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校本來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理論陣地,肩負著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使命,更是黨中央方針、政策的宣傳者和維護者。因此,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應該是思想觀念更堅定、理論水平很高、紀律性更強的。但是,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黨校一些人反黨,很難讓人想象,但是,事情就是這么詭異。
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審議通過了《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校工作的意見》。同年12月11日至12日“全國黨校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七常委悉數到齊,可見這次會議的重要程度。習近平同志發表重要講話,總結起來就是四個字:“黨校姓黨”。這說明,黨中央也發現黨校不姓黨的問題是很嚴重的。
事實也證明了情況確實如此!
一、宋福范的共產主義虛無縹緲說和新中國前三十年邪路說
2013年1月8日,我參加了單位舉辦的“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培訓班”,領教了兩個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宋福范和李慶剛的“高論”。
宋福范在講解黨章時,在講到共產主義和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時,語氣始終極為輕蔑。他說共產主義虛無縹緲永遠達不到,十八大把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是個錯誤,中共應該拋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新中國前三十年是一條邪路,連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也過時了等等。
宋福范授課時言語間充滿了對共產主義、對毛澤東思想、對毛主席本人的嘲諷和挖苦,比如稱呼共產主義為“這個東西”:“當然這個東西呀,一講共產主義就覺得‘嘿嘿’(干笑兩聲)虛無縹緲,……永遠達不到。”再比如講到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時,宋福范用輕蔑的口吻講:“他按照蘇聯那個模式走,走著走著不行,他探索,探索,探索來探索去,把中國引上邪路上去了,……如果你稍微有點腦子的話,黨員,大家都是有這樣的共識,按照毛澤東思想想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無異于做夢,無異于做夢,不可能的事。”
宋福范把前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稱之為“邪路”,誰不認為是邪路誰就一點腦子都沒有,可是在剛剛過去的十八大胡錦濤同志的報告和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5日講話都是把前三十年肯定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難道宋教授認為兩位總書記沒有“腦子”?
什么是邪路?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是這樣說的:“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按照十八大報告,“改旗易幟”才是邪路。
關于什么是邪路,小平同志早有論述:“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3頁)按照小平同志的說法,走資本主義道路才是邪路。
習近平同志也剛剛在前兩天提出兩個不能否定:“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在貫徹十八大精神的課堂上,公開對抗十八大精神,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就是牛!
二、李慶剛歪曲抹黑黨的歷史
也是在這個十八大精神培訓班上,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李慶剛講授了黨的歷史。
李慶剛教授在講授黨史時,存在很多的知識性錯誤,就是一般的歷史老師也不應該,這個暫且不談。李教授講課中故意矮化、歪曲黨的歷史,如:沒有張學良中國共產黨早就被消滅了,黨的紀念日定在“七一”是個錯誤等;污蔑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的光輝歷史,如:抗美援朝只是新中國領導人作秀;刻意丑化毛澤東主席,如:毛澤東一貫玩弄“權謀”打擊黨內同志,之所以發動文革是因為早年在北大遭受歧視、心理壓抑而報復知識分子等。
李慶剛在極盡造謠、誹謗、污蔑之能事,惡毒攻擊毛澤東主席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他說:“毛澤東文革時為什么把矛頭對準北大?這與他早年在北大遭受心理壓抑有關系。”并說什么胡適任何輕視他等等。把毛主席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描繪成一個心胸狹窄的陰謀家的打擊報復。這個丑化毛主席的話題不是李慶剛一時心血來潮,在社會上也能找到呼應,比如,《炎黃春秋》2008年第七期登載了李銳的文章《毛澤東和反右》,“1957年發生的反右派斗爭,是一場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毛澤東發動這一場斗爭不是偶然的,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從早年開始,他就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帶有很深的成見了,這同他的家庭環境和早年生活有關。”李銳、李慶剛們把毛主席描繪成一個嫉妒和報復知識分子的形象,純粹胡說八道!毛主席的度量之廣,豈是這班小子所能忖度的!
