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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在低速增長中進入深度調整期。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復蘇乏力、市場需求下降，世界貿易投資總量持續萎縮，加之地區沖突和難民危機，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風險加大,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壁壘逐漸增加，逆全球化思潮涌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宏觀政策訴求的差異性日益顯現，而在傳統的合作交流機制下，各國利益的協調難度不斷增大。一些發達國家把自身發展中出現的利益分配不均、貧富分化加劇等問題錯誤地歸咎于經濟全球化，導致民粹主義蔓延，反過來又助推了逆全球化思潮。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面臨諸多挑戰之際，中國成為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主導力量。2018年8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周年座談會上強調，共建“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發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進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一帶一路”倡議秉承各國平等參與、包容普惠的區域合作精神，彰顯了同舟共濟、權責共擔的命運共同體意識，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從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上推動了經濟全球化。

　　一、搭建戰略對接平臺，分享發展經驗，共享發展機遇

　　實現繁榮富強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愿望，二戰以后，許多發展中國家沒能擺脫“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一個主要原因是其在制定發展戰略和轉型政策時，照搬西方所謂的主流發展理論，忽略了自身實際情況和理論的適用條件。自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以來，一些西方國家和多邊機構強迫發展中國家接受“華盛頓共識”開出的“藥方”。這套方案淡化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主張采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休克療法”來進行全方位的體制改革。實踐證明，“華盛頓共識”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不是經濟的快速增長，而是大量的企業破產、嚴重的失業問題和國際收支的惡化、社會的不穩定。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沒有照搬“華盛頓共識”提供的模式進行改革，而是從自身國情出發，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快速發展之路。具體體現是，在早期發展階段，通過漸進式雙軌制改革，對于與就業和國家安全相關的產業給予必要的過渡性補貼，以維持社會發展穩定；對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放開市場準入、積極招商引資、建立經濟特區等手段消除產業的發展瓶頸，提升國際競爭力。對此，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表示：“新自由主義為發展中國家開出的藥方已成為一個巨大的失敗，而中國用自己的方法所取得的成就要好得多。”

　　“一帶一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積極推動與沿線各國在發展戰略、建設愿景、總體規劃等方面進行有效對接，鼓勵各國結合實際情況，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徑，共同探討和解決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建立合作共贏的協同發展模式，謀求同沿線國家合作的最大公約數，契合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需要，為中國與世界各國搭建了分享發展經驗、共享發展機遇的多方合作平臺。5年以來，“一帶一路”建設贏來越來越多的信任與贊譽。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牛津大學學者彼得·弗蘭科潘在其著作《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寫道，“一帶一路”倡議是為了造福天下這一共同事業而提出的，是一個“深度合作的黃金機遇”。非洲新聞電視臺報道稱，中國通過這一偉大倡議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共同發展創造了寶貴機遇，越來越多的國家在分享共建“一帶一路”的紅利中感受到，該倡議有助于釋放更多經濟合作潛力，推動世界經濟朝著更加均衡、包容和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下，一大批合作項目穩步推進。圖為阿富汗學生在由中國援建阿富汗喀布爾大學中文系教學樓教室內聽課（攝于2017年4月30日）。

　　二、彌補基建融資短板，加強互聯互通

　　通暢可靠的基礎設施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區域間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是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關鍵條件。然而，由于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投入大、工程周期長、回報速度慢，私人資本很難介入，而發展中國家政府普遍財力不足、負債較高，導致基礎設施融資缺口較大，嚴重限制了本國的工業化進程。亞洲開發銀行預計2016年至2020年，除中國以外的亞太地區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需求約為每年5030億美元，但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資金供給總額僅為每年1960億美元，基礎設施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差額每年高達3070億美元。

　　“一帶一路”倡議深度聚焦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問題，成為中國工程企業“走出去”、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拓展國際合作空間的強大動力。從20國集團旗下全球基礎設施中心發布的《全球基礎設施展望》報告可以看出，中國已經占據了全球基礎設施支出的三分之一，預計2016至2040年，將有26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來自中國。中國工程承包企業最早獲得國際化經驗，在沿線地區擁有較強的競爭力，在參與海外基礎設施建設中普遍獲得了良好和穩健的經濟回報，與沿線國家實現了共贏。

　　作為“一帶一路”建設負責任的行動者，中國積極推動構建長期、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多元化融資體系，為推進“一帶一路”的資金融通、深化與相關國家和地區互利合作發揮了積極作用。截至2018年，全球已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人民幣納入官方外匯儲備貨幣，28個國家和地區開始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亞投行的成員數達到87個，在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中的支撐作用日益顯現，有效帶動了社會資本的投入。在應對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和融資難題上，不僅需要中國的努力，也需要多方的共同參與，構建與經濟全球化相適應的金融體系。2017年，在中方的倡議和推動下，中國與26個國家共同核準了《“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鼓勵沿線國家建立共同平臺，共同制定區域基礎設施發展戰略規劃，支持金融資源加大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能合作等領域的融資支持力度。

