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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2日，中共中央舉行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我覺得意義重大。眾所周知，自從我們的市場經濟運行背離陳云同志的經濟觀以來，危機頻發的問題不僅始終未能根治，而且更加嚴重。這一問題不僅使生產出現大起大落，而且使人們的心理產生恐慌和不安。實踐證明，消除經濟危機離不開陳云同志的經濟觀。不知大家是否有這樣的體會，改革越是強調反對計劃經濟，推行市場經濟，我們面臨的危機就越多，因此，是該對照陳云同志的經濟觀好好反思一下了。

一、改革前不同時期的實踐證明，市場經濟的穩定和繁榮離不開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發展。建國初期，中央曾提出：“在工商業經營方面，既要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為主體，又要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作為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面，既要以計劃生產為主體，又要有一部分按照市場變化在國家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作為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既要以國家市場為主體，又要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作為補充。”這一理論正是集中體現了陳云同志的經濟觀，將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國家市場和自由市場有機的統一起來，因而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穩定和繁榮。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由于我們的工作較好的貫徹了這一理論，隨后才被公認為改革前三十年穩定發展的最好時期，相反，上世紀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前期，由于我們過分強調計劃經濟而忽視了自由經濟的補充，因而導致自由市場的匱乏。

二、改革后不同時期的實踐同樣證明，市場經濟的穩定和繁榮仍然離不開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發展。以農業為例，改革初期，由于較好地把握了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關系，因而被群眾稱為農村改革以來的最好時期。隨后，在一味排斥計劃經濟，并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曲解為完全對立的關系，導致國家計劃落空，生產失控，市場失衡，危機頻發。這一問題近十多年更加凸顯，群眾稱這一時期為改革以來農業發展的困難時期。其中，“種難賣難”是他們最多的話題，充分流露出他們面對市場危機的無奈。這一危機實質是完全實行自由經濟的結果，如果認為是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必然帶來的，顯然掩蓋問題的實質。

顯然，市場經濟有關市場的認識必須有兩個市場的概念，一個是國家市場，一個是自由市場。要確保一個國家的總體平穩，就必須顧及國家市場的需求，最有效的辦法是依靠國家計劃，實行計劃經濟。任何生產單位和個人的計劃很難顧及到國家市場需求。這一點，農民兄弟已有所認識。內蒙土豆賣難，山東菜農韓進絕望自殺的悲劇等一次又一次慘痛的教訓，使他們逐漸懂得，農民只能看到產前個別自由市場的需求，卻看不到整個國家市場的需求；農民的生產計劃只能著眼產前的自由市場，而不可能著眼于國家市場；農民只能把握自己的計劃和生產，卻無法把握所有生產單位的計劃和生產；農民不僅無法預測產后的國家市場，而且無法預測產后的自由市場。事實上，在國家放棄計劃經濟的情況下，整個國家的生產幾乎處于失控狀態，任何高明的政府官員或經濟學家都很難預測產后的市場會是一個什么情形，甚至政府號召種啥啥倒霉。因為這種號召缺乏統一的計劃，也不能保證計劃的實施和兌現，勢必帶有很大盲目性。要把握產后的國家市場必須實行計劃經濟。只有計劃經濟，才能避免產前的盲目、產中的失控、產后的失衡。國家產前沒有計劃，產中不能保證有計劃生產，產后就很難形成穩定的市場經濟。這是站在一個國家整體角度應有的發展觀。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國家計劃在顧及國家市場需求的同時，也很難顧及到某一個地方的需求。這就需要計劃外的自由市場來補充，自然離不開計劃外生產，實行自由經濟。改革前，一度時期我們忽視自由經濟的補充，導致自由市場短缺，但不能就此認為不講市場經濟。不同的是改革前市場經濟的生產和銷售，依據國家市場的總體需求，由國家進行引導；而改革后市場經濟的生產和銷售，則是依據自由市場的需求，由自由市場的價格和機制所引導。可見，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并不與市場經濟對立，市場經濟并不排斥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存在，正是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的對立統一，才使市場經濟更加完善。單一的計劃經濟或單一的自由經濟所形成的市場經濟都不是理想的市場經濟。