毛主席終生以天下為己任,從無私敵。比如蔣介石數度挖了毛主席祖墳,毛主席卻電令解放軍好好保護蔣家陰陽宅。1949年5月6日,溪口解放前夕,毛主席電告三野“粟張(轉譚王吉),并告陳饒,劉鄧”:“在占領奉化時,要告誡部隊,不要破壞蔣介石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1)如果毛主席心胸狹窄想報復蔣介石,只要不吭氣,革命群眾早就把蔣氏祖墳改造成豬圈也未可知。至今豐鎬房和山清水秀的蔣家祖墳供“果粉”憑吊,沒有毛主席的保護,能做到嗎?所謂“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帶有很深的成見”絲毫不靠譜。要說大知識分子,梁漱溟大不大?公認的“中國最后一位大儒”,我估計李銳、李慶剛等不會認為自己大過梁漱溟。當然,即便他們自己覺得比梁先生有學問,大家也不會認可。1985年,美國記者文凱采訪梁漱溟,梁先生回憶起毛主席當年對他的批判時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2)“最后一位大儒”、“享有”毛主席專文批判“殊榮”(3)的梁漱溟尚且沒有感覺到毛主席對大知識分子的成見,李銳、李慶剛們普普通通的知識分子是怎么體會出來的?
三、柳建輝講“一大”
2011年6月,為紀念建黨九十周年,單位請來了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柳建輝講座黨史。在兩個多少時的講座中,柳建輝用了差不多一個小時論證“七一”做為黨的紀念日是個錯誤,是因為延安時期毛澤東和董必武記不清中共“一大”召開日期了。柳教授與李慶剛教授一樣,故意混淆和等同“一大”召開日期與紀念日兩個概念,也是故意混淆和等同“一大”召開日期與成立時間兩個概念,無非是制造話題,混亂黨的歷史而已。如果照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們的謬論,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時間是1924年1月,難道孫中山的國民黨是1924年才成立的?胡扯!
柳教授在講到毛澤東在黨的歷史上的作用時,故意回避甚至矮化,比如他說:上海中共一大會址,有一副畫,毛澤東站著講話,其它人認真地聽著,事實不是這樣的,當時毛澤東的地位很低,不可能是他講話別人聽。
幾年來,我一直想當面問一問柳教授:你怎么知道毛澤東當時不可能講話?中共一大在上海開了7天,十幾個人,毛澤東是湖南首席代表,怎么沒有講話可能?如果毛澤東講話時,其他人就不能認真地聽嗎?
以前社會上傳說中央黨校有的教授如何如何貶低毛澤東,有點影子時要貶低,沒有影子創造影子也要貶低,原來始終不信,現場聽了柳教授的言論后,信了。從那時起,對中共中央黨校就產生懷疑了。
四、周天勇是這樣“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的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在2013年夏以“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為主題連續在新浪微博發表言論,宣揚馬克思主義無用,建議大中專學校取消馬列課程,馬克思主義剩余價值論錯誤并會造成中國動亂等等。以下是他的“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系列微博中的一部分:
1. “曾與退休老領導聊,多次進黨校學資本論,第一次老師說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的理論;第二次說是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理論;第三次說是有計劃商品經濟,可以補充發展個私經濟的理論;第四次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理論。我說,這你要理解,黨校老師也難呀!”
