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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不難看出，剛解放的上海，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是一個爛攤子。軍事上打了敗仗的國民黨不甘心失敗，狂妄地叫囂“八月半要回上海吃月餅”，其底氣就來自對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控制。為配合糧食戰爭，國民黨還出動軍艦在長江口外布雷，對上海實行封鎖，截斷原料和糧食的供應，這無疑讓上海經濟雪上加霜。腳跟尚未站穩的共產黨人與資本家在上海斗智斗勇，圍繞糧食和棉花等生活必需品，展開了驚心動魄的斗爭。

瘋狂的物價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軍占領了上海。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意味著軍事上國民黨已經失敗，但在經濟上他們并甘心，試圖挽回損失。國民黨殘余勾結資本家，企圖采取餓死新生人民政權的辦法，逼迫共產黨退出上海。他們天真地認為，既然共產黨秋毫無犯，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那么吃飯也就得遵守市場規律，你來買糧食，我就不賣，讓你們的人民挨餓。只要上海的市民對共產黨不滿了，即使南京路上有好八連，那也阻擋不住饑腸轆轆的抱怨的人流涌動。當時的上海是國際化的大都市，但同時上海完全是個消費城市，全市糧食的50-60%，棉紡業所需原棉的60%，都依靠進口。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市場依存度非常高。

當時的上海，盡管全國性戰事已經平息，但是物價飛漲。以全國13個大城市1948年12月批發物價指數為100計，1949年1月上升為153，4月為287，7月為1059，11月達5376。民間企業家對實業毫無信心，資本大多用于投機——北京、天津兩市200家銀行錢莊中96%的資金直接或間接從事投機活動。1949年5月前后，上海24個商品交易市場和30多個茶會市場，也都被利用來大搞投機活動，全市200多家私營銀行、錢莊全部在從事金銀外幣、證券股票等投機買賣，加上金號、證券號、銀樓、錢兌業，以及地下錢莊和職業性的金鈔販子、銀元販子等，全市金融性投機活動者竟達30萬人之眾。

在蔣介石封鎖上海口岸后，一些投機商乘上海存糧不足和外國棉紗進口困難之際，掀起了以糧、紗、煤為主的漲價風潮。他們的具體做法是，以米價為龍頭，紗布跟進，從而拉動物價全面上揚。從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價上漲了一倍多，并影響到整個華東、華北和華南等地。

在瘋狂的投機中，不但原來的國統區物價亂漲，連帶解放區也受到通貨膨脹困擾。1949年，新政權全年支出軍政費用、救災費用及搶修鐵路等經費共達567億斤小米，而當年財政收入僅303億斤小米，財政赤字達264億斤小米。剛性支出龐大，也只好靠發行鈔票來解決，人民幣的發行額直線上升。一年之內通貨增加160倍，到1950年2月則增加270倍。

資本家揚言：共產黨軍事100分，政治80分，經濟是0分。國民黨特務也公然叫囂，只要控制了兩白一黑，就可以置上海于死地。“兩白”是指米和棉，“黑”是指煤。

不難看出，剛解放的上海，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是一個爛攤子。軍事上打了敗仗的國民黨不甘心失敗，狂妄地叫囂“八月半要回上海吃月餅”，其底氣就來自對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控制。為配合糧食戰爭，國民黨還出動軍艦在長江口外布雷，對上海實行封鎖，截斷原料和糧食的供應，這無疑讓上海經濟雪上加霜。腳跟尚未站穩的共產黨人與資本家在上海斗智斗勇，圍繞糧食和棉花等生活必需品，展開了驚心動魄的斗爭。

《難忘的戰斗》

筆者讀初中時看過一場電影，叫《難忘的戰斗》。那個戰斗講的就是上海剛解放時，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與糧商之間糧食戰爭。中國共產黨有很好的群眾基礎，糧食的生產源頭在農村，而經過土地改革的農民是占在共產黨一邊的，他們對毛主席領導的人民軍隊有著天然的同情，且共產黨的威望很高，群眾發動起來了，糧食也就源源不斷地運往上海，于是大上海有了糧食，資本家囤積的糧食賣不出去，輸的精光。《難忘的戰斗》故事情節如下：

