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在回顧毛澤東思想逐步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時指出,主要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斗爭并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在解放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繼續得到發展”。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之一。深入研究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提出及其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體悟其中蘊含的深刻道理,是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深入學習、研究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首次提出和相應闡述
(一)“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首次提出的背景
“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首次提出見于1941年3月20日,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在《共產黨人》雜志第十六期上發表的《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中,其時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率紅軍陜甘支隊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已近6年。其間,至1938年上半年,毛澤東先后發表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一系列重要論著,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基本規律,闡明了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基本戰略和策略以及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錢、組織路線和軍事路線。
而在上述論著發表前的10余年間,毛澤東先后寫作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日益明確地宣示了“以鄉村為中心”思想(即“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中國革命新道路思想)的初步形成。1930年5月,毛澤東寫了《調查工作》一文。該文就是為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
全民族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初,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10月12日至14日,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作《〈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簡稱《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他在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命題。在此前后至1940年1月,毛澤東相繼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系統闡明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明確提出并深刻論述了“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已日漸成熟。
(二)對“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相應闡述
《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全文9000字左右,共三部分(均無小標題)。貫穿全文的思想主線,是闡述中國共產黨為什么和如何培養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含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黨的教育干部。
該文第三部分,圍繞“我們黨的教育人材應該是怎樣的”這一問題明確提出:
【“首先,這種人材應該是忠實于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忠實于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忠實于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全世界及全中國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人民解放的革命事業,共產主義的事業”。】
由此,“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首次提出和使用。作者還指出:
【“我們的教育人材應該是創造性的馬列主義者的信徒,而不是教條性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要研究“毛澤東同志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到中國環境中來,如何發展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
雖然該文沒有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但其闡發的基本思想,實際上蘊含了“毛澤東思想”概念最基本的內涵。
1941年4月30日,張如心在《解放》周刊第一二七期上發表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一文。全文12000字左右。該文是對《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基本觀點的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特別是其指出,毛澤東的許多著作“是馬列主義在中國具體環境下的民族化的結晶”;“是唯物辯證法最精彩最生動的運用結晶體”;“毛澤東同志之所以能夠達到這種成功,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是因為他能夠真正唯物地具體地理解我國的情形,真正掌握創造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唯物辯證法”。
1942年2月1日,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做《整頓黨的作風》報告為標志,以延安為中心的全黨整風運動正式開始。同月18日、19日,《解放日報》連載張如心的文章《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他把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分為思想路線(或思想方法論)、政治路線(或政治科學)和軍事路線(或軍事科學)三個組成部分,并指出:
【“這三個組成部分內在有機的統一便構成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的體系。”】
該文進一步推動了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提出。
同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報》發文《紀念黨的二十一周年》。文章指出:
【“今天我們黨已經積累下了豐富的斗爭經驗,正確的掌握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并且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的理論。”“經過長期革命斗爭的鍛煉,我們黨已經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他真正精通馬列主義理論,并且善于把這種理論用來指導中國革命步步走向勝利。”】
同日,陳毅在《華中報》發文《偉大的二十一周年———七一建黨感言》。文章寫道:
【“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同志領導秋收暴動輾轉游擊于湘贛粵閩四省之間,進行蘇維埃的紅軍建設,進行實地的中國社會的調查,主張以科學頭腦科學方法,對待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主張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更具體完整的創獲,正確的思想體系開始創立。”】
文章還指出,毛澤東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乃是一百年中國學術思想上及社會實踐問題上,其中新舊爭論的最正確的解決,這是一本馬列主義的新創獲的著作,這是中國共產黨以及中華民族理論戰線上的光榮代表”。
雖然朱德、陳毅在他們各自所寫的上述文章中,也未明確提出這個思想體系的名稱,但就他們闡述的內容看,顯然這個思想體系與毛澤東的名字密切相關。這也是朱德、陳毅對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在不久后被明確提出所做的重要貢獻之一。
二、“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明確提出和相應闡述
(一)“毛澤東思想”概念明確提出的背景
1943年7月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并對其進行了準確闡述。該文發表的重要背景,一是全黨整風運動深入開展。二是在全黨整風運動期間,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共產國際解散這一重大事件的認識十分清醒。
回顧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可知,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與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公布了整風運動中干部(學生在內)必讀的18個文件。4月1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增加整風學習材料及學習時間的通知》發布,決定增加4個文件,作為在延安討論整頓三風材料的第19至第22個文件。為了幫助大家更好地學習、理解整風文件,特別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4月22日,黨中央領導編輯的《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在延安出版。6月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發布。其要求:“凡能閱讀文件者均吸收參加,分成小組”,“學習時期規定為四個月到五個月”等。
在黨中央的號召和指導下,以延安為中心,全黨掀起了聯系實際(中國革命的實際、本人思想和工作實際)學習22個文件的高潮。這段時間,在延安黨的許多領導者如張聞天、王稼祥、李富春、王若飛、李維漢、凱豐、陸定一、陶鑄、彭真、徐特立等,以及黨的許多理論工作者如艾思奇、鄧力群、張如心等,都發表了高質量的理論聯系實際的學習文章,對推動全黨學習起了很好的作用。陜甘寧邊區的主要領導人林伯渠、謝覺哉等也撰寫了高質量的學習心得或雜文、日記等。正是在這一學習基礎上,延安整風運動得以深入開展。
進入1943年后,5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其宣布:
【“解散國際工人運動的指導中心——共產國際,解除共產國際各支部因共產國際章程及歷屆代表大會決議所負的義務。”】
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并隨后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決定》指出:
【“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于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
同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集的延安干部大會上做《關于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他號召全黨:
【“現在共產國際沒有了,這就增加了我們的責任心。每個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擔負了極大的責任。從這種責任心出發,就要發揮共產黨人的創造力。”】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脫穎而出的。
