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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治理亟需重建兩根大梁：教育體系和事功體系

點擊：  作者：趙丹陽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編發  發布時間:2016-01-19 13:50:29

 

 

         在談到國家如何才能夠“有效治理”這一問題上，主流經濟學家總愛從金融政策入手，辨理析疑；政治學學者則喜歡拿“基層組織建設”說事，入木三分。說實在的，二者說的都有一定道理，可以適度參詳借鑒。但同時，相信行家里手也都發現了他們的視野懷有巨大局限：前者不過是拾人牙慧，把倫敦學派哈耶克的東西撿了過來，后者則是照搬了迪爾凱姆、斯賓塞的“結構功能主義”，堪稱毫無創見。

 

    最為關鍵的是，國內學者在引述外國名家的觀點和著作時，不是力求保存它原本的思想，常常有意無意的“無害化處理”或“夾帶私貨”，而且表述的語言不陰不陽，不中不西，敘述宏大、言語晦澀，你要是不帶個翻譯都聽不懂，似有故意讓普通老百姓稀里糊涂、一頭霧水，以便趁機壟斷“學術話語權”的動機。

 

個人覺得，國家想要治理得好，兩樣法寶足夠了，一是人倫教育，二是政治事功。不信我話的朋友可以去翻翻古今中外的歷史書，凡是那個長命的政府，都是這兩樣推行的好，凡是那個短壽的朝代，都是這兩樣玩不轉了。

 

一，歷朝歷代的人倫教育失敗在哪？人倫教育需要符合哪些原則才算合 格？

 

所謂人倫教育，就是教導和德育的統稱，其目的是為了讓人遵守行為規范，融入治理過程，從而達致“吏道澄清，海宇義安”的愿景，它是需要政府、學校、媒體等等機構一以貫之、聯合施為才能完成的。

 

然而，縱觀我們現在各個行業領域內的風氣，“人倫教育”的效果顯然不能令人滿意，甚至可以說是“很糟糕”！為什么會造成這種狀況，筆者認為是由于現在的人倫教育違背了以下三大原則：

 

1.持中而論。“持中而論”就是主張根據治理常態而實施教化，不能拿個案說事，搞極端化教育。著名的管理學大師泰勒 (F•W•Taylor)就曾主張：‘極端或特殊化的個案’是日常生活中‘十年九不遇’的，應歸入‘例外原則’。”中國傳統的法家也表示“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亦即認為社會上存在很小比例的一部分人，這部分人分兩類，第一種是無論你怎么對他威逼利誘或思想改造，他都做壞事；第二種是無論你怎么給他高官厚祿或百般詆毀，他都做好事。這兩種人由于百年不遇，所以你就不能拿他們作為參照物，制定“教育標準”，否則制定出來的標準必然是脫離人民群眾的空中樓閣。

 

翻開司馬遷那本厚厚的史記，我們就不難從中捕捉兩類人：一曰奸雄，二曰圣賢。

 

這兩種人就是學術上常說的“兩末之議”，制定教育標準的時候要盡量把他們排除在外，不能因為個例壞了常規。

 

因為如果顧忌到奸雄的存在，那政府所實施的“人倫教育”就會過于“愚民”而缺少智慧。司馬炎就這么干過，晉武帝咸寧四年，他創立國子學，并設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教授學生。教可是教，不教有用的，教你“玄學清談”。

 

為什么不敢教點“經世致用”的“黃中之妙理”呢？！答曰不敢教！教你那么多有用的智慧和經驗，萬一有朝一日，你也變成曹操、司馬懿怎么辦？！

 

正是西晉政府著力推行的這種“防老百姓像防賊”式的教育，讓朝堂之上人才凋敝，國是日非，四夷趁勢作亂，最終導致中原地區被石勒、慕容垂、拓跋燾、赫連勃勃等率領的異族輪番蹂躪。

 

同理，如果考慮到“圣賢”的存在，那么政府所實施的“人倫教育”就會過于“好高騖遠”而難以執行。《清官貪官傳》中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說有一個宰相十分崇拜墨家，于是他讓治下的百姓和官員都學習墨子“強本節用”的思想，強迫每個人必須穿麻草做的鞋、有補丁的衣服。

 

有些人私下里表示了反對，認為這太注重形式了，恐怕不是墨子推崇節儉的本意。

 

宰相得悉之后，怒不可遏，進一步提出更為高難度的要求：其一，讓他們在生活上必須“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飯土簋，歠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幾乎等同于讓人住山洞、吃樹皮。

 

其二，讓他們每個人在為人處世上都必須有“孟勝殉城”、“腹朜殺子”的境界。

 

因為怕底下有抵觸情緒，宰相還特意作了說明：“相里氏，鄧陵氏，相夫氏（墨家的三大巨子）能夠做到的，你們也一樣可以！”

 

結果當然是大多數人都做不到，只好裝孫子，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宰相派人下來視察時就躲到茅屋里，啃著窩窩頭，床上供著一本《道藏》，等巡檢使一走，照舊該怎么樣還怎么樣。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不論是“愚民教育”還是“圣賢教育”，都非當下所需，我們需要的“人倫教育”是針對“普通人”展開的“常規教育”。

