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如何總結蘇聯解體留下的教訓？
點擊： 作者：周新城 來源：億喜紫網在線 發布時間:2016-03-14 11:14:11
蘇聯解體，倏忽已經進入第25個年頭了。
蘇聯解體后不久，1994年1月，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真就提出，要認真總結蘇聯的教訓。他說：“我在醫院考慮一個問題，即需要好好研究蘇聯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研究兩國的變化。”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是一個變化中的社會。所以，社會主義建設一定要以共產主義為靈魂，為總綱。綱舉目張。我們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這是寫進黨章的。抓住這一點，社會主義建設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放棄了這一點，就要演變。蘇聯、東歐都是如此。中國所以還能夠支撐，就在于還沒有放棄這一點。抓住了這一點，就不會‘左’右搖擺，即使搖擺也不會太大。放棄了，就不知道搖擺到哪兒去了。蘇東不就是這樣嗎？
“進入社會主義怎么走？蘇聯搞了七十年又變了。中國近半個世紀了。怎么搞法？毛主席講了一些，我們也講了一些，還沒想清楚。從毛主席開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綜合起來進行研究。”對此，馬克思沒有講很多，寫《哥達綱領批判》是被迫的，到現在還是個綱領。列寧搞社會主義建設時間很短。我們的《兩論》提出對斯大林的功過要三七開。這是公道的。現在看，我們評論的正確性越來越清楚。蘇聯亂，是從赫魯曉夫開始的。現在搞的，實質上還是赫魯曉夫所主張的那一套，不過是惡性發展罷了。
“列寧主義倒不了，斯大林七成還是七成。”
彭真同志實際上提出了總結蘇聯演變教訓問題的根本的方法論原則：要從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走向來研究蘇聯演變問題。社會主義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關鍵是怎么變、朝什么方向變？如果共產黨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引導社會主義朝著共產主義方向前進，那么即使發生一些搖擺，出現一些失誤，經過認真總結經驗，總是可以糾正的，不會垮臺，因為總的趨勢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要求的；如果共產黨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那就同社會發展規律背道而馳了，垮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蘇聯的問題是，從赫魯曉夫開始，提出了一系列背離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觀點，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惡性發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義的理論和路線，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和路線，結果造成了亡黨亡國的悲劇。彭真同志這一論斷，高屋建瓴，不去糾纏種種細節，而是從歷史發展趨勢上分析問題，給人以啟迪。
事情正如彭真分析的那樣。我們把我國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同蘇聯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時的情況作一比較吧。那時中蘇兩國都面臨著種種困難和問題，都需要改革。相對來說，我國存在的矛盾和問題要比蘇聯更為嚴重一些。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我國國內問題成山，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政治上林彪、“四人幫”制造的冤假錯案眾多，矛盾尖銳。1976年的“45”tian安門事件，一定程度上就是這些積累的矛盾的總爆發。而蘇聯雖然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但每年仍增長5—6%，工資定期增加，人民基本生活有保障，政局比較穩定。但隨后兩國朝著兩個相反的方向進行改革：我們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進行改革，不僅克服了困難，而且出現了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的欣欣向榮的局面，在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跌入低潮的情況下，使社會主義紅旗依然飄揚在東方。近年來，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一枝獨秀，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顯示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吸引著世界人民的目光。而蘇聯卻在戈爾巴喬夫之流的統治下，走了另外一條道路。他們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否定共產主義理想，提出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把作若干改良的資本主義制度作為奮斗目標，按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進行“改革”，短短六年時間，就把黨從一個共產主義式的無產階級政黨改造成為社會民主主義式的資產階級政黨，把社會制度從社會主義制度改造成為資本主義制度，最后在敵對勢力的進逼下步步退讓，拱手讓權，落得個蘇共解散、蘇聯解體這樣的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
