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1日下午3點30分,著名評書藝人單田芳因心臟衰竭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去世,享年84歲。其遺體已于當天17點30分左右離開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
可以說,單田芳的評書是一代人的記憶。大概是90年代前期吧,只要一打開收音機,不管是哪個頻道幾乎都是單田芳的評書。筆者至少就聽過十部單田芳的評書,其中的《白眉大俠》和《亂世梟雄》都聽過好幾遍,因此恐怕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發言權的。在此我想簡單的談談個人的看法,未必正確,僅供參考。
一
應該說,單田芳的評書的確是一個很能吸引人的東西。其嗓音非常獨特,雖然沙啞,但是卻具有一種獨特的感染力,幾乎只要聽一段兒就很難忘記。但是,評判文藝作品的好壞,首先還是應該看文藝作品的內容與思想傾向,也就是其整體上主要是講的什么,宣揚的是何種價值觀。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單田芳的評書的問題恐怕是不小的。其價值觀上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白眉大俠》和《亂世梟雄》這兩部影響力最大的評書上。
《白眉大俠》應該是單田芳影響力最大的一部傳統評書,其是清代傳統公案小說《三俠五義》的續篇,主要講的是宋仁宗時開封府的一群“御前帶刀侍衛”徐良等人剿滅閻王寨、三仙島、三教堂和東海小蓬萊等等“匪幫”的故事。這部書不僅在幾十年里反復播出,而且在90年代中期時還曾經拍成過電視劇。
然而,如果要是我們仔細聽一下這部評書,就會發現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徐良等一伙人憑什么要剿滅夏遂良和于和等人所代表的勢力呢?那些人當中大多數并沒有干過什么危害民眾的事,也并沒有對徐良一伙人主動生事,只不過不服從封建統治者的管理而已。在這種情況之下,徐良一伙四處平山滅寨,似乎并沒有什么道義上的優勢,完全是因為其本身就是統治者的一部分這種正統主義罷了。
如果從細節上來看,問題就更大了。比如說,攻打第一個重要的“匪巢”閻王寨的時候,如果要是說閻王寨一方守擂者不能換人,不管贏多少陣都不算,開封府只要贏一陣就算贏還可以說是規則本身的問題,徐良兩次獲勝全都是在對方打了多陣的情況之下撿便宜也是規則允許的范圍,那么在劉道通已經認輸之后仍然不依不饒,居然追下擂臺殺死對手就是明顯的違背了比試規則。至于后期的所謂“八老戰金燈”和圍攻武圣人于和更是連最基本的道義都沒有,完完全全都是靠流氓手段獲勝。但是這些做法居然還受到了評書的高度肯定,顯然其宣傳的價值觀是病態的。
當然,認真的說起來,這并不完全是說書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故事底本的問題。事實上,從新文化運動時的魯迅先生開始就指出了這種公案小說的反動性,也就是刻意追求做統治者的奴才,“終必為一大僚隸卒,供使令奔走以為寵榮,此蓋非心悅誠服,樂為臣仆之時不辦也”。只要是站在統治者一方不管怎么做都是對的,只要是反抗統治者,則不管怎么做都是錯的。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更是用馬克思主義對于這些在清代盛行的公案小說及其衍生的評書作出了科學的分析:
