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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習近平總書記國企改革發展重要指示要求“使國有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帶動作用。”但是，數據顯示，“這輪下崗的行業和地區較集中”，其中大部分是非國有企業，如在鋼鐵、煤炭、房地產行業和東三省等地區。相應的，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大部分虧損企業也都是非國有企業。

 

　　事實上，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大中型國企生存、發展和實現資源整合的機會、能力更強一些，完全可以正常“發揮帶動作用”。這一點，我在2015年評國務院《混改意見》文章中已據實指出。這說明，處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區的國企改革政策設計，亟待全面落實習近平強調的“搞好基礎數據測算”，真正做到“胸中有數，有的放矢。”謹防本末倒置、南轅北轍。

 

　　近期，那種以“改革”名義鼓動將本應“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帶動作用”的國企（含國資）或出售，或更多引入私人資本的政策性行為，就是不正常現象。

 

　　（1）有的政府部門領導人迷信私企、“私人產權”，違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國企改革《指導意見》第十六條“宜改則改”，“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蓋，不設時間表”等重要規定，且撇開國務院確定分工負責牽頭國企改革的國資委，以本部門名義開會要求國企普遍地“引入更多的非公資本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宣傳這“是實現改革任務可探索的有效途徑”（發改委網站：《國家發展改革委召開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專題會》）；

　　（2）有的地方政府（如遼寧省）還允許省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去大量出售骨干國企劃轉的股份（產業人網：《社保基金出售國有企業股份劃轉的股份，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的重大隱患》）。

 

　　這種不講政治規矩，再搞“九龍治水”、“靚女先嫁”，且不斷要求降低國企內已很低的國有股權占比的政府行為，需要及時糾正，以防傳染開去，殃及全國。

 

　　說句相關的話，就是在歷年全國工商聯的“民營經濟發展報告”中，對私企實力的評價也是相當低的。怎么少數黨員高、中級干部對這些私人資本就那么“情有獨鐘”，寄托巨大希望要其來“搞好國企”呢？來自美利堅的“傻瓜經濟學”，及特殊利益欲求？

 

　　另外，順便再提醒一句：從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決定》提出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至今，數年都過去了，同樣是按照國務院分工牽頭負責“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的發改委，怎么就還沒有開大會、制定全國性文件去落實私企等引入國資進行混改呢？國企混改國內外熱熱鬧鬧，私企等混改處處冷冷清清。這種“冰火兩重天”的全國性政治/經濟現象正常嗎？于此，發改委又該負什么“牽頭”責任呢？

 

　　毛澤東說，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鄧小平說，“我是人民的兒子”。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報也指出，全黨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當好人民公仆。堅持問政于民，決不允許在群眾面前自以為是、盛氣凌人，決不允許當官做老爺。

 

　　本文于2016年5月中旬完成。隨后按照“分析要集中”意見進行了調整，補充了同年7月發表的習近平國企改革發展重要指示，并據《中國統計年鑒2015》更新了部分數據等。

 

　　一、國企是“僵尸”“過剩”“下崗”主角？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龔雯 、許志峰、 吳秋余獨家采訪文章。其中一段：“當前就業領域最突出的問題是，對‘僵尸企業’的處置、對產能過剩行業的調整會引起下崗壓力顯性化。這輪下崗的行業和地區較集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1]

 

　　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因為，它的邏輯是，第一，處置“僵尸企業”和“產能過剩”“會引起下崗壓力顯性化”，而“這輪下崗的行業和地區較集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第二，既然如此，國企當然就是“這輪下崗”的主體，是“僵尸企業”和“去產能過剩”的主角。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企業層面針對的基本對象也就是國企了。

 

　　該觀點來自何方？

 

　　從思想淵源上看，它非獨創的。之前數年，一些自由派人士，或不負責任的媒體記者已經有過不少大同小異的說法了。較近期的有：

 

　　2015年10月26日，財新傳媒總編、博導胡舒立表示，傳統產業產能過剩“遲遲得不到解決，癥結在于……不敢對以國有企業為主的‘僵尸企業’下手”[2]

 

　　2015年11月30日，中共北京市委下屬《新京報》發文，指“ ‘僵尸企業’大多都是規模比較大的國有企業”，這些“‘僵尸企業’不除，經濟風險難免”[3]。

 

　　2015年12月26日，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舉辦的2015-2016中國經濟年會上，世界銀行佐利克中國私有化報告和“383方案”主持人之一的劉世錦說，“現在去產能的問題，特別是重化工業中，相當多是國有企業，這是一個體制問題”[4]。

 

　　2015年12月28日，新華社《中國證券報》發表《中央出重拳！八大行業“僵尸”國企逐步退出》的文章。該文中，所謂國務院國資委主管的“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其時該研究會副會長名單中并無此人）表示，目前“在調結構、化解過剩產能方面，因國企在相關行業占比最大故將成為改革主體”[5]。

 

　　2015年12月11日，在國務院政策吹風會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也向國資委一副主任提出了如何解決“產能過剩以及結構調整矛盾都比較集中在國有企業”的偽問題[6]。

