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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題：讀《毛澤東年譜》是紀念毛主席的最好方式之一。

      受客觀條件的局限，能夠讀到的較真實的著作實在是可憐，比如，《毛澤東選集》仍然只是那五本。

　　  不過，非常高興的是2013年12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出版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這大概是官方出版發行的相對最新、最權威的關于毛澤東的著作了。

　　  這套書的第六本記錄了老人家1966年10月至1976年9月期間的一小部分言行。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一個更真實的文革中的毛主席。現摘錄部分內容：

　　1966年10月1日，主席同外賓談話時說：很多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我們包下來了。他們看不起工農群眾，看不起工農出身的人。我們還得用他們，不用他們，我們的報紙就出不了，廣播也播不出去。文學界、藝術界，也是他們的人多。全部改變要用很長的時間。

　　1966年11月17日，談到中國正在開展的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時，毛澤東說：我們還是國民黨遺下來的教育制度，教育工作人員大部分也是那個時候遺留下來的，所以不搞教育改革是相當危險的。這次是不是能夠搞得好，也還要看。總是有所觸動，觸動到什么程度，那倒不一定。可能隔幾年以后，還要來一次運動。要想在幾個月或者一年之內把所有文化方面的問題都解決，恐怕比較難。

　　1967年1月11日，《關于制止腐蝕群眾組織的通知》說：最近有少數黨政負責人為了抵制革命群眾對他們的批判，腐蝕革命群眾，任意給群眾組織大批金錢物資。中央認為，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做法，必須堅決制止。

　　1967年1月27日，審閱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其中第三條是：軍隊內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游街、罰跪等。認真提倡文斗，堅決反對武斗。

　　1967年1月30日，修改《紅旗》雜志社論稿，其中兩段：“對于犯有錯誤的干部，要正確對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是黨的傳統政策。只有這樣才能使犯錯誤的本人心悅誠服，也才能使無產階級革命派取得大多數人的衷心擁護，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否則是很危險的。”

      “各級干部，都要經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考驗，都應該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勞，不能躺在過去的成績上自以為了不起，看輕新起來的革命小將。對自己只看見過去的功勞，而看不見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對新的革命小將則又只看見他們的某些缺點錯誤，而看不見他們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確的。這樣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必須改過來。”

　　1967年2月1日，致信周恩來，指出：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打花臉、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辦法達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的目的。請你轉告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1967年10月7日，毛主席說，有些干部為什么會受到群眾的批判斗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后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系問題，搞好干部和群眾的關系。

　　1967年12月18日，主席說，這次是一個大審查，用群眾性方法來審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橫豎不殺，搞錯了將來平反。文化革命是個總的名稱，實際上是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

　　1968年5月8日，談到一些受沖擊的干部時，毛澤東說：群眾提打倒誰，不要怕，多數人是打而不倒。對很多人要考慮商量個辦法，特別是對那些犯了錯誤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數犯了錯誤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犯了錯誤的人大多數是可以改的。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意見指出：對革命遺址和革命紀念建筑物，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群、石窟寺、雕塑壁畫，古文化遺址、古墓葬，要加以保護;有毒的書籍不要隨便燒掉，作為反面教材;把破四舊中查抄的文物圖書收集起來，集中保管;各地博物館、圖書館等處所藏文物圖書都是國家財產，應當妥善保存;各地應當盡快成立文物圖書清理小組。

　　1968年7月12日，談到控制派性沖突和武斗問題時，毛澤東說：有些人就是不懂，不愿意到對立方面去。對擁護你這一派的人還要做什么工作?就是要到反對你的一派那邊去才有工作可做。你們凡是做一件事，甚至一個動作，都要想到反面。

　　1968年10月13日，講到：過去那種戰爭好打，容易打，敵人清楚，就是那么幾個，秋風落葉那么一掃，三年半就差不多了。這回這個文化大革命比那個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搞不清楚。所以，有些問題拖長了。

　　1970年12月18日，會見斯諾時講到：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我很不贊成，一個是講假話，一個是捉了俘虜虐待，我很不高興的。 談到俄國時講到：我們不怕他們叫我們教條主義，我們把他們批評我們教條主義的文章在我們的報上發表。他們就不敢發表我們批評他們的文章，他們就怕。

　　1971年9月12日，毛澤東說：我們的方針是路線決定一切。人多，槍多，代替不了正確的路線。路線正確就有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人和槍也可能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1971年11月20日，毛澤東說：五十年起了十次變化嘛，有許多都是跟著個別的人。我跟的是路線，你領導者路線正確，我跟，至于你路線不正確，我不跟。

　　1972年12月中旬，毛澤東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周恩來作出指示：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提出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在年內再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并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各事辦好，請分別報來。

　　1976年1月14日，鄧......第一次檢討，其中說：檢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認識問題。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說：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兩個壞東西中間選擇好一點的一個。

　　美中不足的是，該書最后一段引用了1981年的一份文件，實在是有些低估多數讀者的智商。

　　比較佩服復出后的彭真所說的一句話：“現在事后諸葛亮太多了，成績是大家的，錯誤你就沒份?……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

　　是滴，不能主席去世了就都推在他身上——何況，當時所謂的“錯誤”也許后人不會再覺得是錯誤!

　　當代人不評當代事。今天，將開國領袖毛澤東的言行原原本本的展現出來。至于是非功過，還是相信讀者的眼光和良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