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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孝：顏色革命帶不來民主--全球霸權博弈中的“民主”武器

點擊：  作者：梁孝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6-04-21 17:45:18

  

 

    (一) 、“民主”如何成為美國手中的“牌”——全球霸權博弈中的“民主”武器

 

霸權國家不僅要有超強的科技、經濟和軍事力量，它還要有意識形態制高點，現在有時也稱為文化軟力量。當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被認為是歷史發展最高點，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方向，它的今天就是其他國家的明天的時候，這個國家才能成為霸權國家。

 

1989年夏天,美國日裔學者福山在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提出西方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是“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實際上，福山的論證并不充分。然而，1989年10月，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福山一時聲名鵲起，“歷史的終結”成為思潮廣為傳播。由于當時蘇東各國紛紛建立西方議會民主制度，也有人從民主的角度稱之為民主的“第三次浪潮”。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在這時，美國才真正成為全球霸權國家。因為很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正如福山所說的，人類歷史終結了，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后的制度。它確實不完美，人們可以批判它，卻找不到另一種制度來替代他。這就意味著，美國的今天就是其他國家的明天。一個國家只有建立美國那樣的“自由市場+民主”制度，才真正走上人間正道。美國占領了意識形態制高點。

 

美國占領這個制高點可以說是苦心積慮。

 

本來，在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中，民主的問題并不復雜。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臺，經歷以英國、美國和法國的三大革命后，資產階級建立西方民主制度，雖然形式各樣，但其本質是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根本內在矛盾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必然走上歷史舞臺。這是社會發展的更高階段。經過革命，無產階級建立政權。從巴黎公社、工兵代表蘇維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政權不斷發展壯大。在國家中，無產階級成為領導階級，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最真實的民主。雖然新生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有各種缺點，但它代表著未來。

 

上個世紀上半頁，資本主義危機重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英國外交大臣格雷有一句名言，“全歐洲的明燈都熄滅了，我們有生之年將不會看到再次亮起來。”一戰尾聲，德國學者施本格勒發表《西方的沒落》。悲觀主義彌漫歐洲。1929年，經濟大蕭條橫掃資本主義世界。意大利、德國、日本等國家法西斯主義隨之興起。新老帝國主義爭奪勢力范圍的斗爭又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充滿幻滅感。

 

與此成為鮮明對比的是，十月革命后，俄國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不但生存了下來，而且不斷發展壯大。當資本主義陷于大蕭條無法自拔時，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卻煥發出生命力。兩個五年計劃，蘇聯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國，世界第二工業國。二戰中，當德國法西斯戰無不勝，橫掃歐洲時，又是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挽狂瀾于既倒。因此，二戰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和歐洲知識分子都認為資本主義行將沒落，社會主義是人類發展的未來。與此同時，亞非拉地區民族獨立運動風起云涌，許多國家都聲稱要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全世界被壓迫者和被壓迫民族要翻身解放成為主人，社會主義確實有一種風雷之勢。

 

為了爭奪意識形態制高點，美國需要避開社會主義的聲勢，尋找自己的“優勢”。這就是“自由民主”。

 

此時，赫魯曉夫給美國人送了大禮。1956年，在未經蘇聯領導層討論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關于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斯大林被描寫為獨斷專行的暴君。不知當時赫魯曉夫是否意識想到，如果斯大林是專制暴君，那么，蘇聯共產黨是什么?蘇聯政治制度又是什么?

 

美國領導層自然如獲至寶。1956年6月21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基瓦尼斯國際第41次年會上發表演說，他避而不談民主政治的階級本質，而是把焦點集中在民主政治的形式上，把美國說成是自由民主國家，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說成是極權國家。這樣，杜勒斯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把全世界被壓迫者和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剝削壓迫的斗爭，轉換為“自由民主”與“獨裁專制”之間的斗爭。1957年7月2日，杜勒斯召開記者招待會時又說，西方社會的民主制度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的基礎上，這體現了人的價值和尊嚴。人的價值和尊嚴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社會主義是一種極權制度，但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力量會推動集權制度向自由民主社會轉變。西方社會要敢于和蘇聯進行和平競賽。這就是著名的“和平演變”。[1]

 

實際上，在美國建國之初，美國的國父們對民主避而不談。他們認為民主是多數人的暴政，民主是動亂。而法國大革命后，西方很多思想家更是大談反對多數人的暴政。而為了與社會主義爭奪意識形態制高點，美國從此開始大談民主。美國領導人一再聲稱，與社會主義對抗，美國有兩張牌，一張是經濟，一張是民主。

 

美國把民主從一種國家形態轉變為價值觀。整個世界面臨的是自由民主與專制的對抗，是光明與黑暗的對抗。自由民主代表著人的尊嚴和價值，是根植于人性中的力量，它代表光明，而專制代表黑暗。自由民主必然會摧垮獨裁專制。而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代表光明。這樣，美國的民主制度成為衡量其他國家政治制度是否合理的價值尺度。而思想界流行的所謂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又把民主轉變為世界觀。一個復雜多樣的歷史被轉變為一個極其簡化的民主與專制的斗爭歷史。民主制誕生于歐洲文明的搖籃希臘，出現了光輝燦爛的雅典民主。隨后，民主克服專制的重重黑暗，薪火相傳，從意大利城市共和國到荷蘭低地國家，終于在英國扎根，在美國發揚光大。美國有責任，也有義務把民主向世界傳播，讓世界擺脫黑暗。

 

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可以看作是美國意識形態爭奪戰的勝利宣言。不過，歷史說明，歷史并未終結，也不可能終結。

 

     (二)、我們怎么可能拿的是中央情報局的錢——全球霸權博弈中的“民主”武器

 

美國如何向外傳播“自由民主”價值觀?如何讓人們把美國的社會制度視為歷史發展的最高點?如何搶占意識形態制高點?

