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一度的端午節。過端午，必然要想到屈原。這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辭賦傳統的開創者，不僅留下了《離騷》《天問》等千古絕唱，更以其崇高的政治理想、高潔的政治人格和慷慨赴死的勇毅悲壯，為人們所敬仰，傳頌至今。毛澤東主席就十分欣賞屈原這位“同鄉”。廣義上來說，他們都是楚人，毛主席青年時代求學、游歷的湘江流域，也留下過屈原的足跡和詩篇。毛主席深受楚辭文化影響，青年求學時代就曾用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寫了《離騷》全篇，成為流傳至今的毛主席最早的書法作品之一。毛主席贊賞屈原的文學、政治才能，更推崇他擔當責任、敢于斗爭、寧死不屈的精神。毛主席詩詞充滿浪漫的想象、上天入地的求索精神，融古代神話傳說、神話人物于革命敘事，包羅萬象，博大宏偉，可以說是對楚辭傳統的推陳出新。
一、“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鐘此”：青年時代即以屈原為榜樣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深受古典文學和湖湘文化的影響，對屈原十分欣賞。除了喜歡屈原的辭賦，他還特別推崇屈原本人，曾在勉勵友人的贈詩中表達對屈原的認同。1918年4月，毛澤東送別新民學會會員、也是他通過《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交到的好友羅章龍赴日本求學，贈給他《送縱宇一郎東行》一詩（縱宇一郎為羅章龍化名）。開篇即寫湖南長沙的鐘靈毓秀：
“云開衡岳積陰止，天馬鳳凰春樹里。
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鐘此。”
以在長沙留下足跡和文章的楚國屈原、漢代賈誼為代表，顯示楚湘之地深厚的歷史人文積淀，其中不無引以為傲的自豪感。
屈原、賈誼同為辭賦大家，屈原被放逐后在沅湘一帶留下了《離騷》《九章》《遠游》等辭賦，其臨終前寫的《懷沙》，一說是懷念長沙之意，投水的汨羅也在長沙附近；賈誼被貶謫為長沙王傅，念屈原，感身世，寫下了《吊屈原賦》《鵩鳥賦》，流傳至今。兩人政治上均有遠大抱負和杰出才能，年輕有為，名重一時，但后期均囿于形勢而不得志。司馬遷在《史記》中就將二人合并作傳，寫成《屈原賈生列傳》。在長沙求學的青年毛澤東也在詩中將“屈賈”二人并舉，突出其“年少崢嶸”之才，表明對他們的欣賞，也寄托了像他們一樣奮發有為、擔當責任的志向。屈原面對楚國政治昏亂、外敵入侵的飄搖形勢，力圖革除積弊，重整乾坤；賈誼面對漢文帝時諸侯勢大、匈奴侵擾等問題，作《治安策》等政論，痛陳時弊和應對辦法，力圖消除禍患，長治久安。年輕時的毛主席所處的時代，同樣是內外交困，整個中華民族面臨著楚國當年那樣政治腐敗、強敵虎視的局面，有分崩離析、亡國滅種的危險。但優秀的青年志士不會甘于沉淪，被稱為“毛奇”的青年毛澤東與同學們積極磨煉身心意志，修學儲能，為天降大任做準備：“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真是意氣風發，躊躇滿志。《送縱宇一郎東行》還寫道：“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既是勉勵友人，也是勉勵自己，表明了在滄海橫流之際挺身而出，如鯤鵬擊浪般做出一番大事業的宏偉抱負，透露著改造社會舍我其誰的自信與擔當，充滿湖湘文化經世致用、敢為天下先的剛健品格和浪漫雄奇的楚辭流韻。
二、“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晚年尤其贊賞屈原的戰斗精神
賈誼和屈原結局都是悲劇的。屈原因政治理想不能實現而投江自殺，賈誼因為在擔任漢文帝之子梁王的太傅時，梁王落馬摔死，而自責失職，終日哭泣，憂傷至死。相比之下，屈原死得悲壯，他的死雖是個人的選擇，卻是為國為民而死；賈誼則死得憋屈，更多是為皇室子弟、為私人感情和個人前途憂慮而死。毛主席欣賞二人的才華，但更推崇屈原的激昂壯烈，不贊同賈誼的憂郁憋屈。在寫于1964年的七絕《賈誼》中，毛主席再次將屈賈二人聯系起來：
“賈生才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
梁王墮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
對賈誼的早逝感到惋惜和不值，在他看來，賈誼終究氣量小了些。
而對赴死的屈原，毛主席并不認為他的死沒有價值，而是將其理解為壯烈的抗爭。1961年秋，他寫下《屈原》一詩：
“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
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
寫出了屈原不一樣的氣勢。尤其把屈原寫的辭賦看作是鞭撻黑暗的“殺人刀”，可謂別開生面。
