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寫在紀念紅軍長征80周年和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召開之際

有人說我們紀念長征就是要不忘紅軍爬雪山過草地、吃草根，吃皮帶那種不怕困苦、敢于犧牲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其實要我說僅僅是紀念這些是不夠的，而且這種精神也是在那種惡劣條件下被逼出來的，誰要是到了那種地步而為了活命也都能做到，而最值得我們紀念的是我們為什么要不得不進行長征，也就是說今后我們如何避免失敗，避免再被迫長征，因為長征這條路可不是人走的路呀。其次我們要紀念的是毛澤東同志在歷史時期的最危急時刻力挽狂瀾，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使我們能夠取得長征的勝利，而沒有被敵人所徹底消滅。再次，長征的勝利是與周恩來等一大批中央領導同志主持正義，堅持真理，勇于改正錯誤，維護革命隊伍的團結分不開的。最后，長征的勝利是紅軍戰士不怕困苦、英勇犧牲、勇敢奮戰的結果，我們要永葆紅軍的那種革命精神。這樣的紀念對于我們今天的革命事業才具有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

一、黨內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是造成紅軍不得不進行長征的主要原因。為什么要長征，是因為被國民黨打敗了，毛主席曾說過，紅軍被迫撤離，說是北上抗日，對外宣傳這么講，實質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國民黨吃掉了。我們為什么被國民黨打敗了，是因為我們丟掉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這才是我們為什么要紀念長征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讓我們不要再犯同樣的丟掉正確路線的錯誤。第一，政治路線上的錯誤，眾所周知是由王明造成的。1931年1月7日，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操縱下使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實際領導權。特別是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不顧敵強我弱和第五次反“圍剿”的不利形勢，宣稱中國革命進入到“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斗爭”階段，把“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推向頂點。結果使革命走向了失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主要錯誤是：在革命性質和統一戰線問題上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將反帝反封建與反資產階級并列，將民族資產階級視為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一味排斥和打擊中間勢力。在革命道路問題上繼續堅持以城市為中心。將準備城市工人的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作為黨最主要的任務；指令根據地的紅軍采取“積極進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問題上提出堅決打擊富農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主張。在軍事斗爭問題上否定毛澤東的 正確軍事思想，剝奪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在進攻中，犯有冒險主義錯誤，防御中犯了保守主義錯誤，退卻中犯了逃跑主義錯誤，造成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敗及紅軍長征初期的失利。在黨內斗爭和組織問題上推行宗派主義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針。。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危害。以致成為紅軍最后被迫退出根據地、不得不進行大逃亡的原因之一。

在土地政策方面，王明否定以毛澤東為代表制定的、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土地政策，推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執行中又愈搞愈左。對地主不僅不分田，而且不準買地、租地和開荒，不準以任何方式與土地發生關系，或將他們驅逐出境，或實行肉體消滅政策。對富農不僅分壞田，而且經富農力耕改造成好田后，又把好田沒收重新分以壞田。還不斷加重富農的勞役和糧款負擔，甚至將其同地主一樣沒收，使不少富農“家況比雇農差”，從而在經濟上消滅富農。由于斗爭擴大化，又將不少中農打成富農甚至地主，使他們也遭到沒收、“分壞田”甚至“不分田”的厄運。這使中農“人人上升為富農 小地主，拼命吃穿，不想擴大生產。”土地經常打亂重分，也使貧農不能吃定心丸，降低生產興趣。 “一蘇大”的土地法及各地的有關土地政策中，還包含了不少勢必導致打擊和侵犯地富兼營的工商業的左傾內容，使工商業也遭到如同封建剝削一樣的打擊和沒收。“一蘇大”的勞動法，脫離蘇區實際，規定了片面的過左的政策:如機械的8小時工作制多名目繁多的節假日、紀念日休息;包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在內的過高福利補貼，未在企業勞動而需照付工資的不合理工資制度及機械的最低工資標準，師徒同等待遇的不合理學徒制度，強迫介紹失業工人和實際上剝奪雇主權力的工人監督生產等。不管企業能否承受，都要嚴格遵行上述左的政策。否則動輒以總同盟罷工，即“以斗爭來回答資本家的進攻。”對兼營工商業的地富，動輒扣上違反勞動法等罪名，子以斗爭、罰款、沒收財產以至槍決。