 

所謂“常規教育”，其要義應該有四：第一是教人守住底線；第二是強效務實；第三是育人向善；第四是要設一個合情合理的教化標準，這個標準不宜太低或者太高，最好是每個正常人通過畢生的努力和修持都能達得到的標準。

 

筆者認為，《菜根譚》簡煉明雋，兼采雅俗，其所言清霏有味，風月無邊，可以作為正心修身，養性育德的藍本。

 

一個正常人，經過十幾年的教育，如果懂得“立百福之基，只在一念慈祥；開萬善之門，無如寸心挹損”的道理，可以牢記“君子不能滅情，惟事平情而已；不能絕欲，惟期寡欲而已”，我看就足可以了，就很夠意思啦！

 

假使有人做的比這個還好，那政府應該鼓勵和嘉獎，但不能強制人人像他一樣。

 

近來頗有些學究腐儒，要求全國上下效仿《猛虎行》所提出的“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

 

說這個話的人不妨試著放下“御用文人”的福利和地位，到民間最底層來當幾個月煤礦工人，看看還能不能如此不接地氣和厚顏無恥！

 

2.上行下效。漢朝的史學家班固在《白虎通·三教》中說：“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上面的人怎么做，下面的人就跟著怎么干。現在有些干部表面上大義凜然，一副謙謙君子之態，教導起下屬來也頭頭是道，還不時引出典故：“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裝得真可謂“人模狗樣”啊！

 

然而到了教育子女的時候，就不教這套“仁義禮智信”的東西啦，他教子女怎么謀身固寵，怎么升官發財，怎么圓滑處世，怎么算計別人。

 

這就是典型的“外儒內法”！教出的老百姓也只能是“表里不一”。

 

3.苛尊恕卑。英國著名的哲學家約翰穆勒在《論自由》中曾經表述：“若是哪個國度里有著一個占優勢的階級，那么一國的道德必是大部分發自那個階級的階級利益和階級優越感。例如斯巴達人（Ｓｐａｒｔａｎ）與其赫勞特農奴（Ｈｅｌｏｔ）之間的道德、殖民者與黑人之間的道德、君主與臣民之間的道德、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道德、以至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道德，便大部分是那些階級利益和階級優越感的創造物；而這樣產生出來的情操反過來又對優勢階級的成員們自己相互關系中的道德情緒起作用。”

 

這番話說得很透徹，簡而言之，就是說在一個貧富不均、強弱懸殊的國家，如果逼迫所有的人都承擔相同程度的道德責任，那么最后“道德”必將變成強者戕害弱者的軟刀子！

 

正是由于中國的先賢圣哲考慮到了這樣一種狀況，所以趙蕤在《長短經》“量功”一章中才提出了“苛尊恕卑”的原則。

 

亦即要求政府和媒體在道德責任的承擔上苛責強者，寬恕弱者。因為強者占據的資源多，擁有的影響大，可以說舉足輕重；而弱者泰半孤苦無依，力量微薄，寄人籬下，每天都得為了口吃的奔波忙碌。按照“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傳統觀念，理應是那些“天潢貴胄”身先垂范！

 

可在現實生活中，“苛尊恕卑”的原則卻被倒行逆施起來，遙想2014年“靖江某機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某的金融詐騙、非法集資”案，涉案金額已近兩千萬，其主犯不過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而已，在案件開庭審理之初，部分自稱主流的專家學者還不時跑出來為其辯白洗地，認為“情有可原”； 趙春華女士不過是為了茍圖衣食、看病自救，不得已而透支了區區“九萬元”，就被量刑三年有余，而彼時彼刻，那些恬不知恥說要“為民請命”的官媒卻全都噤若寒蟬，不發一語。

 

如果再不加以反思和糾偏，豈非應了莊子那句“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

 

二，為什么對老百姓講究“政治事功”的政府才能稱為“有效政府”？

 

專攻“世界人物品鑒學”的日本文史學家伊藤和浩曾經論述說：“想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就少不了以下這幾種人的參與：行為物范的清節家、立憲垂制的法家、智慮無方的術家、忠公體國的國體家、專能成器的器能家、分別是非的臧否家、錯意工巧的伎倆家、能解眾疑的智意家、善于著述的文章家、道藝深明的理學家、應對捷疾的口辯家、膽略過人的雄杰家。這其中，術家最投機，文章家最在乎榮譽，法家最忠誠……只有清節家和國體家在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中貢獻最多，索取最少，最不計較個人得失。”

 

這番話深刻的揭示了一個道理：除了延陵、晏嬰那樣“名心盡去，利欲皆消”的人，大部分的人還是渴望“事功”的！楚漢爭雄的結果就是明證！

 

平定天下后，劉邦在洛陽南宮擺設酒宴，與大臣總結勝利的原因，高起、王陵毫不隱諱的說：“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高起、王陵以為劉邦勝利的主要原因是他能“與天下同利”，而項羽實在太摳門了，這顯然代表了漢初文官集團的普遍看法。