 

　　與這些人相比，曾出示了相關權威數據的是《人民日報》經濟部財經組負責人李麗輝記者。 2015年11月30日，她在《百萬億國有資產怎么管？ 》中拿出了政府數據“證明”國企中 “僵尸企業”最多。 但遺憾的是，其使用的數據文不對題、適得其反。她用工信部處理14個 “僵尸車企”的數據來證明汽車業中的國企“僵尸企業”最多。但是，經筆者逐一核對，在被處理的這些規模較小的車企中，已混改的國有股份制公司僅兩家，一家企業性質不明，其他11家都是非國有企業。

 

　　另外，為了配合宣傳“僵尸企業”觀點，2016年5月17日新華社《 新華每日電訊》組織了一次“‘僵尸企業’生與死——學者與記者的對話。”

 

　　被“新華社高級記者劉荒”稱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其時該所網頁的領導人介紹中無此人——引者注）、財新傳媒首席經濟學家”的何帆，利用“學術”的測算方法認定，“事實上，一些‘僵尸企業’占比較高的行業和地區，恰恰是國有企業占比較高的行業和地區。”[7]何帆此觀點與其總編輯胡舒立是保持一致，并為其服務的。

 

　　與他對話的“新華社高級記者劉荒”還為之幫腔道，“在以煤炭、鋼鐵、石油等資源型產業為支柱的東北地區，國有企業比重畸高……一些地方對負擔沉重的國有‘僵尸企業’，不僅不肯‘動刀子’，甚至不敢‘戴帽子’”。

 

　　該記者還在對話中不斷地為“民營企業”鳴冤叫屈，似乎其中不應該被政府劃出“僵尸企業”來，只認為廣東省主要劃國企為“僵尸”才對，“也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認可”[7] 。

 

　　這位記者與何帆關于“僵尸”中“國有企業比重畸高”的觀點，根本就不能成立。而廣東省清除“僵尸”的有關計劃，在全國也只是“一家之言”。

 

　　另外，在新華社記者組織這次“對話”之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就已為何帆的“僵尸”觀組織了一次研討會。會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員陶然進一步道出了何帆“國企僵尸”觀背后的政策性訴求：“去產能的過程中有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就是怎樣實現真正的國退民進，而現在的很多做法是國進民退。”其他部分發言人則并不怎么認同何帆個人的“僵尸”標準或結論[8]。

 

　　以上這些林林總總，但基本內容和觀點，都有政策和事實的依據嗎？

 

　　首先，在黨中央、國務院有關文件中，這種觀點找不到任何依據。黨中央、國務院有關文件中的“僵尸企業”一般都是泛指某種經營狀況異常的企業。

 

　　其次，這類觀點也有違國家基礎數據和相關事實。

 

　　所以，它們是失實的、錯誤的。如果照其辦理，只能是歪曲中共中央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策。試想，如果連國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狀況、位置、方向都搞錯了，并否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關于“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的基本判斷，這種違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改革”還能是中共中央說的改革嗎？如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在“新陳代謝”“吐故納新”中“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而是借口反“僵尸”，毫無根據地把國企列為“去產能過剩”和相關改革的基本對象，并進而要求國資國企大量退出，這和習近平批評的美國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的“供給側改革”不是就同流合污了嗎？

 

　　二、產能過剩行業和地區：非國有企業戶數占絕對優勢

 

　　 說“對‘僵尸企業’的處置、對產能過剩行業的調整會引起下崗壓力顯性化。這輪下崗的行業和地區較集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但是，這種判斷并不符合工業領域和許多地區的實際情況。相反，國家基礎數據支持的觀點是：“這輪下崗的行業和地區較集中”，其中大部分是以私營企業為主的非國有企業。同時，它們也是就業主體。相比之下，企業戶數、從業人員少得多的國企，難以成為“僵尸”“下崗”較集中的領域。

 

　　——行業數據

 

　　《中國統計年鑒2015》等國家數據顯示：

 

　　第一，在產能過剩突出的工業領域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為377888戶，其中國有控股企業（即原“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下同）有18808戶，占比僅為5%。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資產構成中，國有控股企業資產占比為38.8%。在這里，如果再扣除國有控股企業資產中含有的大量非國有資產（如私人股、外資股等），那么，估計純粹的國有資產可能最多只占30%左右。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構成中，國有控股企業占比為26.3%。而在全國工業從業人員構成中，也是非國有企業占優勢。如在占工業企業總戶數93.3%的制造業企業中，其從業人員構成中的國企人數是207.8萬人，占比為4%；非國有企業是5035.3萬人，占比為96%。同樣，在國資比重較大的采礦業（含煤礦）的從業人員構成中，國企人數是71.6萬人，占比為12%；非國有企業是524.9萬人，占比為88%。

 

　　第二，在產能過剩明顯的煤炭開采和洗選業中，有規模以上企業6850戶，其中非國有企業戶數占比高達86.1%，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占比僅為13.9%。

 