因此，經濟危機頻發的癥結不在于我們現在仍然批判的計劃經濟，恰恰在于我們錯誤地將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完全對立，因而不斷地放棄計劃經濟，使我們的市場經濟由改革前單一的計劃經濟逐步滑向了單一的自由經濟。盡管在應對危機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措施之后又產生新的危機，甚至更大的危機。如果我們的思維繼續停留在完全否定計劃經濟條件下，危機的癥結是找不到的。當然，完全否定自由經濟的存在，也是不符合實際的。這里，就如何消除危機，提出以下看法和建議：

一、必須保持計劃經濟和自由經濟協調發展。要實現這一目標，應堅持這樣一個原則，計劃經濟可以實現的則依靠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無法實現的則依靠自由經濟來補充。改革前的失誤就在于突出計劃經濟的同時，忽視了自由經濟的補充；改革后的失誤，又在于突出自由經濟的同時放棄了計劃經濟。為此，我們要堅決反對計劃經濟能做到的卻放棄，計劃經濟做不到的卻堅持。

二、必須把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納入國家計劃扶持的對象。實踐證明，公有制經濟的人民性、公開性、先進性和私有制經濟的自私性、隱蔽性、落后性對比，公有制具有無比的優越性。所謂自私性是因為私有制經濟只為個別人的利益著想。所謂隱蔽性是因為私有制經濟的所有權歸個別人所有，所有者的一切經營活動勞動者無權過問。由于自私性不希望人民監督，隱蔽性不利于人民監督，因而自私性、隱蔽性決定了私有制經濟的落后性。公有制經濟正好和私有制經濟相反。公有制經濟的優越性就在于公有制經濟的人民性要求人民監督，公有制經濟的公開性有利于人民監督，公有制經濟的先進性不怕人民監督。但在實際運行中，公有制經濟能否體現人民監督，則取決于人民能否參與管理。如果人民不能參與管理，而只是處在被領導被管理的狀態，就不但使官僚主義得不到遏制，而且連公有制經濟的基礎都不能保證。國企改革使廣大工人失去了當家做主的地位，無疑是不要人民參與管理，因而導致失敗的結局。中石化的問題就是最好的說明。國企改革必須堅持國有民營的模式。所謂國有就是全民所有，而不是少數人所有，更不是家族所有。所謂民營就是針對官營講的，官營就是當官的說了算，民營不只是當官的說了算，更不是廠長一人說了算，企業領導不再是黨委政府委任，而是通過工人或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企業領導和工人之間要建立管理者被監督，監督者被管理的平等關系，充分體現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國企改革后的經營分明是官營，而不是民營，問題就出在官營。但民營不等于私有，也不等于公有。山西煤老板的經營是民營，也是私有；華西、劉莊、南街等新型集體化村也是民營，卻是公有。但私有條件下的民營仍然是少數人說了算，只有公有條件下的民營才能確保廣大勞動者擁有管理企業的權利。顯然，無論民營私有的煤老板，還是國企官營的中石化，都不是理想的發展模式，民營公有才是理想的發展模式。因此，我們的計劃經濟一定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以私有制經濟為補充的原則，并且積極引導、鼓勵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以民營的方式實施管理。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確保公共事業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從而實現社會穩定，人民幸福。問題是一方面改革以來我們的扶持對象偏向于私有經濟，可以說大量的扶持資金都流向了私有經濟，而且相當一部分貸款一去不復返，導致銀行虧損不斷加重。如山西柳林縣煤老板邢利斌2012年初花費七千萬元為女兒舉辦極盡奢侈的婚禮，但在同年10月，柳林縣人民法院宣布該老板的金融負債近300億元已無償還能力，與該老板有借貸關系的國開行、招行、交行、信用社、北京信托、吉林信托等多家金融機構紛紛陷入信貸危機。這位老板的金融負債不僅超過該老板所在地級市新中國以來國企貸款的總額，而且是山西大型國有企業太重現有貸款數額的8倍。類似這樣的問題已導致不少農村信用社出現資不抵債的現象，只是因為中國農民只存款不消費的國情暫時掩蓋了這一危機。另一方面是我們的國有企業在管理上基本上是官營而不是民營，企業領導實際都是黨委政府任命的，不是工人選舉產生的，因而不能夠很好地體現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企業領導和工人之間缺乏體現管理者被監督，監督者被管理的平等關系。這就注定公有制經濟的不斷削弱和瓦解，并危及到基層政權。好在全國仍有500家大型國有企業，好在中國農村分田到戶后，華西、劉莊、南街等一批新型集體化村的成功經驗進一步證明了公有制的優越性，不僅為農村改革，同時也為城市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為國企改革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好在近年來多數大學生就業的首選目標已轉向國企，國企最終贏得了人心，贏得了人才資源，好在習近平總書記為首的新一屆黨中央堅持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題地位，堅信廣大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避免了國企改革進一步私有化。特別讓人興奮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去年5月23日在上海中國商飛設計研究中心考察時指出：“我們要做一個強國，就一定要把裝備制造業搞上去，起帶動作用、標志性作用。中國是最大的飛機市場，過去有人說造不如買，買不如造，這個邏輯要倒過來，要花更多資金來研發、制造自己的大飛機。”這無疑是對國企工人階級的最大激勵。遺憾的是我們將一大批國有企業賣給了個人。假如現在每個省有50個中型國有企業，每個縣有5個類似華西、劉莊、南街等新型集體化村那樣的村，我們就會樂觀許多。難怪，接受過美國高等教育，經歷了新中國改革前后幾十年建設，對國家和人民做出巨大貢獻的錢學森教授曾在90年代初強調：“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我想，錢老一定是通過對中美發展及中國改革前后發展的實踐進行對比后講的，值得每個中國人深思。

