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人們對客觀事物認識的有限性和無法認識的無限性的客觀反映。歷史事件的爆發是處于歷史事件中的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不斷斗爭并持續升級、擴大的結果。由于代表著主要矛盾雙方的不同主體對彼此意圖和行動同時具有認識上的有限性和無法認識上的無限性，這就表明了歷史事件的爆發同時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不同主體認識上的必然結果。了解客觀事物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助于我們認識其的本質，并找到解決、轉化矛盾的方法。那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必須了解香港問題集中爆發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對我們正確認識香港問題的本質，找到解決香港問題的鑰匙，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在過去的近三個月時間里，在境外勢力的推動下，香港經歷了回歸以來最嚴重的暴亂。
其一，英殖民統治在香港進行了150多年，雖然香港在1997年回歸祖國，但是殖民主義對香港的經濟、司法、教育、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影響依然頑固地存在。1、上世紀八十年代，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在港英政府的蓄意“安排”下，香港的經濟管理權和貨幣管理權被殖民主義及其代理人更巧妙地繼續操控，繼而形成了以超級地租為表現的食利生態鏈及附食其上的食利集團，以及以聯系匯率制為特征的新殖民貨幣制度。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展開談超級地租的問題了，但這里需要講一下聯系匯率制度為何是新殖民貨幣制度。1982年9月，中英就香港問題展開談判。挾馬島勝利余威的英國政府遭遇強硬要求收回香港的中國政府后，英國意識到繼續占有香港是不現實的，于是就開始允許國際資本（港英政府若隱若現地參與其中）在香港金融市場制造混亂。接下來的“劇情”大家就比較熟悉了，香港股市出現嚴重股災，市民對港元信心出現動搖，港元不斷貶值。到了1983年9月，出現港元危機，港元兌美元跌至 9.6港元兌1美元的歷史低點，恐慌情緒籠罩著香港。混亂和恐慌的“效果”已經達到，港英政府開始高調“挽救香港金融體系”，“恰逢其時地”在1983年10月15日公布聯系匯率制度，港元與美元掛勾，匯率定為7.8港元兌1美元。就這樣，原本有著大量制造業經濟支撐的準主權貨幣--港元，在聯系匯率制度下迅速淪為美元的兌換券。隨著實體經濟的空心化，沒有制造業產品出口換取美元儲備的香港，只能靠在限量供應的土地上搞房地產。這樣的匯率制度正好為國際資本在香港一次次掠奪超級地租提供條件，最后國際資本再通過香港的資本自由流動的制度將攫取的超級地租順利地轉移海外，完成一波又一波的經濟掠奪。當然，我們無法準確得知，英國究竟從香港轉移了多少在超級地租中攫取的財富。但香港富豪主要集中在房地產、金融、投資、貿易領域，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擁有雙重國籍，其資本不受限制地向海外流動，這是香港經濟管理權和貨幣管理權被殖民主義及其代理人繼續操控的標志之一。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香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放棄了發展高新科技和尖端制造等具有前瞻性、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將房地產和金融等作為香港的支柱型產業，從而使得香港經濟和香港市民的基本福祉受其捆綁。接下來，香港開始了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在超級地租食利集團的影響下，實體經濟空心化是題中應有之意。香港制造業迅速外流或者走向衰弱，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數據，2016年制造業僅占香港GDP總值的1.4%，而房地產及附屬產業、金融、投資、貿易、服務業則占GDP總值的80%以上。這樣的經濟結構就預示著香港經濟的前景是無法樂觀的。香港制造業在經濟中的占比分別同“亞洲四小龍”中其它三個國家或地區相比較