　　“一帶一路”倡議致力于建設包容可及、價格合理、廣泛受益、符合當地國情和法律法規的基礎設施，致力于幫助沿線國家獲取面向實體經濟的便利資金，能夠通過加強互聯互通破題基建融資困局，切實造福沿線國家人民，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推進國際產能合作，深化貿易往來 

　　現代發達國家走向繁榮，無一例外受益于國際分工和貿易全球化的發展。二戰以后，全球貿易體系的制定權和話語權一直由歐美發達國家主導，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所催生出的區域一體化，普遍遵循著從關稅協定到共同市場再到貨幣統一的發展歷程。低收入國家由于缺乏完善的現代化工業體系，通常只能與發達國家的垂直分工聯系在一起，出口類型以初級農產品和資源類產品為主，經濟結構較為單一，經常被定位于價值鏈的末端。

　　不同于西方國家主要集中于原材料產品領域的貿易和投資，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往來更加多元化和富有包容性。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126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包括39個工業大類，525個小類，是全球擁有最完備、最齊全工業體系的國家。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依靠勞動力密集型加工制造業的發展成為世界工廠，隨著工資和原材料價格的不斷上漲，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逐漸失去比較優勢，企業轉而尋求到其他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和地區開辟發展空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與中國的經貿往來中，更有機會承接來自中國的產業轉移，有效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就業，擴大出口，加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

　　“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有效推動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也促進了經貿往來的不斷深化。2018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外貿進出口總額為8.37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3.3%，與25個國家和地區達成了17個自貿協定。在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方面，中國積極落實世貿組織《貿易便利化協定》，四次自主下調關稅，關稅總水平由9.8%降至7.5%。2018年11月，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吸引了172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參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累計意向成交47.2億美元。習近平主席在進博會開幕式上強調，中國將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將始終是全球共同開放的重要推動者、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動力源、各國拓展商機的活力大市場、全球治理改革的積極貢獻者。

　　“一帶一路”倡議有效推動了現代貿易模式下的優勢互補和深度合作，改變了傳統模式下發展中國家作為外圍參與國際貿易體系的格局，促進了產業轉移和升級過程中全球價值鏈的優化組合，為推進國際產能合作、擴大多邊貿易往來注入了新的動力。

　　四、超越傳統發展援助，增進民心相通

　　長期以來，官方發展援助被認為是發達國家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工具。然而，發達國家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援助，通常以復制西方“先進制度”作為附加條件，認為只有培育出類似于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發展中國家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發展。這種援助思路充滿了“發展干預主義”和路徑依賴，忽略了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社會基礎。贊比亞學者丹比薩·莫約在《援助的死亡》一書中提到，西方國家“捆綁式”的援助模式滋生了政府的腐敗，閹割了企業家精神，并使非洲深陷“援助陷阱”。同時，莫約還提出非洲不能依賴援助，而是應該學習亞洲特別是中國的發展經驗，通過招商引資來增加就業，擴大出口，消除貧困。

　　與西方主導的對外援助不同，“一帶一路”作為全球治理創新模式的積極探索，更加注重沿線國家渴望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的實際訴求。中國的實踐經驗表明，以教育促就業、以產業促發展，才能真正幫助受援國擺脫貧困，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實施5年多以來，大量惠民工程已在沿線國家產生積極社會效果，如中國援建的穆桑澤職業技術學校成為盧旺達北方省最大的職業技術培訓中心；云南民族大學與騰沖共建的瀾湄職業教育基地，為湄公河五國培養了上萬名專業技術人才，有效提升了當地的勞動生產力水平。

　　此外，中國投資企業注重本地化經營，許多基建項目本地化用工比例達到60%，部分制造業企業的比例高達90%，極大促進了所在國就業：中巴經濟走廊早期收獲項目已創造3.8萬個工作崗位，其中75%以上為當地就業；泰中羅勇工業園已吸引105家中國企業入駐，解決當地就業3萬多人；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入駐企業125家，解決當地就業2萬多人。截至2018年，“一帶一路”已經為沿線國家創造了數十萬個就業機會，創造了幾十億美元的稅收，為沿線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民生改善做出了顯著貢獻。

　　促進經濟發展、增進人民福祉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當前的首要任務，更是中國同沿線國家的利益交匯點。“一帶一路”倡議是建立在各方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的新型合作平臺，不存在任何附加條件和從屬關系，更能帶動當地民眾參與，更容易獲得當地民眾支持。“一帶一路”倡議下各國的互利合作，打破了發達國家傳統資金援助的“輸血模式”，積極探索以培育發展中國家內生發展動力的“造血模式”，超越了傳統的北南發展援助，真正做到了“授人以漁”，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南南發展合作的新典范。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