周天勇的言外之意是,心中盡管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但是還是得不得不違心地講解這些,所以“難”。
2. “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在于:1978年撥亂反正,不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發展生產力;改革開放30年,從世界史講,確實創造了發展奇跡;8000多萬黨員,精英都在黨內,沒有一個政治力量能替代共產黨穩定和發展社會,實現公平;盡管利益集團阻力很大,中央還是堅決推進改革和反腐。”
周天勇的意思,中國共產黨在1978年前的執政是不合法的。
3. “作為一個中共黨員,我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最好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若馬克思今天活著,他會非常高興。未來很長時間我們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走資本主義道路。等時機成熟,在3510年左右,在全世界迎接共產主義社會的來臨,實現馬克思的偉大理想。”
看上去是周天勇是在表明自己“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語言卻是極為輕浮,對馬克思和共產主義理想極為輕蔑。
4. “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無比英明正確。但是前蘇聯和柬埔寨確實把共產主義極端化了,殺死了很多人,是反人類的。作為共產黨人,我堅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資本主義一定會滅亡。然而不能操之過急。正如黨的有關報告中說的,要幾十代人的努力,30年一代,就需要1500年以后才能實現。”
蘇聯推翻了沙俄農奴制,解放了廣大農奴,周天勇卻稱之為“反人類”,原來周天勇的所謂“人類”只包括大資本家和農奴主,不包括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和農奴。談到共產主義,語言仍是那么輕浮。
5.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科學發展觀等,就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我不是說大學不學這些理論,馬克思主義也要學。現在大學中,四分之一時間學這類課程,化時間太多,對就業基本沒用;而失業大學生,拿著剩余價值和剝削理論,去煽動農民工,搞動亂,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在周天勇眼里,不僅馬克思主義無用,毛澤東思想無用,連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也無用,不僅無用,反而會威脅社會“和諧”。工人反對剝削,誰不愿意?當然是資本家。周天勇的立場昭然若揭。
6. “向中央和教育部建議的是,在大中專學生的課程中,取消這個論,那個論性質的課程。其對他們就業和創業毫無用處,是當大領導用的知識。如果學的太多,他們失業了,拿著資本論去農民工的工棚,宣傳受剝削壓迫理論,將是極大的社會動亂的不穩定因素。為什么執政后還要學革命理論呢?”
周天勇的“和諧”社會,就是工人、農民甘受壓迫、剝削的社會。對于資本家的過度壓榨,工人們稍有不滿就是“社會動亂的不穩定因素”。
7. “另一基石是共產主義,這是我們的理想。事實求是講,前蘇聯和柬埔寨的極端共產主義,確實在20世紀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除了少數幾個國家,絕大多數國家的人民政要企業家等,都對其沒有好感。美國21世紀的任務就是防止極端共產主義再次蔓延,不論對錯,過去確實造成過重大災難。”
周天勇沒有說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也是“反人類”的,但是恐怕他心中一定是這么想的。美國到處橫行霸道,在周天勇眼里神圣得不得了。
8. “另一基石是唯物主義。而宗教是唯心主義。現在許多看似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認為黨員不能信教。我出生在青海,那個地方回族藏族全民信教。全國有3億多人信教,那的村長村書記鄉鎮長和書記不信教,根本就無法領導群眾。對造毒食品,往地下灌污水,這么多年馬克思主義也管不住呀。”
周天勇們制造毒食品、亂排污,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結果,可是周天勇這個時候卻諷刺馬克思主義管不住排污。輕蔑,還是輕蔑!
9. “后來資本主義社會服務業小企業,并不遵從馬克思大工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規律,吸收了大量勞動力就業;科技進步,一方面形成一些失業,但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和領域,更多的勞動力就業。他原來想的掘墓人,都基本就業了,不掘墓了。馬克思萬萬沒有想到這些。資本主義社會總是不滅亡。”
如此輕浮地譏諷馬克思主義,遠遠不止周所長一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10.“馬克思經濟學,以勞動、剩余價值、剝削為核心。我擔憂的是,大學將這種理論當作經濟學的主流課程,學了這種革命的理論,將近1000萬失業大學生,當他們遇到就業的不公,看到失業后無工作無生活收入,他們會會不拿著《資本論》到農民工工棚中去,號召反對剝削,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呢?”
1000萬失業工人遇到不公是活該,必須老老實實地忍受,不能對資本家的壓榨有絲毫的威脅,這就是堂堂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的邏輯。
11.“馬克思經濟學,以勞動剩余價值剝削為核心。僅有勞動,沒投資機器設備商標技術管理,根本就不會有企業,但價值全部分給勞動者,投資技術商標、技術管理的,就是剝削,就分不到紅,這恐怕沒有人辦企業了。這一理論,與我國目前近80%勞動者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就業現實,是嚴重背離的。”
如此輕浮地歪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如果是一個入學不久的大學生,或者可以原諒。但是,歪曲者居然是個教授,還是中共中央黨校的教授。如果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們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解確實如此膚淺,讓人難以理解!如果他們稍微接觸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不應該如此膚淺。馬克思什么時候說過不要機器設備、不要投資、不要技術了?
