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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昨天（1月5日），山東省政府發了一條通知，主體內容言簡意賅，“按照《政府參事工作條例》（國務院第565號）和省政府有關規定，解聘鄧相超的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職務。”

鄧相超何許人也？他的第一身份是山東建筑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教授，同時還有一大串頭銜，剛剛被解除的山東省政府參事只是其中一個。

鄧相超過去在微博上十分活躍，原創和轉發了大量反共辱毛、號召“推墻”的帖子，多數言辭下流，超出了表達立場和討論問題的底線。他早就因此變得很“有名”了，我并沒有關注過他的微博，但經常從反擊和抵制他的人的微博里看到他的名字和他發布的內容。也就是說，網絡上對鄧相超的自發揭露早就出現了。

但對鄧相超的抵制直到最近才形成集中爆發的態勢，這要源于鄧相超在毛主席誕辰123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又發布了一些惡毒侮辱毛主席的帖子。在民間自發紀念毛主席的情緒正值高峰的時候發布這樣的內容，順理成章地在網上引起了對鄧相超的集中反彈。

并不清楚這樣的反彈是怎么驚動了“組織”，鄧相超趕緊發微博企圖抵賴，聲稱出差期間微博被盜，別人發了“一些不合時宜的帖子，給組織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并聲稱自此主動封博。

鄧相超的狡辯顯然是不成立的，因為他一共發過將近17萬條微博（勤奮程度直逼川普），反共辱毛、號召推墻的內容隨手一抓就是一把，根本不是只出現在毛主席123周年誕辰紀念日的前一周。【鄧相超原創和轉發的大量此類微博，有細心網友進行了截圖，并分門別類進行了梳理】

但勢頭一旦起來，就沒那么容易平息了。隨后，鄧相超微博賬戶被注銷。原本存在于線上的對鄧相超的阻擊也轉移到了線下，前天（1月4日），濟南百余名群眾自發前往山東建筑大學，拉橫幅抗議，并找到藝術學院的領導進行交涉。與此同時，也有十幾個鄧相超的支持者前往。雙方還發生了輕微的沖突。

次日，山東省政府就解聘了鄧相超的參事職務。這真的是應了毛主席的一句話，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動跑掉。

二

對于他自己的言論，鄧相超以批評是知識分子的天職為由自我辯解，他的支持者也打出捍衛其言論自由權的旗號。

但這能夠成立嗎？顯然，這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鄧相超在微博上有相對大一部分言論用詞下流卑鄙，超出批評和討論的界限，構成對以毛主席為首的已經去世的先烈的侮辱；其次，鄧相超有一系列顯赫的社會身份，這些職務（無論是主業還是兼職）都對任職者有明確的要求，滿足這些要求是擔任職務的前提條件，在這里，不可以以言論自由作為違背崗位職責要求的借口。

鄧相超的第一身份是大學教師。《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規定，教師的義務包括“遵守憲法、法律和職業道德，為人師表”，還規定，“教師是履行教育教學職責的專業人員，承擔教書育人，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質的使命。教師應當忠誠于人民的教育事業。”

故而，教師鄧相超的言論自由權不包括反對憲法和反對社會主義事業。但是，鄧相超并不尊重中國的憲法，不認同社會主義事業。

鄧相超曾擔任山東省政府參事。《政府參事工作條例》也規定，政府參事要“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故而，反對憲法的鄧相超壓根兒就沒有擔任參事的資格。

鄧相超目前還擔任著山東省政協常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修正案》第二十四條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和地方委員會委員應熱愛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事業，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律，在本界別中有代表性，有社會影響和參政議政能力。”

顯然，鄧相超也是沒有資格擔任省政協常委的；或者說，他要當政協常委，他的言論自由權就不再包括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事業。

鄧相超還是中國民主促進會山東省委員會委員，民促濟南市委副主委，民促山東建筑大學支部主任。《中國民主促進會章程》中明確規定了“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根本準則，維護憲法權威”等內容。

任何人都有權利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持自己的看法（我聽過對這一制度極其刻薄的諷刺），但不同意這一制度就不要加入，因為加入是以自愿為基礎的；而一旦加入民主黨派，言論自由權就不再包括公開反對中國現行的政黨制度和中國共產黨。

言論自由權不是絕對的，而是跟身份和位置有關。李敖曾舉例說明，說一個五歲的小女孩膽小，不是污蔑，但說一個將軍膽小，就是污蔑，因為小女孩膽小是應當的，而將軍則不可以膽小。同理，我，以及跟我一樣的千千萬萬體制外群眾可以擁有的在一部分言論自由，鄧相超是沒有的，因為他已經放棄了這部分權利，并取得了相應的回報。如果鄧相超和他的支持者們想要為他爭取更大的言論自由空間，完全可以放棄這些社會身份，當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那樣的話，他的言論自由權會大很多，只要不違法就沒問題。