 

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提出“軟力量”(soft power )，這是一種能夠“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標”的力量。[1]這個理論產生了廣泛影響。我國學界把它翻譯為軟實力，也進行了一番討論。但是，這個翻譯沒有把soft-power的精髓翻譯出來。什么是“使得他者期望你所期望的目標”?在1950年7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份文件中有這樣一句話，最有效的宣傳：“宣傳對象按照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以為這個方向是他自己選定的”。[2]這才是軟力量的精義。

 

軟力量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操縱。就是操縱者通過隱秘的方式，讓被操縱者不知不覺地改變原有的觀念，接受操縱者要傳播的觀念。最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被操縱者認為這是自己經過思索得出的觀念。

 

彼得·科爾曼是澳大利亞文化自由同盟雜志《四分儀》的主編。1967年，有媒體采訪他，問他是否接受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活動經費。彼得·科爾曼和他的工作人員非常憤怒，因為他們很多人都是志愿者，自愿地傳播“自由民主”信念，反對“專制獨裁”，他們都是為了理想而工作，與中央情報局沒有任何糾葛。

 

文化自由同盟是在當時享有盛譽的一個文化組織。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遠在柏林的一些頗有影響的文化人聞風而動，成立“文化自由同盟”。其宗旨就是宣揚自由民主，反蘇聯反極權。這個組織長達17年之久，其中不乏重量級文化名人，在上個世紀50-60年代影響巨大。在最鼎盛時，該組織在35個國家設有辦事處，雇用280名工作人員，用幾十種語言出版20多種有影響的刊物，舉辦高水平的國際學術會議，抗議蘇聯專制獨裁，反對壓制文化自由，并且開展各種藝術展覽、音樂會等文化活動。[3]在我國思想界頗有影響的瑞蒙德·阿隆、漢娜·阿倫特、丹尼爾·貝爾、悉尼·胡克等都是這一組織的成員。

 

彼得·科爾曼屬于文化自由同盟的基層組織。他帶著疑問，開始深入采訪和調查，結果卻令他挨了當頭一棒。文化自由同盟完全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的文化組織，其目的就是要與蘇聯展開文化冷戰，傳播美國的意識形態。

 

美國的意識形態爭奪戰直指要害。知識分子是文化的生產者和傳播者。首先爭取世界范圍內的知識分子認同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念，再通過這些知識分子的輻射作用，影響大眾的價值觀念，最后滲透到“鐵幕”后面。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政府“隱身”，由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中央情報局往往成立大量的外圍組織，以民間組織的身份活動，打出“公益”大旗。中央情報局還成立一些外圍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都是空殼，沒有實體。中央情報局把資金打入這些基金會帳戶，把錢“洗”干凈之后，再來資助他們看中的知識分子，然后由這些知識分子成立文化組織，宣傳美國制度的優越和自由民主價值觀。

 

“文化自由同盟”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從中央情報局獲得了巨額經費。1966年，這個組織的活動經費高達200萬美元。當時的美元還是金本位制，200萬美元在文化領域可以說是絕對的巨資。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初這個文化組織成立到60年代末，美國的經費投入可想而知。中央情報局對這些組織的資助和操縱是極其秘密的，只有這些組織的核心成員才知道。許多外圍的工作者根本不知道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操縱他們。因此，當彼得·科爾曼這樣的外圍工作人員最初接受記者的采訪時，自然勃然大怒，斷然否認自己和編輯部受控于美國中央情報局。

 

除此之外，中央情報局一些手法也確實非常漂亮。比如，在它所控制的文化自由同盟中，并不吸納擁護資本主義的極端右翼的知識分子，而是大量吸收非共左派知識分子。這些人反對資本主義，擁護社會主義，但又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感到失望。其中很多人曾經熱烈地支持過蘇聯，到過蘇聯，最后產生幻滅感，又轉而反對蘇聯。

 

英國學者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翻閱大量美國政府解密文件，采訪當時人，寫成頗有影響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據書中披露，匈牙利裔英國作家亞瑟·凱斯特勒是文化自由同盟的發起人，他曾經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參加過革命宣傳活動，在蘇聯生活過。中央情報局暗中策劃出版他的《正午的黑暗》和《瑜珈信徒和人民委員》等描寫蘇聯社會問題的著作。1948年，又出版《上帝的失敗》(The God That Failed)一書。該書的六位作者伊格納齊奧·西洛尼、安德烈·紀德、理查德·賴特、亞瑟·凱斯特勒、路易斯·費希爾和斯蒂芬斯彭德，都是當時的文化名人，其中有三位真正參加過革命宣傳活動。這些文章都是講個人的經歷、個人在政治上的悔恨以及自己如何從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中醒悟過來。

 

從人的心理來說，一個極端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攻擊社會主義，讀者大致會對他們的言論存疑。而如果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參加過革命，在蘇聯生活過，最后又反對蘇聯的人，當他以細致的文學手法描述心路歷程時，對讀者的心理影響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從中央情報局控制文化自由同盟的過程，可以充分體現文化操縱的最根本的特征。操縱的目標隱藏起來，操縱者隱身，操縱的過程隱藏起來。從表面上，看不到操縱的痕跡，完全是被操縱者自己主動的選擇。

 

還是重溫一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名言，最有效的宣傳：“宣傳對象按照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以為這個方向是他自己選定的”。美國就是以這種方式對外傳播“自由民主”價值觀，讓人們不知不覺地把美國的社會制度視為歷史發展的最高點。

 

