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中國道路引起國際社會越來越廣泛的關注。很多國際人士將中國道路與西方模式相對比,認為中國道路是對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別是對西方民主模式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超越;它不僅帶來了中國的和平發展,也將鼓舞越來越多的國家獨立探索自己的發展之路,從而深刻影響國際秩序的未來走向。
西方國家一直喜歡用“民主與專制”的范式來評判世界。它的預設是“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而民主的內涵只能由西方國家來界定。只要別國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不一樣,別國就是錯的、過渡性的;如果不改變,最終是要崩潰的。但中國堅持運用“實踐理性”觀察世界,發現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團糟的國家比比皆是,并進一步得出結論:以西方標準把世界分成民主與專制兩大類,已無法解釋這個復雜多元的世界。如果一定要對世界上的國家治理進行分類,那么,只有“良政”與“劣政”兩大類。“良政”可以出自西方模式,因為為數不多的西方國家治理得還是可以的;但相當多西方國家沒有治理好,否則就不會陷入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因此,“劣政”也可以出自西方模式,采用西方政治和經濟模式而失敗的國家屢見不鮮。
在國家現代化與政治制度建構方面,中國的探索可謂艱難曲折。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國推翻了原來的政治制度,照搬美國政治制度,但很快發現水土不服,整個國家陷入軍閥混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開啟了社會主義新時代。雖然并非一帆風順,但中國的探索從未停止過。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堅持實事求是,將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總結本國和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大膽而審慎的改革。這種“實踐理性”的態度,使中國成功避免了認為西方民主模式可以解決中國所有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政治浪漫主義,也成功避免了認為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可以解決中國所有經濟問題的經濟浪漫主義。
由于西方國家是現代化的“先行者”,所以它們習慣以自己的標準來看待整個世界,甚至有一種非要把自己的模式強加于人的沖動。但歷史和現實都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大都以失望、失敗甚至絕望而告終。
1988年5月,一位發展中國家的總統來到北京,希望鄧小平同志談一談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經驗。鄧小平同志回答道:“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他還補充說:“不但經濟問題如此,政治問題也如此。”這位總統接著又詢問應該如何與西方打交道,鄧小平同志的回答是四個字:趨利避害。
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從西方國家借鑒了很多有益經驗。從引入生產線到引入企業管理模式,從科技研發到文化產業發展,從發展互聯網經濟到發展各種高新產業,中國的快速發展得益于對西方先進技術和經驗的吸收借鑒。但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經驗的過程中,中國并沒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來判斷,博采眾長、推陳出新。比如,中國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變成一個大規模學習、適應和創新的過程,使中國國際經濟和貿易規模很快上了一個新臺階。又如,中國熱情擁抱以信息技術革命為先導的互聯網革命,同時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目前已成為這場革命的佼佼者。在世界上最大的10家互聯網公司中,4家是中國公司,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4G網絡。
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國家就顯得過于固步自封。不少西方人真以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文明代表了“歷史的終結”,結果驕傲使人落后。以美國為例,小布什政府執政8年,創造了美國國力連續8年下降的紀錄;2016年的美國總統競選,再次暴露了金錢政治、社會分裂等嚴重問題。從歐洲來看,多數西方國家也面臨難民危機、債臺高筑、經濟低迷等難題。
西方政治文化談得最多的是西方國家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一些西方國家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在世界上推廣這些價值,卻在非西方國家頻頻遭遇失敗。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外來的價值與這些國家老百姓所盼望的改善民生嚴重脫節,導致政治機器空轉和無窮的政治紛爭、動亂甚至戰爭。“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顏色革命”迅速褪色,本質上都是這個原因造成的。現在連西方國家自己也面臨類似情況。西方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危機等已導致西方國家民眾生活水平長期停滯甚至下降。西方政壇今天流行著當年克林頓競選美國總統時的一句名言:真蠢,問題出在經濟!大多數西方民眾最關心的也是經濟、就業、福利這些民生問題。
民生為本是中國人數千年治國的古訓。它把人民當作國家的基石,把民生問題解決得好不好當成關系國家命運的大事、看作“民心向背”的關鍵所在。今天我們堅持民生為本,不僅是指黨和政府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是指國家的制度安排要著眼于在更高、更廣的層次上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為人民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讓人民過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民生為本的理念不僅對于實現中國夢意義重大,而且對于解決許多世界性難題也有重要啟迪。
綜合創新能力較強,也是中國道路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原因。這與中國善于學習、長于綜合的文化傳統有直接關系。歷史上,中華文明從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豐富養分。比如,中亞民族發明的二胡成了中國民樂的主要樂器,英國人發明的乒乓球成了中國的“國球”。社會主義理念也是西方人提出而后被中國化的。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有選擇地學習美國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的經驗,日本、德國等在企業管理方面的經驗,以色列在發展農業方面的經驗,新加坡在開發區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方面的經驗,等等。但總體上看,我們沒有簡單照搬外國的經驗,而是綜合了外國的經驗,并根據中國的國情進行了創新。
從更大范圍看,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離不開綜合創新。
在政治領域,我們把選拔和選舉有機結合起來,這種做法明顯好于西方單純依賴選舉的政治制度。
在社會領域,我們拒絕了西方主張的那種社會與國家對抗的制度,而是推進社會綜合治理,推動社會協商和對話,建立了社會與國家良性互動的制度。
在經濟領域,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種“混合經濟”,包含了“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有機結合、國企與民企力量的有機結合等。雖然這個制度還需要完善,但它已展現了獨特優勢和競爭力。
在法律領域,我們把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力求避免西方法條主義等弊病,建設一種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國家。
今后,我們還要繼續學習和借鑒世界各國、各地區的好經驗,但一定會以我為主、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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