財政稅收方面，因受左傾軍事路線影響而錯誤地取消了主力紅軍籌款，造成軍需嚴重瞪乏，不得不頒布以降低征稅起點和提高稅率為主要內容的新稅則，大幅度增加和提高稅收。這使中小商人稅負尤為加重，營業積極性大受挫傷反使財源減少。財力不支時又于增稅之外，還通過發公債、“借”糧食及各種捐獻等，加重了群眾負擔，挫傷了群眾積極性。

商業貿易方面，過分強調形勢緊張斗爭激烈而實行自我封鎖。“經常拿赤色戒嚴、反對國民黨藍衣社、法西斯蒂混人蘇區、反對投機買賣為口實，”而過多地限制商品進出口，沒收商人商品，禁止自由貿易，封鎖自己的口岸。如對于蘇區原來盛產的谷米，有的地方“自建立蘇維埃以來”，“就不準出境”等等。過左的土地政策和稅收政策不但使地主富農無法做生意，也使中農不敢做或不愿做小買賣。這樣自己封鎖、窒息自己，造成商業日漸衰落，最后幾乎陷入停頓，加重了軍需民用的困難。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經濟工作中的一系列左傾政策，與政治土、軍事上、組織上的左傾結合，給根據地造成了嚴重危害，“使黨和革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左傾土地政策對各個階級不同程度的打擊，破壞了農業生產。造成了耕地嚴重拋荒，甚至有的大道兩旁也是“田荒草滿，”加上因勞力緊缺和一些農民生產興趣的降低而造成的耕作粗放，結果是糧食減產或徘徊，并出現連年糧荒。1933年上半年許多地方“米價飛漲”、?有錢無市”。軍、政機關及群眾都嚴重缺糧。城里工人“以少少的工錢，吃昂昂的貴米。”1934年春夏繼續糧荒。中央文件連連報警:“去年糧食恐慌的現象，現在又威脅著我們。”紅軍有時一天只能吃兩餐稀飯。湘鄂贛有的后方醫院傷病兵在青黃不接時，“每日 兩、三頓粥都不周全。”中央政府及其機關報《紅色中華》兩次發動籌糧突擊，但總難如數如期收到糧食。由于缺糧，中央軍委僅1934年3月就發出兩次減少食米的命令。連年糧荒，事出多因，但左傾土地政策是起了惡劣作用的。在過左勞動政策和稅收政策的打擊下，工廠商店大批歇業倒閉，工人大批失業。如被稱為“紅色小上海”的中央蘇區工商重鎮長汀，原來久負盛名的紙業，被迫大量關廠倒閉，工人謀生無門，一半以上失業，紡織業4/5失業，其它行業也大抵處于半失業狀況。湘鄂贛根據地在左傾干擾下，廠曾一度弄得連小的 商家都沒有，亦無私人雇工的工廠店鋪，原有工人隨之失業。在業工人在左傾勞動法“保護”下，“怠工 懶惰的事情也很多，以至有將工人生產品全部賣了，還不夠付給工資的事。”公營企業也必須嚴格執行左傾勞動法，而勞動法對約束工人的勞動紀律又毫無規定，致使損壞東西、偷懶怠工等現象常有發生，生產受到直接損害。如某軍工廠計劃完不成，產品質量差，槍、彈、刺刀等拿到前，方不能用，影響戰爭勝利。左傾經濟政策加上敵人封鎖，使蘇區工商業大為衰落。江西蘇區原有的特產，紙業、夏布、木料等，因為經濟政策的錯誤，使其破產。”湘鄂贛根據地“生產品和日用必需品的流通，非常滯鈍，農工業生產漸形降低。”。毛澤東、吳亮平等也曾指出，紅色區域的許多手工業生產是衰落了，煙、紙等項最著，木頭、樟腦、鎢砂等主要生產都呈低落狀態。工商業衰落又影響了軍民生活。如中央根據地軍民吃穿都較困難。布價連年上漲，有的地方裁縫“大部失業。”煤油和鹽也常缺，以樟腦油和硝鹽代之。紅軍軍需食用也很缺乏。《紅色中華》報道:“紅色戰士在受寒冷”、“前方三、四人共一床被毯”等。經濟遭破壞也帶來了財源枯竭、財政緊張。湘鄂贛財政經濟“大部分處于非常困難時期，”“經濟來源多是枯竭，”“財政方面，困細萬分。”湘鄂西、湘贛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提到:部隊很窮、政府財經很大困難、工農生活不能改善。財政困難不得不增發鈔票。中央蘇區蘇幣發行總量由200萬元增至800萬元。嚴重通貨膨脹又使得蘇幣貶值、信用降低。經濟政策左傾及其帶來的損失，還影響到根據地的鞏固和戰爭的勝利。左傾土地政策不僅迫使地富拼命反抗、報復破壞，增加了戰爭阻力，而且造成中農貧農的恐慌心理。又因擴紅、籌款、借谷、節省、推銷公債中有強迫命令現象，便使根據地出現群眾逃跑現象。如萬太、楊殷、零都、西江等縣，群眾逃跑還較為嚴重。逃跑危害農業生產，引起秩序動亂，影響政權鞏固。經濟左傾和困難還給擴大紅軍帶來阻力，使擴紅計劃往往難于完成，如江西省委在1933年8、9、10月的擴紅突擊中，號召擴紅3.3萬人，結果完成不足5000人，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有的就是因“家庭困難去不得”，或“因家庭困難而逃跑即的。對現實存在的經濟困難和由此產生的危機，左傾領導者們也是有所承認的。王明就覺察到“由于蘇區經濟狀況的變壞”，征稅便遇著許多困難。王明的頂頭上司、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也承認:“蘇區的經濟狀況整個的說來是相當惡化了，這影響到革命的勝利。”蘇區中央局機關報《斗爭》的社論也提到:我們面前是有困難的，這些困難是巨大的。

