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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同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布魯塞爾舉行第十七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其中一個重要議題正是“一帶一路”與“容克計劃”的對接。遙遠的歐洲人之所以對“一帶一路”充滿興趣，有兩大原因：一是絲綢之路是德國人李希霍芬1877年命名的——迄今國際上對“一帶一路”研究最深入的就是德國智庫，如席勒研究所，可以說，歐洲人擁有絲綢之路的“知識產權”。“一帶一路”的“五通”也學習了歐洲一體化“四通”——商品、資本、勞務、人員自由流通的經驗。二是歐洲人越懷疑和不滿TTIP，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就越感興趣，希望在大西洋關系之外有新的選擇。筆者日前參加保加利亞斯拉夫基金會舉辦的“歐洲向東看”國際研討會，對此就印象深刻。中國與中東歐國家“16+1”合作機制集中納入“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下，更是互聯互通引領中歐合作務實推進的鮮明寫照。

　　總體判斷，大凡對中國友好的，便積極評價“一帶一路”；大凡對中國不那么友好的，便多懷疑之。大凡期待從中國崛起獲益的國家，多看重“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的好處；大凡保守、害怕變化的國家，多質疑“一帶一路”的動機與后果。總體來看，歐洲人對“一帶一路”有兩大期待，一是符合其自身利益——幫助歐洲企業公平競爭進入中國市場和“一帶一路”項目，二是符合其價值觀——人權、民主、法治，借助“一帶一路”提自己要求。

　　王義桅教授多年深耕于“一帶一路”國家，近期出版新著《“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

　　筆者曾多次赴歐巡講“一帶一路”，體會到對歐洲人宣介“一帶一路”，要切實注意“十少、十多”：

　　第一，少講文明歷史，多講現實合作。

　　絲綢之路是東西方文明交流之路，我們也提出與歐盟致力于建立文明等四大伙伴關系，因此對歐洲人講“一帶一路”，我們也自然把“文明”“歷史”掛在嘴邊。但正如歐盟智庫“歐洲之友”中國問題專家莎達日前對來訪的中聯部代表團坦言的那樣，“歐洲人聽到‘文明’一詞，首先想到昨日輝煌，與帝國興衰相連，因而不舒服”。看來，要多講“一帶一路”給歐洲人就業、經濟增長、再工業化等帶來什么現實利益，才是根本。

　　第二，少講歐亞，多講東西方。

　　在今天的歐洲人看來，歐亞是俄羅斯的代名詞。烏克蘭危機之后，歐洲人可謂“談熊色變”，對普京力推的歐亞經濟聯盟十分敏感。因此，“一帶一路”對歐公共外交，要多講東西方合作，少講歐亞大市場。而對俄羅斯、馬其頓、土耳其、伊朗、蒙古這些曾經橫跨歐亞大陸帝國的國家，則可以多講歐亞。此外，《馬可波羅游記》曾流行于歐洲，激發歐洲人擔心中國是否會入侵歐洲的聯想。如今，除了對意大利人以外，“一帶一路”也要慎提馬可波羅。

　　第三，少講戰略，多講計劃。

　　現在對“一帶一路”存在“對內講戰略，對外講倡議”的現象，這當然是考慮到內外有別，避免外界對中國戰略企圖的擔憂，且戰略是單方面的。但是，全球化時代很難做到內外有別，而且在歐洲人的概念中，普遍覺得“倡議”太過空洞，不如“計劃”具體，便于參與。歐洲也有許多戰略如“里斯本戰略”的提法，但相比之下，歐洲人對“馬歇爾計劃”更感親近。因此，對歐洲人要多講計劃，不必急于將“一帶一路”與“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撇清。歐洲人民黨智庫馬騰斯中心日前在接待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一帶一路”調研組時，還提出中國“一帶一路”要學習“馬歇爾計劃”，比如在私有化、市場化方面的經驗等。

　　第四，少講宏觀，多講微觀。

　　中國人善于宏大敘事，往往上下五千年、縱橫千萬里，但歐洲無此雄心，多關心具體項目。依筆者多次在歐洲宣介“一帶一路”的經驗，歐洲人對“一帶一路”的誤解正如油畫理解中國山水畫：無法企及大寫意之境界！篤信“魔鬼在細節里”，歐洲人對抽象的不那么感興趣，而是更在乎細節和具體，關心自己是否涵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列。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抽象講“一帶一路”，歐洲人不好懂；具體拿所謂新華“一帶一路”地圖講，不在沿線的歐洲國家又抱怨，甚至對你補充說明“一帶一路”堅持“開放、包容”的原則也充耳不聞。結合這兩方面情形，對歐洲人講“一帶一路”，總體上要多寫實，少寫意，對非沿線國家要多寫意，沿線歐洲國家多寫實。