　　第三，在同樣存在明顯產能過剩的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即鋼鐵業）中，有規模以上企業10363戶，其中非國有企業戶數占比高達96.2%，而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占比僅為3.8%。

 

　　第四，這種不同經濟性質企業的戶數構成狀況，在工業領域其他行業（含重化工業或產能過剩行業）大同小異。依此初步判斷，就企業數量而言，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在整體上是應當以私企等非國有企業為主要對象。而工業企業資產、從業人員構成數據也說明該判斷是具有全局性意義的。

 

　　第五，關于少數特殊情況。在有的（而非全部）過剩工業行業中，國企數量雖少但規模大。在其行業的資產構成中，國資占比有超過50%的，產出也可能相應較高。這里面的一部分國企，由于受市場周期等因素的影響，結構性改革的壓力比較大。但這是否就意味著他們會面臨最大數量的職工“下崗”或“再就業”壓力，則不一定。其原因在于這些領域的大中型國企多是資本密集型的技術先進企業，而不是大量勞動密集型，且技術落后的中小微企業。雙方比較，都面對產能過剩，一般還是這類從業人員較少的大中型國企生存、發展和實現資源整合的機會、能力更強一些。即使是G7國家的一般經驗也是：在規模經濟效應顯著，并仍需要存在、發展的行業中，結構調整結果將是提高行業集中度，是使一些大企業更強大。而那些由非國有資產（及相關企業）占優勢，同時也存在產能過剩現象的行業，如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汽車制造業等，私企為主的非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自然就是市場壓力的主要承擔者了。

 

　　第六，至于面臨“去庫存”嚴重挑戰，并明顯影響了相關產業（如鋼鐵、建材等）發展的“支柱產業”即房地產業，《中國統計年鑒2015》的數據也顯示，在5類不同性質企業的投資額（107770.8億元）構成中，私企等非國有單位占比為74%，國有控股企業占比為26%。而在94197戶房地產開發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占比僅為1.6%。由此可見，房地產業“去庫存”的主體也不會是國企，而是私企等非國有企業。同時，在與房地產業密切相關的建筑業中，私企等非國有企業在企業戶數、固定資產凈值、總產值和從業人員構成中也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并因此成為“去產能”的主要對象。

 

　　另外，還應該注意到，如果在以上有關工業行業數據中再引入規模以下的起碼兩百萬個非國有工業企業的數據（下面將具體分析），那么，工業各行業中，特別是產能過剩突出行業中國企的戶數、資產和從業人員比重都將進一步降低。其中，國企及從業人員比重下降將最為明顯。由此，非國有企業的相關問題等也將更為凸顯。建議有關方面利用數據優勢進一步研究該問題。

 

　　——地區數據

 

　　按地區來說，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中的18808戶國有控股企業，即使全部平均到全國30多個一級行政區（臺灣省除外），每個區也才分到560多戶。問題來了：哪個一級行政區中的私營企業等非國有企業不足這個數？回答：通通是超過的。

 

　　進一步看，就是被體制內外一些黨員干部、專家和媒體多年來（包括現在）炒翻天的 “國企多是其落后主因”“需要改變國企主導局面”的東三省，在2014年末的全部企業法人單位中，經過當年幾番“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國企改革后[9]，國企戶數已很少了。《中國統計年鑒2015》的數據顯示，2014年在三省按登記注冊類型分的企業法人單位構成中：遼寧省國企占比為1.8%，吉林省國企占比為2.6%，黑龍江省國企占比為3.5%。在按控股情況分類的企業法人單位構成中，遼寧省國有控股企業占比為3.1%，吉林省占比為4.2%，黑龍江省占比為5.4%。其他企業則均為以私營企業為主的非國有企業。在這種格局下，就業結構自然也是以非國有部門為主了。2014年末，東三省僅個體私營部門，就業人數就達1912.2萬，遠遠超過這三省國企就業人數，且接近于全國國企就業人數3000萬左右的三分之二。

 

　　另外，在東三省的GDP構成中，“民營經濟”占比并不低，全都超過“半壁江山”了。初步檢索了一下，在東三省的GDP構成中，“民營經濟”在遼寧省占68%（2015年）；在吉林省于2017年將占65%；在黑龍江省已于2013年達52.2%，該省工業增加值構成中“民營經濟”占比為56.5%。與東三省比較，在全國或長三角被視為“民營經濟”發展典范和增長較快的浙江省，2013年“民營經濟”在當地GDP的占比為63%，2014年為65%，均低于2015年的遼寧省。江蘇省增長也較快，其2014年的GDP構成中，“民營經濟”占54.5%，與黑龍江省差不多。經濟增長狀況一直不錯的上海市，2014年的GDP構成中，“民營經濟”僅占26.6%[10-17]。所以，少數人說東三省“經濟落后”“增長嚴重失速”，主因是“民營經濟不發達”，需要 “改變國企主導的局面”，是得不到數據或地方經驗方面的任何支持的，是“想當然爾”。

 