1949年5月，解放軍解放了江南某城市。國民黨反動派派遣特務陳福堂以富國糧行總經理身份潛伏下來，陰謀卡住我城市糧源，顛覆新生的革命政權。面對著敵人制造的糧荒，軍管會組織了糧食采購工作隊，深入農村，在地方黨委領導下，發動群眾，收購糧食，支援城市。我軍騎兵團副團長田文中被任命為第一購糧工作隊隊長，前往主要糧區——太平集。

特務陳福堂指使山上土匪偽裝解放軍四處打人搶糧，造謠惑眾，破壞購糧工作。田文中立即帶領工作隊深入山村，揭露了土匪的罪惡勾當。太平集區長李光明配合工作隊打擊了富國糧行的投機倒把活動。可是副區長劉志仁是個內奸，他將我運糧往城市的計劃泄露給陳福堂，致使我運糧船隊路經黃泥塘時遭土匪偷襲。

田文中指揮沉著，打斷了敵人的攔河索，使第一批糧食勝利運進解放了的城市。陳福堂接著又策謀“代而不辦”和“借倉屯糧”的詭計，使工作隊買不到糧食，妄想把工作隊擠走。田文中在區委主持的工商業會議上，擺出了陳福堂破壞購糧工作的真憑實據。劉志仁跳出來給陳福堂定調開脫，引起了田文中的警惕和深思。工作隊準備把收購的第二批糧食運往城市，并趁機誘蛇出洞，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

劉志仁以假當真，向陳福堂密報了工作隊運糧時間。陳福堂派人進山與土匪頭子武大癩子約定以鴻賓樓燈光為號，企圖乘我武裝部隊護送糧船之機，里應外合攻進太平集，復辟舊政權。在這場復雜的智斗中，劉志仁終于暴露了真面目，被田文中的警衛趙冬生打倒。但是，在搏斗中不幸遭到隱蔽的更深的敵特——帳房先生的暗算，趙冬生壯烈犧牲。

前來進犯的土匪進入西山岱后停止不前，等待著陳福堂的信號。田文中毅然登上鴻賓樓探察敵情，終于識破敵人詭計，拉開窗簾。土匪看到燈光，便猖狂向太平集進犯，被我人民解放軍和地方武裝徹底剿滅，陳福堂、武大癩子束手就擒。難忘的戰斗并沒有結束，謀害解放軍的賬房先生隱藏了起來，沒有被抓獲。

對電影的一幕印象至今非常深刻：賬房先生眼露兇光，高舉秤砣砸向沒有防備的趙冬生，英雄無聲息地倒下。因為年紀小，當時看完電影是不知道為什么會發生那樣難忘的戰斗的。現在看來，資本家糧商是視財如命的，人民解放軍要他們規矩些，眼看資本泡湯，窮兇極惡瘋狂報復，其手段非常殘忍。由此看來，正面戰場上的廝殺，與經濟戰爭上糧食斗爭，都是異常殘酷的。中國共產黨為鞏固新生政權所付出努力與犧牲是巨大的。

據說毛主席看了《難忘的戰斗》泣不成聲，可見這個故事是多么令人感動。作家權延赤寫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一書對這個情景有生動的介紹：身患重病的毛澤東主席在當年的春節在中南海看《難忘的戰斗》，當老人家看到人民解放軍入城受到群眾無比熱烈的歡迎時，毛澤東問護士吳旭君：“那次歡迎的學生里有你嗎?”

