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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種片面鼓動追求GDP增速的輿論又起

        對于以往片面追求GDP增速的現象在認識上和工作中一直存在分岐。但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經濟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的要求和作出“中國經濟呈現新常態”、“適應新常態”的講話后，對統一全黨全國的認識和扭轉片面追求GDP增速的現象發揮了劃時代的指導意義。

        可是近來一種不顧經濟運行的客觀實際，片面追求GDP增速的聲音再起：

        2015年三季度，全國GDP增速為6.9%，只比二季度下降了0.1個百分點，沒有達到7%，有些人和一些媒體就驚恐得不得了，好像發生了不詳之兆，用了“破7”、經濟增幅“降低到25年來最低點”等貶義輿論來喧染。有人還為此發專文來唱衰中國經濟。

        特別是最近，一家媒體，不分青紅皂白，硬把2015年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GDP增幅用醒目的統計圖表排列在一起比高低優劣，并用放大的圖案加文字點撥，突出調結構、去產能任務重而排名在最后的6個省區，通過其報紙以顯著的地位發表，引起全國許多重要媒體和地方媒體轉載，掀起了GDP增速新攀比的惡劣風潮，再次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盲目追求GDP增速上。

        我們指出這些，旨在希望主管經濟的部門重視這種喧囂的危害，消除其影響。 

        二、正確認識和對待GDP增速指標的弊病及沿用 

        深刻認識GDP的缺陷和弊病，淡化GDP指標的作用。

        發展經濟當然要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而且要爭取質量高、效益好的盡可能快的速度，必須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創造、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和 “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要求落到實處。但是，GDP增速這個指標有先天的缺陷和弊病，達不到這個要求。因為人所共知，GDP不是一個結合各國實際、科學完美的外來概念，存在指標內容范圍單一、所規定的產品和服務本身其價值也不完全、更沒有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科學衡量、沒有環境質量的保障、不能反映收入分配關系等等天生缺陷，因而不能全面正確衡量經濟發展的真實狀況。我國近30多年實踐證明，突出這一指標，以GDP增速論英雄，搞地區之間的相互攀比和盲目發展，結果造成了大量產能過剩,庫存積壓難銷，“鬼城”、“爛尾”遍野，資源破壞浪費，生態嚴重污染，社會矛盾頻發，……總之，嚴重危害非常之多。而造成的這些危害，曠日持久，難以短期克服和治愈。而且，這一指標有一定的階級偏好，資本和爭官者欣賞，廣大勞動階級并不看好。因此，我們應當牢記以往的教訓，再不要突出GDP指標，必須淡化它的作用。

        使用GDP增速指標必須要有相應的宏觀指標共同權衡。

        目前，在我國和國際上都還沒有研究出并得到各國認同使用的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而國際上又只能用GDP指標來統計和比較各國經濟發展狀況的情況下，我們還不能廢止這個指標，還須繼續沿用。但使用時，要在保證數據真實可靠的同時，必須采用相應的宏觀指標來共同權衡。如：人均GDP增長變化，勞動就業狀況，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變化，三次產業的結構變化，支出法GDP結構變化，貨幣發行量增長與GDP增長比較，財政收支狀況與財政赤字變化，生態環境污染狀況和治理效果，城鄉勞動者勞動收入增長狀況（即不是包括資本收入、企業高管年薪等收入在內的城鄉居民收入指標），通貨膨脹率，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等等。只有與這些指標共同權衡才能較為有利于全面衡量經濟發展的好壞狀況，防止單純使用GDP增速指標出現的那些弊端。 

        三、對掌控 “十三五”時期和2016年經濟發展速度的建議 

        據媒體透露，“十三五”時期必須保持不低于6.5%的GDP增速才能保證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要求。如果經有關主管部門測算的這個增速是科學的必需的話，那么，應著力于努力實現這一不低于6.5%的增速，但不應盲目求多求高；同時在年度之間不宜平均掌握，而應該是有所區別地著力。

