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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已整整95年。95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無時無刻不伴隨敵人的咒罵聲。當前，國內外敵對勢力為阻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前進的步伐，我們要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就必須針鋒相對地批駁他們的這些謬論，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說明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于維護中國人民根本利益、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徹底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要性和和重要性。

　　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勝利的根本保證

　　——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而作

　　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已整整95年。95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無時無刻不伴隨敵人的咒罵聲。當前，國內外敵對勢力為阻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前進的步伐，竭力散布諸如歷史虛無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普世價值”、西方憲政等種種思潮，抹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誣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什么“專制”的、“不民主”的、“不合法”的、不符合“普世價值”的，挖空心思為否定、取消和推翻a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造理論根據。我們要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就必須針鋒相對地批駁他們的這些謬論，進一步講清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科學性、正義性、合理性、合法性，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說明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于維護中國人民根本利益、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徹底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

　　現在有人說，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人數很少，并沒有建立政黨的條件，是俄國共產黨策劃和經費支持的結果。這些說法并非什么新發明，而是早已有之。中共建黨時得到過俄共幫助是事實，但這并不表明中共是靠外援建立起來的。第一，當時中國工人階級人數少，只是相對農民階級而言，就其絕對數量來說并不少，1914年已有100萬人以上，五四運動前夕更達到200萬人以上。而且，由于外國人在中國直接經營企業比中國民族工業要早，“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大些”(毛澤東語)。第二，由于受到本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勢力和本國封建地主階級的三重壓迫，中國工人階級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最為強烈，斗爭性也最為堅定，早在五四運動中就已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第三，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在“五四”期間自覺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已意識到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必要性，并已著手建黨工作，許多地方事實上也建立了黨的早期組織，只是還沒有統一罷了。第四，俄共當時不僅資助共產黨，也給國民黨經費，而且比給中共的多得多。第五，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運動得到其他國家資助的情況并不鮮見，如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等等。所以，即使沒有俄共幫助，中國共產黨也是遲早會建立起來的。

　　中國共產黨建立后，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正確回答了在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農村占國土絕大面積、農業占國民經濟絕大成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里，如何取得民族獨立和開展工業化建設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從而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并用自己的模范行動，帶領人民通過艱苦的斗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接著，她又帶領人民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通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大幅度提高了中國的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國際地位，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正是這一切，贏得了人民對她的信任和擁護。所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什么人賜予的，而是歷史和人民選擇的結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的面貌就煥然一新。這是中國人民從長期奮斗中得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結論。”

　　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法律的明確規定

　　現在有人以中國共產黨沒有進行所謂“政黨登記”為借口，指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合法”。他們煞有介事地擺出一副法律學家的架勢，自以為找到了什么可以置共產黨于死地的“法寶”，結果卻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暴露了其反共反華勢力“馬前卒”的丑惡嘴臉。

　　凡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是社會制度根本不同的兩種國家，二者的重大區別之一就是，前者公開聲明自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由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不允許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與自己分享政權;而后者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國家”，搞所謂多黨競選、輪流執政，實際上實行的卻是資產階級專政。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無產階級革命以及革命勝利后建立的無產階級政權，都是不受資產階級法律限制的，因此也不能用資產階級法律的狹隘眼界來看待政黨設置和政黨登記一類的問題。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不搞政黨登記，并不等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沒有法律依據。就拿中國共產黨來說，由于新中國成立前它就在革命力量中確立了領導核心地位，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紛紛響應關于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第一章總綱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所以，無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還是擁護共產黨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參政資格，都是新中國成立伊始即在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中得到確立的，根本不存在還要通過什么政黨登記來確認的問題。

　　此后的1954年《憲法》，以及1975年、1978年、1982年歷次修改的《憲法》序言部分，都明確指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后建立的，今后各族人民要繼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愛國統一戰線也要繼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鞏固和發展。1982年《憲法》還指出，我國經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后，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被消滅。這些意味著參加政協的民主黨派已不再是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也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了。可見，那種以所謂“沒進行政黨登記”而妄圖否定中共合法性的言論，完全是癡人說夢，真正違法、違憲的恰恰是發表這種言論的人。

　　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人民民主的實現形式

　　民主是相對專制而言的政治制度，但同樣實行民主制的國家，對民主的理解和實踐卻大相徑庭。馬克思主義導師在談論民主時，總是把它和階級問題聯系在一起，認為在階級社會里，民主實質上是統治階級的民主。而資產階級為了模糊民主的階級性質，則把是否進行多黨競選、輪流執政，是否實行三權分立和制衡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標準。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不民主”、“專制”的說法，就是用這個標準衡量的產物。

