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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方向不是私有化”系列之二

　　編輯按：武漢大學龍斧教授和王今朝教授就“改革的方向不是私有化”的主題，撰寫了一系列文章，討論經濟改革的方向，揭露私有化思潮的錯誤和危害。

　　文章指出，改革的根本性質是科學社會主義，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與“科學社會主義”相違背的“改革”不能要，不使“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要反對。

　　具體而言，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代價的生產力發展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改革;以兩極分化、貧富差別為代價的改革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改革;以貪污腐敗、官商勾結為結構性特征的改革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改革;以不同利益集團的出現為成本的改革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改革。本篇是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提出了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指導改革討論的幾種方法，即：認識到改革的動態性和兩面性，區分現象與本質。

　     當前，圍繞中國改革問題的討論中出現一些帶有普遍性的方法論問題，如把對改革討論簡單化、極端化，或把對立面觀點、不同聲音推向錯誤極端，或在對事物的認識上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有的則在對事物的衡量與分析上采取雙重標準。一方面，這些方法論現象與唯物主義方法論相對立，有悖于習近平總書記所倡導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另一方面這些現象與封建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方法論淵源。
　　一、把改革討論簡單化、極端化

　　“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或“寧要資本主義的苗，不要社會主義的草”，都是這類把改革討論簡單化的表現。

　　從方法論看，這個“寧要”命題帶有邏輯荒謬性和方法極端性。首先，它對事物概念、內涵做了強加式定性，即似乎“資本主義必然、只能產生苗，社會主義必然、只能產生草”;“我的方案再不完美也是改革，與我不同就只能是反對改革、導致危機”。其次，它制造了一個非“A”即“B”、黑白分明的邏輯條件，任何觀點、思想只有兩種選擇，這樣結論也就簡單了——誰不要“不完美的改革”就一定是要不改革的“危機”，誰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那一定是要“社會主義的草”，這個邏輯再加延伸后，就成了“誰要與我的觀點不一樣就是反對改革，誰要指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就是反對改革。第三，在上述前提下，“改革”的性質、目的與手段與方法的科學一致性被代替或取消了，只要是“改革”口號下的方案、方法、手段、模式、政策就一定是正確的，而與它們不同的觀點、意見都是“導致危機”或“反對改革”的。

　　用這種荒謬、極端的“寧要”方法論下產生的命題來逼迫選擇、黑白劃線、對與己不同者“戴帽子”從而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法并非沒有先例，文革中就有“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命題。用這種方法論極端化下產生的“非此即彼”來達到“唯我獨尊”、“唯我正確”、“唯我是從”之目的，是中國封建傳統文化的一大特征。縱觀中國歷史，正是這種方法論及其結果，屢屢給社會、民族、民眾帶來心理的傷害、思想的混亂、理論的脆弱、信心的喪失、價值觀的矛盾、前進的迂回和發展的挫折。

 
　　二、把對立觀點、不同聲音推向錯誤極端

　　從唯物主義方法論看，對改革中出現問題加以分析以及對某些方式、政策進行質疑、批評無可厚非。可有觀點卻把它說成是一些人用“十全十美”或“烏托邦思維”苛求改革。這是用一種極端化假設命題把不同觀點推向荒謬、錯誤極端的方法論手段。

　　有誰在這么不合情合理地要求“十全十美的改革”呢?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沒有。改革前，他們幾代人、幾億人、幾十年忘我奮斗、任勞任怨，在高建設、高發展、高積累、低工資、低生活、低消費(三高三低)條件下建立了中國現代諸多領域的基礎設施，也為改革打下了必不可少的經濟基礎條件。而改革30多年來，他們不僅做出了忍辱負重的貢獻，而且一聲令下，近億人下崗，自謀生路，絕大部分轉為私有資本的雇傭勞動力。盡管改革出現了問題(如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兩極分化)，他們依然支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既然在新中國的建設、摸索、發展的頭30多年里，無論是對成功的經驗或失敗的教訓，他們沒有“以烏托邦思維來苛求”“十全十美”，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他們又怎么會荒謬、無知地來這樣做呢?