【人民群眾在這種反動的作品中,簡直給糟塌得不成樣子:將剝削階級的種種惡行,移植在他們身上,愚昧、自私、深財害命、貪色喪身……好象層出不窮的盜竊案、強奸案都是小民不安分守已所致。這就證明了統治政權存在的合理性,襯托出施、彭這些反動官吏的“英明”。尤其是對于武裝反抗的人民,描繪為殺人放火、搶劫為生的“盜寇”。.其實,這群“盜寇”正是清初大規模武裝起義被鎮壓、轉入地下活動的堅決不當順民的人民。他們與官府對立,行俠仗義、濟困扶危。有時發動零強的小規模的“暴動”。清朝通過所幫剿撫兼施,即屠殺與分化并用的辦法.才陸續鎮壓下去。
公案小說幾無藝術性可言。沒有人物性格,字句拙劣,結構混亂。說書人是依靠曲折的故事,與武術的開打來吸引聽眾的。它迎合小市民的低級趣味:無聊的好奇,向上爬的渴望,給他們以精神上的麻醉。
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 下冊,中華書局,1959年12月第1版,第313頁】
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取締了《三俠五義》、《施公案》為代表的公案小說和評書,只容許《隋唐演義》和《連環套》這種進步性的評書存在。《白眉大俠》的熱播,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被打倒的封建正統主義沉渣泛起。
二
《亂世梟雄》為代表的現代新評書則問題更大。像這部評書主要講的是張作霖的故事。而張作霖是什么人呢?是從土匪頭子發展成的北洋軍閥首領,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北伐戰爭當中三個軍閥里勢力最大的北京政府代表,是殺死了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者的劊子手。為這樣的一個人歌功頌德,在筆者的印象中也是具有“開創性”的。
當然,表面上看上去,這部評書里面多多少少也自我標榜了一點兒“客觀公正”。并沒有對張作霖進行完全的肯定,標題也是《亂世梟雄》而不是《亂世英雄》。但是事實上,這種理中客的標榜只不過是為了歷史翻案的一種掩飾。像評書當中就反復強調“亂世出英雄”,事實上仍然是把北洋軍閥張作霖作為正面人物甚至英雄人物來進行肯定的。
從整體結構上看,這部評書就是很不合理的。因為一個歷史人物的定位主要是他對歷史的整體作用和影響最大的方面,或者說是其“第一身份”,就張作霖來說就是北洋軍閥的身份。但是評書的絕大部分內容都用來講張作霖年輕時代的發跡史,并且極盡粉飾謳歌之能事,到了后面成了北洋軍閥首領時反共與鎮壓民眾的內容則僅僅用了寥寥數筆,這顯然是不合適的。如果要是按照這種方法,我們也可以編一部評書《革命志士汪精衛》,把汪精衛從早年時代傾向革命到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以左派身份反對列強和軍閥的事跡大書特書,到“715政變”乃至后來叛國投敵的事僅僅一兩回一筆帶過,把大漢奸汪精衛寫成一個了不起的英雄人物。畢竟,張作霖即使是早年也與革命和進步無關,汪精衛早年好歹還真的有一點兒革命功績呢!
就評書的具體內容來看,問題就更大了。比如說,張作霖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其實最大的原因是日本的支持。但是該評書卻巧妙的對于這一點進行了重新書寫,刻意的刻畫張作霖同日本的矛盾,讓人感覺他是一個愛國的志士。其實這種矛盾只不過是帝國主義統治者和代理人之間的矛盾,類似于主子與奴才之間的矛盾,絲毫也不能改變張作霖集團的性質。否則的話,日本當局為什么不支持孫中山的廣東政府,不支持反戈一擊的郭松齡,更不支持中國共產黨呢?從歷史上看,汪精衛同日本的談判也很艱苦,還達成了取消領事裁判權等很多內容的協議,汪偽政權當中吳四寶等很多人也都是被日本人殺害的,難道就可以說他們不是漢奸了嗎?
