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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向陽 | 從世界多重矛盾演變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點擊：作者：陳向陽來源：《旗幟》發布時間:2019-09-29 23:04:31

貫徹習近平外交思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贏得戰略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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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世界秩序深刻重塑，多次在國內外重要場合提出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彰顯了世界視野與戰略眼光，應深入領會、從容應變。

從大歷史和國際關系多重矛盾復雜演變的角度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當今世界大變局之深、之廣、之劇，均為“百年未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縱觀人類歷史，世界發展從來都是各種矛盾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綜合結果”。從世界“大歷史”的角度，依據矛盾論的原理與邏輯，可以看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呈現多個維度，既是多對矛盾的共同作用，亦是如下多個變局的疊加。

其一，世界地緣經濟與政治重心“東升西降”，“東西矛盾”由過去的“西強東弱、西主東從”轉向如今的“東西平視”，堪稱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前亞洲地區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持續走強，其人口規模、地理版圖、資源潛力均全球領先，中國倡議的“亞洲文明對話”助推東方文明復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按購買力平價標準衡量，2019年亞洲GDP占全球的34%，而美國與歐盟合計占31%；亞洲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更是高達63%，美國為11%，歐元區僅為4%。“世界經濟論壇”載文指出，人類已迎來“亞洲世紀”。世界史學界公認，西方自16世紀起開始趕超東方并領先全球，故當今“東升西降”可謂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國、日本、印度、俄羅斯、歐盟等各大力量紛紛對亞洲加大投入，致使亞太乃至“印太”地緣角逐持續升溫。

其二，國際體系主導權“南升北降”，“南北矛盾”由過去的“北強南弱、北主南從”轉向“南北對等”。世界力量對比多極化與國際關系民主化難以逆轉，老牌與新興大國綜合實力此消彼長仍是大勢所趨。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雖面臨困難但仍總體前進，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走勢雖有分化但仍整體崛起。與此同時，老牌發達國家政治與社會困境加劇，美國階層與族群矛盾凸顯、政黨對立、社會撕裂，歐盟離心力增大，日本老齡化嚴重，西方七國集團（G7）影響式微，體現新老大國共治和“南北共治”的二十國集團（G20）影響增大。

其三，國際關系行為體“非（國家）升國（家）降”，堪稱近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行為體從主權國家“一統天下”，朝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共同參與的方向轉變，全球治理尤其如此。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影響上升，高科技公司富可敵國、能量驚人。當代國際體系源自1648年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主權國家從此成為世界舞臺的主角，故當今“非升國降”可謂近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其四，世界經濟與科技動能“新舊轉換、新陳代謝”。新科技與新工業革命持續發力，人工智能、生命科學、量子計算、無人化等日新月異，跨界融合、質變突破、疊加飛躍勢頭迅猛，其在更加方便與造福民生的同時，也蘊含人員失業、安全失控、倫理失序的風險，人類傳統的生產與生活方式面臨顛覆性挑戰，大國高科技競爭更是空前激烈。

其五，中西互動趨于“平起平坐”，“中西矛盾”與力量對比由過去的“西強中弱、西攻中守”轉向如今的“中西互有攻守”，堪稱一百年和近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穩健邁向民族復興的中國并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最大變量”，因為中國的崛起及其建設性正能量是確定的，中國實乃大變局的主要“推手”，也是大變局的最大亮點。2019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西方列強達成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凡爾賽條約》，中西方關系從當年中國任人宰割到今天“平起平坐”，可謂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果從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被西方列強打敗起算，中西方從過去的“西強中弱”，及至1949年中國“站起來”，發展到今天中國正從“富起來”邁向“強起來”，中西方實力對比漸趨均衡，這又可謂近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其六，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日益突出與美國單邊主義甚囂塵上共同作用，令全球治理供給嚴重不足，“治理赤字”明顯增大，“供求矛盾”凸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球治理體系與國際形勢變化的不適應、不對稱“前所未有”。當前發達國家“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泛濫成災，鼓吹“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更是大開倒車，對外大搞保護主義，使得1945年二戰結束后所確立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與多邊主義，以及冷戰后快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與自由貿易，都面臨“逆全球化”的嚴峻挑戰，這也堪稱戰后和冷戰后未有之大變局。

貫徹習近平外交思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贏得戰略主動

2018年6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習近平外交思想”，應全面準確把握其豐富內涵，在國際形勢“多事之秋”扶正祛邪、穩中求進，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趨利避害、勇立潮頭。

首先，“十個堅持”各有側重、缺一不可。

一是堅持以維護黨中央權威為統領，加強黨對對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是在外事與外交體制機制上強調黨的領導和集中統一。

二是堅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使命，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國外交的根本任務是助力民族復興，其本質屬性則是中國特色和發展中大國的自身定位。

三是堅持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宗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外交既基于國家又超越國家，自覺“以天下為己任”，這與唯我獨尊的“美國優先”有著天壤之別。

四是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根本，增強戰略自信。“內政決定外交”，中國的對外自信發自內心，源自道路、理論、制度與文化自信。

五是堅持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致力于中外共同發展，是新時代中國外交的重大創舉和關鍵抓手。

六是堅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基礎，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是中國獨特的崛起方式和戰略選擇，也是對“國強必霸”所謂“定律”的突破。

七是堅持以深化外交布局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關系。中國外交堅持“結伴不結盟”，廣交朋友、廣結善緣，不斷做大“朋友圈”。

八是堅持以公平正義為理念，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中國堅定維護多邊主義的世界進步潮流，主張同舟共濟、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這與大開倒車、自私自利的美國單邊主義形成鮮明對照。

九是堅持以國家核心利益為底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體現了敢于并善于斗爭的底線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