　　當然，這種“法門不二”的觀點可以達到兩種目的，一是把不同的意見、相反的觀點、批評的聲音以及對問題的揭示、矛盾的分析統統推到極端錯誤和荒謬極限從而無需討論就證明其錯誤性;二是既然對立面錯誤至極、荒謬至極，那自己任何方法、觀點都無比正確、“無限革命”，任何手段、措施都極為必要、合情合理。畢竟，把與己不同的觀點、思想推向錯誤極端就可以“上綱上線”，上綱上線就可排除異己，排除異己就可唯我獨尊，唯我獨尊就可矯枉過正，無論什么手法、手段都不為過。這種方法與文革手法表現不同，但方法論本質一樣，都帶有某種目的，非把不同者推向錯誤極端而不能達到，也是中國封建傳統文化的一大特征。

 
　　三、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在中國要怎樣改革的問題討論中，在一些領域改革方式的討論中，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是另一個典型的唯心主義方法論表現，是光環效應、近因效應、矯枉過正、啟發性思維等認識論的結果。

　　比如，昨天社會主義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今天社會主義就要“越私越好，越市場化、商業化越好”;昨天認為私有資本“每個毛孔都滴著骯臟的血”，今天它是唯一能夠拯救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美麗天使”;昨天“工農商學兵一起來煉鋼”，今天就要“工農商學兵一起來經商”;昨天(文革)為了批“唯生產力論”就提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今天為了GDP、“政績”或其他目的就“寧要資本主義的苗，不要社會主義的草”。

　　這種方法與文革時期話語不同，但方法論本質一樣，都帶有某種目的，非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而不能達到，非對過去做全面的否定而不能推行。新中國已成立63年了，文革也已過去36年了，然而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方法論”在改革討論中依然時有所見、頗有市場。畢竟，為達到某種目的而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方法論”是中國封建傳統文化的又一大特征。

　　四、意識形態支配下的雙重標準

　　上述哪一種極端化方法論都經不起唯物主義、整體主義方法論檢驗，因此它們在事實面前不得不依賴雙重標準。

　　比如，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無論是工商業還是農業)進行私有化改造的理論支柱之一就是效率效益問題。在這個“理論”框架里，國有企業的效率效益問題必然是公有制所致，而私有企業的效率效益問題卻是管理、技術、市場問題;國有企業效率效益改進只能通過私有化或私有資本注入，而私有企業效率效益改進卻可以通過自身手段或政府支持;社會主義計劃體制就是奴役、先天的無效率，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則只有外部性等一時失靈問題，可以用其它市場機制來彌補(如科斯的外部性內部化策略)。如此這般，這個雙重標準“理論”就用孤立的手法在所有制和效率效益上建立一個簡單的因果關系——國企問題就是因為沒有私有化!

　　然而，西方市場經濟下的私有化發展了500年為什么仍然存在效率效益問題、通貨膨脹問題、危機問題、不均衡問題、企業破產倒閉甚至世界范圍的經濟危機呢?如果企業效率效益高低與所有制具有單一因果關系，那么美國在企業和質量管理上不如日本效率效益高，是否也是因為美國私有化不如日本呢(事實恰恰相反)?根據西方現代管理學、組織行為學和企業創新學，大企業一般都沒有中小企業效率效益高，是否也是因為大企業私有化程度不如小企業呢?

　　正是在這里，“雙重標準”一方面先驗地斷定只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能產生效率效益、才能使經濟增長;如果它存在效率效益、增長問題，那首先與私有制無關或干脆無需有關，或至多是“均衡”問題(也就是說，在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基礎上再來孤立地談企業效率效益)。而另一方面，它又先驗地斷定社會主義的效率效益問題就是因為公有制所致，并依此提出表面五花八門而實際萬變不離私有化其宗的方案。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對中國99%以上的國企進行私有化改革的理由是其“效益太低”，今天要對大型國企進行私有化改造的理由卻是其“壟斷利潤太高”(即效益太高)。這就意味著，國企效益太低，所以要私有化，效益太高，所以也要私有化，結果就是，無論國企效益高還是低，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失敗，所以必須私有化。這豈不成了實際上的“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國”嗎?設想，本因營養不良造成的消瘦被診斷為癌癥所致，在醫療方案和過程中又會產生什么結果呢?

