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決破除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為。堅決防止領導干部成為利益集團和權勢團體的代言人、代理人”。并且指出：“要教育監督各級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牢記手中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切不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做到秉公用權、依法用權、廉潔用權、為民用權”（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新華網2018年12月13日）。堅持人民至上，旗幟鮮明反對特權，是我們黨一以貫之的政治主張、政治立場和政治本色，也是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壯大、推動社會主義建設、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斷邁向新征程的成功密碼。特權是最大的不公，與黨的宗旨背道而馳，與人民期盼反向而行。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為的實質是以權謀私，將公權力異化為個人、團體和圈層謀取私利的平臺和工具，挑戰著社會公平正義底線，造成階層內卷和利益固化，形成了腐敗的深層土壤，甚至危及國家安全，必須著力強化“人民監督、人人負責”，拆散破除“門閥圈層、特權體系”。

一、門閥圈層、利益勾結：公平正義的底線沖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公平正義是我們黨追求的一個非常崇高的價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定了我們必須追求公平正義，保護人民權益、伸張正義”（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新華網2015年2月2日）。由董襲瑩事件引發的“政學醫商資源閉環運作”協和4+4項目特權浮出水面，當特權階層既能利用國際化通道鍍金，又能借助本土化關系網絡變現時，形成了砍向“醫學根基、教育公平、患者生命”的三把利刃。傳統醫學生經歷高考頂級競爭考研規培等長達11-15年的“寒窗苦讀”遭受嚴重踐踏，普通百姓子女教育公平生存成長之路遭受雙重擠壓，患者“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生命健康權遭受嚴重挑戰。這一現象在金融、醫療、教育等領域的蔓延，正在制造新的“士族門閥”“權貴圈層”，且以改革創新、國際接軌為名，已使國家政策法治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遭受嚴重沖擊。

董襲瑩輿情事件曝光之后，不僅正文僅24頁的博士論文快速知網下架，協和醫學院院長對其公開贊譽快速刪除，而且協和“4+4”招生網頁已經打不開，歷屆錄取生名單已經無法查詢。如果沒有違背國家政策法治、沒有沖擊社會正義，“快速刪除、不能打開、難以查詢”會出現嗎？互聯網媒體是有記憶的，追求公平正義的網民已經下載記憶。黨和國家更不允許門閥圈層利益勾結，5月1日國家衛健委對肖某董某引發的輿情問題開展開調查。除董襲瑩外，交大附中盛璽澄剪紙特長生“剪”進復旦并進入“4+4”、12頁論文的金山木進入協和醫學院并在23歲拿到醫學博士、中專空乘學歷的蔣德利娜入圍“4+4”……是否是事實？協和4+4項目十年畢業200人，132人的父母是醫療系統領導，66人父母是醫生，是否是事實？自2018年始9年17批次錄取的270名學生，其學歷構成、家庭背景，是否可以逐一公開？以教育創新為名的協和“4+4”項目，是否通過規避高考、快速獲取精英身份的“后門”方式，已經淪為特權階層的“自留空間”和利益交換、利益輸送的“特別通道”？……都有待國家衛健委乃至中紀委調查核實。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特權是最大的不公。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反‘四風’、反腐敗，鍥而不舍抓作風建設，都是在同特權思想、特權現象作斗爭”（習近平《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要一以貫之》，《求是》2019年第19期）。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決不允許搞特權”的論斷，十九大報告再次提出“堅決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二十大報告又一次強調“堅決破除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為”。由董襲瑩輿情事件引發的協和醫學院“4+4”項目輿情風暴，之所以引起社會的出離憤怒，因其危害不僅在于對個體命運的篡改，更在于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踐踏。而“社會公平正義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柱子松動的話，那么人類社會這個雄偉而巨大的建筑必然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蔣自強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07頁）。網民質疑：協和醫學院“4+4”項目的背后究竟有多少隱情？是拿學業和工作為某些權貴階層子女開路？是將一批權貴子女籠絡起來把協和醫學院辦成“黃埔軍校”？還是最終把權貴圈的子女們安插到重要行政崗位上？網民呼吁：必須高度警惕打著改革創新的旗號搞腐敗，警惕權貴勾結踐踏教育公平、就業公平乃至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

