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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時期以來，在當代文學史研究領域，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暗流涌動，不斷沖擊著人們的歷史觀，嚴重扭曲、混淆著人們對于當代文學史的認識和理解。正像有學者指出的，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實際上就是去革命化，虛無革命歷史。這絕對不是文藝學的學理問題，更不是藝術的技藝技巧問題，而是關系到社會主義文藝方向的大問題。文藝工作者，特別是文學史家，應直面歷史虛無主義，辨清其面目和實質，為我國當代文學研究堅持社會主義文藝方向（也即堅持人民文藝的方向）作出有力的歷史敘述。

當前，當代文學史敘述中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主要有四個表現：一是“告別革命”“重寫文學史”，二是詩歌批評領域對“三個崛起論”的重新肯定，三是有人提出“重振作協四大精神”，四是文論研究方面的“西化”傾向。所謂“重寫文學史”，就是要虛無掉我國當代文學中表現革命和革命精神的思想內容；所謂重新肯定“三個崛起論”，就是要虛無掉新詩中歌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的豐功偉績，以及人民群眾在革命和建設中顯示出的時代精神；所謂“重振作協四大精神”，就是為當年“作協四大”召開前“三個不夠正常”、“兩個不提”和“一個無效”等錯誤論斷招魂，是對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文藝政策及領導文藝取得的光輝成就的虛無；所謂“西化”傾向，就是一些當代文論史研究者，虛無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史，把西方文論當作中國文論發展的“主航道”。

以“告別革命”為重要表征的歷史虛無主義在文學史敘述中的體現就是“重寫文學史”，“重寫文學史”之根本訴求就在于“告別革命”，取消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必須肯定，人們對于歷史的認識是不斷深入的，不可能永遠停留在一個水平上。從這個意義上說，重寫文學史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然而，在這些‘重寫’論者那里，‘重寫文學史’卻不是一個嚴肅的科學命題。在他們看來，‘構建’在‘社會歷史’基礎上的文學史是‘非文學史’，必須‘改變這門學科原有的性質，使之從從屬于整個革命史傳統教育的狀態下擺脫出來’。”

當前，學者指出的存在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的比較有代表性的文學史著作，一是《中國新文學史》一書，認為該著對一些具有“鮮明的反動傾向”的作品情有獨鐘，極盡褒獎贊美之能事；而對一些高揚反帝反封建旗幟、歌頌工農兵英雄人物、歌頌無產階級革命的作品卻異常冷漠、不屑一顧，甚至只字不提。另一文學史著作是《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一書，無視沈從文1949年以后創作并發表于《人民文學》、《光明日報》、《大公報》等報刊上的《天安門前》、《新湘行記》、《井岡山詩抄》等作品，硬說沈從文在新中國成立后“被剝奪了寫作權利”，“絕筆于文學創作”，以此來渲染新中國“文化生態環境”的惡劣。

“重寫論”者“在聲稱要擺脫政治、回到文學的同時，卻又依然以另一套政治標準來苛求所評作家及作品，其實質是一方面以文學性來反對政治性，另一方面又以另一種政治性來取消了所評作品真正的文學性”。這就剝掉了某些“重寫論”者的理論偽裝。教材不同于個人學術專著，它更應當堅持真理導向和正確價值觀導向，而不能將一些明顯違背歷史事實、帶有政治偏見的內容寫進去，否則，既會誤導青年學子，也將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帶來巨大損害。但不幸的是，新時期以來出版的相關高校教材中，此類問題并不鮮見。

對于“三個崛起論”（即《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崛起的詩群》三篇文章）的評價，本是已有定論的。其對于文藝發展，特別是對于新詩發展的消極作用是遠大于其積極意義的。“三個崛起論”論者對歷史的虛無主要表現在“他們在參與清算庸俗社會學的文學觀念和文學現象的同時，把‘五四’后左翼詩歌、延安詩歌和新中國30年詩歌的主流也否定了”。近年來，隨著“閩派批評家”作為一個文學新概念的興起，“三個崛起論”因其提出者閩派三居其二， 而被作為“閩派批評家”一個顯赫的批評成就被重新提起，得到稱頌贊揚。有批評家講，如果沒有閩派批評家的兩個“崛起論”，“朦朧詩作為一個文化現象，甚至是一個文明進化史的現象，我估計中國的新文學，尤其是詩歌的文學革命，會推遲很長時間”。

有研究者深入揭示了“三個崛起論”的理論實質。他們認為，“三個崛起論”涉及的“詩學原則”較為雜亂，彼此也存在著差異性。但就其對新詩探索產生消極影響的方面來看，在于一些論者籠統貶斥左翼詩歌及其詩學原則，否定新詩中人民本位的價值追求，無保留地視西方啟蒙理性主義為“普世價值”，又寬容和認同極端非理性主義詩歌的追求。詩歌創作被理解為一種排他的，與社會、歷史、理性不相干的獨往獨來的“個人的自我本體”的自由創造。只講“表現自我”，不講社會建構；只講非理性的個體“生命體驗”，不講社會實踐；只講感性、直覺和潛意識，不講思想、理性和世界觀，不講支撐五官感覺的“以往全部世界史”，以至于陷入極端非理性主義的泥淖，表現出“以洋為尊”和“去中國化”傾向。

