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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通過的《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強調“創新實施方式”，“完善推進機制”，這實際上是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戰略的升級版。它與以往“211工程”、“985工程”的不同之處在于，其戰略著力點是通過績效杠桿，“充分激發高校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通過深化綜合改革，“加快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著力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如果說，“211工程”、“985工程”更側重于大學硬實力的增強，那么“雙一流建設”則更側重于大學軟實力的提升。

　　世界一流大學均有完善的制度體系

　　文化、價值觀、制度是軟實力的基本要素，它是一個組織更為基礎、更為本質、更具特征、更具生產性的實力。大學組織同樣如此。我們只要看看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就能夠清楚地知道，它們無不具有獨具一格而根基深厚的大學文化，無不具有得到校內師生高度認同的核心價值觀和信念，無不具有符合其共同體歷史傳統且與文化和價值觀相匹配的大學制度。因而使得這些大學能夠堅定地朝著既定的目標勇往直前，能夠吸引、凝聚、團結世界最優秀的教師和學生去共同奮斗，能夠在變幻莫測、波瀾起伏的社會動蕩中堅守理性而不隨波逐流，能夠在知識的發展中把握規律和趨勢，從而不斷創新知識、引領社會。反之，如果沒有這樣的軟實力為基礎，大學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

　　制度是軟實力中最能夠觸摸得到的要素，又是價值觀、組織文化的投射，因而在提升軟實力上舉足輕重。人們普遍認為，大學制度是大學的核心競爭力所在。200年前，以柏林大學為代表的一批德國大學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的翹楚，就是因為他們構建了以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相結合的現代大學基本制度。100多年來，一批美國大學獨領風騷，就是因為他們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大學制度，使大學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牽引車。我國引入西方大學制度已有百年的歷史，然而在世紀政治風云的變幻中，大學制度歷經顛簸，不斷改弦更張，以致現在還沒有真正形成既符合世界大學制度通則又與本土環境相適應的制度。近年來，盡管我國一批高水平大學的硬實力上升很快，若干所大學在一些大學排行榜上已經躋身前端，但是很少有人認為，這些大學已經是世界一流大學了。原因就在于，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強有力的政策性支持、資源性驅動，而非根植于內生性的增長。

　　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以大學章程制定為抓手，推進現代大學制度建設。這一方略把準了高等教育發展的要害問題。經過五年的努力，全國公辦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核準大體完成。不過，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章程制定并核準了，并不等于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就確立起來了。章程能不能真正成為大學的“大法”，能不能切實規范大學內外主體的行為，還需要實踐去驗證。據筆者的觀察，情況并不那么樂觀。有的大學章程制定了，便束之高閣了，原來怎么做現在還是怎么做。有的大學章程提出了新的治理架構，但核準后并未付諸實施。有不少的大學章程核準后，沒有依據章程去梳理已有的學校規章、廢止相抵觸的規章、修訂不當的規章、建立缺失的規章。如此等等，說明大學章程建設不能因為核準而結束，而需要持續地落實；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存在，現代大學制度建設需要整體、全面、深入地推進，不可能一蹴而就。

軟實力之所以名為“軟”，因為它本質上是精神的存在，具有觀念的形態。我國大學的制度性短缺，從根本上反映了大學精神的不彰。為人們所痛斥的所謂大學高度“行政化”，為真正學者所不齒的學術腐敗、學術不端、學術失范，為社會所詬病的大學在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無一不與制度約束相關聯，無一不與價值追求相關聯。失范、失德、失魂，是大學精神病態的表現，也是大學制度缺失的結果。所以，革除時弊，需從制度建設入手，制度建設需從精神建構起步。大學章程也好，大學規章也好，物化的規則文本形態是可以看得見的，看不見的是它們背后所體現的意義，需要去體會的是深層所負載的價值與精神。毋庸諱言，業已完成的大學章程制定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在很大程度上非大學自覺的行為，而這種實踐容易導致形式大于內容。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一些大學制定章程是被動地響應，不加考究把其他大學的章程拿來作為范本，各取所需摘抄湊合成自家文本，而缺少內在的邏輯聯系；一些大學未經師生廣泛討論，在沒有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形成章程文本，多半聽學校領導人或管理部門意見，一些條文、限定說不清、道不明……這些現象并非少見。當下，以大學章程后續建設為抓手的現代大學制度建設，需要下大力氣在精神建構上補課，要通過有效的手段，讓章程所體現的價值成為師生的共識，內化為知識共同體的自覺行動。

　　在法治原則上建構現代大學制度

　　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精神建構，當前最需要強調的是“法治”、“治理”這兩個關鍵詞。現代大學制度應當是在法治原則上的建構，具有法治思維才有可能使之成為大學的“良法”，才有可能通過其達到大學的“善治”。所謂法治思維，通俗理解就是將法律法規、制度規則置于最高地位，將合法依規作為思考問題和采取行動的基本準則。而不少大學的領導還習慣于人治，缺乏基本法治的意識。法在本質上是限制權力的，一些領導人很清楚這一點。在制定章程時，有的人有意無意地想規避、消解這種限制，盡可能增加自己自由裁量的空間。在章程制定核準后，有的人并不想真正付諸實施，或者不打算全部、徹底地實施。有法不依、有章不循、有規不守，在大學中還是較為普遍的現象。大學章程可以看作是一種大學各主體間的契約，一旦核準實施，就具有了合法性、權威性，各主體都須遵守，權利和義務必須保障。然而我們經常看到的是，某一方只強調自己的權利而忽略自己的義務，權力機構只注意對被管理對象作無條件的約束而忽略對權力邊界的限定。程序正義是法治的核心內容，而我國現行的大學規則體系中最缺乏的要素之一就是程序的規范。只要稍微看看大學的各種制度文本就不難發現，無程序規定、程序規定粗略、程序不當設定等情況比比皆是。現實中的各種紛爭、沖突往往與此相關。

　　共同治理是現代大學發展的總體趨勢，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要體現這一精神，就需要通過治理結構的再造，理順大學體制機制的各種關系。雖然現代大學制度特征究竟是什么，中國特色體現在哪些方面，人們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但是建設的方向是明確的，即要造就有利于學生身心發展、有利于學術生產力發展、有利于知識創新和服務社會的大學“上層建筑”，營構符合教育規律和學術規律、適應我國政治體制和社會環境、適應大學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生產關系”。建設的過程實際就是大學各利益相關者謀求共識的過程，也是一個大學文化塑造的過程。如果建設真正取得了實效，一定會形成師生一心協同奮進的校園文化生態，一定會大大解放學術共同體的生產力，增強大學的軟實力。可以說，中國現代大學制度成就之日，就是中國大學登上世界一流高峰之時。

　　（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我國公立大學章程文本效力及后續建設研究”（15YJA880079）成果）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