      (三)我們今天做的許多事，在25年前都是中情局的活——全球霸權博弈中的“民主”武器

要真正深刻地理解現實的國際政治中的“民主”，就必須了解美國的“民主輸出”戰略，就必須了解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簡稱NED)。

 

“我們今天做的許多事，在25年前都是中情局的活。”[1]

 

這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以下簡稱NED)的第一任代理主席艾倫• 溫斯頓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所說的話。他倒是很直率，很坦然。

 

NED是美國輸出“民主”，致力于全球民主化的“非政府組織”，是美國實施其國家戰略的工具。東歐、中亞和南亞爆發的一系列顏色革命，背后都有這一組織的影子。它已經引起各國政府極大關注。

 

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文化組織的事情被媒體揭露后，引起輿論大嘩。由于中央情報局聲名狼藉，這自然影響了美國輸出民主的戰略計劃。在此之后，美國一直醞釀以公開的方式輸出民主，洗掉中央情報局的惡名。

 

1982年，美國總統里根籌劃實施“民主基本建設”戰略，要在全球高調“推廣美國民主”。1983年11月，美國國會通過《國務院授權法》，成立NED，總部設在華盛頓，免于稅收。NED自稱是非政府公益組織。但是，它的主要資金來源于美國政府撥款。1983年至1994年，其資金完全依靠美國國務院撥款，后來開始接受少量社會捐款。目前，美國政府對NED的撥款主要包括三部分：最大來源是國會年度撥款;其次是國會對外民主項目資助;三是美國務院人權民主基金撥款。

 

NED下面有四大核心機構：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國際共和黨研究所和全國民主黨國際事務學會。國家民主基金會把約55%-60%的經費撥給這些機構，由這些機構在國外以“非政府組織”交流的名義開展活動，建立分支組織，培養骨干。其余的資金則直接提供給目標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幫助它們從事活動。總之，NED的下屬組織，派出學者、知名政要、國際知名人士，在目標國家進行活動，建立各種反政府的政治組織，形成外圍組織，培養選民政治積極分子，提供資金和指導，宣傳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同時向報刊傳媒滲透，資助媒體、報刊和電臺，以此為中介，在民眾中進行意識形態滲透。[2]

 

國家民主基金會的第一任代理主席艾倫• 溫斯頓說他們干的是中央情報局的活，所言非虛。國家民主基金會身后一直隱藏著中央情報局的影子。據俄羅斯媒體披露，基金會的創始人之一小沃爾特·雷蒙德，1970年到1982年間一直在為中情局工作。從2005至2007年，巴里·F·勒文克朗一直是美國國務院負責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助理秘書長，負責監督國家民主基金會運行。在這之前，他是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別助理、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要分析員、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蛟S可以說，國家民主基金會是一個換了馬甲的中央情報局。

 

NED的資金是非常充足的。在1983年，美國國會給國家民主基金會提供的財政撥款是1800萬美元，隨后逐漸增加，到20世紀90年代末達到3000萬美元。美國“9·11”恐怖襲擊發生后，美國政府開始大幅提升預算。預算撥款具體數額如下：2004年7900萬;2005年約1.13億;2006年約1.09億;2007年約1.06億;2008年約1.34億;2009年約1.31億;2010年約1.35億。[3]

 

2007年次貸危機后，美國財政緊張。但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并未壓縮。

 

中國是NED的重要目標。從大眾媒體中披露的看，與中國相關的近40個組織接受美國民主基金會捐助，其中不少是反華組織。據國家民主基金會出版的《2004年支持全球民主的資助報告》，該基金會2003年為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異議組織提供了439萬美元的資助。2004年美國政府的總撥款是790萬。現在有多少，大家可以估算一下。

 

民主是中國百年以來的焦點問題之一。今天，更是百家爭鳴，思潮洶涌，龍蛇混雜。網絡的發展，使更多的人可以關注這一問題，可以參與爭鳴。但是，在這個爭鳴的過程中，人們至少需要了解清楚這樣幾個問題：“說了什么”;“誰在說”;“為什么說”;“誰掏錢讓人說”。

 

     (四)是美國的國家利益還是民主?——全球霸權博弈中的“民主”武器

 

近年來，美國及其領導的北約所發動的戰爭，如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其中最重要的一條理由，就是人權高于主權。它們聲稱所瞄準的國家都是獨裁政權，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沒有人權。為了正義，它們要打倒這些獨裁者，給該國人民送去民主和自由。這叫“人道主義干涉”。美國這是“代天巡狩”，“替天行道”。

 

美國真是為了傳播自由民主而發動戰爭嗎?

 

2007年，在伊拉克的所謂美國咨詢機構和公司參與制定了一部《伊拉克石油法》，該法規定，現有80個油田中的65個以及以后勘探出的大油田，都要交給外國石油公司開發經營并進行分成，分成的第一階段，外國公司可獲收入的60-70%，第二階段則是20%。2007年7月，伊拉克政府已經迫于美國壓力批準了該法草案。根據這部法律草案，西方公司可以把油田開采初始階段多達3/4的利潤占為己有，獲得的利潤將會翻倍。更為重要的是，美英等國實際上搶奪了伊拉克的石油主權。這是伊拉克的國家命脈。伊拉克人也明白其中厲害，國會里軟磨硬泡，吵來吵去，拖著不簽字。

 

在伊拉克戰爭之初，美國領導人一再辯解，它們不是為石油，而是為了把伊拉克人民從獨裁政權中解放出來，獲得自由和民主。但是，又如何解釋美英大公司搶奪伊拉克人民的石油財富呢?