　　選舉當然是民主的一種形式，但選舉并不等于就是民主，尤其不等于真正的實質的民主。同樣是選舉，由于對選舉權有不同的規定，其廣泛性會有很大差別。例如，西方國家在相當長時期內就對選舉權作過諸如財產、性別、族裔、居住時間等等的限制。正因為如此，二戰前的蘇聯和二戰后誕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曾被世人普遍認為是民主國家，而西方國家則是反民主的國家。只是后來西方國家在國內人民爭取民主權利的持續斗爭下，逐漸放寬了選舉權上的種種限制，這才回過頭來以所謂實行 “一黨a專制”為由，攻擊社會主義國家“不民主”。

　　另外，選舉也有各種形式，比如直接選舉、間接選舉等等。究竟采用哪種形式，與國家大小、人口多少、選舉內容等等都有關系。因此，只把西方選舉形式作為判定民主與否的標準，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選舉“不民主”，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其實，即使在西方國家，選舉至今也有直接、間接之分。

　　更重要的一點還在于，民主的本質不同，在實現形式上也必然會有所不同。社會主義民主即人民民主，是多數人的真正的民主，是不同于資本主義民主的新型民主。這種民主要使占人口多數的人民群眾的利益在國家的法律、制度、政策、決策中得到充分體現和保證，首先必須使代表多數人利益的政黨牢固地執掌政權，而共產黨正是這種“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政黨(《共產黨宣言》)。尤其在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始就既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又是中華民族先鋒隊。只要站在多數人的立場上看問題就不能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僅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得以實現的前提條件、真正體現和重要保障，而且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首要實現形式。除此之外，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形式中還包括執政黨與各界代表的協商，各級領導人深入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基層群眾意見，設立黨和政府接待群眾上訪的制度等等。因此，社會主義的民主形式中絕不僅僅只有選舉。然而，無論形式有多少，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黨的領導。近幾年湖南衡陽、四川南充等地發生的拉票賄選案件，都從反面說明，如果削弱或破壞了黨的領導作用，由少數人用金錢搞暗箱操作，即使進行選舉，照樣不會有真正的民主，相反只會使民主變味、走樣，成為向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挑戰。

　　用金錢操縱選舉，是由資本主義民主本質決定的。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認清了這種民主的虛偽性，就連西方國家一些良知未泯的政治家、學者也開始承認，在他們那里的總統、議會等等選舉中，真正起作用的是金錢。例如，美國前總統卡特就說：“美國只有寡頭政治，無限制的政治賄選成為提名總統候選人或當選總統的主要影響因素。州長、參議員和國會成員的情況也是如此。”參加今年美國總統競選的候選人伯尼·桑德斯也說：“有些人認為國會控制著華爾街，然而真相是華爾街控制著國會。”在這種情況下還硬要把西方選舉民主拿來作為評判其他國家是否民主的“普世價值”，豈不貽笑大方。

　　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必然要求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政黨制度，歸根結底由這個國家實行的經濟制度所決定，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而不實行多黨輪流執政，軍隊由共產黨絕對領導而不搞“非黨化”、“國家化”，這一切最深刻的根源都在于中國實行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中國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這種經濟制度決定了在我國，人民內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許任何勢力破壞這種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所以，建立在這種經濟制度之上并為之服務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其政黨制度也只能是由代表最大多數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

　　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要實行多黨競選、輪流執政的政黨制度，同樣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資本主義實行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人占有制，在這種制度下，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內部必然分為不同的利益集團。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國家必須實行多黨制和多黨輪流執政，而不能搞一黨執政。否則，各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就會缺少自己的政治代表者，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黨就會缺少平等上臺的機會。同樣，這一制度也決定了其軍隊只能國家化，而不能由哪一個政黨單獨領導。否則，多黨輪流執政就難以實行。然而，這些不同利益集團畢竟同屬于資產階級，因此，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黨歸根結底都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西方國家中的資產階級政黨之間雖有利益之爭，但在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壓制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反抗、保證西方發達國家始終主導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等方面，彼此又是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一黨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位教授就說：“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掌權，結果幾乎沒有什么不同。”因此，資本主義國家軍隊的所謂“國家化”并沒有改變其由資產階級政黨絕對領導和其為資產階級專政工具的本質。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民內部當然也會有不同利益的矛盾。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決定了這種矛盾是受到限制的，就是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里，人民內部的矛盾仍然不允許發展到根本利害沖突的程度，不允許有與人民根本利益相對立的利益集團存在，不需要有代表特殊利益集團的政黨出來和代表最大多數人民整體利益的共產黨之間相互競爭、輪流執政。既然如此，軍隊當然也必須由而且只能由中國共產黨一黨絕對領導。否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會被架空，人民的根本利益就無法得到維護。尤其當社會主義國家還處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科技、軍事占據優勢的情況下，更需要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鄧小平指出：“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 而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要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這不僅不妨礙國家政治體制的運行、影響軍隊的國防軍性質，相反，是保證最大多數人民整體利益不受侵犯、黨和人民內部的團結統一不被破壞、社會主義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不遭到威脅的重要條件。國內外敵對勢力之所以起勁鼓噪我們的軍隊、政法機關要“非黨化”、“國家化”，其根本原因也在這里。

