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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在安徽鳳陽小崗村大包干紀念館里，這首1979年開始在當地傳唱的《大包干歌》，在不停地滾動播放著。

　　歌的源起，是被稱為“中國改革第一村”的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所謂“大包干”，是指大包干到戶，即農戶承包集體的基本生產資料（主要是土地）自主經營，包交國家和集體應得的各項費款，其余產品或收入歸承包戶所有。

　　1978年冬，當時屬梨園公社的小崗生產隊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紀念館里的雕塑，復原了這次會議的場景：

　　18個農戶或坐或站，群情激奮，在同意“分田單干”的字據上，摁下18個鮮紅的手印：“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鑒（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坐牢殺頭也干（甘）心，大眾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此后，小崗人在各自承包的土地上耕作，并由此拉開中國農村改革第一幕。

　　一晃快40年過去了。年輕一點兒的人，一定難以理解：不就是包干到戶么？至于搞得那么神秘、那么悲壯？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這段鳳陽花鼓詞，唱出了鳳陽數百年來逃荒要飯的滄桑歷史。鳳陽處于江淮分水嶺，非旱即澇，“乞丐之鄉”的帽子由來已久，“鳳陽花鼓”最早就是外出行乞敲出名的。隸屬鳳陽縣的小崗村，是淮河岸邊的一個普通村莊，距縣城30多公里，交通不便，土地貧瘠，生產和生活一直都很艱難。

　　1955年，合作化以前，小崗有34戶農民、175人，26條耕牛和1100畝耕地，正常年景溫飽有余。1956年，小崗一步跨入高級社即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后進入人民公社化后，生產開始下滑，農民收入下降。一直到1978年之前，小崗都是“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三靠”生產隊，每年秋收后幾乎家家外出討飯。

　　在“餓怕了”“窮急了”“搗散了”的困境下，當時的生產隊副隊長嚴宏昌和隊長嚴俊昌、會計嚴立學共同商討，一致認為，干脆撤掉作業組分開包干到戶。現在社員都同意，我們瞞著上面干。瞞不住，大不了不當干部，撤職、處分隨他便，到最后總不能不讓我們種地。

　　隨后就發生了前面說到的那一幕。

　　豁出去的原因很簡單：餓怕了，窮怕了。

　　歷史，有時候就是那么吊詭：今天看似簡單、無所謂的事，擱在過去，可能就真的很不簡單，且非常有所謂。

　　1979年以前，別說“包產到戶”，連“包產到組”，都被認為是對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集體化道路的背叛，始終是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

　　“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1958年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指導下農村人民公社的管理體制。“三級所有”，是指生產資料和產品分別歸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指在人民公社的三級集體所有制中，生產隊一級是基本核算單位。這種體制直接導致原來的各個合作社和社員之間嚴重的平均主義，社員的自留地、家畜、果樹等，都被收歸社有。這些實際上是對農民的剝奪，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給農業農村農民帶來災難性后果。

　　遲至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仍然強調“人民公社要堅決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穩定不變”。可小崗村實行大包干到戶，完全突破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機制，在當時波詭云譎的社會環境下，壓力巨大。

　　沒有經歷過文革年代的人，可能不明就里，不知其中的厲害。

　　此前的批“單干風”、批“三自一包”、割“資本主義尾巴”等等，歷經無數政治斗爭和折騰，上至中央領導、省委書記，下到基層干部、平民百姓，都為之付出過慘痛代價，有過血的教訓。此時文革剛剛過去，怎不讓人心有余悸？

　　所幸，小崗村的“明組暗戶”和大包干到戶，從一開始就得到縣委的默許。更可喜的是，1979年秋收后盤點，小崗糧食總產量由1978年的1.75萬公斤增加到6.62萬公斤，人均口糧由93公斤增至350公斤，人均收入由22元增至350元——小崗迅速解決了溫飽問題。

　　1980年1月24日，時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到小崗，看到“大包干”帶來的巨大變化，給予肯定與支持。此后大包干到戶在鳳陽乃至全省普及開來。至1984年，大包干經營新體制正式定名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普及推行，廣大農村煥發出勃勃生機。小崗人的這一首創，為中國農村改革邁出第一步，并在隨后“農村包圍城市”，成為整個中國改革的一個原始起點。