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指出：“如果升學、考公務員、辦企業、上項目、晉級、買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國等各種機會都要靠關系、搞門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顧，沒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沒有機會，就會嚴重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網2013年1月22日）；“要完善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制度機制。保障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讓每一位辛勤勞動、艱苦奮斗、創新創造者，都有夢想成真、人生出彩的機會”（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23年12月26日）。據某知名高校研究院的調研數據，部分“速成海歸”的專業適配度較國內雙一流畢業生低22%，但是起薪卻高出35%。另據清華大學社會分層研究團隊的數據顯示，我國重點高校中的農村生源占比已從1980年代的35%降至當前的15%。部分特殊利益集團以改革創新為名，通過體制性尋租，以貌似程序化但已經完全違背政策法規的運作，在人才選拔體系中構織起隱蔽的權力壁壘，已經嚴重影響社會的公平正義，嚴重阻礙普通百姓子女獲得“夢想成真、人生出彩”的機會，必然引起社會高度警覺，需要黨和國家依法依紀依規查處，打破利益集團的隱秘權力堡壘。

二、權貴階層、特權體系：腐敗產生的深層土壤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敗問題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反腐敗斗爭就一刻不能停，必須永遠吹沖鋒號”。“特權”本質上是追求特殊化、差異化，助長貪念、膨脹私欲，必然對腐敗起著催化劑的作用。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為雖然與消極腐敗不能簡單畫等號，但特權是腐敗的前奏和序曲，而腐敗則成為特權的續曲和發展，兩者之間存在從量變到質變的必然聯系。協和醫學院“4+4項目”暴露出，腐敗表層的續曲和發展，來源于特權深層的前奏和序曲，處于權力地位的所謂學術文人喪失基本倫理，凌駕于人民和法律之上，打造出一套特權體系，企圖形成門閥世襲。貪官貪污受賄屬于違法犯罪，但是學術文人卻以改革創新、國際接軌為名，長達8年披上貌似合法合規的外衣，多達17批次隱秘性招錄270余名博士，其招錄的合法合規性依據，有待中紀委和教育主管部門的調查核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恩格斯說過：一切公職人員必須“在公眾監督之下進行工作”，這樣‘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和‘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網2014年1月14日）。并且指出：“執政黨對資源的支配權力很大，應該有一個權力清單，什么權能用，什么權不能用，什么是公權，什么是私權，要分開，不能公權私用”（習近平《在參加河南省蘭考縣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的講話》，新華網2014年5月9日）。公共權力的目的是為公眾謀福祉，否則就有可能蛻變為特權腐敗，公權私用就是把公共權力變成牟取個人或少數人私利的工具。反腐敗斗爭實踐告訴我們，絕大多數腐敗問題與特權思想、特權行為密切相關，幾乎每一個腐敗問題背后，都能找到特權的影子和烙印。事實反復證明，任何失去監督的“特殊項目”、失去制約的“特殊權力”、失去管控的“特殊利益”都必然會導致腐敗。協和“4+4”項目之所以使社會憤怒，究其根源，折射出隱藏在圈層特權背后的深層腐敗。

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頁）。特權現象的產生，源于幾千年封建社會“官本位”意識的延續，他們對權力失去敬畏感，生成優越感，把權力視為身份地位的象征、發家致富的“幫手”，為個人和小集團謀取私利，必然嚴重背離為人民服務的初心使命。董襲瑩事件引發的協和“4+4”輿情，揭穿隱藏性圈層特權后，讓整個社會細思極恐，社會是否正在被資本和門閥所綁架，并且正在因此失去活力、失去公平、失去未來？如果社會主流頂層位置被董襲瑩們占據，如果公平不再，如果門閥成風，將摧毀整個社會基本的底層邏輯，我們國家還能走得長遠嗎？當底層再沒有機會和出路的時候，后果就一定會非常嚴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群眾最痛恨各種消極腐敗現象，最痛恨各種特權現象，這些現象對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最具殺傷力”（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新華網2013年4月19日）。并且，嚴肅指出：要“旗幟鮮明抵制和反對關系學、厚黑學、官場術、‘潛規則’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習近平《論黨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34-135頁） 。特權、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直接或間接侵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合法權益。董襲瑩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隨著“特殊背景”學生浮出水面，從入學到規培一路綠燈，海外不相干專業“鍍金”歸來，竟然輕松成為醫學博士，甚至可能成為寒窗苦讀的醫學學生們的老師、領導。網民在質問：他們憑什么？就憑父母的權勢地位和某些權貴相互勾結？這是不是要形成權貴門閥？當權貴門閥與腐敗墮落結合，必然引發制度崩塌。從魏晉門閥制度的崩塌到法國大革命前的貴族特權體系，特權階層對社會流動通道的壟斷，無一例外地導致了劇烈的社會震蕩。