　　由此看來，東三省的根本問題應該并非所謂的“民營經濟不發達”，有關方面應該另尋主因和對策。實際上，從東三省工業領域產業組織的階層結構看，振興東北的一大關鍵，應該就是通過“多管齊下”的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并由此帶動其他配套性中小微型企業等的發展。當然，也要發揮少數非公大中型企業的產業帶動作用。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曾就落實“振興東北”重大戰略指出，“要著力優化產業結構，改造升級‘老字號’，深度開發‘原字號’，培育壯大‘新字號’，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同時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18] 。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和原則問題。

 

　　另外一些被人們關注的地方，如國有控股大型鋼鐵公司或煤炭公司較為集中的河北省、湖北省、山西省等，2014年的企業構成情況與東三省也差不多。在按登記注冊類型分的企業法人單位構成中，河北省國企占比為1.2%，湖北省國企占比為1.4%，山西省國企占比為2.7%。在按控股情況分類的企業法人單位構成中，河北省國有控股企業占比為2.2%，湖北省國有控股企業占比為2.6%，山西省國有控股企業占比為5.2%。此外，這些地方的就業結構也是以私企等非國有企業為主。而在這三地的GDP構成中，“民營經濟”在河北省占67.9%（2016年一季度），在湖北省占54.5%（2014年），在山西省占54%（2016年預測數）[19-20]。其中，河北省GDP構成中“民營經濟”的比重已明顯地超過了2014年的浙江省。

 

　　由上可見，第一，在重化工較集中、知名大國企較多的地區，個體私營經濟等“民營經濟”也是鋪天蓋地，占當地GDP的一半以上（有的地區甚至超過了浙江省），且是就業主體。國企的相關占比卻仍然很低。第二，東三省、河北省等重化工地區與長三角GDP構成的比較也說明，一個地區“民營經濟”比重的大小，并不是其增長狀況的決定性因素。上海市作為“國有經濟重鎮”， “民營經濟”比重非常低，但多年來經濟增長狀況一直較好，更能夠說明這個道理。實際上，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是錯綜復雜的。經濟學至今仍然在探索。如果有人站在“產權迷信”的立場上，將一個地方非公經濟（即所謂“民營經濟”）的多少說成是促進、保持經濟良性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是不專業，也不符合國際經驗的。十多年前，國內就一度出現過這種觀點，并因其不科學受到批評而沉默了。

 

　　就全國而言，國家發改委原主任張平曾在2009年9月就說過，“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目前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已占GDP的60%左右” [21]。2016年7月1日，國務院終于也在“國辦發明電〔2016〕12號”中首次明確“非公經濟創造了60%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 。另外，國家工商總局的數據還顯示， 2015年底，全國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實有2.81億人[22]。其是包括國家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6000萬左右就業人員的約4.7倍，是國企就業人數的約9.3倍。

 

　　以上數據發出的一個提問是：怎么，難道在全國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的結構性改革中，已占GDP60%左右的2008.2萬個私企和4000萬個以上的個體戶，及其中2.8億就業人員，基本上就是生活在風平浪靜的天堂？而2015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21676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及其中2000萬左右職工就是該“較集中”地承受“結構性改革”重擔，任憑市場經濟“風吹浪打”？只是，在上述數據的映照之下，這種事關全局的戰略性誤判還能夠成立嗎？實際上，早在2013年10月，國務院即在《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中指出，過剩行業中的“企業普遍經營困難”。 并沒有將私企等“民營企業”視為例外。

 

　　三、工業虧損企業構成：非國有企業占絕大多數

 

　　在產能過剩突出的工業領域，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的虧損企業構成看，虧損的私營企業等非國有企業個數，是虧損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7.3倍。納入國家工商總局有關私營工業企業等數據后，說虧損、停業的非公企業有上百萬個也是可能的。這意味著，相比之下虧損企業戶數、從業人員少得多的國企，更難以成為“僵尸”“下崗”較集中的領域。“這輪下崗”及所謂“僵尸企業”，最有可能是集中于私營企業為主的非國有部門。

 

　　——規模以上非公企業虧損企業數超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虧損企業數。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2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私營企業的虧損企業累計為34055個，累計增長5.2%。這些虧損企業是同期國有虧損企業數（1308個）的26倍，是國有及國有控股虧損企業數（9492個）的3.6倍。同期，外商及港澳臺虧損企業為17501個，是國有虧損企業數的13.4倍，是國有及國有控股虧損企業數的1.8倍。而2015年1-12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私營企業虧損企業累計為20286個，累計增長26.6%。這些虧損企業是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中虧損企業數（6421個）的3.2倍。

 

　　——同期，全部非國有企業虧損企業數也超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虧損企業數。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2月份，全部非國有企業的虧損企業累計為69046個，是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虧損企業數（9492個）的7.3倍。而在2015年1-12月，全部非國有企業的虧損企業為42843個，是國有及國有控股虧損企業數的6.7倍。

 