(二)對“毛澤東思想”的相應闡述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不僅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而且對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涵及其產生和發展的理論基礎和其他條件做了準確的闡述。
關于毛澤東思想的界定。文章指出:
【“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關于毛澤東思想產生的理論基礎和其他條件。文章指出:毛澤東思想“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曲折斗爭中而形成起來的”。毛澤東思想“既不象那些簡單抄襲書本搬運理論,把理論當教條而自命為馬列主義,把主觀主義當作馬列主義,也不象那些以中國人民民族意識來投機,抄襲一些中國封建時代的古書,同時偷運一些外國最反動的法西斯思想而自命其理論為中國‘本國貨’,把封建思想與法西斯主義當作中國民族解放的理論”。
繼王稼祥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并對其做出重要闡發后,在黨的一些文件和許多負責同志的講話中,使用毛澤東思想的概念和論述毛澤東思想的情況逐漸多起來了。
1943年7月6日,劉少奇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思想》一文中,號召全黨:
【“用毛澤東的思想來武裝自己,并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
同年8月2日,周恩來在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歡迎晚會上講話指出:
【“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同年12月,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中,不僅使用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而且明確指出:
【“我黨自從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之后,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之下,……把黨的事業完全放在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直到現在已經九年的時間,不但沒有犯過錯誤,而且一直是勝利地發展著。”】
在全黨整風運動取得豐厚收效的基礎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4月20日,全會原則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貢獻,指出:
【“我黨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于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到了今天,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結果,必將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三、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及其界定的延展
(一)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歷時50天的中共七大在延安勝利召開。會場主席臺上方懸掛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的橫幅標語。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近24年間,黨的“最盛大的最完滿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6月11日,大會原則通過(后由七屆一中全會一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總綱規定: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批判地接收中國的與外國的歷史遺產,反對任何唯心主義的或機械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黨章第一章第二條并把“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和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作為黨員必須履行的首要義務。黨章總綱和黨章條文的上述規定,是中共七大“修改的黨章一個最大的歷史特點”;是中共七大“最重要的歷史標志”。
此前,5月14日,劉少奇在大會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深入闡發。其中特別是:
關于毛澤東思想定義。劉少奇指出:
【“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關于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確理論”。】
關于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劉少奇概括為九個方面:關于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于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于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于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于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于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
關于毛澤東對創立毛澤東思想的貢獻。劉少奇強調:由于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其極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國的科學還不發達等條件,要使馬克思主義系統地中國化,要使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形式變為中國形式,就是說,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與方法來解決現代中國革命中的各種問題,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難的事業。……正是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出色地成功地進行了這件特殊困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這在世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中,是最偉大的功績之一,是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在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廣。
中共七大黨章對毛澤東思想的界定與評價,劉少奇《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的系統而深入的闡發,體現了當時全黨對毛澤東思想認識的最高水平。這為黨的干部和廣大黨員結合革命斗爭實際認真學習和正確領會與運用毛澤東思想奠定了基礎,對推動全黨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統一起來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二)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界定的延展
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共七大后4年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新中國步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此后20余年,經過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探索,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志,新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決議》,將對毛澤東思想的界定延展為: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決議還指出:
【“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決議從六個方面歸納和概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多方面內容,闡述了貫串于毛澤東思想各個組成部分的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為大會所致的開幕詞中指出:和八大的時候比較,現在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深刻得多了,經驗豐富得多了,貫徹執行我們的正確方針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大大加強了。也是在此,鄧小平明確提出:
【“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基于中國共產黨對八大以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20多年曲折發展的深刻認識,中共十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第4段寫道: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一界定,被此后中共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所延續。這反映了隨著實踐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完整認識。
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明確提出:
【“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的結合,經歷了六十多年。在這個過程中,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反復探索,在總結成功和失敗經驗的基礎上,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勝利。第二次飛躍,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建國三十多年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在研究國際經驗和世界形勢的基礎上,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開辟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
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進一步指出:
【“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它的主要創立者是毛澤東,我們黨把它稱為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為鄧小平理論。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高度概括了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革命和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以后,順利地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回顧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提出及其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對我們在新的征程上毫不動搖地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特別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具有重要意義。
【仝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原載《毛澤東思想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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