王明左傾錯誤造成的失敗使革命根據地和白區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極大損失，紅軍從三十萬人減到三萬人左右，共產黨員從三十萬人減到四萬人左右。導致除陜北以外各根據地的丟失和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組織的嚴重破壞，給黨和紅軍造成巨大損失。這個教訓是慘痛的，為我們今天的事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義。

第二，紅軍長征的勝利，是毛澤東同志團結廣大革命同志同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頑強斗爭的結果，是毛澤東同志在歷史的危難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毛主席是這樣說的：“李德是一個外國人，跑到我們的江西山溝里幫紅軍打仗已經很不容易了，他還是個顧問，顧問，顧問，顧而問之，可問可不問。他的話可聽可不聽，為什么都聽他的。李德出的餿主意，軍事上拍板的還是周恩來，命令是他下的，他是軍委的最高負責人”。主席還說：“全怪總理也不合適。總理這個人是很守紀律的，莫斯科下來的命令他是要堅決執行的，用我們現在的話就是說，寧可犯政治錯誤也不犯組織錯誤！就是說哪怕我政治上錯了，但我組織上沒錯，上邊的命令我是堅決執行的。總理組織紀律性很強，當時給中央蘇區造成的損失，實際是莫斯科斯大林的瞎指揮。但是在這里執行政治路線的是博洛，軍事上是總理，責任都推到李德頭上有點冤枉”。寧可犯政治錯誤也不犯組織錯誤！這才是我們今天紀念長征的最珍貴的現實意義，特別是毛澤東同志與左傾機會主義的一系列斗爭，為我們黨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1931年4月，王明指派的“三人團”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這時執掌蘇區中央局大權的是項英。1930年，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后，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決議周恩來為書記。可當時周恩來在上海實際領導中共中央的工作而分身不得，書記一職便由先期到達江西蘇區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代理。而王明就是反六屆三中全會才上臺的，很快，由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所派的項英就遭到王明新派來的“三人團”所排斥。在中央蘇區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澤東這時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和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委。雖說王明、博古并不一定愿意與“山溝里的秀才”毛澤東打交道，但懾于他在紅軍、群眾中的聲望還不想得罪他，甚至還想拉攏他，利用他手中的槍桿子和聲望，為其推行“左”的一套方針、政策出力。1931年5月，項英被撤銷中央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便由毛澤東代理。6月2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進行改組，項英的主席職務改由毛澤東擔任，朱德、項英任副主席。毛澤東一時成為蘇區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加上他成功地領導紅軍粉碎了蔣介石組織的兩次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革命“圍剿”，一時聲望大增。本想拉攏毛澤東的王明，一看毛澤東的威望越來越高，影響越來越大，同時，發現毛澤東還有一整套自己的見解和方略，根本不可能服服帖帖地完全聽命于他的指揮。如不制服毛澤東，那么好不容易奪來的中共中央領導權就有被架空甚至丟失的危險。于是，他準備對毛澤東下手了。