三、必須把教育、衛生等重要事業的建設納入國家財政支出計劃。改革前，盡管我國的經濟很不富裕，但在國防、教育、衛生等重要事業的建設上，國家所擔負的財政支出至今讓那些當時經歷過的人們感覺到國家力量的存在。改革初期，我國在教育、衛生方面所擔負的財政支出也是令人滿意的。當時上大學的生活費基本上不用學生負擔，其中師范院校補給學生的經費高于生活費。當時國家工作人員的醫藥費，無論職務高低，基本上都是國家負擔，但后來的情況就令人不滿意了，如果不是非典暴露出問題，恐怕今天的鄉鎮醫院早已辦不下去了。這一情況使我們的人民失去了以往的優越感，導致人們的抱怨聲越來越多。政府要扭轉這一被動的局面，最根本的還在于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

四、所有貴重地礦資源（包括城市建設用地）必須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組織實施有計劃開發。目前，我國貴重地礦資源（包括城市建設用地）的開發，私人壟斷趨勢已在各地形成或正在形成，這一情況不僅導致貧富懸殊的出現，而且帶來許多問題。個戶依靠地礦資源帶來的暴利短期內獲得億元、甚至幾十億元的收入，其財力超過了一個縣、甚至幾個縣每年的財政收入，與此同時，土地私有造成房價難以抑制的問題令政府無奈，令兩會代表爭論不休，至今拿不出令人滿意的辦法。同樣，由于礦產資源的私人占有，導致不顧一切的私采亂挖，造成生態環境嚴重破壞，引發各種沖突和群體上訪。對此，群眾氣憤地議論道，這哪里像盛世年代，簡直是亂世搶劫。這一危機繼續下去，國家危在旦夕。

五、所有公民的白面、大米等主要糧食需求由國家糧食部門實行統購統銷。糧食問題歷來關系到社會的穩定，任何時候不能麻痹。目前，農村老年人無力種地，中年人不愿意種地，青年人不會種地，將來誰來種地的問題已經十分突出。而農民不愿意種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糧食收購價格低。為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牢記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一旦出現糧食危機，后果不堪設想。因為糧食的生產周期不是三天兩天，恢復荒了很久的耕地不是一年二年，勞動力長期轉移到城市后再重返農村則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應盡快采取措施，防止發生意外。針對自由市場低價從農民手中購回，高價向公民出售的情況，建議政府每年產前向農民下達明顯高于市場價格的糧價，從農民手中訂購小麥、水稻等主要糧食產品，再以統一的市場價向公民出售面粉、大米，由于價格因素造成糧食部門的虧損，政府從三農扶持資金中拿出足額予以補償。這樣既可以避免三農資金使用過程中層層打折的問題，及時有效的調動農民的種地積極性，又可以確保公民的利益不受影響。

總之，我們要消除經濟危機，就必須認真研究陳云同志的經濟觀，重新認識計劃經濟、自由經濟、市場經濟三者的關系，國家市場和自由市場的關系，以及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些關系搞不清，工作就會出現誤導，甚至把危機的癥結盲目歸罪于反腐敗，導致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并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