更重要的是,這部評書對待中國近代革命的態度也從一些細節當中巧妙的灌輸給了聽眾。比如說,其提到比較進步的軍人馮玉祥的時候就說他是個“倒戈將軍”,用這種人格侮辱讓聽眾站在張作霖一方。在提到受到革命理想吸引的郭松齡的時候就刻意強調其詭計多端,稱其為“郭鬼子”來煽動聽眾對其反感。特別是,其雖然強調李大釗被殺害是“張作霖最大的錯誤”,但是卻極力渲染這是他跑到蘇聯大使館里邊引發了張作霖民族情緒的結果,大講特講張作霖“不懼外國壓力”。這種把中國共產黨暗示為“外國代理人”的做法和評書當中極力為張作霖和日本的合作辯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有的朋友可能會說,這種做法是對于臺灣當時還在世的張學良等人進行統戰工作的需要。且不說這些人對于臺灣的政局還能有多少影響,問題在于,分化瓦解對手的前提是堅持充分的自信,難道靠歌頌敵人和抹黑自己能贏得勝利嗎?難道新中國是靠向國民黨下跪乞討建立的嗎?前些年一直對于國民黨示好分裂勢力卻不斷壯大,這兩年稍微施加一點壓力統一的聲音就大大增加,這些鐵的事實充分說明了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態度。
因此,《亂世梟雄》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是很難被否認的。記得筆者上學的時候歷史課講到北伐戰爭時《亂世梟雄》正在熱播,不少同學詢問:“張作霖是好人,為什么共產黨要反對他?”老師只好說:“單田芳的評書聽多了吧?有句老話叫‘謅書咧戲’,意思是評書都是胡謅的,說的東西全是假的。可以當個樂子,但決不能當真。”
三
當然,這并不是說單田芳的評書在內容與思想傾向方面就一無是處。事實上,其很多評書甚至是大多數評書價值觀還是基本正確的,特別是晚年錄制的大量謳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的紅色評書更是如此。但是,其影響最大的偏偏是《白眉大俠》和《亂世梟雄》這些散布封建正統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的評書,其緣由恐怕不能歸結于個人而是那個時代。
毛澤東主席有一句名言:“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建立起新中國,也是在之前的幾十年里做了充分的輿論準備。首先是通過魯迅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作家占領了高端的文藝陣地,然后到延安時期則通過趙樹理為代表的“新方向”擊敗《三俠五義》占領了民間的文化市場,使國民黨集團早在垮臺之前就已經成為了眾矢之的。
在新時期以來,形形色色的反共勢力為了顛覆新中國政權,同樣是從做輿論工作開始的。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些人就通過傷痕文學和朦朧詩歌占領了高端的文化市場,在知識界當中社會主義已經成了很大程度上的政治不正確。但是他們的作品對于普通民眾幾乎沒有什么吸引力可言,大多數普通人仍然喜歡看《林海雪原》和《紅巖》這種紅色經典,崇拜當中的革命英雄。這恐怕也是他們在80年代末一敗涂地的重要原因。所以進入90年代以后,這股勢力就極力做民間文化的工作,《白眉大俠》和《亂世梟雄》能夠反復播出,也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出現的獨特的風景。
如果說新中國的成立可以追溯到新文化運動,那么這些人幾十年來推行的這一場“舊文化運動”同樣可以稱得上是“成果斐然”。現下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已經不只是局限在少數知識分子當中,而是幾乎壟斷了整個民間的文化市場,讓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近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正如今年魯迅文學獎當中榮獲文學理論評論獎的劉大先的《必須保衛歷史》一文所指出的:
【艱辛的血與火、激情昂揚的掙扎與奮斗、美好的未來想象都被輕飄飄地聳身一搖,像狗抖落毛皮上的水滴一樣,將它們全部拋棄。這從那些最為風行的網絡文學主題中就可以看出來,曾經在現代革命被打倒的帝王將相又回來了,并且以與絕對權力相匹配的絕對道德的面目出現,就像那些癡女和迷妹受虐狂似的拜倒在霸道總裁的腳下一樣,此類文本將坐穩奴隸或者攫取權力奴役他人作為最終的目標。這不啻是一種歷史的逆流,新文化運動以來辛辛苦苦一百年,一覺回到了前清朝。】
現在,單田芳已經去世了,評書的時代也早已過去。其在社會當中唯一留下痕跡,恐怕就是當前在民間文化中盛行的歷史虛無主義價值觀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具有一定藝術才華的藝人巨大的悲劇。
別了,單田芳。也愿我們早日走出歷史虛無主義盛行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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