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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主導權力的流散、全球治理機制的碎片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的逆轉推動了國際經濟秩序的變革，而國際層面的權力政治、安全競爭和價值沖突重新回歸，這進一步推動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界對開放經濟政治學這一主流研究路徑和分析框架的反思和超越。】

  

　　20世紀70年代國際經濟秩序的混亂，刺激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作為國際關系學一個新的分支領域的誕生，第一代學者圍繞國際體系層次上的權力與市場的互動關系展開了激烈而豐富的范式辯論，形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早期的主要理論流派。20世紀90年代，冷戰的結束再次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的重組，在經濟全球化和美國單極霸權的新時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第二代學者開始超越體系層次的范式辯論，致力于整合國際經濟和國內政治兩個分析層次，推動國際政治經濟學進入了一個被后來學者稱之為“開放經濟政治學”（Open Economy Politics, OEP）的新階段。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再次促進了國際經濟秩序的革命性變化，西方世界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遭遇前所未有的動搖，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占據主流地位并持續了20年的開放經濟政治學的研究路徑和分析框架在解釋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重大現實問題時出現了諸多困境。在對開放經濟政治學進行深刻反思的基礎上，一些學者在研究議題和研究視角上呈現出一些超越之勢。這種新的研究取向可能預示著國際政治經濟學第三波知識浪潮的到來，從而給正處于后起奮進中的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建設帶來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文將首先探討20世紀70年代以來兩次國際經濟秩序重大變遷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術發展歷程的關系，然后分析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0年債務危機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第二波主要的知識成果——開放經濟政治學——在解釋國際經濟關系變遷時所構成的沖擊，進而嘗試性提出國際政治經濟學在第三波知識演進中所可能面臨的幾個發展方向。

 

　　一、國際經濟秩序變遷與IPE的學科發展

 

　　通常而言，社會科學領域的每一次知識爆炸，都與現實世界的革命性變化密切相關；正是現實世界的重大變化暴露出原有知識體系的局限與不足，從而促進新知識的產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誕生與發展也遵循同樣的規律，每一次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遷都給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演進提供了嶄新的動力。

 

　　（一）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與IPE的理論辯論

 

　　20世紀70年代初期，由于美國經濟霸權的衰落，維持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和“黃金發展周期”長達20年之久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走向崩潰，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進入一個“禮崩樂壞”的新時期。這一時期，美日歐經濟競爭不斷加劇，石油危機和經濟滯脹先后發生；與此同時，大西洋兩岸經濟相互依賴日漸加深，跨國公司作為一種新的國際行為體日益活躍。面對這些全新的國際問題，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范式開始呈現諸多困境。來自不同學科的相關學者牢牢抓住了這個機會，勇于突破學科界限所構筑的藩籬，積極探索國際體系中政治與經濟、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系，促使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新的一個分支學科（subfield）的誕生。

 

　　美國經濟霸權的衰落構成了20世紀7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初創時期最為宏觀的國際現實背景，它直接引發了當時的學者群體對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憂慮。以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羅伯特·吉爾平和斯蒂芬·克拉斯納為代表的部分學者認為，衰落的霸權將無力維持國際經濟體系的開放，戰后自由主義經濟秩序將因此面臨不可持續的危險。 他們對國際權力分配結構和國際經濟的穩定與開放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究，創立了著名的霸權穩定論。這一理論提出了可以操作的變量，并明確建立了因果假設關系，它代表性地體現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成果。

 

　　但是，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論也刺激了反對派的興起。反對者認為，二戰后美國所締造的國際制度體系作為干預市場的另一種力量，它們的繼續存在使得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在美國霸權衰落之后仍然能夠得到維持，從而誕生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另外一大主流學派，即自由制度主義。 從此，圍繞國際制度有效性的爭論便成為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學術議題，也是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理論之爭。 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體系中的權力分布控制著國際市場的發展方向，而國際制度學派認為，國際制度可以緩解國際政治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抑制權力結構對于國際市場的影響力。

 

　　除了美國經濟霸權衰落之外，當時國際體系所出現的另外一個新的現象就是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日益增強，與此同時，部分發展中國家借助石油武器重創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于是，另一場圍繞國家權力與市場體系實力消長的辯論也在進行。市場的邏輯是強化分工和整體效率，而國家的邏輯是國家安全和單邊福利，國家邏輯與市場邏輯之間的矛盾運動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又一個理論研究起點，并為此誕生了另外兩個相互對立的流派：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也稱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羅伯特·庫珀和雷蒙德·弗農認為，20世紀60-70年代正在興起的經濟相互依賴使得國家權力日益屈服于世界市場的運作規律。 在其影響下，以羅伯特·基歐漢為代表的部分國際政治學者強調世界市場的興起正在削弱國家的力量，從而導致了傳統的以權力政治為核心內容的民族國家體系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  日益增長的相互依賴成為推動國際政治體系發生性質變化的重要力量。