從兩國發展情況的比較可以看到，方向、路線是決定性的，方向、路線錯了，一切皆錯。問題并不在于有沒有困難和矛盾。社會主義是一個嶄新的制度，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搬用，必須在探索中前進，探索就不可能不犯錯誤。怎么搞社會主義，我們探索了六十年，取得了一些規律性的認識，但老實說，至今也還沒有完全搞清楚。對于客觀世界的運動來說，人們的認識只能盡可能地反映它，而很難窮盡它。社會主義事業在不斷發展，一些問題解決了，又會產生新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是在矛盾的運動中發展的。這是事物的辯證法。因此，客觀地說，建設社會主義犯一些錯誤總是難免的。要想找到一種完美無缺、一點毛病都沒有的社會主義模式，恐怕只是空想。關鍵在于怎樣對待和處理這些問題和矛盾。堅持正確的方向，有一條正確的路線，就可以克服這些困難、解決這些矛盾，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相反，如果方向錯了，路線錯了，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矛盾會越積累越多，最終導致垮臺。我理解，這就是彭真同志特別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以“共產主義為靈魂”、為“綱”的道理。
另一個問題是怎樣看待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彭真同志堅持“三七開”，即成績是基本的、第一位的，問題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三七開”是毛澤東提出來的，彭真認為，這個評價是公道的，而且這一評價的正確性越來越清楚了。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論斷，因為現在有人在研究蘇聯演變問題時，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提出對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徹底越好，進而認為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弊病是蘇聯演變的根本原因或深層次原因。如何評價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成為討論蘇聯演變原因問題時爭論的焦點。
應該承認，彭真作為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有深切體會的。全國解放以后，我們面臨著建設社會主義的嶄新任務，對此我們毫無經驗，解放初期基本上是照搬蘇聯。但搞了一段，發現蘇聯模式也存在許多問題，尤其是蘇共二十大以后，蘇聯本身也揭露了許多缺點和弊病。毛澤東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要以蘇聯為鑒戒，走自己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發軔的。當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普遍照搬蘇聯的情況下，這需要有巨大的勇氣，也是振聾發聵的。但是當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時，又是毛澤東挺身而出，捍衛十月革命道路，科學地評價斯大林。這體現在我們為批評赫魯曉夫而撰寫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一論》、《再論》）中。《一論》、《再論》嚴肅地批評了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詳細論述了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和所犯錯誤，指出：“斯大林盡管在后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他的一生仍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一生。”從整個來說，斯大林始終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面指導斗爭的。的確，斯大林的錯誤給蘇聯造成了損失，但是在斯大林領導的時期，社會主義蘇聯還是大大地向前發展了。因此，我們在總結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動時，必須同時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功績和錯誤。斯大林一生中，正確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他的錯誤和他的功績相比，只屬于第二位。毛澤東明確指出：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七分功勞三分錯誤，不能一棍子打死。如何評價斯大林，如何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成為我們同赫魯曉夫論戰的一個重要內容。當時彭真同志在毛澤東領導下積極參加了這場論戰，到晚年，他仍堅持這一評價：“斯大林七成還是七成”。
順便說一下，過了40年，在蘇聯東歐發生了劇變的形勢下，我們黨重申《一論》、《再論》的基本觀點是正確的，指出：歷史發展和國際局勢變化的基本進程和大致趨勢，是《一論》、《再論》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預料的一些問題不幸而言中。我們黨至今仍堅持斯大林“功大于過”這一基本評價。
有人列舉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種種弊病，如經濟上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結構不合理，經濟體制僵化，效率不高；政治上黨政不分，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嚴重，民主發揚不夠，法制不健全；民族問題處置不當，傷害了民族感情；黨的建設沒有抓好，存在腐敗問題，等等。羅列起來是很多的，有的還十分嚴重。這些都是事實，值得我們認真總結教訓。但是，不能由于存在這些問題就完全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我們必須全面地觀察和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列寧曾經告誡我們：“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們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么事實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都不如。”②