周天勇的這些微博已經刪掉了,但是,周天勇迎合袁騰飛、李開復等人,咒罵社會主義國家是人間地獄的一些微博還沒有刪干凈。如果不心虛,你周所長為什么要刪掉?
(五)王長江的中國共產黨私利說
王長江,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中央黨校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北京市委顧問,北京大學政府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家行政學院、中山大學等高校和干部教育院校的客座教授……一大堆頭銜,個個嚇人!7月29日起,王長江又火了,在一個據說是給全國各級黨校系統幾百位骨干教師進行集中培訓的講課視頻中,這位中國共產黨黨建方面的大權威大放厥詞,用極為輕浮、輕蔑的語氣,說什么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不適合中國國情,雷鋒寫日記是為了給人看,毛澤東搞垮所有對手卻搞不好經濟,等等。讓人一時搞不懂,這位黨建大權威是中國共產黨的,還是誰。
據網上傳說,現在有關方面正在徹查,但是,遺憾的是不是徹查王長江,而是徹查誰把王長江的講座捅向社會。如果這個傳說屬實,也就是說對于有責任“徹查”和負責“徹查”的中國共產黨有關部門和大領導來說,王長江反對馬克思主義,侮辱雷鋒、黃繼光、董存瑞和毛主席,歪曲、丑化黨的歷史是很正常的,是很正確的,是司空見慣的。
王長江最近火起來的這個講座,主流媒體和數不清的黨務部門選擇了沉默,與黨務部門相反的是,很多老百姓在自發地維護黨的“初心”。對于他的這個講座,最近民間批判文章比較多,我這里就不說了,這里說說王長江十幾年來一直堅持并公開宣揚的“私利說”。
王長江曾有篇《黨的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在》的文章,發表在中央黨校主管主辦的《學習時報》第534期,新華網、光明網等黨媒都轉發了這篇文章。王長江自己講“本人早在2004年就寫過《要重視對‘黨的利益’問題的研究》一文(《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4年第4期,《新華文摘》2004年第21期全文轉載),表達了對黨的利益問題的基本看法。”王長江毫不隱瞞多年鼓吹中國共產黨應該自私自利,應該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切割,并且為此洋洋得意。
王長江說:“政黨都有自己的目標。實現目標,第一個條件就是執政。執政才能使政黨目標的實現成為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執政就是政黨最大利益之所在。”看起來言之鑿鑿,但是王長江雖然貴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的主任,居然忘記了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什么。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帶領全體人民共同過上好日子,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就必須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些內容,黨章上寫得明明白白。王長江公然與黨章對抗,算不算“公開妄議”?習近平同志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利益。
王長江說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利益就是執政,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目的不是為了老百姓,而是為了自己一伙兒人吃香的喝辣的。王長江這樣的“共產黨”確實有自己不同于中國人民的利益,但是與真正的共產黨人是兩碼事。王長江一定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應該知道中國共產黨是靠著全國人民的擁護才建立新中國的,沒有全國人民的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就是空中樓閣。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利益與全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所以中國人民才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如果中國共產黨有自己的私利,而不是與中國人民的利益相一致,中國人民憑什么要支持中國共產黨?
現在有一些共產黨員,披著共產黨的外衣,卻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暴發戶,他們非法獲得的暴利的確是一種“客觀存在”,但這不是應該保護的“客觀存在”,而是應當清算的“客觀存在”。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沒有同整個無產階級利益不同的利益。”因此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利益是解放全人類,除此之外不應當有什么特殊的自身利益。那些與人民群眾不同的利益一定是對共產主義事業的背叛!從自身利益產生的那一刻起,就背離了“初心”!蘇聯共產黨搞特權,產生了與人民群眾不同的自身利益,最終垮臺了。王長江難道也想要中國共產黨垮臺?