　　——更重要的是，切莫忽視200萬個左右規模以下私營工業企業中的虧損、停業情況。在國家統計局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中，2016年2月私營企業才21.7萬個，遠低于國家工商總局全部私營工業企業可能在200萬個以上的數據。據后者統計，在2013年末，第二產業中私營企業為320.3萬個[16]23。假設其中建筑業類私營企業有100萬個并被扣除，當時私營工業企業就應在220萬個左右了。兩年多后，經過“迅猛發展”，2016年初的這些私營企業可能就更多了。毫無疑問，這其中應包括了200萬個以上的規模以下私營工業企業。

 

　　此時，如果再看這些大量規模以下的工業類私營企業，估計其中的虧損、停業企業要更多。因為，在這期間規模以上私營工業虧損企業都已經增加不少了。按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的經驗估計（當時1253.9 萬個私營企業中，有“有營業執照”卻“無經營活動”的企業占比高達55.3%），說其中有上百萬家私營企業虧損、停業應該是誤差不會太太。與之相比，2016年初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兩萬余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或其中的虧損、停業的部分）只能是這些巨量私營企業的九牛一毛。另外，2016年3月份非公企業集中的中、小企業PMI位于收縮區間。四、五月份小企業PMI繼續下降，持續低于臨界點。同期，私營企業或“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繼續大幅回落。五月份世界銀行又下調全球增長率。由此推測，2016年下半年私營工業企業等非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數量可能還會增加。

 

　　以上數據和分析意味著，在工業結構調整或“去產能過剩”中，非公（或非國有）企業下崗工人可能更多，且排除這種估計的可能性并不大。目前，沒有見到各類型虧損、停業工業企業裁員的系統數據發表。估計要統計城、鄉非公企業“下崗工人”或單位裁員人數比較困難。但是，很可能 “下崗工人”、單位裁員就是會集中在虧損企業多得多，且勞動密集型企業更多的私營企業等非國有企業中。這類型企業也是工業領域就業的主體。如是，“這輪下崗的行業和地區較集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的觀點就更顯得脫離實際了。當然，這種估計還有待更多的直接數據來進一步驗證。目前，如果有關方面還缺乏這類數據，建議想辦法盡快補上、分析并發布。

 

　　與此密切相關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目前全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經流轉。全國2.3億戶承包土地的農民中，6600萬戶或多或少地流轉了土地” [23]。其中由中、外私人資本集中經營的一部分還很不規范。這些情況可能導致農村緩和經濟下行時失業沖擊力的功能已今不如昔。 “三農專家”溫鐵軍對此曾有過預警。此時，如果放任市場自發調節私營部門勞動力的待遇和裁減，可能在城鄉激化更為普遍的社會矛盾或沖突。2016年上半年，唐山市非公鋼鐵企業被裁職工組織維權的活動，就是一例。這種問題也需要有關方面組織專項研究。

 

　　四、科學對待重化工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要科學地、歷史地、客觀地看待重化工領域及相關地區“產能過剩”“企業虧損”及結構性改革等問題，并制定相應的行業、地區差異化評估標準和政策。切忌“一刀切”。

 

　　由于受到經濟周期等因素的嚴重影響，現在重化工領域“產能過剩”現象突出。在其集中的一些地區可能整體經濟困難較大，恢復較慢；一些有關大中型企業，及不少從事配套生產、服務的小微企業（含國有和非公有成分）也會是困難較大，虧損較多，且恢復、重組、轉移起來成本較高、時間較慢。這些都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現象。快速“斬釘截鐵”式改革在這里行不通[1]。在這方面不僅有國內的現成經驗，即使是G7國家也不例外。英國的國有煤礦，及私營部門主導的德國魯爾工業區、美國“鐵銹地帶”等經過長期調整，還效果各異，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21-25]。日本的多數所謂“僵尸企業”之所以能夠“浴火重生”，也是以多年的調整、忍耐和等待經濟形勢好轉為背景的。

 

　　所以，如果簡單地拿國內這些地區、企業的情況與產業結構輕型化地區的經濟調整，及企業效益和經濟增長恢復較快做比較，對前者求全責備、橫加指責，甚至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建議的“現在嚴重過剩產能的行業，國有資本怎么辦，我覺得應該退出”，那是非常不專業和對國家、人民不負責任的態度。對此，有關方面可以適時制定差別化的行業、地區評估標準和政策，并警惕個別干部、專家在這些問題上借題發揮，攻擊和瓦解國企，搞亂國家的重化工體系和區域分工格局。

 

　　這里需要補充指出的是，對于由行業或地區經濟結構差異帶來的經濟調整困難度的差別，有的私營企業主都看得很明白，并對東三省及當地大中型國企表示了理解。2016年5月16日下午，在“浙商精神與東北再造”論壇上，就有浙江的企業主對東三省一些大型國企的領導人說，“我們做的是消費品，小東西” 。“東北企業與浙江企業的市場意識存在一定的差距，這是由兩地不同產業結構決定的，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東北……一直以重工業為主，浙江是以輕工業為主，所以浙江的企業實現市場化要相對容易些”[26]。其實，這些老板的話也都是老話。1980年代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時，什么“短、平、快”“船小好掉頭”“巨輪拐彎半徑大、費時費事風險大”之類的話可是到處傳播的。