 

　　面對自由主義聲勢浩大的學術浪潮，以羅伯特·吉爾平和斯蒂芬·克拉斯納為代表的國家主義者起而反擊，他們分別通過實證研究，依然強調主權國家在世界市場中的自主行為能力，認為全球市場的擴張并沒有削弱國家的力量，主權國家體系控制和管理著全球市場，進而催生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國家主義理論。

 

　　總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面對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現實主義和制度主義、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宏觀理論辯論共同推動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誕生和成熟，實現了之前相互分離的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在學科上的相互交叉，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構建的先驅，這兩場辯論的主要參與者被稱之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第一代學者”。  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Cohen）后來以“七賢人”為線索，總結了第一代學人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奠基性貢獻。

 

　　（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與OEP的形成

 

　　進入20世紀90年代，歷史的走向再次發生逆轉。美國經濟霸權的衰落不僅得到全面抑制，而且美國作為冷戰的最終贏家，又全面引領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其綜合實力在世紀之交達到二戰以來又一個新的頂峰。正是在美國的大力推動下，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深入，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斷層線正在被統一的全球市場所彌合，托馬斯·弗里德曼宣稱“世界是平”的。 這標志著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在“兩個平行的市場”的競爭中大獲全勝，全球化徹底取代冷戰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生活的核心主題。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經歷了一場重大的轉型，并迎來第二次大發展的浪潮。新一代學者在研究議題、研究方法和分析視角上趨向聚合，過去涇渭分明的宏觀范式辯論逐漸走向低潮。

 

　　20世紀90年代，隨著全球化發展到新的高度，對國際經濟融合和國家角色轉變的討論又一次活躍起來。 一方面，全球化改變了國家經濟政策的國際競爭環境。經濟全球化不僅擴大了全球市場規模，還向所有國家施加潛在壓力，并迫使它們改變制度和政策，從而促使國家間政策聚合，包括貿易政策自由化、去除資本控制、開放金融市場，弱化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否則將會承擔極大的成本。 另一方面，全球化對各國的國內政治帶來深遠影響。隨著人員、信息、技術、資本、商品等經濟要素的跨國流動的加強，社會個體日益融入到全球生產-消費體系中，國內和全球的社會經濟關聯超越傳統政治軍事關系，成為國際關系的重要內容，國家的對外政策與個體的日常生活和收入息息相關。經濟全球化對不同行業的收入、就業不安全感、收入分配都會帶來影響，這些分配性后果最終會引發國內政治行動。

 

　　以海倫·米爾納為代表的新一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在借鑒彼得·卡贊斯坦、彼得·古勒維奇、羅納德·羅高斯基等老一代比較政治經濟學者（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PE）的研究綱領的基礎上， 根據全球化帶來的現實世界的變化，系統闡述了國內社會行為體的利益偏好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意義，作為社會利益的代理機構，國家只是個體的社會權力和利益偏好轉化為國家政策的“傳送帶”。 在打破傳統國家一元和國家中心假定的基礎上，這一代學者們順應全球化與國內政治互動的日益深化的新現象，圍繞著經濟開放的國內政治動力和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國內影響（在個體、部門、生產要素層面的分配性影響）展開了十分豐富的研究。

 

　　新一批的研究成果強調打開國家這個“黑箱”，圍繞著“利益”和“制度”這兩個核心概念，探討國際經濟體系與國內政治過程的互動關系，這一研究綱領被分解為三個標準化的環節。第一環節是界定國內社會行為體的偏好和利益。 這些社會行為體根據自身在國際經濟中的相對地位，以及不同政策給自身福利分配造成的影響，來確定自身在對外經濟政策偏好。第二環節是探究國內制度對利益匯集和權力博弈的作用。這一環節主要采用政治多元主義的理論視角，研究社會利益如何通過集團間的權力斗爭，在特定的國內制度的框架下匯聚轉化成國家政策。國內制度主要起到兩個基本功能：匯聚（aggregation）和授權(delegation)。最后一個環節是，國內制度將國內社會利益匯總成國家利益，并授權中央政府通過政策工具努力在國際體系中推動這種利益的實現，而這又必須經過國家之間的戰略互動。因此，國際談判及其利益交換便成為最后一步。而在這個過程中，國際制度跟國內制度一樣開始發揮構造和約束國家利益的作用。