王長江多年來的中國共產黨私利說,危害是巨大的,在許多干部看來,既然中央黨校已經講了,共產黨是一個利益集團,那么老子作為這個利益集團的成員,牟取個人利益就是天經地義。于是,數不清的高級干部“理想信念動搖”了,腐敗了,一部分被雙開了。
王長江的謬論遭到了很多普通黨員群眾的駁斥,著名反偽斗士司馬南就對王長江公開進行了批評,對于司馬南的批評,王長江完全是一副學閥作風:只有我們這些黨建理論家才是最懂黨建的,你們懂啥!
2011年11月王長江微博回應稱:“最近才得知,司馬南在青年政治學院演講時給我扣上了一頂‘反黨’的嚇人帽子。看來司馬南深諳此道:給黨內力主改革者扣這種帽子最容易引起反改革者的共鳴。但可惜的是,30多年前這套玩意兒管用,如今嘛,最多不過是嗑瓜子嗑出個臭蟲——惡心一下而已。我倒想看看這位新入門的黨建工作者還能說什么?”王長江稱自己是“力主改革者”,誰不同意他的觀點誰就是“反改革者”。我想如果黨內有他這樣的力主改革者,絕對是中國共產黨之禍。
有些東西是可以改的,有些是不能改的,這一點,看起來堂堂中共中央黨校黨建當家人并不清楚。我這里給他普及一下這個常識。比如王長江這個姓名,把“長江”二字改成“密西西比河”,他還姓王,別人看到這個姓名還知道他爹是王老爺子。但是如果他把姓改成“布什”或者“克林頓”,別人肯定搞不清他爹姓啥了。有些東西是可以改的,有些是不能改的。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點是不能改的,改掉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就徹底變成了一個攫取私利的政客集團。
司馬南批評得對,王長江的私利說“是普世價值掛帥,照西方黨的規則來格式化中共”,王長江的“私利說”“是對黨的宗旨的根本背叛,是對千千萬犧牲英烈的背叛。”如果中共把“私利說”寫進黨章,這個黨“就不再是中共,而成了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西方黨爭’概念下的資產階級黨,成了中國歷史上那些皇權前爭寵,民權前逞兇的尚黑之徒。”
對于司馬南的批評,王長江發微博回復道:“……我就是捫心自問后堅決地認為,黨應該回到常態,落到地面,從取信于民開始,而不是從黨內大多數都已經不相信了的假設開始。”王長江這里所說的“黨內大多數都已經不相信了的假設”雖然沒有明說,但是結合前后文,就是指共產主義理想。王長江這里表達了兩個意思:雖然黨內還有一小部分人信仰共產主義,但是作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的王長江自己早已不相信了。看起來,在中共中央黨校,否定共產主義理想的教授絕不僅僅宋福范一人,我估計也絕對不僅僅就他們二人。中共中央黨校本來應該是教育全黨堅定共產主義信念的堡壘,誰能想象得到很多教授卻在不遺余力地瓦解普通黨員的共產主義信念?
也許,站在王長江們的立場上,“私利說”是很有道理的,君不見很多“黨員”,他們身家多少億、擁有住房多少套、擁有跨國大集團、常年與國際金融寡頭推杯換盞,他們當然有自己的私利了。不承認私利說,他們的利益就不能得到肯定,他們攫取的私利就很難披上一件合法、合規的外衣,他們的貪欲就會被束縛。
而我們這些普通黨員,本來就是普通群眾的一員,我們這些普通黨員的利益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本來就是一致的,中國社會發展了、民族復興了,我們這些普通黨員與其他普通群眾一樣會有好處。相反,如果社會主義基礎被瓦解了,我們一點兒好處都沒有,落在我們頭上的同樣是下崗、是看不起病、是買不起房,甚至是流離失所妻離子散。我們普通黨員與其他普通人民群眾的命運沒有不同,唯一的不同是我們有個共產黨員的身份,我們本來就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中的一員。
王長江們雖然身居高位,但畢竟只是中國共產黨員中的少數,絕大多數黨員都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一員。王長江的“私利說”確實能夠代表很多“黨員”的愿望,但是肯定代表不了絕大多數中國共產黨員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個民主集中制的黨,代表不了絕大多數黨員的利益,當然也代表不了中國共產黨的利益。
收聽新聞,我們常常聽到:“從巡視組反饋的情況看,被巡視單位黨組織普遍存在著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從嚴治黨不力等問題。”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由王長江這類人掌舵,黨建工作焉能不缺失?