 

　　另外，全面、客觀地看問題，還應該承認，第一，雖然東三省有一批困難國企，但也有一批先進的優勢大國企在逆境中奮力支撐著地區經濟，乃至國家競爭力的進步。如除當地一批國有軍工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不斷明顯提高外，也有一批生產民用品的大中型國企表現不錯。如老牌東北國企--沈陽機床集團完全自主研發的i5智能數控機床，當前在全國就供不應求：“當國內許多工業企業為訂單發愁時，沈機上上下下卻在為‘爆炸性的市場需求’提升產能而奮斗。”國外壟斷企業在華高價銷售的智能數控機床也被逼大幅降價[27]。

 

　　第二，這些年來，東三省的“民營經濟”亦是舉步維艱，困難重重。如望其成為振興東三省的主力軍，只能是“緣木求魚”。中華全國工商聯2015年版的《民營經濟藍皮書》就客觀地指出，東三省“民營經濟”的 “自身素質不高，轉型困難”“創新能力不高”，許多企業主“顧慮重重”。如有人指望其能大規模代替東三省的國企，或依靠其來進行國企混改，從而提高國企的技術水平、管理能力和競爭力等，必將嚴重脫離實際，事與愿違。所以，綜合東三省國企和非公企業的情況看“振興東北”重大戰略，習近平總書記的觀點很重要，即必須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 [28]。

 

　　第三，產業結構輕型化地區的經濟結構調整（含“去產能過剩”）等，是擁有一些獨特優勢，但其問題并不少，也在艱苦奮斗中。如果有人希望這些地方的非公經濟能夠馳援東三省，發揮重大作用，不僅存在產業、企業難對口、水土不服等問題，而且從其當前的財務狀況看也可能是缺乏現實性的。

 

　　2016年上半年央行的有關調查顯示，這些地區私營部門存在許多“僵尸企業”，其拖欠貸款的問題不可輕視。如央行一課題組在“民營中小企業”相對集中的浙江省臺州市，對轄內銀行開展調查的報告就披露：“在我國經濟‘三期疊加’大背景下，‘僵尸企業’（指“民營僵尸”——引者注）長期占用資金等資源卻難以產生效益，對銀行‘盤活存量、用好增量’以及提升支持實體經濟的效果產生較大障礙。”[29]個體私營經濟最發達、最活躍的浙江省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如何？估計是會更差一些了。其中潛伏的局部性金融風險和可能的“共振效應”，不可不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張承惠研究員也曾指出，“近兩年新增不良貸款中80%來自中小企業”[30] 。相應的，工信部的信息顯示，這些“中小企業中的90%是非公經濟，民營企業當中99%也還是中小企業”[31] 。厲以寧教授等不斷地說“民營企業得不到貸款” [32]，這是需要決策部門和金融機構注意的誤導性觀點。

 

　　五、要重視私營部門虧損、破產、停產、裁員問題

 

　　“這次產能過剩帶來的一大教訓是，距離上一輪國企改革10多年后，國企‘人浮于事’仍很嚴重，職工‘下不來’‘裁不掉’……的問題依然突出。本輪國企改革一定要在這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 [1]。這種絕對化的觀點在政策上不可取，它還可能沖淡或掩蓋了私營部門更為嚴重的虧損、破產、停產、裁員問題。

 

　　一分為二地看，中國自1990年代國企改革以來，國企職工已被“下來”“裁掉”幾千萬了，其創傷至今難平，并給其不少后代人的健康、學業和人生道路帶來負面影響。《中國統計年鑒2015》的就業數據顯示，就是在近幾年中，國企從業人員數也一直在波動不已，有時甚至減少百萬人以上。如2014年比2010年，城鎮“國有單位”就業人員就減少了204萬。這種大量減少難道就絲毫沒有反映國企存在職工“下來”“裁掉”的機制或現象嗎？2016年上半年，關于鋼鐵、煤炭行業等國企職工被“下來”“裁掉”，及企業領導人和工人薪金下降的新聞報道不斷，讀者們從中看到的總規模起碼已在十萬人以上了。當然，這可能還是低于實際被“下來”“裁掉”數據的。所以，2016年5月1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認為，今天的國企改革，是要建立“更加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勞動用工和收入分配機制” [33]，而非從零或ABC的初級階段去開始“實質性突破”。

 

　　另外，眾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來，國企數量大幅減少，被重組、轉產、出售、破產、停業的企業并不少。《中國統計年鑒2015》的數據顯示，1998年至2014年，僅規模以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就減少了45929個，剩余的企業為18808個。

 

　　簡言之，國企“吐故納新”“新陳代謝”的進程就沒有中斷過，且在不斷增強，并不“僵”呢。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而在之前的“計劃經濟時期”，國企也有過公司化改革、重組和裁員等，并承受著全球國家競爭力比較下的巨大壓力，有著“多快好省、力爭上游”的競爭動力和行為，國民經濟和科學技術也因此獲得快速發展。張風波主編的《中國宏觀經濟結構與政策》曾指出，1952年到1978年，中國GDP年均增長6.5％， 遠遠超出了戰后世界GDP每年平均增長的速度[34]。近期，即使國家統計局調整了GDP統計方法，但對這種增長速度也“影響較小”。