“重振作協四大精神”是在做一篇很大的翻案文章。我們知道，所謂“作協四大精神”，即“三個不夠正常”（指認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有“三個不夠正常”：一是“對如何領導文藝不夠正常，有時好些，有時壞些”；二是“黨派到文藝界的干部與作家關系不正常”；三是“作家與作家、黨員與黨員、地區與地區關系不正常”）、“兩個不提”（指不提“精神污染”、不提“資產階級自由化”）和“一個無效”（這是針對作協選舉問題提出的，“如果名單是黨定的，撤掉！這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導性的，而是無效性的！都要充分發揚民主，不要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眾！”）等論斷和判斷。其內核與實質，就是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否定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否定文藝的社會主義方向。這顯然是對我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嚴重虛無和深層次虛無。當代中國文學的主流是社會主義文學，是人民文學，否定社會主義文學，否定文學的政治方向和階級性質，實際上就否定了當代中國文學的主流。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被肯定就只能是個人主義或極端個人主義的文學，只能是從西方販賣過來的資本主義的“現代派”文學。這一傾向的最新發展，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批評的那些做了市場的奴隸的文學。可見，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去掉的只是人民的政治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在這“去”中所悄悄建構的則是資本的政治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

有學者將爭議不斷的全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置于新中國文藝體制坐標內去考察。該學者認為，鄧小平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的《祝辭》，充分肯定了“文革”前十七年文藝戰線在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光輝成就，其中自然包含了對新中國文藝體制的肯定。而“三個不夠正常”的說法同《祝辭》精神背道而馳，也與文學史發展的實際情況不符，是對此前黨領導文藝工作基本情況的嚴重誤判。建立在這種誤判基礎上的“兩個不提”和“一個無效”，自然不可能正確。可以說，“三個不夠正常”、“兩個不提”和“一個無效”的論斷和判斷，“是對中國文藝體制的徹底否定，是對新中國文化領導權的自動放棄”。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協四大”消極后果早已確定無疑的情況下，今天還有人要“重振作協四大精神”，為“兩個不提”等錯誤說法和作法說項，這是頗為耐人尋味的。

“西化”傾向，是當代文藝研究領域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又一重要表現。“西化”不是指一般地向西方學習借鑒，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這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西化”是指從根本上在我國文藝領域建立起西方導向，以西為主、棄中取西的傾向。有學者明確指出了我國文論研究中的這一傾向性問題，他指出，近幾十年來，我國文藝理論轉型存在兩條不同路徑，一條是逐步向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形態靠攏，一條是走上日益疏離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西化”式“轉型”之路。“不過，令人奇怪的是，前一種路徑很少有人去梳理、去研究、去首肯。相反，后一種路徑卻被一些人當成了新時期文藝理論‘轉型’的主體，當成了文論發展當‘主航道’。這是值得深入反思的。”可以說，“這些理論盡管形態有別，但其基本內核與主要表現卻有著相當的普遍性，即執意‘去政治化’，大搞‘人性化’、‘非歷史性’，迷信‘審美化’，主張理論‘批評化’，推崇研究‘文化化’，集中于一點，就是將西方現當代文藝理論當作了效仿的樣板。”

以“西化”取向虛無當代社會主義文藝和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典型作法是，給文學史或文論史過“西化的篩子”。那么，什么是“西化的篩子”呢？“西化的篩子”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批評的兩種不良傾向，即“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比如，西方沒有“二為”方向，這些文論研究者便也大多不贊成文藝的“二為”方向，拒絕把“中國精神”作為“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鼓吹文藝要遠離時代，遠離民族和國家，把“自我”、“內心”、“個人”、“情欲”、“私密”、“丑惡”當成永恒的主題、主軸或主宰。西方主張“契約精神”，一些中國文學研究者便給現當代中國文學來了一個法學的裁決，以法學觀點去衡估文學中所表現的革命，要求糾正不合法的歷史存在。他們認為共產黨領導農民分地主的土地是非法的、違法的，是土匪行徑；認為《白毛女》中的楊白勞并不冤枉，也不值得同情，因為欠債還錢，天經地義，而楊白勞一直拖欠不還，還出去躲債，不僅沒有“契約精神”，更是違法行為。再比如，西方文論的一脈是孤立地片面強調文藝的形式感和審美性，這一脈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個別寫作者所繼承。他們以“西式審美”的眼光審視革命文藝作品，認為革命文藝大多是標語口號和為政治服務的，沒有什么審美價值，不配進入文學史。以此為標準，一些文學史研究者對當代文學前后兩個三十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對前三十年文學一概否定，將其批駁得一無是處；對后三十年，尤其是對20世紀80年代文學則極盡溢美之詞，稱其為文學的黃金時代，等等。

我國當代文學史研究，不僅承擔著為學科立論的任務，更承擔著為勞動人民、為新中國、為社會主義立論的使命。這些研究中出現的歷史虛無主義現象，不僅不能為文學史學科建設提供科學的支撐和理據，而且還解構了文學創作中的人民性傾向和社會主義主旋律。可以說，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的虛無主義是一個時期以來的歷史虛無主義大合唱中的一個重要聲部，其所影響的領域看似局限于文學史研究，實際上，文藝創作上的諸多戲說歷史、惡搞歷史、抹黑歷史、顛倒歷史的現象均與其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破除文學創作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必須清理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的虛無主義傾向。只有這樣文學創作才可能得到正確的歷史評價，而當代文學史研究也才能更好發揮其引導創作的基礎性作用。

注釋：

1 劉潤為：《文藝上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紅旗文稿》2016年第6期。

2 唐德亮：《<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的錯謬》，《文學自由談》2013年第2期。

3 陳越：《“審美性”的偏至與“主體性”的虛妄》，《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2期。

4 魯太光：《反思及其限度》，《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2期。

5 董學文：《反思文藝理論“轉型”研究中的誤區》，《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1期。

6 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