三、改革之名、國際接軌：國家安全的嚴重危害

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 11-12頁）。并且指出：“特權是一種危害極大的腐蝕劑，不僅割裂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而且直接侵蝕黨和國家的制度根基，是毀堤蝕壩的螻蟻之穴”（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新華網2017年2月13日）。如果利益集團、權勢團體、特權階層形成，就會嚴重背離黨的性質宗旨，就會嚴重脫離人民群眾。當協和醫學院錄取名單神秘消失、論文緊急下架、院長致辭刪改時，人們看到的不僅是個人丑聞敗露，更看到的是在黨規法治尊嚴和人民監督震懾下，一套為特權階層量身定制的特權體系潰敗。協和醫學院“4+4”項目為什么是特權體系？此類特權體系在哪些角落領域同樣存在？已經造成怎樣的社會危害破壞和制度根基侵蝕？……必然成為“全面從嚴治黨”帶動“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

習近平總書記曾嚴肅指出：“對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決不能被他們綁架、成為他們的俘虜。如果黨的權力被他們攫取、黨的領導干部成了他們的代理人甚至自己就搞利益集團，紅色江山就會改變顏色，我們黨就會被人民拋棄！”（《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第37頁）。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為中外古今有之，人類歷史文明發展的歷程，伴隨著與特權和腐敗的不懈斗爭。蘇共亡黨亡國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黨內形成了利益集團、權勢團體、特權階層，教訓極其深刻沉重。東漢至隋唐的門閥世族以血脈為鎖鏈，將官職、土地與文化資源緊緊攥于掌中，“九品中正制”不過是世家大族把持仕途的遮羞布。今日審視門閥歷史，更需警惕任何形式的特權固化，以自我革命、人民監督、制度保障社會流動，方能避免重蹈“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歷史周期。歷史反復證明：任何政黨和國家，一旦特權大行其道，就會腐敗愈演愈烈，必然喪失民心、失去擁護，最終走向敗亡，這是歷史教訓和歷史鐵律！

協和醫學院“4+4”項目，以改革創新、國際接軌為名，借鑒美國醫學教育（MD）而形成，但是美國醫學教育（MD）確實也是在本科畢業后進行的，但門檻和后續要求極為嚴格：入學必須通過MCAT（全美統一醫學院入學考試），本科課程明確要求化學、生物、物理、人文社科等都得修夠學分，畢業后還要經歷漫長的住院醫師（Resident）和專科醫師培訓。但是，協和“4+4”項目僅以本科+推薦信+面試，由此構織成為門閥圈層、特權體系服務的隱蔽性堡壘，不僅造成社會危害破壞和制度根基侵蝕，而且社會已經質疑該特權體系是否為“中美資本勾結”的深水炸彈。《DeepSeek：肖醫生的小四董小姐牽出協和“4+4”驚天大瓜：盡然跟美國資本有關？》《恐怖！協和小四的父親，竟然還在緬甸有個園區？》等網文，需要引起國家安全部門重視，并且進行網文所涉及到的線索溯源。尤其，“4+4”項目是否是美國國際開發署主導的項目？協和官網刪除所有“4+4”項目英文介紹的原因？中國項目主任李文凱為何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突然離職？

有網友提出：協和“4+4”事件表明，特權腐敗是表，和平演變是里；權貴勾結是末，間諜滲透是本；國際接軌是假，投降賣國是真。戰略間諜所設計的頂層設計不破除，不可能從根子上消除學術腐敗亂象。并且堅定認為：證據表明，協和“4+4”就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背后推動的戰略頂層設計，并通過該項目培養其在中國的下一代代理人，為未來二十年控制包括衛健委在內的中國生物醫療防疫領域的領軍人物在做人事布局。并且不是安排一個人，而是安排一批幾百人進入中國生物醫療防疫領域的猶太資本人事布局。這一批經過多位院士精心背書和培養的醫學“夢之隊”畢業之后，若干年想必也會占據中國醫學領域，影響著疫苗、防疫、生物實驗、藥物批復等等規則。如上觀點和證據，不能不使社會公眾后背發涼、高度警覺，2019年新冠病毒大流行“沒有硝煙的戰爭”給予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以強大的免疫提醒，絕不允許以改革之名、國際接軌，對國家安全造成基于公平正義的根基侵蝕和猶太資本布局醫療領域的政治侵蝕。