　　雙重標準不僅針對改革問題的討論，而且在一些政策、手段上也“區別對待”。不是嗎?國企“效率效益低下”所以出售轉讓、成千上萬的人可以下崗失業，而私企不盈利、瀕臨破產可以用“保就業”的名義來“維持、注資、債務重組”(破產、失業本來是市場經濟規律之一，這時那種私有化觀點就不講效率效益、市場規律了;當然“維持、注資”等過程可以構成官商勾結的另一個平臺、空間);國企出一個事故就提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決，私企發生眾多事故最多關門、罰款或懲罰個人了事;私有制下的帶有封建色彩的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利益集團僅僅是“市場經濟的不完美”，而國企問題就會導致“危機”、“危險”、亡黨亡國等等，不一而足。

　　那么，西方的壟斷行業也利潤豐厚，是否也因為私有化程度不夠?是否可以用公有化或注入公有資本來解決?當然，這時那些“私有化才能救中國”的觀點就會堅持“私有財產(指生產資料、資本)神圣不可侵犯”，無論效益效率高還是低。那么公有財產是否無論效率效益高低都可以神圣加以侵犯呢?這里除了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作用還有別的解釋嗎?從唯物主義方法論看，上述邏輯的荒謬性和方法論極端性必然導致評判上的雙重標準，前者是后者的方法論基礎，后者是前者的必然手段和表現。難怪西方學者指出，這種“普適經濟學理論”滿載極端資本主義價值觀又同時表現出意識形態的霸權主義。

　　上述分析表明，這種“雙重標準”所蘊含的極端私有化、市場化、商業化、利潤化價值觀傾向是無法掩蓋的，而這種價值觀傾向又是其方法論邏輯性無法保證的主要原因之一。那種簡單認為只要私有化才能發展經濟、才能解決效率效益問題的理論，不僅是這種價值觀作用的結果，而且體現了形而上學和還原主義方法論思想。這就與為解決消瘦問題而強調全身包括眼耳鼻喉、五臟六腑在內的一切功能、領域都以脂肪增長為中心一樣荒謬，就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看到國民黨占據大城市共產黨也就制定“一切以城市武裝暴動為中心”一樣荒謬。

　　中國國有企業的性質、目的、資本積累、增長因素、分配方式以及所反映的社會生產關系與西方私有壟斷行業有根本差異性，從而決定了二者之間效率效益的不可比性，而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差異性也使二者效率效益具有不可比性。這兩大不可比性決定了私有化不是中國以社會主義為性質的改革的主要方法。脫離中國國有企業的性質、功能、目的，片面強調“一切交給私有制”、“市場決定一切”，結果就會使改革南轅北轍、適得其反。

　　值得指出的是，使用這種雙重標準的“改革者”所宣揚的這個“私有化”不是西方的市場經濟下的私有化。畢竟30多年來中國私有資本的“暴利”在西方市場經濟下根本不可能獲得。它是對西方市場經濟方法、理論“有選擇”地引進，加上帶有封建色彩的官商勾結而形成的這樣一個特殊“市場”機制，其中一大特征就是，“雙贏”才能共存、“均沾”才能平衡，而只有“暴利”才能實現“雙贏、均沾”，中國封建社會的官商勾結行為準則幾千年如此。在這種“私有化”價值觀面前，國有企業和它們的性質、目的自然本身就成了阻礙，至于效率效益高低、利潤高低都不過是“欲加之罪”罷了。

 
　　五、用唯物主義、整體主義方法論指導中國的改革討論

　　無論是對改革的簡單化、極端化認識，還是把與己不同的觀點推向錯誤極端，無論對事物的認識上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還是意識形態支配下采取雙重標準，都不是唯物主義方法論。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對待西方經濟學、政治學等方面的理論著作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經驗，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鑒其中于我們有益的成分，但決不能離開中國具體實際而盲目照搬照套”。怎樣在改革中做到“不離開中國具體實際”、不“盲目照搬照套”呢?

