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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圣徒”貝爾納的中國情結

點擊：作者：潛偉來源：知識分子發布時間:2016-02-11 11:20:53

編者按：有這么一位傳奇的科學家，不僅知識淵博橫跨多個學科領域，而且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加上豐富的個人感情生活，成為20世紀最負盛名的知識分子之一。他因對科學的敏銳嗅覺和狂熱的愛，且頗具領袖氣質，常被小伙伴們稱為“科學圣徒”。

這位“科學圣徒”有著濃烈的中國情結，在自己的著作中專門談及中國的科學，甚至在20世紀50年代時兩次到訪中國，他參觀故宮、天壇時對中國古代科技和建筑贊嘆不已，還曾與建筑學家梁思成熱烈討論中國古代建筑的保護和規劃，他的兒子也成為了一位現代中國政治史研究專家。但在波濤洶涌的革命號角中，他的離去卻沒有激起一點漣漪。

貝爾納（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圖片來源：Wikipedia

有這么一位傳奇的科學家，不僅知識淵博橫跨多個學科領域，而且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加上豐富的個人感情生活，成為20世紀最負盛名的知識分子之一。他因對科學的敏銳嗅覺和狂熱的愛，且頗具領袖氣質，常被小伙伴們稱為“科學圣徒”（Sage of Science）。據說這一昵稱源于1920年劍橋布里奇街角的奧格登書店（Ogden's Bookshop），一位風情萬種的年輕美眉的嬌嗔，由此廣為流傳[1]。

他就是約翰·德斯蒙德·貝爾納（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著名X射線晶體學家、分子生物學家、科學學創始人，1901年5月10日出生于愛爾蘭內納（Nenagh），1971年9月15日卒于英國倫敦。

1919年，貝爾納進入劍橋大學伊曼紐學院（Emmanuel College）學習。1922年畢業后，應老布拉格（William Henry Bragg, 1862~1942）邀請，他來到英國皇家研究所（Royal Institute）的法拉第實驗室開始從事X射線晶體學研究工作，直至1927年重回劍橋大學擔任結構晶體學講師，后任卡文迪許實驗室副主任。

1934年，他首次獲得蛋白質晶體結構的X射線照片，并最先研究出煙草花葉病病毒的結構。1937年，貝爾納成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并開始擔任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Birkbeck College）物理學、晶體學教授，直至去世。

貝爾納是科學應用于社會的實踐者。1939~1942年，他為二戰時期的英國政府研究過轟炸的破環問題，為空軍作戰部提供咨詢意見；1942~1945年，擔任蒙巴頓將軍的科學顧問，為諾曼底登陸戰做出了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他還被任命為建筑工程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致力于民用工程建設。他同情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戰后成為一位世界和平主義者。1947~1949年，他擔任英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主席。

1949年，他與約里奧·居里（Frédéric Joliot-Curie，1900~1958）等共同發起成立世界和平者大會（World Congress of Partisans of Peace，后更名為世界和平理事會（World Peace Council），并擔任執委會副主席。1945~1956年，他成為蘇聯、民主德國、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國家科學院的外籍院士；還任莫斯科大學榮譽教授、柏林洪堡大學榮譽博士。1953年，他獲斯大林和平獎章。1959~1965年，擔任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副主席與世界和平理事會執委會主席。

貝爾納所著《科學的社會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是舉世公認的科學學奠基性著作。書的副標題“科學是什么？科學能干什么？”概括了全書的主題，其重要意義很快被全世界所認同，此書被譯為多種文字。貝爾納對科學史的研究集中體現于兩本著作：《19世紀的科學和工業》(Science and Indu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和《歷史上的科學》(Science in History）。后者被譯成許多國家的文字，先出版了俄文譯本，后出版了中文譯本。

“科學圣徒”相信科學的光芒必將照耀世界的每一個地方，堅信科學將造福于全人類。他對中國熱愛的緣由，既有其早期所受東方神秘主義的影響，也有馬克思主義者對大多數弱者的同情，更有其樸素科學主義的信仰，即以科學來統一大千世界的偉大情懷。二戰后，特殊身份的他成為極少數能游走于唐寧街、克里姆林宮和中南海的科學家。