但顯然鄧相超是熱衷于取得這些身份的，熱衷于和官方打得火熱，享受這些機會給他帶來的好處。與此同時，他又長期地、持續地發表一些和其身份不相符的言論。習總書記曾批評黨內存在會偽裝喜歡表演作秀的“兩面人”，并要求把這些人辨別出來、清除出去。其實，何止黨內存在“兩面人”，黨外也有“兩面人”，鄧相超就是一個。他雖然在黨外，但跟體制關系密切，自然也應該被清理。

鄧相超的山東省政府參事職務被解除了，希望接下來被解除的是他的其他職務。這是社會底線倫理的要求，不能被視為對鄧相超言論自由的壓制。

畢竟，言論自由不是流氓的庇護所。

三

鄧相超“倒掉”的直接推動力是一些普通群眾站了出來。不出意外的話，這些主動站出來捍衛毛主席、捍衛中國共產黨的普通群眾又會被某些人污蔑為“義和團”，這已經是公知和公知粉們的慣用伎倆了。

關于義和團運動，一百年前有兩種針鋒相對的看法，今天仍是這樣。反動的知識分子認為義和團是仇視西方、仇視現代文明的頑固舉動；而進步的知識分子，比如容閎，則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中華民族民氣未死的象征，是中國免于被西方列強瓜分的關鍵因素。

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站在唯物史觀和人民史觀的立場上，對義和團運動給予了高度評價。由于歷史的局限，這場運動雖然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本質上是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1967年，毛主席親自對戚本禹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進行了修改，并提筆加上了這樣一句話：

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

在上述這些視角之外，我們還有一種看待義和團運動的方式——義和團是自干五的先驅。當“肉食者鄙”，昏庸無能，導致國家陷入絕地時，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站了出來，“自帶干糧”為民族危亡而拋頭顱灑熱血，扶大廈于將傾。這是“禮失而求諸野”的表現，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表現。

越來越覺得，這類圣人之言，包括毛主席的一些說法，并非產生于賢者杰出的創造力，而只是對根植于中國人民身上的一些優秀品質的客觀抽象。同理，中國人民在關鍵時刻的表現，不是圣人教化的結果，而是民族基因中自帶的本能反應。

今天，當歷史虛無主義橫向，義和團被無端污蔑，中國革命被惡意曲解，毛主席被惡毒詆毀的時候，站出來的不是吃國家俸祿的干部，又是一些老百姓。他們不是紅二代，不吃財政飯，享受不到特殊待遇，但正是他們在跟公知、跟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乏走狗們戰斗，捍衛中國革命的道統，捍衛黨的領導。

鄧相超其實不同習近平所批評的那種黨內“雙面人”，那些人的另一面是刻意隱蔽起來的，是收斂著的，但鄧相超的另一面從未加以掩飾，公然在微博這個廣場性的空間里招搖。他是怎么當上省政府參事的呢？是怎么當上省政協常委的呢？對了，鄧相超還是山東省委統戰部黨外知識分子聯絡人，統戰的對象是朋友，什么時候開始包括這種公然持敵對立場的人了？

習近平多次強調，領導干部要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要以大擔當干大事業，要重用忠誠感覺擔當的干部。這些話太有針對性了，因為太多的肉食者沒有擔當。這是鄧相超之流的“雙面人”能夠如魚得水的根本原因。

四

好在我們還有英雄的人民，有偉大的義和團精神的擔當者。山東老鄉好樣的，山東不愧是義和團的發祥地，不愧是革命老區。

敵人再用義和團來當大帽子扣給我們的時候，我們應該欣然接受，我們要理直氣壯地說，偉大的義和團精神萬歲，我們就是要當義和團精神在當代的傳人。

已經太多事例表明，在該擔當的人不出來擔當的時候，是群眾自發的義和團精神在頑強地阻止那些應該被抵制的東西。比如2016年趙薇電影選角風波，是廣大網民對有“臺獨”傾向的演員進行了抵制，并引起全國性關注。前一段時間，另一個“臺獨藝人”要到濟南演出，有責任把好演出審批關的人沒有把住，又是網友的呼吁叫停了演出。畢福劍侮辱毛主席，也是普通老百姓把他趕下國家電視臺的熒屏。

想當年，公知在輿論空間是何等猖狂，今天大都草雞了。肉食者鄙，宣傳部門在這場戰斗真沒有沒起到什么正面作用，是網絡義和團，也就是自干五們打退了公知，讓他們在奚落聲中變成了一個個笑話。

在這次鄧相超事件中，山東省政府的反應非常迅速，立即做出了解聘鄧相超參事職務的決定。但是，并沒有同時大大方方地給出解聘的理由，這是一個不足。義和團精神是偉大的，但也是不夠的，正如容閎所說，這是民氣之所在，但還需要黨來領導，納民氣于正軌。希望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從此開啟民間和官方的良性互動，共同保衛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成果。

無論如何，讓我們歡呼鄧相超的“倒掉”，偉大的義和團精神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