毛主席是極為看重文化、文藝的戰斗作用的。他在歡迎女作家丁玲到陜北的《臨江仙·給丁玲同志》一詞中，化用拿破侖的名言來形容文藝戰線的能量：“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對屈原，他欣賞其文采，更稱道他堅強不屈、勇于抗爭，誓死不與黑惡勢力同流合污的戰斗精神，而這突出地表現在《離騷》等辭賦作品中。在《離騷》里，屈原不但批判楚王身邊的一班佞臣，連楚王也一并揭露，直指其聽信讒言，忠奸不辨：“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閉目塞聽，不能體察下情：“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朝令夕改，毫無信義：“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直言錯在君王：“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這樣大膽直接的批判，遠遠超出了一般辭賦文章的“諷諫”尺度，正如匕首響箭刺向昏君佞臣。后世文人寫辭賦，主張“勸百諷一”，以勸誡為主，諷刺的比重少之又少，直至毫無蹤影，干脆將辭賦變為歌功頌德夸飾榮耀的浮夸文體，可以說偏離屈原開創的楚辭精神遠矣。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就評價道：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后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意思就是屈原之后的辭賦家，都只是繼承了屈原的辭令，卻不敢直諫，而一味地粉飾太平，楚國也因此滅亡。毛主席在詩中推崇屈原的戰斗精神，“手中握有殺人刀”“一躍沖向萬里濤”二句一改人們印象中作為憂郁文人的屈原形象，刻畫出了一個作為戰士的屈原，極有感染力。“抱石自沉”的悲愴無奈，在毛主席筆下轉而成為沖天一躍的慷慨壯烈，與萬里波濤一樣崇高，精神亦如江水滔滔不絕，雖死猶生。正如魯迅評價寫出“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陶淵明，除了“悠然見南山”，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再如作為書法家、公文家的東漢蔡邕，在《述行賦》中也寫出了“窮變巧于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濕；消嘉谷于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這樣堪比“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批判性詞句，“才明白他并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題未定草六》）。發現和推舉古代文士作為戰士的一面，不認同“在沉默中滅亡”的賈誼式的逆來順受、憂郁而終，推舉“在沉默中爆發”的屈原式的不懈抗爭、戰斗到底；歌頌仁人志士為國為民而憂憤，而不是為一己得失惶恐涕零，這也是毛主席和魯迅心意相通的一點。
三、“欲與天公試比高”：毛主席詩詞中的屈賦傳統
聯系到寫《屈原》一詩的時間，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蘇聯撤走專家，印度開始軍事挑釁，內外形勢雪上加霜，極為嚴峻，更需要頂住壓力，不畏強權，勇于斗爭，那么，毛主席在《屈原》中流露的政治情感就不難理解。也是在1961年，毛主席為紀念魯迅八十壽辰寫了兩首詩，歌頌魯迅“刀光劍影任翔旋”的永不妥協的斗爭性，和“憂忡為國痛斷腸”的深沉的人民情懷。同時期的其他詩詞如《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詠梅》《冬云》等詩詞中，有“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等詞句，亦充滿堅強不屈、藐視強敵、敢于斗爭的英雄主義情懷。毛主席詩詞浪漫雄奇，有不少楚辭的影子，而更有革命者的昂揚，是戰斗的浪漫主義。“欲與天公試比高”讓人聯想到《離騷》中“吾令帝閽開關兮”的叩問天穹，而更具氣魄；“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讓人想到屈賦中上天入地的尋訪探索，而更為豪邁自信；《賀新郎·讀史》對“三皇五帝神圣事”的不以為然，可比屈原《天問》中對上古神仙圣人事跡的質疑。現實世界與神話世界交融，是楚辭的一大特點。毛主席詩詞中不乏對神話人物和傳說的化用。“不周山下紅旗亂”“寂寞嫦娥舒廣袖”“吳剛捧出桂花酒”“牛郎欲問瘟神事”“鯤鵬展翅，九萬里，翻動扶搖羊角”，都亦虛亦實，極有表現力。面對富有神話色彩的昆侖山，詩人突發奇想：“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地球的周行不滯，宇宙的浩瀚無窮，則化為“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這樣光華燦爛的詩意表達。其想象之宏偉奇特，有李白、李賀等詩人的影響，但溯其源流，亦是《莊子》、楚辭開啟的浪漫風格。在《答友人》中，詩人贈答同鄉好友，則盡取湖南本地的神話典故，“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等句，明顯有《九歌》的影子，讓人想到《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想到《湘君》中“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等畫面。屈原這位“同鄉”，帶給湖湘大地走出來的詩人毛澤東多少靈感和熱情；而革命者的毛澤東，又更推陳出新，以革命敘事入于傳統文化形式，熔鑄成革命浪漫主義的新文藝，將積極奮發的戰斗精神推到極致。愛國而不愚忠，為民不計私利，抗爭而不妥協，死節而不茍活，這就是毛主席筆下的屈原。一生為國為民戰斗不息的毛主席，一輩子勇于挑戰、上下求索的徹底的革命者，在屈原的辭章和身影中，亦看到了戰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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