《科學文化評論》2012年第6期的兩篇文章，潛偉、李欣欣的《貝爾納與中國》與付邦紅的《1954年貝爾納第一次訪華》，對貝爾納與中國的特殊關系，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兩次到訪中國，有詳細的論述。這里僅略述一二。

赫魯曉夫（中間站立者）與貝爾納（赫左手第一位）在1962年世界裁軍與和平大會上（圖片來源：安德魯·布朗著.《科學圣徒——J.D.貝爾納傳》，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

一

1939年出版的《科學的社會功能》引起了世界的關注，貝爾納在其中專門有兩段文字談及中國的科學，頗值得玩味[2]。

最近幾年，中國開始獨立發展科學。有史以來，在大多數時期，中國一直是世界三四個偉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這一期間的大部分時間中，它還是一個政治和技術都最為發達的中心。研究一下為什么后來的現代科學和技術革命不發生在中國而發生在西方，是饒有趣味的。也許是由于在農業生活與受過經典教育的統治階級之間，在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充足供應與生產這些物品所需要的勞動力之間保持著十分令人滿意的平衡，中國才沒有必要把技術改進工作發展到某一限度之外。不管怎樣，既然西方已經在技術上領先了，中國文化不經過徹底改組實際上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科學，而且事實上，中國同西方發生接觸的頭一個后果便是加強了中國文化的保守主義，作為一種自衛措施。

中國人從來都不像日本人那樣享有充分的獨立，可以大量輸入西方技術和科學。即便他們有這樣做的愿望，他們也無法做到這一步。只在1925年國民黨上臺以后，才在教會大學范圍以外產生了一個建立民族科學的運動。迄今還沒有什么重要的成就或有獨創性的成就，不過我們可以寄希望于中國傳統工藝非常高超的質量。在目前這場毀滅性戰爭中，侵略者特別著眼于破壞科學和學術中心，戰爭使最有才能的人才都把精力用在其他任務上，不過從中國已有的成績可以看出，經過適當改造的中國文化傳統可以為科學事業提供一個非常良好的基礎。的確，只要有了表現在中國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種細心、踏實和分寸感，我們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國還會對科學發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樣大的貢獻。

“它還是一個政治和技術都最為發達的中心。”貝爾納對中國的青睞溢于言表。“研究一下為什么后來的現代科學和技術革命不發生在中國而發生在西方，是饒有趣味的。”這其實就是類似“李約瑟問題”的一種表述方式，而且應該比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一卷更早（關于這點，劉鈍先生十年前就有論述[3]）。

李約瑟的思想受到多少貝爾納的影響，貝爾納如何形成這樣的觀點，具體情形現在不得而知。如果將其置身于20世紀30年代英國知識分子的“紅色年代”，或許可幫助理解。經歷一戰打擊和歐洲經濟蕭條影響的一代知識分子開始苦苦尋找民族和人類的新出路，貝爾納與李約瑟等一批左翼科學家和學者在劍橋組成“有形學院”（visible college）。

“有形學院”是相對于17世紀波義耳等人的“無形學院”而言的，這個朋友圈中有遺傳學家霍爾丹（J. B. S. Haldane）、生理學家霍本（L. Hogben）、數學家萊維（H. Levy）、生物化學家李約瑟（J. Needham）和物理學家貝爾納等。

他們對社會問題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并相信科學是一種推進社會進步的強大力量，在政治上則同情英國共產黨或工黨左翼。貝爾納常常發揮著群主的作用，在這個群里有著非凡的影響力。他和李約瑟是親密的好朋友，甚至還幫助李約瑟成為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部第一任主任。從某種意義上說，貝爾納的中國情結或許成就了李約瑟的中國夢，而后者甚至走得更遠。