 

所以聰明的領導人他不管對屬下還是老百姓，都懂得要講實惠！一個集團如果對任何人都不講實惠，尤其是對為他打天下的人都不講實惠，那么一定會亡得很快。

 

共產黨的江山是誰打下來的？說到底還是工人和農民！把工農階級中想干事、有能力、有覺悟的人提上去，把玩厚黑、憑關系、靠資本上位的人拿下來，這就是最大的實惠！

 

有人聽到這里或許會諷刺作者的天真幼稚：“不是政府不想講實惠，是實惠都被特殊利益集團瓜分沒了，哪還有對普通老百姓‘講實惠’的資本？”

 

的確，我們是不能忽略利益集團的存在。著名經濟學家奧爾森指出：“凡邊界不變的穩定社會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出現愈來愈多的利益集團和組織。利益集團可分為特殊利益集團與公共利益集團。”

 

那么，利益集團是怎樣形成的？據學者孫曉暉論述，它們是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國家與社會關系變遷而逐步形成的，也是社會轉型、體制改革和利益分化的綜合產物。

 

個人認為，其形成路徑具有多樣性：一是權力異化型，在經濟市場化如火如荼而又缺乏全民監督機制時，官員很容易借助公權力擴張自身利益，成為利益集團的核心；二是體制漏洞型，利益集團抓住體制轉軌中的漏洞，將權力與市場手段交替或結合使用，獲得對土地、礦產等重要行業的支配權；三是國有企業壟斷型，很多國有企業片面利用國家的特殊扶持政策，將部分應當社會共享的成果賤價售給外資。

 

這些利益集團從宏觀劃分，取得廣泛共識的是“三大利益集團”說：以某些腐敗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集團、以某些腐敗官員掌控的國有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集團、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利益集團。從微觀劃分，主要是“七大利益集團”說：一是跨國資本及其國內代理人，二是某些強力政府部門及其官員，三是能源系大佬，四是某些國有壟斷企業及其高管，五是房地產開發商，六是大的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家，七是依附于利益集團的部分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

 

問題是這些利益集團的存在已經是街知巷聞的事情了，從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來看，哪個國家沒有利益集團呢？過去400年，英格蘭基本控制在1000個家庭手中，2500個家庭操縱著整個英國。而美國作家費爾南德•倫德博格在《美國六十個家族》一書中指出，美國政治實際上是由最富有的60個家族控制著。在英國，埃奇坎伯家族在1945年之前幾乎從未間斷地向國會輸送了20多名議員，曾三度出任保守黨首相的索爾茲伯里勛爵，其家族從1868年至1955年間向英國政府貢獻了1/10的內閣大臣。在美國，有700多個家族每個至少向國會輸送了2名家族成員。BBC著名主持人帕克斯曼在其專著《政治動物》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英美，政治上成功的第一法則是選好父母。亞當斯、漢密爾頓、塔夫脫、哈里森、羅斯福、肯尼迪、洛克菲勒，這些大名鼎鼎的姓氏貫穿于美國200年歷史中。

 

在自詡為民主國家的日本，門閥政治現象更為普遍。鳩山家族、小泉家族、安倍家族、麻生家族和福田家族并稱為日本政壇“五大家族”。20世紀90年代以來，歷任日本首相中，除村山富市、菅直人和野田佳彥之外，其余11人均出自顯赫的政治世家。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來自三代從政的安倍家族，弟弟岸信夫是眾議員，父親是前外相安倍晉太郎，祖父安倍寬是帝國議會眾議員，外祖父、外叔祖父分別是前首相岸信介和佐藤榮作。冷戰后歷任內閣中，平均約有一半的閣僚來自于不同的政治世家，而日本的自民黨由于世襲議員眾多而被稱為“世襲黨”。

 

這就可見無論任何國家，都有特殊利益集團，特殊利益集團是客觀、普遍存在的，不是哪一個國家專有的。所以拿“實惠都被特殊利益集團瓜分沒了”為借口，不對老百姓講實惠，其實是荒誕邏輯。這就跟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老板到了結款的日子不發錢，卻跟民工兄弟說“我的資產被我小老婆的娘家人搶走了”一樣滑稽可笑！

 

故而“智勇天錫、經文緯武”的領導層，只會想方設法掃平障礙，懲惡勸善，讓利于民；只有能力平庸或私欲過重的領導層，才會對現狀無可奈何，諉罪他人，諸多搪塞！

 

當然，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改變窘境也不能全靠某一個或某幾個人，應當同心戮力，共謀善策。所以現下領導層要做的，一是要虛心納諫，二是要四方借力。廟堂之上并非沒有可用之才，“未得其時”而已，民間智庫也不是言無可采，“不得見用”罷了！

 

其實對于“特殊利益集團”的粉碎方法，楊光斌、李月軍、潘維、宋趙來、高連奎等等學者，早有著述，只是一直沒受重視。

 

古有云：“夫良藥苦于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誠是此理！問題是點子提的再好，也得有人聽才行，藥方開得再對癥，也得有人喝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