共視為主要對手乃至“華北致命禍患”的判斷，無不彰顯了敵后戰場的地位和作用，同時也充分說明中共軍隊絕非“游而不擊”。

二、 日軍贊嘆中共游擊戰“極為巧妙”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在廣袤的敵后戰場積極開展游擊戰爭，給敵人帶來了很大的困擾。戰爭初期，日軍便承認：“共軍的游擊戰術巧妙，其勢力與日俱增，廣泛地擴大了地盤。”1938年，他們又感慨：八路軍“取遇強則退、逢弱便打的戰法，對其剿滅極為困難”。1939年5月，日軍在對五臺山的掃蕩失敗后也總結：“1939年5月的五臺作戰是繼1938年秋季作戰的再一次剿共作戰。其戰果與初次相同，毫無所獲。”日軍第一一〇師團作戰主任參謀中村三郎曾描述：“共軍的行動輕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無法捕獲。相反，日軍卻多次遭到共軍的伏擊。”

　　1941年，第一一〇師團騎兵大隊長加島武還曾談及中共游擊隊的地道戰：“部隊在行動中經常受到來自住房的窗口、墻上、丘陵樹林中的突然射擊。偶爾發現敵人，緊追過去，卻無影無蹤。以后得知他們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設在倉庫、枯井、小丘的洞穴等處，地道四通八達，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場所。”他不禁哀嘆：“曠費時日，真想舉手服輸。”無獨有偶，獨立警備小隊長山口真一在1942年同樣表示：“對神出鬼沒的共軍每天都要進行神經緊張令人恐懼的戰爭……我回憶在中國四年之中，再也沒有比駐防在十二里莊當隊長時代更苦惱的。”
　　還有敵方將國共兩黨軍隊戰略戰術進行比較：“如中央軍者，集則易亂，散則無力，其擊潰尚為容易，而共產黨軍集則為整，化則為零，其每個散開之小組皆為有機體，更從彼等所最熟悉之山路，可以巧妙運用。”上述這些歷史資料都印證了中共游擊戰發揮奇效，決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是可有可無的。

三、 日軍認為中共“民眾工作極為徹底”

　　正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所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獲得民眾的支持和擁護，首先是因為其積極抗日、保護群眾。日軍曾表示：八路軍游擊隊“戰斗意志相當強，特別是在村莊的防御戰斗尤其堅強，戰斗到最后一人仍然頑抗到底的例子屢見不鮮”。其次，共產黨在農村實行了正確的政策，團結了最廣大人民。
　　八路軍的紀律嚴明、愛護百姓也給日軍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1939年5月日軍進攻五臺時，就看到“共軍的紀律嚴明，例如對五臺的寺院、村落等特別注意保護，不予破壞，使人感到很能團結群眾，深得人心”。1941年下半年，日軍在對晉察冀邊區作戰時，又發現“共軍對民眾的態度，其紀律更是嚴格謹慎，親密無間”。1944年，在內蒙作戰的日軍第二十六師團師團長佐伯文中將也承認：“共軍地下工作巧妙靈活，群眾對他們心悅誠服，而且軍紀嚴明，秋毫無犯。”
　　而正是因為八路軍堅持群眾路線，與群眾形成了魚水關系，廣大民眾“被動員起來，密切協助共軍抗戰，達到所謂軍民一致的狀態”。在百團大戰中，日軍便說：“八路軍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當中……因而在作戰期間，日軍的動向被詳細泄露給八路軍，但在日本方面則對八路軍的情報完全不明。”有人還回憶：“八路軍的抗戰士氣甚為旺盛，共產地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
　　后來在掃蕩抗日根據地時，日軍又不斷感到“共軍的民眾工作極為徹底，居民對有關八路軍的情況，均不輕易出口”。他們還說：“由于共軍在根據地民眾工作做得徹底，偵察諜報網在群眾中巧妙地扎下了根，很快就會偵悉日軍的動向，立即采取回避轉移行動。”因此，“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幾十次當中，可能僥幸碰到一次。各部隊為了取得成果，東奔西跑，迄無寧日”。
　　在屢屢受挫后，日軍終于意識到人民戰爭的巨大威力，認為“民心多傾向共產黨”。為此，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還專門提出：“共產黨以黨、政、軍三位一體，與民眾的關系有如魚水。”
　　綜上所述，盡管是敵方的立場，但《華北治安戰》一書所收錄的日方資料卻從另一個角度有力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地位與作用，對人民戰爭的威力亦多有彰顯。這其實也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的原因，對那種貶低中共抗戰的言論，無疑是十分有力的反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