1931年10月，王明離開白色恐怖的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中央政治局同時也決定，周恩來赴中央蘇區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在他們離開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洛甫）、康生、陳云、盧福坦（后叛變）、李竹聲（后叛變）6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3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24歲的博古負總的責任。這個中央臨時領導機構，隨后便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繼續貫徹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路線。王明在離滬赴蘇之前，為消除推行“左”的一套的阻力，給中央蘇區發了一個又一個電報，目的是把他那一套強加給中央蘇區。9月1日，王明向中央發出了長達1.2萬字的《給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對毛澤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批評。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義發來電報，批評毛澤東：“蘇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11月1日至5日，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中央代表團即“三人團”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即史稱的“贛南會議”。會議就根據地問題、軍事問題、土地革命路線問題展開了爭論。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毛澤東堅持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幾個中心縣委書記也舉出大量事實來支持毛澤東的看法。中央代表團卻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精神，對中央蘇區的工作橫挑鼻子豎挑眼，進行多方面的批評和指責。會議批判了毛澤東的三大“錯誤”一是把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黨內的事務主義非常濃厚”。二是“富農路線”。當時王明對地主、富農的態度是趕盡殺絕，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不給他們以生活出路。毛澤東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階級狀況及黨和紅軍面臨的形勢，認為不能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應給其出路，主張土地“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三是“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認為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后發制人”戰略是“游擊主義”、“保守主義”、“單純防御路線”，忽視“陣地戰”、“街市戰”。會議根據王明所控制的臨時中央的指示，決定撤銷毛澤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會議還決定，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這樣，毛澤東就失去了中央蘇區最高領導人的職位。后來，為了解決軍事指揮問題，1932年8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興國舉行會議。在周恩來的據理力爭下，會議決定恢復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職。

事情還不止于此。1932年5月20日，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發來一封長長的指示電，把矛頭直接對準了毛澤東，對他的軍事戰略方針進行批駁。

電報稱，毛澤東在三次反“圍剿”中所采取的戰略是完全錯誤的，是“純粹的防御路線”，是“游擊主義”。電報對毛澤東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評，說：“澤東及其他純粹防御路線的擁護者們的消極態度，將削弱我們的防御力量，不能擴大和鞏固蘇區”，“是當前極大的危險”、“主要的危險”，“是過分估計與夸大敵人力量，是純粹防御路線”，是“紅軍中游擊主義的壞的殘留”。電報指示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要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毛澤東“贊成積極斗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進攻路線，爭取黨和紅軍說服他的防御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這份電報清楚地表明了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如果不轉變立場，轉到王明路線上來，那就要作為“主要的危險”而予以清除。王明遙控的臨時中央之所以接二連三地發電、開會，批評毛澤東的主張，一是想借此打擊毛澤東，削弱他的影響，另外也是錯誤估計了敵我力量，盲目聽從共產國際指令的結果。他們不了解根據地的實際情況，盲目樂觀地估計革命形勢，主張進攻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在和敵人對壘時，主張硬碰硬，“先發制人”。毛澤東基于對革命形勢的正確估計，反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主張在蔣介石統治薄弱的地區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兩軍對壘時采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必要時放棄陣地，實行退卻，重在保持、發展紅軍的有生力量。這一套靈活的戰術，自然不能為王明、博古等所接受，并被一再指責為右傾，而遭到了批判。但毛澤東不為所動，他相信自己的判斷，更信服經過實踐反復驗證得來的結論。這樣，毛澤東與王明臨時中央之間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一場激烈的斗爭。