        之所以不宜求多求高，是當前存在的困難與矛盾和“十三五”時期面臨的任務所決定的。人所共知，我國經濟結構失調的矛盾持續了三十多年，日益加深，非常嚴重，解決產能過剩的包袱“壓力山大”，困難重重；生態環境污染破壞已經大面積地危及了生產、生活、生命的安全，改善環境，恢復生態平衡，迫在眉睫，超常艱巨。這些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是“十三五”時期必需首先解決的。否則，經濟發展就繼續舉步維艱，難以前進。而解決這些困難和矛盾，必須大量關閉那些產能過剩和污染環境的工廠企業，就是必須削減和犧牲一些經濟增長速度來解決。雖然其他方面有新的增長可彌補，但不可能一下子補足、更不可能一下超過這些實實在在的速度損失。這是一個如何正確處理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關系的問題。有鑒于此，并為了給工作安排留有余地，所以 “十三五”時期的經濟發展速度不宜求多求高。不然，易造成工作被動，加重困難。

        之所以在年度之間不宜平均掌握，而應該有所區別地著力，是由于各年度之間調結構、穩增長等任務的大小、輕重、主次和進度不一樣所決定的。一般來說，“十三五”前期，調結構、治污染的任務重，這時期經濟增長不可能加快。“十三五”后期，隨著調結構、治污染的收效，發展經濟的條件逐步改善，這時期經濟增長就會提速。因此年度之間的經濟增幅不可能是一樣的，這決定了我們的工作重點和增速的掌控在年度之間不能一樣，必須有所區別地著力。因而前期的經濟增幅應當低些，尤其是2016年壓產能、去庫存、治污染、降成本等任務很重，增幅可能是五年中最低的；后期的經濟增幅則可以逐年有所提升。

        通過以上分析, “十三五”時期的GDP增速，如果以6.5%為底線，我們建議，前兩年以適當低一些為宜，其中2016年應為最低，后三年可以適當高一些，并爭取逐年有所提高，其中2020年應為最高。如此，五年平均下來，不僅實現了GDP增長6.5%的基本要求，而且能夠爭取有所超越。當然，這是一個大體趨勢，各年度GDP的具體增幅要在制訂年度計劃時去確定。這樣安排和掌控，既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又能保證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需要。而且留有余地，既有利于避免高指標帶來的困擾，使工作持續立于主動的地位，又有利于著力抓效果，保證GDP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的提高。 

        四、澄清幾個誤導中國  GDP增速的輿論 

        以下幾個影響很大的似是而非的輿論應予澄清。

        有同志說，發展經濟的速度像騎自行車一樣，越快越穩，慢了反會倒下來。這種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比喻是不科學的十分錯誤的。GDP增速受非常多的因素影響和制約，而且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極其復雜，影響經濟全局，并持續長遠，必須調研周全，慎密決策，不像騎自行車那么簡單。而騎自行車也并不是想快就快得了，遇到堵車時，你必須下車，如果你闖過去，必然頭破血流，甚至發生生命危險；該慢的時候，你也必須慢，會騎車的人也不會倒下來。

        有同志說，GDP增幅高低與就業規模有正相關關系，為了保證多就業應保持較高的GDP增幅。這似乎有道理，但國內外的實踐并非如此：有的年份，GDP增速很快，就業率反而下降了；有的年份，GDP增速下降了，但就業率是升高的。這里的關鍵在就業政策、就業門路、就業工作的變化和好壞，以及技術政策、技術進步等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有同志說,，我國經濟可以保持20年（有的說25年，有的說30年）高速增長。這看起來是一種鼓勁力量，但實際是缺乏長遠設想的短期主張。其極大的負作用是鼓動當前執政者只著力于近期的發展，可以不顧二三十年以后的發展。這實際上符合了、助長了一些地方發生的急功近利、竭澤而漁、不顧子孫后代的主張和行為。共產黨的政策應當是既為當代發展著想，又為子孫后代的發展創造條件。

        有同志說，特別是一些外國人說，中國的經濟應當更快的發展，為世界經濟的好轉發揮出大國的作用。不管發出這種聲音和輿論動機如何，其本身既不客觀，也找錯了門。因為中國為世界經濟的好轉一直在盡力，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對國際經濟增長的貢獻多在25-30%，已經很了不起了，但中國人均GDP在國際上排名在90多位，遠談不上富裕，能力實在有限。而世界經濟持續不景氣，復蘇乏力，根本是某些大國自己不作為的問題。要使世界經濟好轉的關鍵在這些大國自己。應當去動員這些大國有更多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