　　大包干短短幾年后，鳳陽花鼓唱出新歌：

　　“唱過去，泥巴門，泥巴床，泥巴囤里沒有糧，一日三餐喝稀湯；唱現在，住瓦房，吃細糧，電視沙發西式床，還有余錢存銀行。

　　“唱過去，一愁吃，二愁穿，三愁欠款還不完，四愁兒子光棍漢；唱現在，吃不愁，穿不愁，腰里不斷十塊頭，又娶媳婦又蓋樓。”

　　可誰又曾想到，從1984年起，小崗糧食連年增產，農民收入卻未能同步增長。問題出在“無工不富”，很多人感嘆小崗人錯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鄉鎮企業”等諸多良機，以至于傳出“一夜跨過溫飽線，三十年沒進富裕門”。

　　待到進入新世紀，小崗村開始第二次“革命”。通過土地流轉，將土地集中起來，并啟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及集體資產股份合作確權頒證，從“化整為零”到“化零為整”，從“分田到戶”轉到“分紅到人”，發展現代農業，壯大集體經濟。

　　這一轉身，又一次把小崗村推到風口浪尖。有人認為，當年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鍋飯、率先搞“大包干”的小崗村，要重新回到“大集體”了——如果套用一句文革語言，完全可以扣上“走回頭路”的帽子。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對話，就發生在鳳陽。其實，小崗只是中部眾多資源平平、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一般的普通村，要求其永立時代潮頭，未免有些苛求。無論當年搞“大包干”，還是現在回歸搞“大集體”，首先必須尊重農民的意愿，聽聽他們的憂樂。爭論對與錯，以及是否在“走回頭路”，在當代已經毫無意義。

　　“我們全家都在村子里，有開農家樂的、有開超市的、有開澡堂子的，孫輩分別在游客中心、干部學院上班。”到小崗村第一家農家樂“金昌食府”就餐時，見到主人嚴金昌，他是18個“大包干”帶頭人之一，也是小崗村最早把土地流轉出去的那批人。談到現在的收入，他樂呵呵地說，現在僅農家樂一項，他一年就收入20多萬元呢。

　　事實上，2016年，小崗村實現集體經濟收入680萬元；實現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169元，分別比全國、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806元和4449元。以創建國家級農業示范區、國家特色景觀旅游名村為契機，小崗村制定的“三年大提升”行動計劃，正緊鑼密鼓進行著……

　　小崗村走過的歷程，真可謂驚心動魄、波瀾起伏。

　　或許至今仍然有人對小崗人“敢為人先”的首創，不以為然。這倒讓我想起了哥倫布的故事。他發現新大陸后，在為他舉行的宴會上，一些貴族認為他發現新大陸完全出于偶然，即使沒有哥倫布，也會有人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拿出一個雞蛋說：“諸位，你們誰能把這個雞蛋立在桌子上？”眾人面面相覷，哥倫布拿起雞蛋往桌上一磕，雞蛋立住了。貴族們不服氣，說這樣我們也會立。哥倫布說：“問題是你們這些聰明人誰也沒有在我之前想起這樣做。”

　　更難得的是，小崗人的“敢為人先”，作為一次破釜沉舟似的押寶，絕對不是邀寵似的投機，恰恰相反，他們在商議和摁手印時，強調的是“瞞上不瞞下”，他們的目標和目的也一樣，是“朝下不朝上”，而且完全不考慮個人榮辱安危，先干了再說，由實踐和最后的結果去檢驗。這種精神和境界，永不過時，在任何時候都是最可寶貴、值得珍愛的。

　　走在小崗村2000米長寬闊的“改革大道”上，我在想：木秀于林，一旦成為標桿，也同時成為靶子，各種麻煩難免隨之而來。但不經歷一些翻來覆去的波折和磨難，何以淬火成鋼？

　　無論什么社會，也無論什么時代，凡成大事者，都有赴湯蹈火、“敢為人先”的勇氣，還有不計得失、豁得出去的氣概——這才是“小崗村”這一標簽的真正意義所在。

　　“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之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離開小崗村，想到莊子的這一回答，實在是精妙無比、妙不可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