　　從整體主義方法論看，自然科學中的封閉系統方法論的一個指導思想就是，在穩定狀態下，通過對自然界一個事物進行環境封閉性、關系孤立性、條件控制性的分析，可以獲得對這個事物的本質、規律的認識。畢竟，自然界的許多研究對象共性成分較大，因此在封閉、控制的條件下，對某一事物進行限定性研究可以成為對其獲取帶有普遍性認識的一個步驟和過程。比如，熱力學第二定律在美國成立，在中國也成立;在靜態狀態、封閉、控制條件下，水的基本成分在中國和美國都一樣。

　　社會科學則不然。首先，由于社會事物的動態性、多元性、相對性本質，對同一個社會事物、現象、行為、規律能夠產生不同的理論，而產生這些理論所依據的方法論思想、價值觀也可能不同。比如，英美兩國盡管在諸多方面相同，但對平等、公平價值觀的理解、內涵不完全一樣，因而相關法律、政策、方法等也不完全一樣。其次，不同國家社會事物的形成(如經濟)具有時空差異性、條件差異性、各種因素的內在聯系和外在作用、被作用差異性，因此不同社會的同一事物的現象、規律、特點具有差異性，而一個社會的同一事物本身又具有變化性。這一切使方法差異性成為必然。比如，中國的生產關系、指導價值觀與西方不一樣，其生產力發展手段、理念、模式與西方可能完全一樣嗎?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定律來看，這在邏輯上都說不通。如果不同國家在歷史路徑、社會制度、經濟結構、人口總量、人均資源、消費方式、發展條件、生產力水平等方面具有差異性，為什么要用西方私有化、市場化理論來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呢?

　　這說明，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形成與自然科學不同，在對兩個具有上述差異性國家的“封閉”研究中，即便那些選定的事物表象、控制條件、作用因素相同，也難以產生相同理論、規律和定律。如果社會制度、指導價值觀不同，這些選定條件的相同性已經失去科學比較的意義了。這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不能簡單用人數、裝備、通訊、資源、待遇、機械化能力等這些表面看起來相同的條件、指標來比較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支軍隊的戰斗力的道理一樣，也不能經過這些控制條件下的封閉性比較得出共產黨的軍隊應該按照國民黨軍隊來建設、來確立發展模式的結論，更不能因此認為共產黨軍隊的戰斗力(效率效益)沒有國民黨高、資源配置沒有國民黨科學從而得出結論共產黨就是要用國民黨的軍事理論、建設模型、發展模式來對共產黨的軍隊進行改革和改造。

　　如果說對事物分析、認識的方法論受到上述差異性和變化性制約，就社會科學領域的討論而言，其方法論是根據其研究目的、對象、領域、范疇的需要而設定(這是與自然科學有所相同的地方)，而對不同國家、社會、民族(空間概念)與不同發展階段(時間概念)來說，其分析、研究問題的方法論的發展、形成又具有自身特性、特點(這是與自然科學有所區別的地方)，而且這些方法特性、特點恰恰與其它因素相關，如(1)與一個國家發展的歷史路徑、方向性質、社會制度、經濟結構、意識形態、文化宗教、教育和因此形成的信仰、價值觀體系緊密相關;(2)與生產力水平、人口、資源、技術條件、生活/消費方式以及因此形成的經濟行為特征緊密相關(這17個方面僅為舉例)。基于上述對極端化方法論特征、性質和問題的分析，基于唯物主義、整體主義的方法論思想，本文分析表明，在圍繞當前改革問題的討論中，不能把關于如何改革、對改革問題的分析、方式的討論統統歸于“是否要改革”這樣一個簡單的命題之下，這是違背事物發展兩面性和辯證性的。

　　歷史證明，一個國家、民族不怕貧困，不怕戰爭，不怕災害，不怕犯錯誤(如文革)，不怕有失誤、走彎路(如大躍進)，不怕人口眾多、資源貧乏，就怕沒有思考，就怕沒有不同聲音，就怕沒有自身價值觀，就怕沒有自身的堅定信念，就怕沒有自身恒定的信仰，就怕沒有與自身價值觀、信念、信仰相一致的指導理論和發展目的。沒有自身思考、理論、信念、信仰和價值觀而僅沉溺于GDP增長的快感之中、對問題視而不見、對其本質避而不談的國家、民族，不管其歷史多么輝煌、多么悠久，無論其GDP總量怎樣領先于他國，將無法科學把握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之間的關系，永遠不會站在人類進步的前沿。縱觀近現代史，那些僅僅沉溺于物質滿足、經濟增長率的民族無不被主宰強國的價值觀、信念、主義的洪流席卷而去、順漩渦而下并最終喪失自我。

　　本文寫作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項目號：7107111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12BJL009)、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號：11YJAZH089)的支持。

　　(龍斧：武漢大學戰略決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美國東俄勒岡大學終身教授。王今朝：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