由于殖民主義依然發揮巨大影響，香港經濟結構的嚴重不合理是必然的。經濟結構的嚴重不合理使得香港經濟生態脆弱、通貨膨脹等問題十分嚴重。隨之出現的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大、階級固化又繼續強化著其社會結構及經濟結構的雙重失衡。這種惡性循環最終導致香港社會矛盾變得越來越尖銳。
2、經過“占中”事件和此次香港暴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香港司法體系是受殖民主義影響最嚴重的領域，沒有之一。香港法院的大部分法官擁有外國國籍或者雙重國籍，特別是終審法院，20位非常任法官中僅有兩名中國法官。
在香港終審法院中，外國籍法官和雙重國籍法官占絕對優勢
香港回歸之后，這些洋法官在重大案件的判決中采用雙重標準，特別是對黃之鋒等“港獨”分子予以無底線的縱容和對愛國護港力量予以堅決的打擊。而作為香港司法體系中“檢方”的律政司，除最高長官由港府任命之外，其他工作人員來源相當復雜，其中不乏持有英國護照或英國永久居住權的人。所以，在此次港獨分子暴力亂港的過程，香港法院和律政司對暴徒的縱容態度就不會那么令人難以理解了。因而，才會出現像黃之鋒這種“上午被抓，下午保釋”，而對在美國駐珠港澳總領館噴涂“中國必勝”字樣的內地男子則迅速作出監禁4周的判決的怪現象。香港司法體系這樣的雙重標準加劇了香港法治體系的失衡和社會矛盾的尖銳化。3、香港教育領域的殖民主義影響也很嚴重。教材中的反愛國主義內容比比皆是，同時教師隊伍中也存在一些害群之馬。其中最令人憤慨的是，香港真道書院前助理校長戴健暉詛咒警察子女“活不過7歲”,激起了包括香港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公憤。4、還有一個受殖民主義影響根深蒂固的領域就是香港媒體。此次香港暴亂中，一些媒體伙同帶著有色眼鏡的西方媒體一道大肆歪曲香港局勢真相、污蔑特區政府和警隊，完全喪失了媒體報道應該基于事實的基本原則。
這些都是殖民主義在香港依然根深蒂固的鐵證。加上香港依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于是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影響的雙重疊加，同頻共振，就使得香港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而美國正好利用了這一點，在香港上下其手，推行顏色革命，所以，香港問題的集中爆發是美國利用其社會矛盾的必然結果。
其二，盡管美國一再用“數據”向世界宣稱其經濟復蘇的勢頭強勁，但是大家對“皇帝的新衣”心知肚明——美國嚴重空心化的經濟其實遠未復蘇。更嚴重的是，美國股市等資本市場卻已經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經濟和金融的雙重泡沫達到歷史性規模。一言以蔽之，美國正面臨空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美國出于驅趕全球資本向本土回流，為其高度泡沫化的股市、債市和房市等充當“接盤俠”的企圖，就必然要在全球經濟最活躍、最具前景的地區制造混亂。作為全球經濟最有活力、最具前景的中國以及產業經濟堅實的歐洲就成了美國的打擊對象。從橫掃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到持續近三個月的港獨暴亂，說明中國及周邊地區和歐洲及周邊地區都已經成為美國惡化歐洲和中國安全預期的爆發點。而香港與內地已經建立的“港滬通”為國際資本進入中國資本市場提供了通道，這無疑大大降低了國際資本向美國回流的意愿和規模。為了阻止國際資本通過香港流向中國內地，轉而流向美國本土，美國必然要在香港制造混亂。因此，香港問題的集中爆發就是美國驅逐國際資本向其本土回流的必然結果。
其三，臺灣地區一日不回歸，美國遏制中國的圖謀就一日不停止，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及周邊地區就可能成為霸權主義轉移中國戰略注意力，弱化中國統一意志的一塊“紅布”。七十年來，臺灣是美國對中國進行地緣封鎖的最關鍵環節。為了繼續控制臺灣，美國已經在數個重要的歷史關口成功阻擾我國的統一進程。當前臺獨勢力分裂國家的圖謀和行徑越來越清晰，為了阻止臺獨勢力將臺海局勢引向深淵，中國政府和人民軍隊必然以雷霆之勢打擊臺獨勢力，挽救兩岸和平，捍衛國家利益和主權完整。所以，習近平在今年1月3日向世界莊嚴宣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無疑代表著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祖國統一的意志和決心，也意味著中國統一進程的加快。面對這樣的歷史趨勢，美國心有不甘。它希望通過在香港制造混亂，以此轉移我們的注意力，利用香港問題與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討價還價，阻擾中國的兩岸統一。因此，香港問題的集中爆發是美國阻擾我們統一進程的必然結果。