 

　　當然，現實中更重要的問題在于，目前各類型企業職工被“下來”“裁掉”現象可能只是結構性改革“初戰”的結果，以后情況會更嚴重一些。與此同時，關于私營企業和外企等破產、停產、裁員、降薪、降社保繳費，及“老板跑路”，并違法拋棄成百上千職工的信息也是不斷 。對此，決策部門及所屬研究機構應有足夠的重視，不可對在結構調整中作為就業主體的私營部門產生的社會問題增加較快熟視無睹、不以為意，或輕描淡寫。

 

　　有人認為，現在私營部門新增單位非常多，2016年初已突破兩千萬個，增加了很多就業。但是，如前引用的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所表明，這里面水分是很大的。所以，對于國家工商總局的有關數據要科學評估，不能盲從。再如，2016年5月，由于就業形勢嚴峻，已熟悉這些數據利弊的國務院總理就專門“組團”到人社部調研，并“有的放矢”地指出：“我們推進鋼鐵、煤炭等行業去產能，必須要做好職業培訓、托底保障等工作。不能出現大規模失業潮，更不允許出現‘零就業家庭’！” [35]在這之前，他在視察國家工商總局時更是明確地指出，要想辦法提高新登記企業的活躍度，“我們不僅要降低創業門檻，讓企業‘生’出來，還要避免形成‘僵尸企業’，要扶持它們，讓它們活下來、活得好” 。問題是，在經濟持續下行中這樣“活”并非易事。

 

　　六、摒棄“僵尸”

 

　　這里進一步評論所謂“僵尸企業”問題。建議有關方面摒棄用蔑視、罵人的“僵尸”這種形容詞言說一切所有制性質的某類虧損企業。

 

　　因為，由1980年代某美國人發明的“僵尸企業”這個概念的客觀性、科學性，及對中國經濟政策體系的適用性等是存在問題的。目前，一方面它在充當中國的經濟政策工具；另一方面，它在事實上也是自由派攻擊國企，并以此為出發點去扭曲黨中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識形態工具。

 

　　迄今為止，在中國的政策實踐中，這個“僵尸企業”在政府系統中還是難以形成統一定義。各部門、各地方都各執一詞地去說某些虧損企業。如河北省的“發改委、工信廳、國資委、財政廳等多個部門對‘僵尸企業’的調查范圍不同、口徑標準不一致，造成各部門統計的困難企業各項指標不一”[36]。

 

　　2016年2月3日，國家發改委綜合各方面情況提出的意見是，“至于僵尸企業的處置，要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來確定它的范圍，采取具體措施” [37]，并不要求各有關方面搞個全國統一標準來“一刀切”。

 

　　之后，2016年2月25日工信部新的“僵尸企業”定義是，“所謂‘僵尸企業’，是指已停產、半停產、連年虧損、資不抵債，主要靠中央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維持經營的企業”[38]。按照工信部的這種并不科學，且有偏向性的定義，可能中國的所謂“僵尸企業”會非常少。雖然它的矛頭主要是指向國企，但卻可能“無傷大雅”，其清理任務也容易完成。因為，國企本來就很少，其虧損企業相對私企等也少很多倍，而這些虧損國企中能夠滿足工信部定義，如能同時獲得“中央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維持經營”的企業就更少了。但是，這和一些地方的“僵尸企業”標準、名單有矛盾。如山東省的“僵尸”名單中，國企就明顯少于非國企。在浙江省、河北省、廣東省等的考慮中，“僵尸”也包括了各種所有制的企業。且這些地方政府劃分的“僵尸企業”中，很可能十分缺乏“主要靠中央政府補貼”的國企或私企等。這是不是需要這類地方政府推倒重新來呢？如是，不僅私企等非國有企業的所謂“僵尸”幾乎不存在，大量虧損私企會被“放生”， 而且不少虧損國企也可以松口氣了。只是，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是不是很值得玩味呢？

 

　　  “財新傳媒首席經濟學家何帆”說，國務院提出的“識別僵尸企業方法”的“具體表述是‘不符合國家能耗、環保、質量、安全等標準，持續虧損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滿足這些條件的企業就可以被認為是僵尸企業” [39]。這種誤讀曾為私營媒體和網站大量傳播。

 

　　其實，他引的這段話來自2015年12月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關于央企增效升級的決定。其有關原文是：“加強分類指導，對不符合國家能耗、環保、質量、安全等標準和長期虧損的產能過剩行業企業實行關停并轉或剝離重組，對持續虧損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采取資產重組、產權轉讓、關閉破產等方式予以‘出清’，清理處置‘僵尸企業’，到2017年末實現經營性虧損企業虧損額顯著下降。”[40]

 