　　第五，少講結果，多講過程。

　　隨比利時國王訪問武漢的歐洲友人告訴筆者，歐洲人對“武漢每天不一樣”宣傳口號見了就害怕。歐洲人心態不像中國人那么年輕，擔心變化，害怕不確定性。筆者曾任中國駐歐盟使團外交官，在布魯塞爾工作三年，走訪過歐盟28個成員中的23個，深感歐洲發展也不平衡，對華態度不一。歐洲人心態老而保守，對歐洲人要像對待老人和孩子，多哄著點兒：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老人和孩子相似之處，就是心態較脆弱，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多對歐洲人講“變的是形式，不變的是實質”。同時，歐洲國家多黨制居多，很羨慕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說中國是“低頭想五年，抬頭想十年，心中想五十年”。因此，對中國人大談“兩個一百年”、“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時，可謂羨慕加嫉妒。歐亞中心主任卡梅隆告訴筆者，中國想得大而長遠（China thinks big and long），讓歐洲人擔心會上“一帶一路”圈套。這樣，我們就不能對歐洲人講“一帶一路”將來給世界帶來什么結果，而照顧歐洲人對程序、規則、法治的鐘情，多講過程：“一帶一路”基于21世紀的全球化與地區合作理念，是綠色、環保、可持續的。

　　第六，少講頂層設計，多講基層參與。

　　歐洲社會黨智庫——歐洲進步中心提醒來訪的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一帶一路”調研組，一定要汲取TTIP教訓——歐盟領導人靠頂層設計，走上層路線與美國談判，結果惹急了歐洲人，引發歐洲議會反彈，給歐委會下達談判建議，與美國談判的每條內容都要歐洲議會逐一審議表決，導致進展緩慢。“一帶一路”不能搞中國人習慣的自上而下（Up-dawn）那套，要入鄉隨俗，對歐洲人強調自下而上（button-up），強調基層、地區、行業全程參與，有利于爭取民眾支持和議會批準合作項目，這也是中歐人心相通的重要內涵。

　　第七，少講推進，多講分工。

　　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建設“一帶一路”，已成為我們的口頭禪，一些人還對“西進戰略”念茲在茲，不僅讓人擔心，還誤導我們自己。其實，以國內搞經濟建設那套搞“一帶一路”是不行的。對國際社會講，應突出分工、分責。一味推進是軍事擴張行為，強調地緣政治效應，什么改變世界經濟地理和地緣政治格局之類的話，會嚇壞歐洲人。對歐洲人就應多講經濟合作，將安全問題包含在地區治理環節，突出市場分工。對于自己分工參與的項目，歐洲人才放心，才有積極性、責任心。

　　第八，少講機遇，多講風險。

　　筆者在米蘭、布魯塞爾、布達斯迪拉伐、索菲亞等地講“一帶一路”給歐洲帶來八大機遇時，歐洲人的普遍反映是——作為過來人，深知擴張之風險，我們過去都未做到，中國今天能做到？因此，對歐洲人講“一帶一路”恐怕還得多講風險，少講機遇——講機遇也多講共同機遇，講風險應對之策，講共擔風險之道。強調“一帶一路”之“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外，還要強調“共擔”。只有戰略才是自己擔風險的，“一帶一路”是地區合作倡議與發展計劃，強調“共擔風險”不僅符合市場化原則和國際規范，還能讓人放心，增強合作的成就感。

　　第九，少講國別，多講歐洲。

　　筆者常拿重慶-杜伊斯堡的渝新歐鐵路，講“一帶一路”給歐洲帶來的便利。布魯塞爾的朋友就提醒說，不能突出國別，尤其是德國，因為其他歐洲國家擔心中國就盯著德國等發達經濟體，嫌棄歐洲窮國，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發展中國家，對此十分敏感。何況希臘債務危機把德國放在火上烤，“笨豬國家”對德國都有情緒呢。甚至像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16+1），可以放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講，但要強調互聯互通是地區融合之道，尊重歐盟整體治理、法律體系，支持歐洲一體化，避免給人留下中國借助“一帶一路”引誘、分化歐洲的錯覺。

　　第十，少講中國，多講國際。

　　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深深烙在不少人腦海，甚至將“一帶一路”當作西部大開發的延伸或中國對外援助與經濟擴張。歐洲重要智庫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ECFR）就曾發表“一帶一路”是中國新的“大躍進”的報告，正是受到這些輿論的影響。一些人更是對中國主導、爭奪規則制訂權十分上心，甚至把“亞投行”說成是中國的，服務于“一帶一路”的，不僅讓歐洲人擔憂，也有違常識。“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國際、地區合作倡議，并非中國戰略。

　　這“十少十多”，歸結為一句話，就是要尊重歐洲人的心態和關切，不能以己度人、一廂情愿。不同于中國強政府弱社會模式，歐洲是多層治理產物。向歐洲人宣介“一帶一路”，主張對接“一帶一路”與“容克計劃”時，要多層溝通，既要跟歐盟機構接觸，也要跟歐盟國家接觸；既要跟中央政府接觸，也要跟地方政府接觸；既要跟精英接觸，也要跟民間接觸；既要跟企業接觸，也跟行業接觸，重視行會、商會的作用。只有讓歐洲徹底失望于美國，徹底信賴中國，才能贏得歐洲，而得歐洲者得天下。不妨借鑒歷史上的“老子化胡說”以接納佛教，我們也應強調“一帶一路”對古絲綢之路的繼承與發展，是歐洲價值觀的折射，是歐洲重新塑造世界的機遇。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來源：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