很顯然，臺灣問題的解決是化解上述嚴峻情況的總樞紐。如果臺灣回歸，美國勒索中國的地緣鎖鏈就會斷裂，其利用臺灣問題與中國在包括香港問題在內的各個領域進行討價還價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礎。但是，如果我們的戰略方向發生改變，在香港投入過多戰略資源，那就中了美國的下懷，勢必影響國家統一的整體部署和節奏。從目前來看，中央高度清醒，既有戰略定力，又有戰略自信。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
如前面所講，偶然性是代表著矛盾雙方的主體對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無法認識的客觀反映。香港問題集中爆發的偶然性就在于，盡管我們對美國干涉香港和臺灣事務有足夠的思想和實質準備，但我們也不可能完全掌握美國及其在港臺的代理人制造暴亂的時間、方式、規模、范圍及破壞程度。這種對事態的無法掌握就使得香港問題的集中爆發對我們來說具有偶然性。當然，對于美國來說也是一樣的，中國崛起和統一進程正以任何外來干擾無法根本改變的態勢向前推進，這也完全超出了它的設想和控制范圍。隨著中國的強勢崛起和統一進程的加快，亞太地緣格局變革與重塑正呈顯性推進。美國及其在中國香港、臺灣的代言人已經急不可耐，瘋狂竄到臺前，試圖遲滯中國的統一進程，打壓中國崛起的勢頭，維持對其有利的原有地緣格局，以便美國繼續操控、挾持和壓迫亞太地區各國。于是，香港問題就充分爆發了，許多牛鬼蛇神也就暴露出來了。
毛澤東在處理西藏武裝叛亂時表示過，這不是壞事，“可以鍛煉軍隊，可以鍛煉基本群眾”（1959年2月18日，毛澤東在西藏武裝叛亂情況簡報上的批語）。正如他說的那樣，美國及其代理人在香港的狗急跳墻與充分暴露，對我們來說，也不是壞事。香港問題的集中爆發，一方面可以鍛煉香港的管治團隊（包括警察），教育了香港的基本群眾。另一方面讓中國人民和那些仍然對美國霸權抱有幻想的人們看清它的真實嘴臉。毛澤東說得好，景陽岡上那只老虎我們招惹它，它要吃人，不招惹它，它一樣要吃人。我們能做的不是對它心存幻想，也不是用善意來感化它，而是像武松消滅那只老虎一樣，與美國展開堅決斗爭，最終戰勝它。再一方面，讓臺灣人民和香港人民清醒地看到，沒有“一國”的深刻內涵做根本基礎，立于其上的“兩制”是何其脆弱和荒唐，最終將會帶給全社會嚴重的危害。但就算是面對這樣具有偶然性的香港問題，中央同樣保持著高度的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因為，特區政府和中央在《基本法》規定的體制內有一整套的政治、行政、財政、法律和武裝力量，包括可用而至今未用的各種手段和資源。在必要時，中央還有更多更強有力的手段和資源可用于處理在香港面臨的任何挑戰和威脅。因此，擔心香港問題無法控制的人其實大可以放心。
日前，“反中亂港”分子黃之鋒、朱凱迪、岑敖暉竄到臺灣，密會民進黨和“時代力量”等，大肆歪曲香港局勢真相、污蔑特區政府和警隊，更詆毀“一國兩制”、直接攻擊中央政府。這是“港獨”“臺獨”在香港局勢和臺海局勢均處于高度敏感節點上沆瀣一氣、狼狽為奸、賣國求榮的鐵證。漢奸歷來都沒有好下場，“港獨”“臺獨”結境外勢力，禍華亂港，賣國求榮，他們也不會逃脫歷史的宿命。
我們應該看到，無論香港問題也好，臺灣問題也好，它們都不是孤立和靜止的，而是中國與美國及其代理人由于立場、道路、實踐上的根本差異，而必然進行的整體斗爭的一部分。因此，必須把香港問題和臺灣問題放在國家統一大業和民族復興的整個大局中來考慮，否則就香港看香港，就臺灣論臺灣，都不能得出正確結論。歸根結底一句話，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既要敢于斗爭，又要善于斗爭。“臺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香港問題亦然。只要我們堅持固本修身，積極穩步地推進發展偉業和統一大業，臺灣回歸后，香港問題會得到徹底解決的。
【說明：本文所涉及的美國都是指作為霸權主義的美國，而不是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
【作者簡介】黃星清 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宏國智庫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湖北意識形態建設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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