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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學習教育要謹防陷入“四個誤區”

點擊：作者：丹心墨子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1-05-23 10: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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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親自動員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如此大規模地系統性地學習中國共產黨歷史，對于我們廣大普通黨員而言，不僅是一次非常難得的全面了解黨史的機遇，更是一次難得的正本清源認知黨史的機會。因此，在黨史學習教育過程中，要自覺清除過去一個時期以來在黨史方面出現的“雜音”，謹防陷入“四個誤區”。

一是要謹防陷入“權力之爭”誤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從不諱疾忌醫，敢于直面問題，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百年黨史，就是一部不斷自我革命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100年來，就在不斷地自我革新、自我革命，勇于面對問題，敢于糾正失誤，善于同來自內部的錯誤作斗爭。但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妖言惑眾，把正常開展的黨內斗爭歸結為“權力之爭”，庸俗為“爭權奪利”“害怕大權旁落”，從而達到抹黑中國共產黨歷史，丑化中國共產黨的目的。例如，把古田會議之前的“朱毛之爭”、遵義會議期間與博古李德的斗爭、長征途中與張國燾的斗爭、甚至延安整風等等，都說成是“權力之爭”。他們的蠱惑之所以有一定的“市場”，是因為黨內開展政治斗爭、路線斗爭，會表現出“權力”特征。例如“朱毛之爭”是由前委與紅四軍軍委之間的關系引起的，遵義會議取消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等，這種黨內斗爭表現出的“權力”外化特質，被別有用心地利用，如果不加以深刻分析、科學辨別，很容易掉進他們精心設計的“權力之爭”陷阱。

黨史上發生的黨內斗爭事件，都是因為在當時特定歷史背景下，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建黨建軍途徑、處理黨外關系政策策略等大是大非問題而產生的政治路線斗爭。在探索解決這一系列問題時，發生了認識分歧、觀點碰撞，加上個人性格因素影響，使“斗爭”的形式多種多樣，有時還表現得非常激烈。但無論斗爭多么激烈，有一點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所有的黨內斗爭都是建立在堅定的革命信仰基礎上的。雖然斗爭形式表現出領導權問題，但都是出于“如何更好更快地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絕對不是為了一己之私。例如，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傾”冒進，是迫切希望盡快取得革命成功。當年中央蘇區項英、任弼時、劉安恭、博古等批判毛澤東，就是認為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右傾，認定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朱毛之爭”的核心在“新與舊”上，即究竟如何建設無產階級政黨、如何建設新型人民軍隊、如何建設和鞏固革命根據地。年僅24歲的博古挑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擔時，采取“御敵于國門之外”的反“圍剿”策略，就是不想丟棄用鮮血和生命建立起來的蘇區。李德的指揮雖然給紅軍造成了非常重大的損失，但他作為一個外國人，能夠提著腦袋獻身中國革命事業，也足以令人感動。遵義會議上唯有凱豐堅決反對毛澤東重新掌握軍事指揮權，絕對不是他對毛澤東有什么個人成見，而是認為毛澤東不過是看過幾本《孫子兵法》一類的古書罷了，根本不懂馬列主義，不可能領導紅軍走出困境。終歸一句話，這些斗爭都是在抱定革命信念的前提下，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事業而進行的，雖然表現出“領導權”問題，但都是為了挽救紅軍、挽救革命、挽救黨，尋找正確的中國革命道路。假若如一些人所言，發生的這些黨內斗爭就是為了個人的“權力之爭”“爭權奪利”或升官發財，試想，這些當年翻江倒海的人物，有必要投身到隨時可能犧牲個人生命的革命事業中嘛？

二是要謹防陷入“超越時代”誤區。學習黨史，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要用歷史的眼光，不能以后來的情況變化、今天的環境條件來衡量或曲解過去發生的歷史。也就是說，不能陷入“超越時代”的誤區。例如對陳獨秀的評價，我們黨在歷史上已為其作過定論，但后來出現了很多“翻案”性文章或文藝作品，無視他所犯下的錯誤，片面地予以拔高美化。以歷史的眼光看：陳獨秀為創立中國共產黨立下了不朽的功勛，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無論什么原因，他作為黨的總書記，犯下了右傾錯誤也是不爭的事實，后來搞“托陳取消派”更是無法否定的事實。