 

當然，也有人說，確實有些大財團利用這個機會獲得巨大利益，但不能因此否定美國傳播“自由民主”的誠意。美國的戰爭行為不可能沒有國家利益，但傳播“自由民主”則是美國更高的目標，它往往壓倒現實利益。這是因為，美國本質上是個基督教政教合一的國家。這一點常常被人們所忽視的。

 

據說，美國先民是在英國受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他們避難來到北美，開拓殖民地。這些清教徒相信，他們肩負上帝的使命：要成為其他人的榜樣，要成為希望的明燈，為那些飽受苦難的人民指明道路。《馬太福音》第五章第14節曰："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美國先民據此認為，美國就是這個“山顛之城”。腐敗墮落的歐洲是舊基督教世界，這里是新世界。他們擔負著上帝的使命，要把新世界的光明傳向世界。這是上帝交給美國先民的使命，是“天定命運”。美國傳播自由民主不是現實利益，而是來自他的基督教文化，來自它的深層文化心理。

 

文明論有時候能夠獨辟蹊徑，讓人眼界一開，加深對世界的理解。但文化心理又實在是飄忽不定，難以確證。還是看看二戰以后真實的歷史吧!

 

1951年，伊朗議會選舉穆罕默德·摩薩臺擔任總理。摩薩德要將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再用這筆資金發展工業，改善民生。這將沉重打擊英美石油巨頭在伊朗的利益。民選總理摩薩德自然成為英美媒體報道中違背國際法，藐視聯合國的“惡棍”。1953年8月，中央情報局派遣克米特·羅斯福前往伊朗，推翻摩薩德。此人是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孫子?？嗣滋?middot;羅斯福在美國大使館地下室成立指揮部，策動最早的“顏色革命”。他賄賂報紙編輯，組織暴動，設法使伊朗陷入混亂。8月19日，在美國特工挑動下，德黑蘭街頭發生暴亂。受到賄賂的軍警袖手旁觀。隨后，摩薩臺被逮捕，判叛國罪。在3年監禁之后，又被終身軟禁，于1967年去世。中央情報局把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迎回伊朗，扶持上王座。中央情報局終結伊朗的民主政治，建立符合美國利益的君主專制。

 

在自由民主原則和國家利益之間，美國選擇了后者。

 

當然，這不是特例。

 

20年后，中央情報局同樣通過政變顛覆智利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阿連德是智利人民團結陣線的領導人，深受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影響，希望在智利走出一條通過選舉方式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新路。1970年，阿連德當選總統。他執政后，加大國家對金融和外貿的控制，將銅礦等經濟命脈收歸國有，實行土改。這無疑觸犯了國內既得利益集團和美國大資本的利益。美國高層認為，在拉美這個美國的后院，出現一個親共產主義的政權，是不能容忍的。1973年9月11日，在中央情報局策動和支持下，皮諾切克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人民團結陣線。阿連德拒不辭職，戰斗到最后一息。皮諾切克政變上臺，一直緊握軍權。他對內殘酷鎮壓。同時，在政策上，偏袒豪門，對國際大資本敞開大門。這是名副其實的軍事獨裁政權，但皮諾切克在美國后院安然連任總統17年。

 

如果說這畢竟是過去的事了。那么，就說眼前。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一直對敘利亞虎視眈眈，“人道主義干涉”蓄勢待發。其理由自然是敘利亞阿薩德政權是獨裁政權。阿薩德子承父位，確實不符合現代民主原則。但問題的關鍵是，敘利亞邊上就是海灣六國，這是實實在在的君主制。美國卻視而不見，避而不談。歸根結底，沙特現政權符合美國的利益。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元失去了實物支持。為此，美國與沙特結成準聯盟，沙特作為最大石油出口國，堅持用美元對石油進行結算。這樣，石油成為美元的新基礎，維護它國際儲備貨幣的王者地位。當然，美國也要投桃報李，不僅不對沙特輸出“民主”，還要維護沙特的國家安全。

 

縱觀歷史，如果符合美國利益，即使是獨裁也是允許的，甚至要鼎力支持。如果不符合美國利益，即使是民主也不能容忍，甚至要顛覆掉?？偠灾?，民主最終不過是美國維護自己霸權地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借口。

 

(五)“顏色革命”和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全球霸權博弈中的“民主”武器

 

世紀初以來，在東歐和前蘇聯的一些地區，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出現騷亂。在民眾大規模示威的壓力下，政府倒臺，反政府組織上臺。由于反對派往往以某種顏色為象征，因此稱之為“顏色革命”。這些顏色往往是一種花的顏色，所以也稱為花朵革命。2003年，格魯吉亞發生玫瑰革命，因格魯吉亞盛產玫瑰而得名。2004年，烏克蘭發生栗子花革命，栗子花花色橙黃，故稱橙色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爆發郁金香革命。同年，烏茲別克斯坦安集延發生騷亂事件，人們當時認為又將發生一次顏色革命。但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在俄羅斯的支持下，以強力穩定局勢。2009年，伊朗發生反對內賈德的綠色革命，因競選對手穆薩維及其支持者用綠色作為競選顏色而得名。

 

顏色革命和民主有什么關系呢?