 

　　總之，第二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按照上述三個標準化的環節所構成的分析框架，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各個主要議題進行了一系列開拓性的研究。在國際貿易領域，學者們對國內利益分化和民主制度對貿易開放政策的影響, 國際貿易組織（WTO）和自由貿易協定（FTA）對貿易自由化的效果等問題展開了豐富的研究。 在國際金融領域，金融自由化、 匯率制度選擇、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和國際債務與借貸政治成為核心研究議題。在跨國投資領域，學者們對國內利益和制度對跨國直接投資（FDI）的影響、 國際制度(雙邊投資協定，BIT)對FDI的影響以及FDI的政治效應進行了研究。 在對外援助領域，學者們則集中對受援國的選擇和援助條件的政治根源進行了研究。 同時，第二代學者進一步拓展了關于全球化對國內政治的影響以及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問題的研究。

 

　　由于這些成果都探究以國內政治要素與國際經濟開放的關系為主題，戴維·萊克(DavidA.Lake)、杰弗里·弗里登 (Jeffry Frieden)和麗薩·馬丁（Lisa Martin）等具有代表性的“第二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將上述這種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徑總結為“開放經濟政治學”。 開放經濟政治學建立在兩大核心概念基礎（“利益-制度”）上，形成了統一的研究框架，建構起了具有邏輯一致性的研究綱領，使國際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更加成熟的交叉學科。

 

　　如果說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波學術浪潮主要圍繞著美國霸權衰退和經濟相互依賴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展開的話，那么開放經濟政治學在20世紀90年代的興起則是圍繞著冷戰結束后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對國家邊界的消蝕和國家自主性的削弱展開。相比于第一波的范式辯論，開放經濟政治學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最重大貢獻，就是打通了國際與國內的界限，找回了被第一代學者們所忽略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運行的國內微觀基礎。不僅如此，開放經濟政治學還在研究方法上推動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進入了一個建構科學理論模型、通過大樣本和跨國數據進行統計檢驗的實證階段。總之，開放經濟政治學戲劇性地重塑了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

 

　　二、單極結構與OEP的現實背景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第二代學者”通過分析國內社會行為體對于經濟全球化的政策偏好以及這種偏好如何通過國內制度匯聚為國家對外經濟政策，成功地將國內政治過程納入到國際經濟關系的分析中,實現了比較政治和國際關系的融合。但是，開放經濟政治學卻不自覺地將國際層次的宏觀政治結構、權力競爭和安全壓力在自身的研究中悄悄地丟棄了。這使得開放經濟政治學在向比較政治經濟學靠近的過程中，越來越喪失了“國際”政治經濟學應有的特征。開放經濟政治學的這種特征演變，與20世紀90年代之后經濟全球化所處的國際政治環境密切相關。

 

　　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深度發展的國際政治背景是冷戰后美國主導的單極霸權結構的形成。在意識形態方面，冷戰的結束被福山認為是“歷史的終結”； 而在權力結構方面，則被認為是單極世界的開始。 美國在全球強大的權力和價值優勢是經濟全球化能夠迅速擴散的根本政治動力。雖然科學技術的發展讓信息、資本、商品服務和知識的跨國流動變得容易，但美國聯合其他發達國家推動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去管制化和全球貿易體系的自由化浪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國際經濟秩序當之無愧的“締造者”。

 

　　正是這種無以匹敵的單極霸權結構推動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國內政治轉向，使得國際關系中的權力結構、地緣政治、安全壓力和價值沖突等核心內容逐漸淡出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注的視野，而是被國內分配政治（distributional politics）所取代。盡管單極結構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國際政治基礎也很少被開放經濟政治學提及，但它從以下四個方面推動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性轉向。

 

　　首先，美國因其一騎絕塵的超強實力而被認為是一個“孤獨的超級大國”， 這種單極結構從實質上改變了大國之間互動的基本模式,并且極大地增強了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自主性。缺乏制衡的美國霸權削弱了國際體系中國際政治沖突的烈度，擴大了霸權國對于各國行為選擇的影響，其他國家不自覺地受到美國對外政策選擇的影響。因此，開放經濟政治學將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作為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核心主題進行研究，其潛在的邏輯是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塑造了整個國際經濟體系，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貨幣金融政策、投資政策和移民政策等都會外溢和擴散到全球范圍，進而塑造國際經濟關系的基本格局。

 