六、左鳳榮恨中國不蘇聯
中國社科院《居安思危》黨內系列教育參考片《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用鐵的事實訴說了蘇聯亡黨亡國后的慘狀和教訓。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左鳳榮對此不滿,2013年在《探索與爭鳴》發表《片面解讀蘇聯教訓的又一“力作”》對這個教育片無端橫加指責,比如不顧事實地指責該片只是采訪了左派學者,沒有采訪其他人,說什么“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阿巴爾金、梅德韋杰夫,以及戈爾巴喬夫重用的知識分子,也應該聽聽他們如何反思這段歷史;研究蘇聯這段歷史的著名學者,如:索科洛夫、索格林、皮霍亞、夏金等;俄羅斯現任領導人,包括普京、梅德韋杰夫”,其實該片多次出現這些人的身影。左鳳榮還指責該片沒有引用右派學者茹科夫說的斯大林時期殺害了2000萬至3000萬人的數字,左鳳榮的意思很清楚,只要說蘇聯壞,哪怕是謠言也應該引用,凡是提醒中國人不要重蹈蘇聯亡黨亡國覆轍的,都應該閉嘴。
七、蔡霞為謠言和反黨洗地
蔡霞,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全國黨建研究會特邀研究員,北京市黨建研究部特邀研究員,曾獲中央黨校優秀教學獎,優秀科研獎,北京靈山杯優秀黨課獎。就是這樣一位中央黨校“優秀”得不能再優秀的教授,居然為網絡謠言大v薛蠻子、秦火火鳴不平,為任志強反黨洗地。因為事情過去不久,大家記憶猶新,我就不多說了。
去年夏天,在單位舉辦的一個培訓班上,請來了中共中央黨校的另一個王姓教授講座“一帶一路”,聽了兩三個小時,居然沒有抹黑黨的歷史,居然沒有辱罵毛主席和革命烈士!下課后,我心情激動地走到他面前說:“感謝王教授!你是我見到的唯一沒有歪曲黨史和毛主席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現在想起來,我當時的激動有些莫名其妙,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本來就不應該歪曲黨的歷史,這是天經地義,我一個普通黨員激動什么?這是因為,從心理學角度講,當一個人的心理預期很低的時候,非常容易得到滿足。我當時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的心理預期是只要不是瘋狂地歪曲黨史、辱罵毛主席,我就很知足了。
王教授的表現說明,中共中央黨校也有不反黨的。
近些年,一些人打著爆料、揭秘、獨立見解,以及新思想、新觀點等旗號,否認既有結論,歪曲、丑化、抹黑、潑污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說輕點兒是標新立異以顯示自己博學,其實是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令人詫異的是,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居然是這支隊伍的主力軍。中央黨校是培養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最高學府,是學習、研究、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陣地和黨性鍛煉的熔爐。可是,中共中央黨校的教授們卻打著中共中央黨校的金字招牌,到處兜售歷史虛無主義,與黨中央唱反調,給黨員干部傳遞負能量,直截了當與習近平總書記“兩個不能否定”對著干,他們這種企圖全盤否定我們黨和人民艱辛奮斗的光榮歷史,“其實質是為把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輿論”(中國社科院李慎明副院長語)。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1)《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見《占領吳淞嘉興等地應注意的問題》。
(2)摘自《梁漱溟問答錄》,作者:汪東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3)《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第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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