 

從表面上看，顏色革命都是因為民眾為了爭取民主、自由，抗議當權者，憤而起來奪取政權。不過，總的看來，“顏色革命”都是發生建立西式民主制度國家中。其爆發往往是在選舉過程中，反對派認為選舉不公，在民眾支持下占領政府，反對派由此上臺。其間并沒有政體變化。更多得是親美的政治力量代替原來的政權。

 

表面上看，顏色革命是民眾爭取民主，而實質上是美國把“民主”作為武器，為了自己的戰略利益，顛覆別國政權。這不得不說是美國的“發明”，不得不佩服美國的高明。

 

如果把布熱津斯基的戰略大棋局和顏色革命爆發地兩相對比，結論不言自明。

 

1997年，布熱津斯基出版《大棋局》一書，這本書要為美國提供一套可行的均勢戰略。布熱津斯基可不是書齋里的學者。此人是美國政府最重要的智囊之一，長期參與制定外交政策，1977-1981年在卡特政府中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3年，他協助大通曼哈頓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組織三邊委員會，任主席。這個委員會實際上是美、歐、日大財團的精英俱樂部，對美國的政策有重大影響。很多人認為他是現任總統奧巴馬的國際戰略導師。

 

布熱津斯基認為，歐亞大陸是世界的中心。除美國外，經濟發展排在世界前六名的國家都在這里。當今歐亞大陸存在五大棋手，即德、法、俄、中、印五國。它們既有發展的潛力，也有發展的意志，既能改變地緣戰略格局，也能威脅美國的霸權。如果其中再出現一個蘇聯式的超強國主宰歐亞大陸，或者這些國家聯合，美國就會被排除在歐亞大陸之外，成為一座孤島，其世界霸權也就隨之終結。因此，美國絕對不能讓這兩種情況出現。

 

如何施行這種均衡戰略，讓這些國家相互牽制呢?

 

布熱津斯基認為，為了推行制衡之策，美國必須要控制五個地緣戰略支軸國家。所謂“支軸”國家，是指占有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而本身又非常脆弱的國家。說白了，這些國家就是美國控制五大國的戰略要地，也是五大國與美國爭奪的要點。布熱津斯基認為，這些支軸國家為烏克蘭、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和韓國。

 

烏克蘭是歐洲和俄羅斯的橋梁，如果俄羅斯失去烏克蘭，它就只能是一個亞洲國家，休想再建立起一個歐亞帝國?？刂茷蹩颂m，就能把俄羅斯排除在歐洲之外。實際上，這同時也能避免未來歐洲和俄羅斯聯合。阿塞拜疆雖然面積小、人口少，但它是里海石油和中亞油氣資源的瓶塞?？刂扑?，可以使這些油氣資源避開俄羅斯。土耳其占據黑海、地中海要沖。伊朗則占據波斯灣東海岸，控制著世界石油通道。

 

另外，布熱津斯基認為，就遏制俄羅斯而言，除了烏克蘭、阿塞拜疆之外，烏茲別克斯坦也極其重要。這個國家在中亞人口最多，控制這個國家，就能抵御俄羅斯在中亞的勢力。

 

烏克蘭、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韓國、烏茲別克這六個國家中，土耳其、韓國是美國盟友，阿塞拜疆對西方一直保持比較友好、合作的態度，易于控制。烏克蘭2004年發生顏色革命。吉爾吉斯發生顏色革命后，烏茲別克發生安集延事件，幾乎被顏色革命顛覆。2009年，伊朗發生反對內賈德的綠色革命，從德黑蘭蔓延伊朗全境。內賈德正是以強硬反美著稱。

 

如果再深入考察一下。阿塞拜疆是里海和中亞的油氣瓶塞。美國控制這個瓶塞，然后修建獨立于俄羅斯的輸油管線。這條輸油管線是阿塞拜疆的巴庫——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土耳其的杰伊漢線路(簡稱BTC)。原格魯吉亞領導人謝瓦爾德納澤雖然親美，但他畢竟是原蘇聯政府的外交部長，高層領導人，與俄羅斯瓜葛極深。此人老謀深算，有高加索銀狐之稱，難于控制。為了這條戰略通道的安全，美國必須要不僅聽話，而且更容易控制的新領導人，最好是“雛兒”。2003年，格魯吉亞發生顏色革命，謝瓦爾德納澤被迫下臺。

 

本世紀以來，最有代表性的顏色革命，都發生在布熱津斯基所說的地緣戰略樞紐上，或者是樞紐附近。由此看來，顏色革命實際上是美國發動的軟戰爭，“民主”已經成為它攻城略地的武器。

 

(六)、文化病毒和蜂擁戰術——全球霸權博弈中的“民主”武器

 

“顏色革命”是一種軟戰爭，它有自己的戰略戰術，是精心籌劃的產物。

 

“顏色革命”之所以得名，就在于它有自己象征的顏色和旗幟。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時，支持尤先科的反對派陣營把首都基輔的獨立廣場變成橙色旗幟的海洋。這可不是突發奇想，而是按照恩·夏普(Gene Sharp)的《非暴力行動198招》來行動的。這一招是該書第18招：旗幟的展示及象征性的顏色。

 

吉恩·夏普被認為是文化軟戰爭的“軍事家”，顏色革命的精神教父。媒體中流傳一種說法，“哪里有顏色革命”，哪里就有吉恩·夏普的影子。

 

2010年，吉恩·夏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所有的權力都有其來源。如果你能夠指認這些來源，那么你就可以將它們切斷。他還認為。在這些來源中，最重要的是道德權威，另外還有經濟力量和對大眾的控制。

 

這些可不是隨便說說，而是吉恩·夏普多年研究的“非暴力抗爭”的精髓。

 

1973年，吉恩·夏普出版《非暴力行動政治學》，其中總結非暴力抗爭的198種方法。1983年，吉恩·夏普開始在美國哈佛大學國際問題中心主持一個有關非暴力抵抗的研究項目。在研究期間，他在馬薩諸塞州籌建愛因斯坦研究所。德國科學家愛因斯坦以追求科學真理，愛好和平而聞名于世，但是，吉恩·夏普研究的卻是要在全球范圍內通過非暴力抗爭顛覆政權。夏普很快又出版了一本書——《讓歐洲不可戰勝——非暴力威懾與防御的潛力》。該書引起“冷戰之父”喬治·凱南的重視，認為在歐洲之外，這種非暴力抗爭顛覆政權方式擁有更大的潛力。1993年，吉恩·夏普出版《從獨裁到民主》，這本書只有93頁，再次精心羅列198種非暴力抗爭方法。該書成為顛覆政權的行動手冊。吉恩·夏普由此成為“顏色革命精神教父”。當然，愛因斯坦研究所自然得到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