貝爾納不僅提出了問題，還從需求決定技術發展的角度加以分析，試圖給出解答。他大約是最早將中國科學發展與文化傳統聯系起來的西方學者之一，認為“中國文化不經過徹底改組實際上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科學”，并且樂觀地估計中國科技創新“可以寄希望于中國傳統工藝非常高超的質量”，因為它們能表現出中國文化的“那種細心、踏實和分寸感”。他很清醒地將中國與日本做了比較，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19世紀因比較中國與日本而首次提出“四大發明”的英國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

與他的朋友李約瑟不同，貝爾納更關心的是當時中國科學發展的現實問題，他對戰時中國的狀況有相當的了解，并且非常樂觀地認為“經過適當改造的中國文化傳統可以為科學事業提供一個非常良好的基礎”。他確實對中國有了一針見血的評價，對中國科學的事情看得精準，從中國文化傳統改造入手在今天看來也不會過時。

施一公和饒毅2010年曾在Science上呼吁要改造中國科研文化，再次引起世人對中國文化與科學研究關系的關注。從中國傳統文化汲取精華的屠呦呦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更是將貝爾納論說詮釋到極致。未來中國的科學是否從“跟隨者”向“并行者”甚至“領跑者”轉變，應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看它是否能夠適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看它是否能夠適應根深蒂固的中國社會運行體制。

《科學的社會功能》中譯本

二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之際，“科學圣徒”作為唯一的西方科學家代表赴北京參加了一系列國慶活動。在隨后兩個多月的密集旅行中，貝爾納一方面感受到了新中國建設的新氣象，也與中國政府、科學界進行了充分的交流。他流連于中國秀麗山水之間，欣賞京劇及其他地方戲，也陶醉于傳統中華美食之中。

他關注科學家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建設中起到的作用，也注意觀察普通百姓的生活。當他在北京西山游玩路過一個小村莊時，聽到一個孩子的哭聲，這是他到中國以來第一次聽到孩子哭——是一位小女孩，摔倒了，劃到了臉。這件小事讓他思考了新中國最顯著的變化——人們的內在人性與道德上的變化。[4]

顯然，此次訪華給貝爾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到之處都充滿了生機，一個嶄新共和國正在自己的道路上快速前進，他也絲毫沒有吝惜他的溢美之詞。貝爾納在中國科學院舉辦的歡迎會上說：“三十年來，我一直關懷著中國人民的斗爭，并為中國人民的獲得解放而感到興奮。我一直認為科學應為人類福利服務，在中國，我看到了這樣做的可能和現實。……只要我們聯合起來，就能夠阻止把科學用來作為毀滅人類的工具。”

在離開北京之前，貝爾納通過廣播發表了講話：“我從來都不敢想，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中國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如此成就；中國的科學歷史比歐洲更古老，但是可以說中國的新科學，幾乎全部從1949年才開始；這是偉大的成就，相比任何其他地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與蘇聯和當代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相提并論，中國的科研工作取得的成就實在是比較驚人。……中國政府基本上是照搬蘇聯的具體行業機構模式，并且試圖在僅僅五年內，讓一切都走上正軌。”

在印度馬德拉斯接受《印度快報》采訪時，貝爾納被要求比較一下印度與中國的科學進步，他回答說“印度的科學進步，盡管很好，但是速度還不足以與中國相提并論”。[4]可惜的是，他原計劃撰寫的一部關于偉大新中國的書半途而廢，搜集的素材至今仍保留在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貝爾納檔案中。

此行中，貝爾納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熱愛也不時流露出來，他只是遺憾他的朋友李約瑟沒有和他一起來體驗。在紫禁城內，他第一次見識到偉大的中式機械“弩鎖”，它是所有軍用鎖定裝置的祖宗，并且是諸如普通打字機之類的日用物品的前身。

在參觀北京天壇時，貝爾納思索著中國人對占星術的膜拜：“全神貫注于仔細觀察歷法的人們，比如他們，應該曾努力去探索天文學的基本原理，并且只有當這些星象被完全遺忘，天文學才能取得真正的進步”。在杭州的一個博物館，他會驚訝于摩擦盛滿水的青銅碗能噴出大約超出兩英尺高的水流。[4]