有一件事足以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那就是衛國戰爭。當時希特勒法西斯德國挾大半個歐洲的經濟、軍事實力，用突然襲擊的方式進攻蘇聯，一時間黑云壓城城欲摧，形勢十分險惡。蘇聯正是依靠社會主義建設積累的實力，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的凝聚力，打敗了曾經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國。如果像某些人說的那樣，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一無是處，否定得越徹底越好，試問蘇聯怎么能夠取得衛國戰爭的勝利呢？那還不是一攻就垮了？
應該承認，彭真作為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有深切體會的。全國解放以后，我們面臨著建設社會主義的嶄新任務，對此我們毫無經驗，解放初期基本上是照搬蘇聯。但搞了一段，發現蘇聯模式也存在許多問題，尤其是蘇共二十大以后，蘇聯本身也揭露了許多缺點和弊病。毛澤東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要以蘇聯為鑒戒，走自己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發軔的。當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普遍照搬蘇聯的情況下，這需要有巨大的勇氣，也是振聾發聵的。但是當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時，又是毛澤東挺身而出，捍衛十月革命道路，科學地評價斯大林。這體現在我們為批評赫魯曉夫而撰寫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一論》、《再論》）中。《一論》、《再論》嚴肅地批評了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詳細論述了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和所犯錯誤，指出：“斯大林盡管在后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他的一生仍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一生。”從整個來說，斯大林始終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面指導斗爭的。的確，斯大林的錯誤給蘇聯造成了損失，但是在斯大林領導的時期，社會主義蘇聯還是大大地向前發展了。因此，我們在總結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動時，必須同時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功績和錯誤。斯大林一生中，正確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他的錯誤和他的功績相比，只屬于第二位。毛澤東明確指出：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七分功勞三分錯誤，不能一棍子打死。如何評價斯大林，如何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成為我們同赫魯曉夫論戰的一個重要內容。當時彭真同志在毛澤東領導下積極參加了這場論戰，到晚年，他仍堅持這一評價：“斯大林七成還是七成”。
順便說一下，過了40年，在蘇聯東歐發生了劇變的形勢下，我們黨重申《一論》、《再論》的基本觀點是正確的，指出：歷史發展和國際局勢變化的基本進程和大致趨勢，是《一論》、《再論》早就指出了的。其中預料的一些問題不幸而言中。我們黨至今仍堅持斯大林“功大于過”這一基本評價。
有人列舉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種種弊病，如經濟上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結構不合理，經濟體制僵化，效率不高；政治上黨政不分，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嚴重，民主發揚不夠，法制不健全；民族問題處置不當，傷害了民族感情；黨的建設沒有抓好，存在腐敗問題，等等。羅列起來是很多的，有的還十分嚴重。這些都是事實，值得我們認真總結教訓。但是，不能由于存在這些問題就完全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我們必須全面地觀察和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列寧曾經告誡我們：“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羅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為在具體的歷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們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勝于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么事實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都不如。”②
怎樣才能科學地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一段重大的歷史時期呢？必須抓住能夠反映事情本質的基本事實。丘吉爾在評價斯大林時曾經說過，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要看他接手時國家是什么樣子，而他離開時國家又是什么樣子。斯大林接手時蘇聯是一個馬拉犁的落后的農業國，而當他離開時，蘇聯是一個擁有原子彈的、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超級大國。丘吉爾是共產主義的死對頭，但他對斯大林的這一評價是實事求是的。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評價也應該采取這種方法。我們不來詳細敘述蘇聯各方面的成就，也不來羅列各種弊端。這類材料俯拾皆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既有成績又有缺點，關鍵是哪一方面是主流，哪一方面是支流，綜合起來又該怎樣評價。
有一件事足以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那就是衛國戰爭。當時希特勒法西斯德國挾大半個歐洲的經濟、軍事實力，用突然襲擊的方式進攻蘇聯，一時間黑云壓城城欲摧，形勢十分險惡。蘇聯正是依靠社會主義建設積累的實力，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的凝聚力，打敗了曾經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國。如果像某些人說的那樣，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一無是處，否定得越徹底越好，試問蘇聯怎么能夠取得衛國戰爭的勝利呢？那還不是一攻就垮了？