 

“顏色革命”實際上就是兩個核心步驟。

 

第一個就是文化滲透，它的目標是顛覆一個國家制度、政權的道德權威。最常見手法就是通過大眾傳媒大規模的宣傳，輸出文化商品，如好萊塢大片。而隱蔽的方式則是通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樣的組織，以非政府組織民間文化交流的形式，選定一些知識分子，通過各種基金會的資助，成立外圍組織，培養骨干分子，進行文化滲透。在這個過程中，宣揚美國自由民主制度和價值觀念，同時，侵蝕這個國家的文化核心。其最重要的手法就是歪曲歷史，詆毀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歷史事件、英雄人物，調侃經典的文藝作品。一旦人們接受了這種觀念，人們就會認為，他們的國家是在獨裁者欺騙下，走上了錯誤的社會發展道路。社會的一切問題都是由此產生。他們必須要推翻現在的制度和政權，尋找正確的道路，重返人類文明。當然，這就是選擇美國的社會制度。這樣，就摧毀了一個政權的道德權威。這就是俗稱的“洗腦”。

 

第二個關鍵步驟，利用社會問題，啟動蜂擁戰術，街頭政治發難，顛覆政府。

 

所謂“蜂擁戰術”就是像密集的蜜蜂一樣發起進攻，實際上是一種通過操縱大眾心理和情緒推翻敵對國家的手法。美國學者威廉·恩道爾指出，“蜂擁”戰術是美國智囊庫蘭德公司長期研究的產物。1967年，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塔維斯托克研究所開始關注年輕人群體現象，尤其是在搖滾樂演唱會中年輕人群體的精神亢奮狀態，認為這種現象可以用來推翻敵對國政府。蘭德公司將其相關研究加以利用，精心研制出“蜂擁”戰術。[1]

運用蜂擁戰術是這樣的過程。在文化滲透過程中，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組織以公益旗號出面，派出學者、情報人員、知名政要、國際知名人士，在目標國家成立外圍組織，尤其是在青年學生中，培養選民政治積極分子，成立反政府組織。一旦該國出現經濟、社會問題，美國相關組織就會利用社會的不滿情緒，鼓動、組織青年學生上街游行，同時利用金錢收買一些人參加游行示威，甚至煽動示威學生和群眾占領政府機構。與此同時,西方著名媒體就會“準確”地出現在現場，拍攝下高舉“民主”旗幟的民眾反抗“獨裁”政府的畫面，然后，經過精心選擇、甚至拼貼的照片、視頻就會出現在這些著名媒體的網站上，瞬間傳遍世界，引起世界關注，給該政府以巨大的輿論壓力，直至其下臺。雖然整個過程都是在美國政府操縱下進行的，但是，給全世界的印象卻是民眾為了自由民主自發地推翻獨裁政權。

 

2000年9月26日，塞爾維亞舉行大選，反對黨抗議米洛舍維奇選舉舞弊，從而引發大規?？棺h。10月6日，米洛舍維奇不得不承認選舉失敗。米洛舍維奇也是一代政治強人，為了維護塞爾維亞民族和國家利益，敢于與美國為首的北約對抗。2001年，在美國的壓力下，米洛舍維奇被逮捕，以種族清洗罪被引渡到海牙國際法庭。在審判中米洛舍維奇毫不屈服。2006年，米洛舍維奇死于獄中。

 

現在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推翻米洛舍維奇是美國第一次以“顏色革命”顛覆反美政權。美國相關部門整體策劃，跟蹤輿情，培訓骨干。吉恩·夏普作為顧問也參與其中。蜂擁戰術啟動時，用了5000罐涂料，250萬傳單，用全球定位系統、互聯網、短信提供情報信息，西方傳媒即時跟蹤報道。顛覆米洛舍維奇政權僅用10天，而且只花費了4100萬美元。[2]

 

從此，“顏色革命”成為美國攻城拔寨的利器，很快被用到了獨聯體國家

 

(七)“顏色革命”的前世今生——全球霸權博弈中的“民主”武器

 

“顏色革命”以追求民主，反對獨裁為旗幟，西方一方面背后操縱，另一方面以國際社會自居，施加壓力，直到顛覆一國政權，扶植親西方勢力掌握政權。顏色革命本質上是宣傳戰和政變相結合的。我們有必要簡要地勾勒它的脈絡。

 

在第一次大戰中，作戰雙方展開大規模宣傳戰。

 

1917年春天，英國軍隊俘虜了德國將軍查特里斯(Charters)，從他的身上找到兩張照片，一張照片是士兵的尸體被運回安葬，另一張照片是死人的頭發運回工廠來煉造香皂。英國情報部門把兩張照片嫁接在一起，制造了“士兵尸體被拉回去制造香皂”的謠言，然后讓新聞界傳播出去。這是一次經典的宣傳戰。制造這一謠言，無疑是要讓人們認識到，德國這個國家是多么邪惡!以此鼓動己方士氣，動搖對方軍心，爭取中立的國家的同情。宣傳戰的本質就是通過文化符號、信息傳媒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達到宣傳者的目的。在宣傳中，更多得是訴諸情感，而不是系統的理論。(在我國，“宣傳”是正面的，而在西方，宣傳是貶義的，通常用“傳播”)

