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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民間有一流傳甚廣的經典“段子”，說是：如果把中國所有科級干部以上統統槍斃，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據說，有人重新對該段子進行了演繹，現在的最新版本是：統統槍斃也沒冤枉的！

以上民間流傳的說法，其實反映了一種典型的錯誤的法律思考方式，那就是基于現有成文法律一絲不茍地執行就是法治。如果我們也以類似的思想來進行反腐工作，如對腐敗“零容忍”、“有腐必反”、“執法必嚴”，雖然正義凜然、勇氣可嘉，反腐工作卻必然因此陷入困境當中。基于成文法律嚴格執行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法律思維。

本文認為，只有常人的常識和理性才是法律的最終依歸。一個人的行為，除非跌落在常人的行為準則以下，否則不可能是犯罪，一個將常人的行為定義為犯罪的法律體系，是不可能運轉的，徒然失去法律的權威而無法得到尊重和認真執行。法不責眾，其實是永遠正確的法律箴言。法律所能懲處的，永遠都是人群中少數的害群之馬。所以，一個多數公務員都會有的行為，是不能定義為犯罪而一律查處的。

我們應該明白，當年中央和毛主席決定槍斃黃克功，其實是一個非常容易的決策。黃克功是因為非常私人的原因（失戀）而殺人，與政治如所謂錯誤路線沒有關系，與黃克功類似的害群之馬是極少數。但是政治路線問題，也是殺了人，還造成慘重的損失，如沈澤民、戴季英等的行為，卻不能采取法律手段。就是夏曦，他主持的肅反毀掉了湘鄂西根據地，使紅三軍減員百分之九十，但還是路線問題，處理他也比黃克功復雜太多。法律問題法律解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建國初劉青山、張子善的腐敗，在當時的情況下也是極少數，所以能夠定下森嚴的法律尺度，而執法必嚴。

在中國當下的情況下，如果按照上述嚴格法條主義的思路反腐敗，將引發一系列的不良后果。第一，將使得公務員隊伍人心惶惶，乃至引發軟罷工、降低行政效能。第二，使官場內斗加劇，互相攻訐。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其中的公務員乃是政權的支柱，這種情況不利于社會穩定。實際上，上述兩種情況，已經出現苗頭。第三，在實踐當中，難免出現選擇性執法，導致確實有腐敗行為但又不是最嚴重的官場弱勢群體被拋出來。第四，也不可能實現公正，人們對公正的認識，乃是同案同判，或者是同等情況同等處理，按照上述方式反腐，無論如何嚴厲，即使使得黨政體系癱瘓，漏網之魚或許仍然是多數，腐敗幾十萬的人永遠會覺得自己冤枉和倒霉，因為還有腐敗幾百萬的人沒有處理。結果公務員滿心埋怨；大眾感覺一時痛快，但永遠不會滿足。第五，在公務員腐敗當中，有一個現象要特別引起注意，就是中西部官員、軍隊、政法、黨務口的官員，貪腐數額百萬級別，但是不法財產往往以本地房產的形式存在，隱瞞不住；沿海發達地區官員、財經金融口的官員，貪腐數額以億級，財產卻以離岸金融的形式存在，無形無影。前者貪腐證據很容易查實，后者貪腐證據很難獲得。可是，前者對政權真正忠誠，主客觀因素也使得他們較多有與中國社會同舟共濟的心態而非跳船心態。“要以最堅決的意志、最堅決的行動掃除政法領域的腐敗現象，堅決清除害群之馬”，會引發什么樣的后果，值得慎重考慮。

本文認為，在當下查處公務人員腐敗這一特殊的情形下，需要調整的是法律的尺度，而非以舊尺度使得多數公務員陷在法網當中。本文認為，應該采取以下辦法，由中央紀委為主，設定辦案指引和案例指導，以重訂需要法律處理的腐敗尺度。一般情況下，只對辦案指引中的案件進行查處。對于辦案指引，本文建議下列情形需要法律手段嚴厲懲處：1、具有里通外國、出賣國家利益情節的；2、造成嚴重社會后果如人命關天或重大不良影響的；3、貪腐金額特別巨大至少億元以上規模的。本文甚至認為，對于不在上述情形下的可能貪腐官員，可以給他們吃一顆定心丸。當然，在普通刑事犯罪領域，例如盜竊、搶劫、走私、販毒、強奸，甚至酒駕，都必須堅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會因為是公務人員犯罪就有任何縱容，這也容易做到。

今天多數公務員的貪腐狀況，應該視為一種政治和社會問題，而非法律問題。需要延安整風和土地改革類似的政治性措施解決，而非采取處決黃克功、劉青山、張子善那樣的法律措施解決。政治反腐追求的結果是多數公務員的新生，即放下包袱、輕裝前進；而非使他們惶惶不可終日、隨時擔心，也不是要嚴格依據既定法律查處多數人。

政治反腐是指在辦案指引之外情況下的人員，只要財產申報后其財產在正當收入的合理范圍之內，就既往不咎。這里的既往不咎是指在法律上除罪，在黨紀政紀上，一旦發現腐敗分子還是要進行嚴肅處理，即使其已經符合法律除罪的條件。法律除罪不等同于黨紀豁免。政治反腐的核心是使貪腐人員吐出不義之財，所以應該同時規定，只有申報了的財產才受到法律保護。

反腐同時要采取措施正稅養兵，解決公務人員生活中的各種后顧之憂問題。反腐敗要和為全體國家工作人員提供合理待遇這個問題結合起來。這就要大力改變目前一部分公務人員依靠正常收入而生活充滿后顧之憂的情況，各部門各地方公務人員待遇差別過大的情況。政治反腐后會出現大量的無主財產或上繳國家的財產，本文認為，這部分財產首先要用于解決全體國家工作人員的合理待遇問題。按照本文的建議，反腐實際上首先就是國家工作人員當中進行均貧富。公務人員待遇的解決，要采取供給制福利而非貨幣分配的辦法。房地產改革使得公務人員先來后到者之間貧富差距巨大，也使得不同單位之間差距巨大。本文建議立即在國有企事業單位和黨政機關中恢復公房制度，鼓勵國有單位興建公房或公房小區，給予本單位成員不可子女繼承的夫妻雙方去世為止的居住權。這個措施，會大大安撫和穩定新進的國家工作人員隊伍。任何改革，都需要支持力量，不僅需要民意的支持，尤其需要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支持。如此反腐，將收獲國家工作人員內部多數人的支持而非反對。因為反腐的結果，對于公務人員體系中比較清廉或底層新進的成員來說，反而會獲得穩定比較體面的干干凈凈的生活。執政并非一味嚴厲，恩威并施才能獲得真正權威。

政治反腐取得成果后，腐敗的法律尺度就會變化，當腐敗確實是少數害群之馬所為的時候，就回到“零容忍”、“有腐必反”、“執法必嚴”的狀態。

（此文寫于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