我們國內有少數人的看法就同俄羅斯的新生資產階級一樣。例如，有人說，蘇聯演變好得很，它“擺脫了歷史的迷誤”，“走上了世界文明的正道”，是“歷史的進步”。他們是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崇拜者，他們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是，只要推翻了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實行了西方那樣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好的，就做對了，就應該肯定和贊揚。有一次我到一個學校的馬列部參加座談會，談到蘇聯演變問題，有一位教師引用裴多菲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他說，蘇聯演變以后，俄羅斯的經濟實力確實下降了，政局不那么穩定，國際地位也降低了，然而俄羅斯實行了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制度，實現了民主、自由，無論花了多大的代價，這都是值得的，那只是“轉型的成本”。他對俄羅斯的情景作了一番十分美妙的描述：一人一票，可以民主地選舉領導人；言論自由，愛說什么就說什么；實行私有制，只要有本事，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等等，認為這是歷史性的進步。這種唯西方制度是好的觀點著實令人吃驚，但的確是一部分人的心態。
對這樣的看法，光講大道理是說服不了他的。我只好用事實來回答。我在那個會上只列舉了有關俄羅斯的“民主”的一些事情：
蘇聯1991年3月17日，蘇聯曾就“是否贊成保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一問題，進行全民公決，結果是，參加投票者76%的人贊成保持蘇聯，但僅過了9個月的時間，葉利欽就與另外兩個人（烏克蘭的克拉夫丘克、白俄羅斯的舒什克維奇）一起秘密協商，宣布解散蘇聯。把全民公決的決定棄若敝屣，不經過任何民主程序，三個人就把全民公決給否定了，這種“民主”，能算是進步的嗎？
1990年前后，為了研究蘇聯改革的走向，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許多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多次民意調查。結果表明：支持實行資本主義的人在5%—20%之間，而高達80%的人都希望堅持社會主義。1991年5月，美國一個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一次1000人規模的民意調查，其中一項內容是：“你是否贊成在蘇聯實行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而83%的人表示不贊成。但葉利欽利用手中的權力，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不顧民意，搞“休克療法”，強制推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搞得國民生產總值下降55%、人民生活水平下降50%，綜合國力大大削弱，由一個超級大國淪為被西方國家瞧不起的二等、三等國。把人民的意愿和利益置諸腦后，迎合一小撮壟斷寡頭的要求一意孤行，這種“民主”，能算是進步的嗎？
1993年10月，由于議會（最高蘇維埃）與葉利欽意見不合，總統法案往往胎死腹中，不得推行。于是，葉利欽調集部隊，包圍并炮轟白宮（議會所在地），打死150余人，迫使議會頭目投降，同時下令解散議會，終止憲法。然后炮制出適合葉利欽口味的、大大擴大總統權力的新憲法，重新選舉國家杜馬（議會）議員。這種“民主”，能是算進步的嗎？
1996年總統選舉，據民意測驗，葉利欽的支持率遠低于俄羅斯共產黨候選人。在這種情況下，以別列佐夫斯基為首的壟斷寡頭著急了，生怕共產黨上臺清算他們在私有化過程中侵吞國有資產的罪行，千方百計要讓葉利欽重新當選總統。于是他們利用控制國民經濟50%左右的巨大財力，投入大量競選資金，操縱大眾媒體，幫助葉利欽競選。而葉利欽再次當選后，不忘壟斷寡頭之功，把這些寡頭紛紛拉入政府，擔任諸如副總理、國家安全秘書、國有資產委員會主席等要職，由壟斷寡頭直接出面掌握政權。這種“民主”，能算是進步的嗎？
1998—1999年，俄羅斯陷入嚴重的經濟凋敝、政局動蕩、社會不穩的局面，葉利欽已經完全喪失人心。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他倒行逆施，在26個月內，接連換了四個總理，使得政府工作陷于癱瘓。而他在撤換總理時，根本不同任何人商量，脅迫杜馬強行通過。這樣霸道行徑的“民主”，能算是進步的嗎？
很明顯，葉利欽的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的一個典型，其實質是，對少數壟斷資產階級講民主，而對廣大人民群眾則是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民主，我們是絕對不能贊同的。
對蘇聯演變是“歷史的進步”還是“歷史的反動”，有一個客觀的判斷標準，那就是：是不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資本主義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暫時的歷史階段，而不是永恒的。在封建社會后期，資本主義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它是一種進步現象；然而當生產力發展，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性質的時候，生產社會性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矛盾愈來愈尖銳，這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就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了，建立在這種生產關系基礎上的社會制度不再符合歷史發展的需要了，它必將為社會主義制度所取代。人類社會最終將進入共產主義。符合這一歷史趨勢的，就是進步的；違反這一趨勢的，就是反動的。用這一標準來判斷，事情就十分清楚：蘇聯演變，由社會主義變為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的倒退。我想這也就是彭真同志談話的基本精神。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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