再如，以今天的改革開放來污蔑毛澤東時代是“閉關鎖國”——這種觀點甚至被炒作得幾乎成了“定論”。全然不提新中國建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專門組建國際組織——“巴黎統籌委員會”（即“巴統”）對我實行孤立、封鎖、禁運的事實，全然不提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為沖破西方封鎖所作出的艱巨努力，全然不提如何通過中法建交改善與西歐關系的，全然不提毛主席創造性的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亞非拉朋友把我們“抬進”聯合國，全然不提毛主席是如何通過“小球推動大球”從而打破中美關系堅冰……說到底，某些人就是企圖通過“超越時代”等手段“評價”黨史事件，達到污化黨的歷史的目的。

毛澤東講過：“在民主革命時期，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這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黨在一定時期的活動是受歷史時空條件限制的，不管組織或個人，無論取得勝利還是遭受失敗，都是與認識、把握時代條件和革命規律密切相關的。所以，我們學習黨史過程中，認識理解、分析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更應尊重歷史背景，不能跨越時代條件而任意拔高或貶低。

三是要謹防陷入“本末倒置”誤區。黨史學習教育要把握主流、主干，注重邏輯性、系統性、完整性，最忌把主次關系、輕重位置弄顛倒了，陷入本末倒置的誤區，甚至舍本逐末，抱著“獵奇”心態，不在根本性、完整性上下功夫，反而只在枝節問題上動歪心思。

百年黨史的主流、主干是什么？百年黨史就是一部為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奮斗史。黨從成立之日起，就義無反顧地、前仆后繼地帶領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進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再進而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奮斗的歷史。這個主干主流脈絡是非常清晰的，更是黨史的真實寫照，也是誰也否定不了的。但是，一個時期以來，一些企圖不端的人知道撼動“大樹”不易，便把心思放在“枝節”上，以所謂“反思歷史”“還原歷史”“重新評價”為名，打著“學術公正”“尊重史實”的幌子，借助新媒體、自媒體等平臺，專門在一些枝節、細節上搞“演義”，以“發掘”所謂的“秘聞”為噱頭，吸眼球，還有借“文學作品”形式，肆意歪曲黨的政策和黨的形象，通過抹黑英雄人物、甚至開國領袖，美化敵對勢力人物形象、甚至抬高民族歷史罪人等手段，達到搞亂人們對黨史的正確理解、否定和攻擊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目的。

所以，黨史學習教育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正本清源機遇，堅決不能人云亦云，要學會獨立思考，學會鑒別真偽，通過對黨史主流、主干的認知，科學理解百年黨史，實現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堅定“四個自信”和歷史自信的目的。

四是要謹防陷入“學用脫節”誤區。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這次黨史學習教育“總的來說就是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教育引導全黨同志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這就明確提出黨史學習教育要做到“學用結合”，不能滿足于“學過了”“看過了”“聽過了”，要防止“水過地皮濕”，要在“學用結合”上下功夫，在實踐中見成效。

什么是成功學？百年黨史就是最大的、最好的成功學。因為百年黨史既是一部艱苦創業史，也是一部不斷走向成功的歷史。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獨立，中國人民和無數仁人志士孜孜不倦地探索尋求。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等都未能成功。辛亥革命也只是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統治，依舊無法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和割地賠款，山河破碎的現狀。中國共產黨能夠從200多個政治派別中脫穎而出，帶領中國人民完成無數仁人志士和政治黨派的夙愿，靠的絕對不是運氣、僥幸與偶然，而是有著自己獨特的成功之道。

毛澤東主席說過，他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習近平指出，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汲取智慧、繼續前行的力量。”“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多重溫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添很多正能量。”所以，作為黨員，在黨史學習教育過程中，既要通過學習增強政治信念，堅定跟黨走的決心，還要充分認識到，百年黨史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寶貴經驗，是我們中國人獨有的成功學“秘笈”和“瑰寶”，在黨史學習教育過程中，要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地學習消化吸收紅色基因，在實際工作中，用好用活共產黨人用鮮血和生命積攢起來的寶貴的成功經驗。

（作者：丹心墨子；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紅歌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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