在參觀過程中，貝爾納經常感受到古老東方文明在建筑園林方面的宏偉與瑰麗。在參觀故宮時，貝爾納漫步走過午門后的五座石橋，依次來到越來越莊嚴的庭院，驚嘆不已，他為建筑的重復性和對稱性而觸動；樓閣和大廳都是用木材建造的，這讓“圣徒”非常驚訝；朱漆的雕龍裝飾，以及連綿的金瓦屋頂，在北京沉悶灰色的建筑樓頂襯托下顯得金碧輝煌。

當然，貝爾納對中國歷史建筑的保護與規劃是有著保留意見的。在頤和園，他認為那里的修繕品位低得令人寒心，修復工程竟然是由官員，而不是藝術家或考古學家組織進行的。在與建筑學家梁思成的一次討論中，貝爾納認為北京的城墻與城門一定是這個古老世界中最美妙和最激動人心的景觀，但他非常擔憂正在進行的將它們夷為平地的規劃；梁思成則向他保證在古老的城市邊界內將不再有新建設。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北京古城墻和城門在幾年后很快就被拆除，而梁思成也由于反對這項計劃而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批判長達數年。[5]

梁思成和貝爾納（圖片來源：wikipedia）

三

1959年秋季，作為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副主席及世界和平理事會執委會主席的貝爾納，應邀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慶典活動，他發現自己再一次與北京的共產主義領袖們站到了一起。10月1日晚上，在天安門上觀看焰火表演時，他見到了毛澤東主席。毛澤東詢問了他的新書《歷史上的科學》的一些事情，那時這本初版于1954年的書剛剛被翻譯成中文出版。

伍況甫等譯的《歷史上的科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至1983年5月已有第三次印刷。全書80余萬字，分七大篇、十四章。第一篇和第七篇為綜述，分別討論了科學的起源和科學的特性以及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問題。第二篇至第六篇是本書的主體部分，分別論述了古代世界中的科學、信仰時代的科學、現代科學的誕生、科學與工業以及現代科學。

在該書中，貝爾納強調研究科學史要注重強調科學與社會相互作用的問題。他指出科學對歷史的影響有兩條途徑：其一是科學對各種生產方式所導致的變更；其二是科學的各項重大發明和觀念對當時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影響。作者還認為，對科學的認識應該是廣義的，因為科學在人類歷史中已經改變了性質，無法下一個合適的定義。科學的進步在時間和地點上都是不同的，在幾個迅速發展的時期之間，間隔有更長的停頓時期，在歷史的進程中，科學活動的中心也隨著商業和工業活動中心的遷移而遷移。

得知他的《歷史上的科學》中譯本[6]即將問世的時候，貝爾納在倫敦為即將出版的中譯本寫的序中說到：

我特別高興知道我所著《歷史上的科學》將以中文出版，這不但是由于我對偉大的中國人民懷著欽佩和熱愛的心情，而且因為中國，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人類文明和科學的巨大中心之一。我深知，對于中國在較古時期的貢獻，我的評述沒有能達到真正公允的地步，但是我曾試圖依據我的老友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的淵博學識，對中國的技術、科學和哲學思想，比西方的科學史領域中任何其他作者作出較充實的敘述。

他確實這么做了，在書中多次指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令人稱羨的發達。如何評價《歷史上的科學》在科學史上的地位，是件頗令人頭疼的事情。這樣一部煌煌巨作，出自沒有多少歷史學訓練人之手，自有高人一籌的眼光和駕馭能力。雖然他具有了與一般科學史家不一樣的東方視角，但是畢竟缺少更多扎實的史料，讓其重要價值打了些折扣。

由于貝爾納幾近癡迷的對計劃科學的崇拜與對馬克思主義理解的偏差，這部書中許多觀點還值得商榷。而幾乎與他同時出版的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顯然更受學界的重視，當然有其更明顯的東方立場在其中，也因為有豐富的史料和實物證據作為支撐。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慶幸，有這兩位著名的西方學者開始關注著中國的科學技術史。問題是，為什么是并非歷史學科班出生的科學家來寫中國的歷史呢？