　　在這里，“產能過剩行業企業”、“虧損”企業及“僵尸企業”三個概念是并列使用的。從邏輯上看，它們之間存在某種聯系，但并不存在前者釋義后者，或后者概括前者的邏輯關系。因為這三個概念的內涵有明顯的不同，差異比較大，誰也不能全覆蓋對方。

 

　　當然，也有少數專家和公務員認為，私營企業經營不善，市場就會自動出清。因此，去產能、清理“僵尸企業”主要事涉國企，且是其改革的“重頭戲”。但這種教科書式的判斷既不符合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在事實上也不能夠成立。

 

　　第一，據媒體報道，2015年3月20日李克強在國家工商總局考察時，他第一次公開提到的“僵尸企業”概念[47]，及2016年2月國務院關于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的兩份文件中提到的“僵尸企業”概念等，都是泛指各類型企業中沒有正常經營活動的某種企業，絲毫也沒有要將其專門用于國企的意思[41-42]。

 

　　第二，事實上，許多所謂虧損、停業私企是不肯讓，也不會讓“市場自動出清”的。2016年3月，大資本家馬云“實話實說”其中的秘密：“好死不如賴活著，做人也一樣，做企業也一樣。”[43]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三，相關的政府和銀行，由于利益關聯，也并非對虧損私營企業甚至是所謂“僵尸私企”就一概不管不顧的。就是對國企有很大偏見的吳敬璉研究員，在浙江省調查時，也很客觀地注意到了長三角地區這種“僵尸私企”現象有點突出的問題[44]。其具體原因在于，全國不少地方的私營企業等非國有企業在稅收、就業上的地位舉足輕重，倍受所在地政府的重視，并得到其不少的扶持和幫助。如2016年初，因蘋果減少訂單，鄭州市政府就補貼富士康8千萬元“失業保險穩崗金”[45]。當然，這種補貼還給了有其他一些“民營企業”。另外，這些私營企業中的不少單位與當地銀行在業務上往來也十分密切……這些地方的政府、銀行是不會輕易任其自生自滅的。如央行專業人士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末，廣義民營經濟（含外商投資企業--引者注）貸款余額占全部貸款余額的比重為65.8%”。同期“內資民營經濟貸款余額占比為50.4%”[16]60。再如，前面已經提到，2016年央行的有關調查報告已經提示，為了預防發生金融風險，政府和銀行必須認真對待“民營企業”中突出的“僵尸”問題。

 

　　所以，說“市場就會自動出清”私營企業等“民營企業”，并以此推論“僵尸”主要事涉國企，確實是太脫離地方政府、銀行和資本家們的實踐了。

 

　　目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和部隊院校等已有學者指出，中國的語言非常豐富，何必非采用“僵尸企業”這種說不清、道不明，且是罵人的外來語充當政策性用語呢？另外，在中國的鬼神文化中，“僵尸”也是鬼的一種十分齷齪、恐怖的形象，會令人產生非常不愉快的心理感受，沒有一點中國式“幽默”的情趣。公權部門人員用這種話去定義市場中某些喪失了正常經營活動能力的私營企業、國有企業等，在客觀上涉及貶低其中經營者和工人群眾的人格，是不妥的。此風一開，也難免辱及其他各種主體，進一步污染本來已不干凈的語言環境。所以，考慮到中國國情，有關部門的政策用語中還是棄用內容含糊不清、背景雜亂、意識形態偏向性強、口氣粗暴的“僵尸企業”這一外來語為上策。“為政者正”。

 

　　簡言之，我們一是要警惕所謂“僵尸企業”成為體制內外某些自由派人士抹黑、清除國有企業，及攪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工具，真正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不能夠忽視私營部門（及非國有部門）內部可能存在更多虧損、停業企業或所謂“僵尸企業”的問題。與此同時，還要高度重視去產能過剩行業中這類部門可能發生的更嚴重失業問題和波及效應。

 

　　三是建議政策上棄用“僵尸企業”一詞。就使用政府部門早就駕輕就熟的“虧損企業”一詞，劃分一下虧損企業的嚴重程度和不同原因，在政策上區別對待，可能更為簡便易行。

 

　　七、結語

 

　　綜上所述，在國家基礎數據和相關事實等構成的背景下，關于“這輪下崗的行業和地區較集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的策論失實。而據此將國企視為處置“僵尸企業”“產能過剩”“下崗壓力”的主要對象，要“斬釘截鐵”地“改革”之，則更是脫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既不利于實際工作的正確展開，也不利于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使國有企業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帶動作用”的重要決策。

 

　　在這里，“以問題為導向”，從方法論視角再次強調習近平說的“搞好基礎數據測算” [46]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生命線，毫無疑問是很有必要的。“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社會主義的改革必須“善于解剖麻雀，把實際情況摸準摸透，胸中有數，有的放矢” [46]，防止本末倒置甚至南轅北轍。“僵尸企業”一詞，摒棄為好。

 

　　少數人借機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抹黑國企，鼓動所謂“國退民進”是一廂情愿，故伎重演。但有關方面仍須對其于政策日程可能的滲透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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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網文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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