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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依法治國已經成為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主流話語和普遍共識，但仍然有為數不少的領導干部缺乏法治思維，習慣于依靠行政權力發號施令，繼續沿用過去一些舊的領導方式方法解決問題，其做法與當今依法治理的要求大相徑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門還習慣于僅靠行政命令等方式來管理經濟，習慣于用超越法律法規的手段和政策來抓企業、上項目推動發展，習慣于陳舊的計劃手段、強制手段完成收入任務，這些辦法必須加以改變。”

 

　　可見，在由“管理”走向“治理”的路上，領導干部如何盡快走出不適合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的傳統領導行為模式的誤區，轉換領導方式，學會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推動發展，還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當前，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不相適應的傳統領導行為方式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行政命令型”做法。用這種方式工作的人，信奉權大于法，有權就可以藐視一切，將個人置于法律之上、群眾之上，習慣于用行政命令開展工作，認為公權力是用來管控私權利的，自覺不自覺地要求群眾履行義務多，主動保護群眾少;講方便執法多，講方便群眾少;處罰制裁多，提供服務少;硬性管理多，協商疏導少。在對待群眾利益訴求時，盛氣凌人，以權壓人，習慣“愛你沒商量”式的“為民做主”。那種采取違法違規的手法推動發展、追求政績的做法，均屬“行政命令型”做法。

 

　　“疏通關系型”做法。有的領導干部習慣于遇事“找熟人”“走關系”而不是“走法律”的工作路徑。為了地方發展，不走法定程序，往往通過整合人脈資源和人情關系，向有關權力部門要政策、要資金、要項目，“跑部錢進”。其主觀用意也許是好的，采用的方法往往也是出于無奈。但這種“重情輕法”的做法，脫離法治軌道，導致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甚至產生腐敗。例如：一段時間以來，“爭高鐵”成為熱詞。一些地方領導圍繞高鐵走線、設站，發動各種資源，四處奔走斡旋，托人情，找關系，打“悲情牌”或“優勢牌”，非要爭取高鐵站在本地落戶不可。從“爭高速”到“爭機場”再到“爭高鐵”，走正當程序爭取未嘗不可，但熱衷于“跑領導”“跑部委”“跑專家”，找關系“通融”，用人情“擺平”，借權力“開路”這些做法，除了受地方保護和局部利益驅使之外，也折射出了法律規則意識的缺失。

 

　　“滿足需求型”做法。一些地方領導面對矛盾和沖突，常常采取滿足需求、息事寧人的做法，習慣于“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本意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卻助長了部分人“不鬧不解決”的心理預期。一方面強化了部分人無理取鬧、漫天要價的欲望，另一方面又造成“會哭的孩子有奶喝”，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社會不公現象，增添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更重要的是，這種解決問題的做法，有違社會公正，使那些堅守良知、正義與規則的人對法治喪失信心。

 

　　“特事特辦型”做法。有的領導認為，只要目標合理，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管怎么做都是對的。在這種理念指導下，有的地方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在維穩過程中不是依法辦事，而是采取超越常規的“特事特辦”的做法來擺平民眾各種合理或不合理的訴求，只求穩控結果，不管具體過程，只重目標，不重程序，或對違法違規問題軟弱讓步，不敢依法處置，“花錢買平安”。或是簡單粗暴地采取截訪、拘留等形式對待上訪者，將政府維穩行動與民眾維權行為對立化。

 

　　“運動整治型”做法。例如，專項治理就屬于“運動整治型”的一種。打開網頁、報紙隨處可見新聞標題中出現這樣的字樣：“消防安全專項治理”“生活垃圾專項治理”“糾正行業不正之風專項治理”“小金庫專項治理”等等。查閱黨政機關文件，“專項治理”“專項整治”的提法也隨處可見。這種方式威力大，見效快，容易形成高壓態勢，產生明顯績效，但“運動型治理”屬于應急手段，“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政策目標單一，忽略管理的可持續機制，只有階段性意義，如果頻繁使用，不利于常規治理能力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模式已確立20多年，依法治國也已提出近20多年，上述種種超越法律法規的現象至今依然隨時可見，而且在部分領導干部中形成習慣，根深蒂固。面對人民群眾權利意識明顯增強的新情況和治理現代化的新要求，拿不出新思路新辦法，仍然自閉于原有領導行為方式的“慣性系”，不斷重蹈覆轍，使得國家法律的執行和中央改革措施的落實變形走樣。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種種錯誤做法不斷出現呢?分析起來，主要有以下原因。

 