四、人民監督、人人負責：特權階層的拆散破除

1945年，毛澤東曾就如何消除特權、破除歷史周期率指出：“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懈怠；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021年1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六中全會上進一步指出：“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的窯洞里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這就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經過百年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與人民監督，不僅是革命發展階段的傳承推動，更是內外合力的辯證統一。自我革命作為懲治腐敗的內力非常重要，但是確實也存在著自痛難革，甚至形成“燈下黑”乃至隱蔽性特權堡壘的問題。協和“4+4”項目引發的輿情風暴，發出警示：需要著力強化人民監督、人人負責，才可能實現內外合力統一，消除腐敗深層土壤，確保國家政治安全。

1、高度重視黨內監督的實效性。作為黨內監督，協和醫學院副院長杜斌提出，“4+4”模式要求申請者本科畢業于QS/Times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學或美國頂尖文理學院，且需推薦信等隱性門檻，通過傳統高考路徑“小鎮做題家”的普通學生難以企及。同時認為，醫學是高度依賴經驗的學科，壓縮培養周期可能導致臨床實踐不足。杜斌的批評不僅基于學術邏輯，更源于長期堅守臨床一線的實踐經歷。按照正常規培輪轉計劃，董襲瑩應該去脊柱外科輪轉，教學秘書麻昊寧嚴正抗議董襲瑩違背正常輪轉留著胸外科，并在醫院骨干群公開質疑董襲瑩，但是最終依然繼續留著胸外科。在“官大一級壓死人”的背景下，反對意見難以奏效。副院長楊斌、教學秘書麻昊寧，無疑都是社會發展的“一股清流”，但是面對特權圈層往往成為少數派而被疏遠，進而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政治生態。反對特權要求“在黨內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和公平競爭機制，集中精力解決基層黨組織弱化、虛化、邊緣化等問題，推進黨務公開、暢通黨員參與黨內事務、監督黨的組織和干部、向上級黨組織提出意見和建議的渠道”（《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1頁），需要著力加強黨內監督，讓更多的黨員能夠參與到黨的決策和管理中來，實現黨內生活的陽光化、公開化和民主化。

2、不可忽視人民監督的缺失性。反對特權階層、門閥圈層體現的人民性，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和對人類尊嚴的捍衛，從而確保每個人能夠在公正的環境中實現自身價值。協和“4+4”項目對普通醫學生群體的排斥效應、潛在的醫療風險，以及由此產生的教育公平、就業公平乃至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是由于以改革創新之名進行的體制運行，缺乏與之對應的監督機制以及及時糾正錯誤的矯正體制。回顧80年代末以來，在文學圈、電影圈、音樂圈，曾經出現的一小撮門閥圈層掌握著圈內人脈走向，乃至社會風氣的導向權和思想意識的引領權，刀郎被圈層排擠十年方得回歸。而門閥圈層固化得越來越像鐵桶一般，圈外人特別是底層百姓更不用說進入圈層。反對特權的過程，不僅需要強化監督制度的透明化改革，而且需要喚起人民監督、人人負責的思想意識，需要喚起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追求維護。充分發揮人民主人翁精神，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和黨的群眾路線，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3、監督體系的制度性、常態性、實效性。“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都是黨和人民賦予的，領導干部使用權力，使用得對不對，使用得好不好，當然要接受黨和人民監督”（《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頁）。安全暢通的舉報渠道是實現人民監督、人人負責的重要途徑，也是強化監督體系制度性建設的關鍵環節。該事件發生于2024年7月，中日友好醫院在輿情發酵10個月后才行動，被質疑“包庇”與“管理失能”，同時呈現“舉報渠道”塞堵不暢，由此造成輿情風暴，監督體系的制度性與實效性亟待強化。2018年協和“4+4”最初招生簡章，僅限定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科技大學，本科期間以優秀學分修完生物、化學、物理、數學及邏輯思維，同時英語成績必須排在所在年級30%以內；2020年3月，拓展到QS、Times和US News世界大學排名任一排行榜前50，或US News全美文理學院排名前10；2025年，放寬至排名前100，或U.S.News排名前20。每次標準放寬及非標準生招錄失去監督，更難以談及常態化，逐步演化為圈層特權利益輸送的平臺工具。必須大力推動全過程民主，使“人民監督、人人負責”常態化，根本性體現“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作者系高校研究院院長、二級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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