　　其次，在美國單級霸權結構之下，美國所面臨的國際安全壓力的降低，進一步釋放了美國自身“多元主義”和權力分立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政治特色，強化了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對國際關系的影響。 霸權國家由于受到的體系結構壓力較小，在對外政策中更有能力擺脫體系結構的束縛，但是作為民主國家，體系壓力的減小，反而刺激了國內行為體的活躍，進而凸顯了國內政治的重要性。這種國際政治背景進一步彰顯了斯蒂芬·克納斯那所說的美國“對外強大、對內虛弱”的制度特點，從而使得美國成為對外經濟事務受國內制度限制最大的國家。 因此，開放經濟政治學基于美國特殊的霸權地位和“多元主義”國內政治結構，發展出了“利益-制度”的分析框架，強調國內政治過程對國際經濟關系的塑造作用，相反，在單極結構下國際體系層次上的安全壓力和利益沖突，對于影響國際經濟關系的演進，已經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的力量。

 

　　第三，美國在二戰后采取所謂“仁慈”的霸權政策，致力于通過建構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領導世界； 冷戰結束之后，“兩個平行的市場”格局被徹底取代，包括中國、蘇東國家都積極融入美國領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國際層次上圍繞國際經濟秩序、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發展理念的爭端告一段落。美國一手締造的國際制度體系被認為是保障和平與促進發展的重要積極力量，這促進了整個開放經濟政治學將支持和保障這一秩序的正式“國際制度”奉為研究圭臬，并且強調國際制度在促進合作中的中立性，進而忽略了制度背后的權力性質。

 

　　在美國的領導下，各個領域的國際制度經歷了戰后幾十年的發展而日漸成熟，大大促進了國家間的協調與合作，各國對于多邊規則的執行更加普遍。在國際貿易領域，美國領導“烏拉圭回合”談判最終促使國際貿易組織（WTO）的成立，大大增強了貿易領域的制度化。 在國際貨幣領域，美國推動了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轉型，IMF從一個維持短期國際收支失衡的多邊機構演變為金融危機救助、宏觀經濟協調和資本流動管理機構，并推動了國際貨幣事務的法律化。 在國際金融領域，美國規定國際金融監管標準的巴塞爾協議達成，并不斷升級更新。可以說，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注的各個議題領域，冷戰后國際制度的治理能力都得到了加強，美國主導的國際主義和多邊主義國際規范在國際協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第一代學者”創造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研究的大廈上，開放經濟政治學集中對國際制度中的遵約行為、委托-代理問題、承諾的可信性以及爭端解決機制推動國際合作的具體機制進行了大量研究。 但是，國際制度一直被開放經濟政治學視為中性的機制進行研究，而現實主義所一直關注的權力政治在國際制度形成和演化過程中的作用， 以及國際組織的權力面孔和分配政治效應都被開放經濟政治學所排除在外。

 

　　第四，冷戰的結束被認為是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在全球知識界和政策界的偉大勝利，而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終結了“東亞奇跡”，被認為是宣告了“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破產， 這使得開放經濟政治學在研究方法和價值取向上完全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俘虜”。

 

　　開放經濟政治學以國際經濟開放和經濟自由化為研究主題，探究國際經濟開放的國內政治動因和國內影響。由于民主化的“第三波”伴隨著自由市場的擴張而高歌猛進，對民主制度和國際經濟一體化之間的關系研究也便其最核心的研究課題。 這一研究取向明顯受到當時盛行的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影響：一方面，90年代以新自由主義學說為理論依據的“華盛頓共識”廣為傳播，成為全球主流的發展理念，也廣泛用于轉型國家的政治實踐。財政紀律、利率和匯率自由化、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以及資本賬戶開放和私有化成為拉美國家和轉軌國家的政策指南。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新古典經濟學蓬勃發展，而凱恩斯主義則全面走向衰落，一直致力于借鑒經濟學研究成果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將當時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包括理性選擇的基本研究方法引入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也就理所當然。因此，有學者指出，開放經濟政治學在“華盛頓共識”時代達到頂峰并不是偶然。

 

　　總之，作為一種在冷戰后大行其道的研究路徑和分析框架，開放經濟政治學產生于“美國無敵”這樣一個單極霸權的現實背景之下，并構成國際政治經濟學第二波知識浪潮的核心成果。單極霸權的國際政治結構削弱了權力政治斗爭對國際經濟關系的影響，釋放了民主國家的國內政治力量，終結了國際經濟制度的意識形態和理念之爭，這為開放經濟政治學開辟一條國內政治的研究路徑提供了重要基礎。但隨著國際權力結構的新一輪重大變換，單方面強調國內政治的開放經濟政治學正在遭遇越來越大的理論困境。