吳旭君是上海學生，毛主席是知道的。當年她確實在歡迎的人群之列，她說不出話，只是流著眼淚點頭。此時，毛主席淚如泉涌，再也無法控制，會場哭成一片，不等電影結束，醫務人員趕緊把主席抬走了。

糧食戰爭乃生存戰爭，那場發生在大上海的真實一幕，通過各種作品展示出來，至今令人感概和難忘。讓我們回到當年，看看新生人民政權怎樣經歷那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吧。

奪回金融話語權

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資本家與國民黨是一條心的，國民黨代表的就是大資本家大地主大軍閥的利益，在共產黨的困難時期，他們天然地走在一起是非常自然不過的事情。于是，國民黨利用潛伏在金融機構和工商界里的經濟特務，暗中操縱市場,制造混亂。不法資本家和投機商乘機囤積居奇，有糧不賣，哄抬物價，造成市場混亂。物價惡性上漲，市場的劇烈波動，猛烈沖擊著生產秩序，威脅著群眾生活，使原本已經嚴峻的經濟形勢更加惡化。

針對這樣的嚴重局面，考驗共產黨治理智慧的時機到來了。中央命令第三野戰軍司令員、率軍攻克南京的陳毅，率先到達到上海，擔任上海市市長。幾乎同時，毛主席將陳云從東北調進北京，出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管全國經濟的重振與規劃。

陳毅早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就是從上海離國的。抗戰期間長期在華東一帶堅持游擊戰，戰爭間隙還能寫出一手豪情四溢的古體詩，是共產黨內的儒將;陳云是上海青浦人，早年在張元濟的商務印書館做過學徒，期間練出了一手叮當作響的打算盤功夫，號稱黨內第一算盤手。會寫詩的陳毅與會打算盤的陳云，毅云聯手，最終贏得了上海解放初的“糧食戰爭”。

先奪回金融話語權。買糧食需要錢，然而新生的人民政府恰恰沒有錢，資金短缺是很嚴重的。長期的戰爭破壞與國民黨潰逃前的瘋狂洗劫，使新政權面臨著極大的財政經濟困難。沒有錢在鄉村，善良的農民還能夠支援革命力量，而在城市里，沒有錢就很難辦事了。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首先就是打擊不法資本家的金融投機，展開“銀元之戰”。

上海解放當日，陳毅就頒發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幣為計算單位，人民幣與金圓券的兌換比例為1∶10萬，在6月5日前，暫準金圓券在市面上流通”。因為金圓券已成廢紙，兌換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到6月3日，收兌的金圓券已堆滿了所有的銀行庫房，裝運的汽車從外灘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圓券收上來了，人民幣卻花不下去。

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使得市民對紙幣失去了信心，投機商乘機炒作“黃白綠”——黃金、銀元和美鈔。銀元，俗稱“袁大頭”或“孫大頭”，指民國期間鑄造的兩種銀元，分別因印有袁世凱和孫中山的頭像而得名。在5月底和6月初的10天里，銀元價格暴漲了將近兩倍，上海的批發物價指數隨之上漲兩倍多，大米和棉紗漲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其他商店聞風而動，相繼仿效，拒用人民幣。

解放軍進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幣卻進不了南京路。一開始，軍事管制委員會采取了拋售銀元辦法，可是，10萬銀元拋出去，馬上被投機商吃進，如泥牛入海。坐鎮北京的陳云意識到，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敵人，已不是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硬的銀元。他判斷，如果用正常的拋售辦法對抗，勢必牽動全國的貨幣市場，造成全國游資圍攻上海，形成決戰態勢，我方沒有那么多的銀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拋售，局面也是大亂。所以，他與陳毅商量，決定采取斷然的軍事手段。

6月8日，軍管會通過報紙、電臺進行陣前喊話，敦促投機商停止對銀元的炒賣，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幣。10日上午，上海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宋時輪親自出動，帶領全副武裝的軍警分五路包圍了設在漢口路422號的上海證券大樓——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

吳曉波著《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下)》對該事件有生動的描述： 

早在9日，公安局已派人化裝進入大樓，了解情況，熟悉地形，并確定了一批應予扣押審查商家的名單。10日上午8點，200多名便衣警察按預定部署進入證券大樓，隨后分五個組控制了各活動場所和所有進出通道。兩個小時后，一個營的警衛部隊乘十輛大卡車到達大樓，對整個建筑物實行軍事包圍。同時，分布在樓內各場所的公安人員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員立刻停止交易活動，就地接受檢查。當時大樓內共2100多人，從上午到午夜12點，公安人員分頭搜查了每一個字號，并登記了所有封堵在大樓內的人員名單及財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員到底層大廳集中，聽政府代表訓話;會后，當場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審判。