“科學圣徒”的兒子，馬丁·貝爾納（Martin Gardiner Bernal, 1937～2013），此時剛20出頭，正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國慶那天晚上，父子終于相聚了。馬丁帶他的父親參加了一個聚會，父親很快就退出了，因為老被年輕人稱為“大叔”頗為不爽。

不過，馬丁聽說了很多農村地區發生饑荒的事情，親眼見到了大躍進帶來的經濟困境，此時對毛澤東和大躍進大失所望。他認為樂觀的官方統計都是騙人的，他向父親提出了這些疑點，父親也認為政府的數字既沒有根據，又不準確。

馬丁的母親瑪格麗特·加迪納（Margaret Gardiner, 1904～2005），是英國著名藝術家、左翼政治活動家，是“科學圣徒”的情婦之一，很長時間以“貝爾納夫人”自居，但是她們從未正式結婚。貝爾納回到倫敦后，她很擔心兒子的處境，問如果馬丁在中國被捕，他會怎么做。他沉思了片刻，回答說：“我會直接去找毛澤東要求放人。”[4]由于對中國的熱愛，貝爾納送他親愛的兒子到中國求學，但是殘酷的現實讓他無比痛心。當一位一生追求科學真理并相信科學能夠造福于人類的科學家看到缺乏科學依據的浮夸帶來的災難時，他難以抑制自己的悲憤心情。

馬丁·貝爾納后來成為一位現代中國政治史研究專家，最終以美國康乃爾大學政府與近東研究教授的身份退休。他的著作《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重新思考了古希臘文化語言的起源，那種放蕩不羈的挑釁思想或許有其父親的些許遺傳。

貝爾納與瑪格麗特·加迪納（圖片來源：安德魯·布朗著.《科學圣徒——J.D.貝爾納傳》，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

四

整個20世紀60年代，“科學圣徒”由于中蘇關系的惡化及冷戰升級等因素，再也不受中國政府的待見，但他熱愛中國的拳拳之心依然。1965年8月，在第十一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上，貝爾納和他的門徒馬凱（Alan Mackay，1926~）聯名發表題為《在通向科學學的道路上》的演講，被譽為西方的標志科學學這門學科正式成立的經典之作[7]。在文章開頭即引用《道德經》中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已經與中國官方關系惡化的貝爾納仍然對中國文化充滿了熱愛。

1967年12月，顯然是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貝爾納寫了一篇文章比較了毛澤東和蘇聯政府[8]。在他看來，毛澤東的目標，無非是人類徹底的道德、經濟和政治轉變。毛澤東主義者致力于完成文化大革命，這要求每個公民都具有積極的忠誠心。中國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審訊旨在找出并且譴責那些依然堅持舊文化習俗和思想的人，如果有機會，將改變對毛澤東語錄的解釋，繼續進行新一輪的公開抨擊。

貝爾納認為，令人吃驚的是，這根本沒有一點章法可循，也并不是完全無政府狀態，懷疑有一個秘密的小組在組織各種活動。他認為，很難衡量這次革命的經濟效果，因為好幾年都沒有公布統計數據，總而言之，變好還是變壞都不是非常明顯。他和毛澤東都對改造中國傳統文化抱有極大的興趣和信心，只不過南轅北轍，結果令人唏噓罷了。

復雜的國際關系形勢和系列政治運動讓貝爾納與中國科學界的交往進入了寒冷的冬天，所有可能開始的一切也進入了長長的休止期。他甚至被視為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者的代表。夾身于東西方冷戰中的他，斡旋于中蘇兩國之間，為了世界和平討價還價，讓這位“科學圣徒”精疲力竭。

貝爾納于1971年9月15日與世長辭。世界上失去了一個為和平而奮斗的“科學圣徒”。在1971年中科院的檔案目錄中，可以看到“致中科院郭沫若關于貝爾納教授去世的電報”以及“中科院領導對關于貝爾納教授去世之事不予理睬的批示”。這兩份文件暫時無法看到具體內容，但從題目上我們也已經可以了解到，“科學圣徒”的離去，在正處于波濤洶涌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沒有激起一點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