 

二戰后，美國為了爭奪霸權，一方面爭奪文化領導權，宣傳美國的自由民主，反對蘇聯“獨裁專制”，另一方面，發動政變顛覆威脅美國利益的政權。1953年，危地馬拉和伊朗發生政變?，F在，美國已經公開承認識中央情報局策劃了這兩起政變。兩起政變中能隱約看到顏色革命的影子。

 

危地馬拉政變重點是營造輿論。[1]

 

50年代初期，危地馬拉是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唯一實行西方民主政治的國家。1950年，民族主義者哈科沃·阿本斯當選為總統。其政策宗旨是發展本國民族經濟、改善勞苦大眾的生活。1952年，阿本斯總統沒收了美國聯合果品公司所占有的閑置土地40萬英畝。該公司在拉美地區極有勢力。1954年6月，中央情報局策動軍事政變，顛覆政府，扶植親美軍人獨裁政權。阿本斯被迫流亡海外。

 

在醞釀政變的過程中，美國聯合果品公司雇用了一群有影響的說客和時事評論員，竭盡全力制造輿論，歪曲阿本斯政府形象。這些行動不是在危地馬拉，而是在美國國內。其中最著名是愛德華·伯奈斯，也就是現在廣為人知的公共關系之父。德華德·伯奈斯的目標是把阿本斯政府歪曲為一個親共、反美的不負責任的政府。他說服《紐約時報》的記者寫了一系列關于危地馬拉“赤化”，導聯合果品公司陷入困境文章，營造關注熱點。然后，聯合果品公司精心安排，多次組織新聞傳媒人士到危地馬拉免費旅游，然后發回各種傾向于聯合國品公司的報道，為美國政府發動危地馬拉政變制造大量的輿論。最后，通過院外游說人士，影響美國政府決策。

 

伊朗政變的要點是利用不知真相的民眾顛覆政權。

 

1951年，伊朗民族陣線領導人摩薩臺被選舉為總理后，要是將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這觸犯英美石油巨頭在伊朗的利益。1953年8月，中央情報局派遣克米特·羅斯福前往伊朗，策動政變。摩薩臺也有眾多支持者(其中包括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黨人民黨)，拒不下臺，并下令逮捕政變者。政變幾乎失敗。萬般無奈之際，8月17日，克米特·羅斯福出資5萬美元，收買一些伊朗人冒名人民黨組織了一場大游行，他們高呼人民黨的口號、打著人民黨的旗幟，毀壞禮薩王的陵墓和一些宗教設施。摩薩臺雖然下令驅散游行，但民眾已經對摩薩臺和人民黨懷有疑慮和不滿。同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民黨黨員也開始反對摩薩臺。之后，美國特工又收買在民眾中有影響的高層人士。8月19日上午，德黑蘭大市場發生大游行，游行者襲擊政府辦公大樓、支持摩薩臺的報紙及政黨總部。在混亂中，政變軍隊開始占據優勢。隨后，摩薩臺被逮捕。[2]

 

這兩起政變是顏色革命的“前傳”，只是沒有互聯網、即時通訊和非政府組織。

 

2011年中亞和北非動蕩，利比亞爆發戰爭，敘利亞陷入內戰。各中緣由錯綜復雜，只能等待各種材料不斷披露才能說明真相。但是，我們仍可以把它看到顏色革命的“續集”或“升級版”。

 

首先，前期仍然是美國的非政府組織。2003年，美國提出“大中東”計劃，明確提出要求在大中東地區進行民主政治培訓，媒體獨立，成立非政府組織，并提出美國非政府組織與中東國家非政府組織合作，形成非政府組織網絡化。2004年，美國總統小布什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撥款從4000萬美元提高到8000萬，并要求向中東地區加大投入力度。然后，借住突發事件，推波助瀾，將群眾抗議引向“顏色革命”。在敘利亞抗議之初，普通民眾進行抗議、示威，其初衷未必是要推翻政府，更多得只是要求政府實行更合理的經濟政策，改進政治結構等等。但是，外部勢力迅速介入，擴大事態，制造混亂，誘發“顏色革命”，顛覆現政權。如果現政權強硬，就資助反政府派別，挑動內戰。同時，國際輿論大造聲勢，揭露現政權和領導人各種“聳人聽聞”的殘暴事件。如果反對派內戰不利，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就會以保護“自由、民主、人權”大旗，直接出兵，推翻現政權，成立親美政府。

 

不過，這個“升級版”實際上回歸了帝國主義年代的武裝政變。

 

再說句題外話。幾年前的，茉li花革命橫掃北非諸國，無數人歡呼。今天，利比亞、埃及、敘利亞都成了爛攤子，普通百姓逃離家園。發展中國家命運多劫!不否認北非諸國上層的腐朽，但是，有沒有自己的民主之路呢?