三、紅軍長征的勝利，是與周恩來等一大批中央領導同志主持正義，堅持真理，勇于改正錯誤，維護革命隊伍的團結分不開的。毛主席曾這樣說，再一個就是湘江戰役失敗以后，總理也反思，而且總理起了很大作用，就是遵義會議，如果總理不轉變，遵義會議就很難開。有錯必改，及時回到正確的軍事路線上是紅軍長征能夠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們今天要紀念長征的根本原因。毛澤東與'左'傾錯誤的領導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長征開始后，他向張聞天、王稼祥做工作，得到了支持，增強了同 '左'傾錯誤斗爭的力量。為了挽救黨和紅軍，過了老山界之后，他們對錯誤的軍事領導進行批評，并就關系紅軍生死存亡的行軍方向問題提出了正確的主張。毛澤東等人的意見，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1934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舉行了緊急會議。會議是在周恩來的實際主持下召開的，這就開始改變'左'傾錯誤領導獨斷專行的局面，使毛澤東等人的正確意見得到充分發表。毛澤東的意見雖然遭到了李德的堅決反對，會議未能形成正式決議，但因得到了周恩來的有力支持而被采納。會后，紅軍改向貴州前進。通道會議后不久，黨中央于12月8日在黎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繼續討論紅軍的行軍方向和戰略方針問題。周恩來主持會議，同'左'傾錯誤領導公開決裂，堅決支持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意見，并以會議主持人的身份 '決定采取毛澤東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這一意見也得到了與會大多數同志的贊同，會議作出了忡央政治局關于在川黔建立根據地的決議》。這表明黨和紅軍的領導權已經開始擺脫'左'傾錯誤的控制，正在回到毛澤東等堅持正確意見的同志們一邊。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了猴場會議。會議在周恩來的主持下，作出了《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不僅就戰略方針作出部署，還就組織領導作出決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這就改變了以往由李德、博古主持下'三人團處理一切'的狀態，加強了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長征初期的最高領導集體'三人團'已名存實亡，事實上已經停止了對黨和紅軍的領導。周恩來說：'經過不斷斗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至此，舉行遵義會議的條件已經成熟。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上，在博古作了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后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他與博古強調客觀原因的態度迥然不同，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和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以坦蕩的襟懷主動承擔責任，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評。同時也尖銳地點名或不點名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領導中的錯誤。作為 '三人團'之一的周恩來是會議上最早批評'左'傾錯誤的同志，他的發言不僅對與會同志認識'左'傾錯誤有重要的啟迪意義，也為張聞天發表副報告和毛澤東等人暢所欲言鋪平了道路。

在傾聽了與會同志的意見后，周恩來在會上再次作了重要發言，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強調只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毛澤東同志無疑應該回到野戰軍的領導崗位上來，舉薦毛澤東成為黨和紅軍的領袖。周恩來的發言，緊緊抓住了關系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關鍵，即改變黨和紅軍的組織領導問題，并以坦蕩的襟懷提出由堅持正確路線的毛澤東擔任領導，反映了全黨全軍的共同心聲，贏得了大多數同志的贊同。會議就組織領導作出決定，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常委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遵義會議的決定，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標志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的領導集體開始形成，使中國革命在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中終于找到了能夠領導革命勝利前進的領袖。毛澤東曾說：''這個會議開得很好，解決了軍委的領導問題。這次會議所以開得很好，恩來起了重要作用。'

遵義會議結束后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1935年3月4日，主持軍委工作的周恩來與朱德、王稼祥聯名簽發了電報，決定'特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5日，朱德、毛澤東發布了《前敵司令部命令》。這是自1932年寧都會議取消毛澤東在紅軍中的職務后，毛澤東第一次以軍內職務簽署的作戰命令。此后，圍繞進攻打鼓新場敵軍據點問題，毛澤東與大家發生意見分歧。后來經過周恩來的努力工作，又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3月11日，中央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紅軍四渡赤水，終于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但是有個別人對黨和紅軍領導仍然存有懷疑和不信任。5月12日，中央在會理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在發言中肯定'遵義會議以來的戰略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黨中央的戰略方針，更不能產生動搖'，嚴肅批評了林彪等人的錯誤，維護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后，黨同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錯誤展開了尖銳斗爭，這也是對剛剛開始形成的第一代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嚴峻考驗。在這場斗爭中，周恩來堅定地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一邊，對張國燾作了大量的爭取和說服工作，之后和毛澤東等同志一起率領一、三軍團先行北上。根據俄界會議的決定，組成毛澤東、周恩來、王稼樣、彭德懷、林彪'五人團'，率領陜甘支隊到達陜北。1936年12月7日，改組后的中革軍委重新組成，在新的軍委中，毛澤東擔任主席，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第一代黨的領導集體成員進入軍委主席團，這表明第一代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已經在軍事領導方面初步形成。

四、是紅軍戰士不怕困苦、英勇犧牲、勇敢奮戰的結果，

五，紅軍長征的勝利，為今天我們黨在處理各種矛盾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寶貴經驗。今天，我們黨也面臨著極其復雜的社會環境，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私有化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我們遇到了重重困難，我們黨的事業面臨重大考驗。

寧可犯政治錯誤也不犯組織錯誤，眼前得實惠，但長期是站不住腳的。每一個共產黨員都不應該犯政治錯誤，寧可為此違反組織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