在人民政府強有力的打擊下，第二天銀元便從2000元猛跌至1200元，大米價格也跌了一成。第三天，米價再跌一成，食用油價格跌一成半。“銀元之戰”成了人民政府與上海舊經濟勢力交鋒中取勝的第一個回合，初步穩定了人民幣的地位，為控制市場，打贏糧食戰爭創造了必要前提。

平抑米價 

能否解決當時的上海經濟問題和穩定全國物價，就要看共產黨掌握“兩白一黑”的情況。這三種物資中，關鍵是大米和棉紗。一個是吃，一個是穿，是市場的主要物資。人心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資本家手中的主要物資除黃金白銀外，也就是大米和紗布。

陳云親自指揮了這場平抑米價的戰爭。1949年11月13日，陳云為中央財經委員會起草了《制止物價猛漲》的指示，提出12條措施。同時，陳云還指示全國各主要城市做好糧食準備，于11月底至12月初一齊拋售。

1949年秋季，華北糧區遭天災，莊稼歉收，原本就緊繃的糧食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在籌劃紗布大戰的時候，陳云就非常擔心北方的投機商集中攻擊糧價，如果布糧同漲，南北一起開戰，將兩面受敵，局面難以收拾。他想出一計，在10月20日急電東北，要求每天發一個列車的糧食到北京，在天壇建倉存糧，而且每天必須增加席囤。這一計謀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糧販子們看到政府手中有糧，而且日漸增多，便不敢輕舉妄動。

當時上海的存糧只有8000萬斤，僅夠市民20多天的口糧，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臨糧荒。糧食交易市場歷來在春節休市，正月初五開盤后會有一波行情，俗稱“紅盤看漲”。上海的糧商們都把眼睛盯在那個開盤日，在整個12月，他們大量囤進糧食，把全部資金都壓了上去，資本家們準備與共產黨進行一場最后的豪賭。

12月12日，中財委召開全國城市供應會議，對全國范圍內統一調度糧食進行具體部署。在上個月，陳云已經要求東北每天往京津地區車運糧食1000萬斤，此次更是命令從四川征集4億斤支援上海，同時要求華中、東北在短期內運糧濟滬以應急用。很快，他在上海周圍完成了三道防線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蘇錫常一線現有的存糧，第二道是從江蘇、浙江和安徽急速運糧，第三道由東北、華中、四川組織搶運。據陳云計算，這三道防線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轉糧食大約有十幾億斤，足夠上海周轉一年半，京津、武漢等大城市的糧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補充。

正月初五一到，上海等糧食交易市場上“紅盤”開出，出乎所有投機商的預料，糧價不漲反跌，而且連續數日下跌。上海廣泛開設國營糧店，持續拋售兩億多斤大米，投機商不得不跟進拋出，損失前所未見。經過這場糧食戰爭，資本家再也不敢與共產黨叫板了。

中國共產黨的根基在農村。農村包圍城市，人民子弟兵大部分來自善良的農民。當聽說大上海在挨餓，解放區的老百姓也是坐不住的。與其讓糧販子控制糧食，不如賣給自己人，鞏固自己的政權。《難忘的戰斗》介紹的鄉下征集隊，在化解了群眾的不理解后，得到大量的糧食，支援城市，這就充分顯示了人民群眾才是革命的根本保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的真正動力。

打贏了糧食戰爭，困擾了中國經濟12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問題，也同時被新生的人民政權所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國物價基本穩定下來。

后來，毛主席對上海的發起的以保衛糧食為主的經濟戰評價很高，認為它的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不亞于淮河戰役”的糧食戰爭是驚心動魄的，是你死我活的。這就不難理解，當在中南海看到《難忘的戰斗》電影時，老人家激動地昏過去的原因所在。只有心系人民，才會有那樣的“泣不成聲”。

參考文獻

吳曉波，2009：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下)，北京：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