 

(八)“花朵革命”為什么枯萎了——全球霸權博弈中的“民主”武器

 

顏色革命往往以某種花朵為標志，又稱為花朵革命。

 

2005年，反對派領導人巴基耶夫在上萬示威群眾擁護下，最終登上總統之位。5年后，又一場幾乎同樣規模的騷亂將巴基耶夫趕下臺，甚至剝奪了他的總統“豁免權”。

 

2004年，烏克蘭反對黨領導人尤先科在一片橙色的海洋中成為烏克蘭總統;5年后，當時被擊敗的亞努科維奇一舉擊敗宿敵，成為新一任總統。

 

而格魯吉亞“顏色革命”的旗幟性人物，薩卡什維利也同樣面臨著困境。2007年，他憑借暴利驅散反對派，爾后勉強連任。2012年，薩卡什維利領導的黨在議會選舉中失敗，承諾和平移交權力。

 

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是本世紀引起廣泛關注的“顏色革命”。它們曾被西方媒體視為新一輪民主沖擊波。然而，才短短幾年間，“顏色革命”就開始枯萎了。

 

“顏色革命”并不是革命，更多得是高層內部派系之間的斗爭，而外部勢力乘機插手，扶植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即使從西方民主的標準來看，這些反對派領袖本身也是來自原來統治集團的高官，本身并沒有真正的民主理念和素質。他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被它們“革命”下臺的前任并沒有本質區別。反對派領導人上臺后不是致力于民生，而是重新瓜分財富，或者馬上陷于爭權奪利。“顏色革命”往往是新政客上臺，外部大國借機扶植代言人，擴展勢力，而對新政權寄予熱望的普通百姓既得不到真正的民主，也改善不了生活。

 

“顏色革命”的旗幟薩卡什維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格魯吉亞，薩卡什維利上臺后，雖然許愿進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但實際上卻是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加劇，就業率降低。而薩卡什維利的貪腐程度比之前任有過之無不及

先說民主。2003年，薩卡什維利高呼“民主”，帶領反對派打倒了老牌政治家謝瓦爾德納澤。但是，“民主”是薩卡什維利奪權的手段，他絕對不允許別人以“民主”來反對他。2007年11月，反對派在首都大規模反政府集會，要求舉行議會選舉、改總統制為議會制，并要求總統薩卡什維利下臺。11月7日，薩卡什維利以“為了恢復首都的交通”為名，簽署命令，驅散集會。格魯吉亞警方動用高壓水龍、催淚彈、橡皮子彈“驅散”聚集在議會大樓前的示威者。有508人被送往醫院，還有一個名為 “伊梅季”的反對派電視臺被內務部停播。

 

2010年6月，薩卡什維利說，他在2013年任期滿后有意出任總理。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薩卡什維利已經連任兩屆，不能再參加總統大選。不過，他給自己開了后門。根據2010年10月格魯吉亞修改的憲法新規定，2013年總統選舉后，議會和總理將獲得比總統更大的權力。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而修改憲法，這位“民主”明星也想把“民主”玩弄于手掌之中。

 

再說腐敗。薩卡什維利上臺后高調反腐。不能說沒有動作，但更多得是指向下層。比如，因為警察存在腐敗，他在兩年內裁撤了8.5萬名警察中的7.5萬人，在一夜內讓1.4萬交通警全部下崗。這種行為與其說是高調反腐，不如說是意氣用事。但是，在高層則鮮有動作。只有原來屬于一個陣營的前國防部長指責薩卡什維利腐敗時，他才開始對這位國防部長“反腐”。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是，薩卡什維利隨意把與自己關系密切的、毫無從政經驗的演藝女性提拔到高位。據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一家名為《每周調色板》的刊物報道，一些“知名女性”憑借與薩卡什維利關系而謀得重要職位。如格魯吉亞知名歌手索夫·尼熱拉澤現在格外交部任職，此前她還出任過文化部長;一位名叫尼諾·卡拉達澤的女性擔任外交部副部長，她是在飛機上與薩卡什維利相識的。阿蘭娜·戈拉耶娃是一位記者，曾擔任薩卡什維利新聞主任，現在總統行政辦公室工作。歌手尼娜·茨卡莉拉什維利曾任文化部部長;原舞蹈演員卡波利亞是格魯吉亞經濟和穩定發展部部長。

 

但是，真正讓薩卡什維利倒下是格俄戰爭。

 

2008年8月，格俄戰爭爆發。在俄格交戰過的街頭，薩卡什維利正在接受CNN的采訪，突然俄國戰機飛過，薩卡什維利蹲下身，倉皇四顧，然后丟下采訪記者，在保鏢簇擁下奔逃，其間不慎跌倒于地。這個鏡頭傳遍世界。

 

小國有小國難處，但也有存身之道。通常是利用自己的戰略地位優勢和大國的矛盾，借力打力，獲取利益。中亞國家在美歐之間搞平衡，就是這種辦法。在這種平衡中，小國絕對不能輕易與大國開戰。因為一旦開戰，就沒有了回旋余地。薩卡什維利政府輕易地挑起與俄羅斯的軍事沖突，不僅軍事慘敗，甚至領土完整都成為問題，只能乞求美國和西方來幫助抵抗強敵。這時，格魯吉亞與俄羅斯的關系徹底搞僵。向俄羅斯講和，俄羅斯自然會開價極高，而格魯吉亞也失去了與美國和西方討價還價的能力，不得不聽命于人。

 

當然，美國和西方自然樂得此種狀況。

 

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獲利最大的自然是美國。美國和歐洲籌劃了一條繞開俄羅斯的石油走廊，這就是“巴庫-底比利斯-杰伊漢”(BTC)輸油管線。BTC輸油管道為美國全球能源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2005年5月25日在巴庫輸油終端舉行了BTC管道注油慶典。2006年7月13日，土耳其南部地中海港口杰伊漢舉行BTC管道開通典禮。同時，美國借著俄格戰爭，也把手伸到了高加索地區。

 

在這期間，格魯吉亞落后的社會經濟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國家分裂的狀態依然存在。

 

實際上，這本身就沒有任何奇怪之處。顏色革命本來就是美國擴張勢力的手段，一種軟戰爭。它自然以美國的利益為中心。當然，在顏色革命中上臺的政客，作為美國的代理人，自然也會有自己的利益。對老百姓，則是“逗你玩”。

 

當然，老百姓也不傻，也逐漸明白其中道理，不會再輕易相信這些政客。這是“顏色革命”的花朵枯萎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