　　認識誤區。一些領導干部認為，現在是“法治初級階段”，“群眾法治意識淡薄”，“依法就沒法辦成事，辦成事就不要依法”。有的認為依法辦事條條框框多、束縛手腳，只要能辦成事，什么辦法都可以用，當前改革發展是主要矛盾，發展需要不斷改革創新，而法治具有相對穩定性。二者發生矛盾沖突時，應允許“良性違憲”和“良性違法”。只有突破“條條框框”，才能實現“超常規”發展。有的對法律采取實用主義態度，法律對本單位、本部門、本地區有利的，就依法辦事，否則就將法律束之高閣。有的視法律為治理老百姓的工具，把法律主要用于對人，而不是對己，主要用于治民，而不是治權治官。這些錯誤認識的背后，透視出了一些領導干部對法治的誤讀，以及在法治思維和法治觀念方面的欠缺，說明我們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還沒有與時俱進。

 

　　路徑依賴。一個人過去的經歷，無論成功或失敗帶來的體驗，會對他現在和將來產生強大的影響，人們過去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這種現象頗類似于物理學中的“慣性”，只要進入了某一路徑，無論是“好”還是“壞”，其習慣做法會在以后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一旦進入鎖定狀態，想要擺脫就會變得十分困難。分析一些領導者的行為方式，可以看到他們過去的老經驗、老套路對其現在的行為選擇影響甚大。

 

　　素質短板。這些年來，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有了很大的加強和提高，法律正日益成為領導干部判斷是非、行使權力、實施管理的重要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能力得到顯著提升。但也應看到，不少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仍不盡如人意，甚至存在不少缺陷和問題。一是法律知識缺乏。相當一部分領導干部缺乏對本職工作應有的法律知識的掌握和理解，急需從廣度和深度上對應知應會的法律知識予以擴充。二是法律意識淡薄。不具備與依法治國相適應的“法律至上”“主權在民”“人民主權”“權力制約”“法定權限”“權利平等”“權責統一”等現代法律意識。三是依法辦事的能力不強。對于法律賦予自己哪些權力以及如何正確行使這些權力，知之不多或知之不深;有的對法律存在片面的理解，造成在實踐中不能正確適用法律。

 

 

　　應當看到，今天我們遇到的社會矛盾和利益問題，完全依賴以往行政管理的老思路老辦法去解決已經難以為繼。那種以“權力”為本位，以“命令”和“強制”為手段，以保障行政權力運行為目的管理模式越來越不符合當今時代的要求。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領導干部要樹立權由法定、權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觀念，徹底摒棄人治思想和長官意識，堅持依法行政，努力實現由傳統管理向現代治理的轉變。

 

　　由“為所欲為”到“為所當為”。牢固樹立“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的意識，科學定位領導角色，規范行使領導權力。在行使國家公權力時，正確把握好目標與方法、管理和服務、維穩與維權、擴大公權與賦權于民等方面的關系，隨時審視其行為是否符合目的合法、權限合法、內容合法、手段合法、程序合法的要求。強化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決不行使法律未賦予的權力，決不干預法律不允許做的事情，決不懈怠法律所要求的責任。

 

　　由“權力本位”到“權利本位”。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行使權力就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并自覺接受人民監督。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樹立以人為本、保障人權、尊重人格的觀念，在行政管理和社會治理過程中自覺尊重和依法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習近平總書記說：“涉及群眾的問題，要準確把握社會心態和群眾情緒，充分考慮執法對象的切身感受，規范執法言行，推行人性化執法、柔性執法、陽光執法，不搞粗暴執法、‘委托執法’那一套。”

 

　　由“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為民做主”體現的是一種“官本位”意識。長期以來，不少領導干部樂于當“父母官”，習慣于事事替百姓拿主意，不管百姓愿意不愿意、高興不高興、同意不同意，領導者覺得可以就辦了，這實際上是一種錯位。正確的做法應當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即由人民當家作主。特別是在社會利益格局多元化的背景下，人民群眾既是社會治理的客體，更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從而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主動適應新形勢，樹立行政民主、公眾參與、共同治理的觀念，學會商量辦事。

 

　　由“目的至上”到“程序正當”。目的不是管理的出發點，而是它的結果;決定管理好壞的不是動機，是與動機相統一的程序和方法。程序正當是一種“看得見”的正義，可以促使人們從內心承認和接受某種具有強制力的決定，使那些即使受到不利決策結果的利益相關方也會因在程序中被公正合理對待而認同和接受這一不利結果。當前重目的、輕程序的問題比較突出，許多損害、侵犯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往往是不按程序辦事或程序不規范造成的。各級領導干部及工作人員，都應樹立程序意識，嚴格按程序辦事。那種“只要目標或結果正當，手段上可以無所不用其極，過程可以在所不惜”的管理方式應當摒棄。

 

　　由“包打天下”到“合作共治”。當前我國社會轉型期內矛盾凸顯，這些矛盾產生的重要原因是社會利益的多元化，而基于這種多元化社會利益，使得公民訴求多元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公民參與到社會管理中，充分表達自己的主張和利益訴求，便于維護公民自身的權益，有利于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因此，改變以往“政府包攬一切”的職能錯位，廣泛發動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社會治理，實現政府、社會、公民的共治，已成為當代重要的社會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