　　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

　　中華民族曾經創造過世界最古老燦爛的文明，只是近代落伍了，現在要追趕世界的先進水平，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須有一個能代表民族整體利益，能把蘊藏在包括海外炎黃子孫中的力量最大限度調動出來、集中起來的政黨領導。在當代中國，這個黨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政治組織，而只能是中國共產黨。

　　歷史已經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不僅是必要條件，而且是最大的政治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曾把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奮斗形成的獨特優勢，概括為理論優勢、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和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優勢。這一概括無論對于我們充分認識堅持黨的領導的必要性，還是深刻認識珍惜、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寶貴資源，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我們當然要看到黨內一部分干部的腐敗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相當嚴重，但也要看到絕大多數黨員和廣大基層干部在為國家為人民積極工作、默默奉獻；要看到要求入黨的人中的確有一些動機不夠端正，但也要看到大多數人是抱著為人民服務的愿望入黨的，而且入黨動機往往還要在入黨后通過不斷的教育和學習、實踐加以逐步端正；要看到的確有一些愿意為人民服務、個人品行也端正的人，由于黨內腐敗現象而不愿意入黨，但也要看到大多數要求入黨的人能夠把腐敗分子、腐敗現象與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綱領加以區別;要看到新中國成立前入黨的黨員在黨員比重中越來越少，但也要看到青年人成為黨員主體是黨保持活力、后繼有人、前途光明的象征；要看到群眾中存在對黨和政府工作的信任危機，但也要看到廣大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滿意度、信任度與世界各國的同類民意調查結果相比，都是最高的。

　　中國共產黨現有8800多萬黨員，其中，35歲以下的人約占四分之一。持續了20年的一項高校學生問卷調查顯示，對黨的執政能力增強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持樂觀態度的人分別占89.6%和98.1%。美國愛德曼公司發布的2009—2010年中美兩國民眾對政府信任度比較報告表明， 2009年分別為74%和46%，2010年分別為88%和40%，中國比美國高一倍左右。可見，中國共產黨在普通民眾中仍然是很受歡迎、很有威信的。另外，前兩年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世界大企業研究會有個統計，說中國共產黨的執行能力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僅次于跨國公司和各國的中央銀行，遠遠高于美國總統和美國國會。這也說明，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機關盡管存在“中間梗阻”的現象和有的方面效率不夠高的問題，但從總體看，執行力還是很強的，起碼不比發達國家差。

　　中華民族為了實現偉大復興，從19世紀中葉的農民起義算起，到現在整整奮斗了160多年。如果說過去的奮斗中難免走彎路的話，在剩下的有限時間里則容不得我們再犯大的錯誤，尤其不能犯全局性、顛覆性的錯誤。要做到這一點，必須繼續有一個用先進的科學的理論武裝和有豐富執政經驗能保證中華民族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政黨領導。在當代中國，這個黨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政治組織，只能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在過去領導民主革命和后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改革的過程中，都曾經犯過錯誤，有的還是大錯誤，今天仍然存在許多缺點、錯誤，今后也不能保證完全不犯錯誤。但是，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因為這些錯誤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和尊重。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始終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凡是中國共產黨犯過的錯誤，都是由自己發現、自己糾正的，像中國共產黨這樣坦誠揭露和分析自己錯誤的黨，在世界歷史上找不出第二個。另外，這些缺點和錯誤再大，與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復興已作出和正在作出的貢獻相比，都是第二位的。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有勇于承認和善于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的精神，有極強的自我糾錯機制和糾錯能力，也有自我整頓、自我清理的傳統。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搞過不少政治運動，其中有些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擾，簡單化傾向嚴重，打擊面過寬，負作用很大。但大多數運動的主旨，都在于防止黨脫離群眾、腐化變質，而且確實起到了拒腐防變的作用。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總結經驗教訓，糾正了過去整風中“左”的錯誤和簡單方法，著重于制度建設，加強對權力的監督與制約；另一方面，繼承和發揚不斷整風的優良傳統，接二連三地開展黨內整頓和教育活動。這些教育活動的主題雖然各有不同，但中心仍然是提醒全體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牢記“兩個務必”，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思想，防止脫離群眾，不忘黨風問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警惕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而且在實踐中對中國共產黨經受長期執政、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考驗，確實起到了和正在起著積極有效的作用。事實反復說明，只要有這樣的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便是任何勢力也阻擋不了的。

　　自從中國共產黨建立和新中國成立以來，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預言家們就不斷鼓吹“中共滅亡論”和“中國崩潰論”。然而，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被罵倒，相反不斷壯大；中國不僅沒有被唱衰，相反愈益強盛。我們現在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開啟新的征程，要戰勝前進道路上的風險挑戰，最根本的保證仍然是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繼續奮斗吧！最后勝利一定屬于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中國人民！

　　（作者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來源：昆侖策網，根據網文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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