 

　　三、金融危機與OEP的困境

 

　　2008年，位于世界權力之巔和全球市場核心地帶的美國爆發嚴重金融危機，隨后老牌資本主義的歐洲世界也爆發債務危機，它給整個國際體系的演進帶來了深遠影響，推動了國際經濟秩序發生一場深刻的轉型。一方面，兩場危機加速了美歐經濟霸權的衰落和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促使整個國際權力結構進入了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重組；另一方面，美歐危機刺激國際社會開始反思美國主導的思想觀念體系和國際制度體系的有效性，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格局中的統治地位所遭遇的挑戰日益增大。這兩場危機給國際政治經濟學提出了一系列開放經濟政治學所不能解決或者未曾涉及的新問題，從而促使學科的嬗變。

 

　　（一）金融危機與秩序變遷

 

　　盡管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由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各種地區性金融危機時有爆發，但它們都發生在資本主義的邊緣地帶，并沒有從根本上沖擊二戰以來所形成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整體架構。但是，作為20世紀3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為嚴重的一場危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與2010年接踵爆發的歐洲債務危機，共同推動了國際經濟秩序發生一場歷史性的變遷。

 

　　首先，美國金融危機加速了國際權力的流散，支撐傳統國際經濟秩序的單極政治結構正在快速坍塌，美國經濟霸權的衰落再次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所必須直面的問題。 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羅伯特·吉爾平曾經指出，美國的全球霸權主要由三根支柱構成，即美國的核武器（軍事力量）、跨國公司以及以美元地位為代表的金融力量。 這次金融危機對美國的金融霸權地位造成了相當大的打擊，不僅使幾乎所有美國金融機構都遭受重創，阻礙了其全球擴張的步伐，也令美元的國際地位受到質疑，國際社會“去美元化”的步伐逐漸加快。不僅如此，美國金融危機也進一步暴露了美國在公共部門融資能力、財政赤字和國內改革方面面臨的壓力。與此同時，新興國家在經濟上實現大規模崛起，這可能是21世紀區別于20世紀最根本的特征。 在多個經濟指標上，以中國為代表的主要新興國家開始不斷躋身排名前十的行列。在既有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明顯脫節，實力與權利越來越呈現出一種不對稱的格局，這成為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變革的第一動力。

 

　　其次，美國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主導的既有國際經濟治理機制的諸多不足。從美國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使得國際社會對更大范圍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國際金融救助、資本跨國流動管理、國際金融和主權債務監管、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需求增加，二戰后發展起來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WTO為代表的正式國際治理機構和以美國為領導的七國集團（G7）政策網絡既不具有足夠的包容性以吸納更多地新興力量，也不具有足夠的權威性和合法性來協調各國采取強有力的集體行動。全球經濟治理的政治基礎日益弱化，如何從以美國霸權為基礎的國際治理體系，轉向更廣泛參與和高效運行的治理體系，成為國際經濟體系面臨的重大挑戰，其中的核心問題在于美國和歐洲需要向中國和其它新興經濟體進行一定的權力讓渡。

 

　　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重大發展是G20取代排他性的G7，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核心平臺， 但G20在機制化建設方面還面臨重大挑戰。 G20更大意義上是各國領導人通過非正式機制進行政策協調和達成共識的機構網絡，具體的規則制定和政策執行都是由正式的國際金融機構來實行。但是，既有的正式國金融機構的改革卻面臨各種障礙，尤其是美國國會不斷拖延表決本已達成的改革協議，從而削弱了其治理的合法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國際貿易、國際貨幣和金融以及跨國投資等各個領域，各國競相通過談判聯盟方式建立新的雙邊和地區協議網絡，美國一統天下的國際制度體系開始出現各種“裂紋”。在貿易領域，隨著多哈回合遲滯不前，WTO的權威性不斷下降，各種區域性的自由貿易談判（FTA）不斷興起，大有取全球多邊主義而代之之勢；在貨幣領域，金融危機之后各新興國家加強了本幣國際化的進程，美元的主導地位不斷遭遇挑戰；在金融領域，各種雙邊的貨幣互換、區域外匯儲備機制和區域開發銀行不斷成立，對IMF和世界銀行的金融職能構成了替代效應；在投資領域，各種雙邊投資協定（BIT）的大量涌現也凸顯了締結全球統一的投資協定更加遙遙無期。這種日益“碎片化”的治理格局使得原來隱藏在多邊制度之下的權力政治“冰山”都顯露出來了。尤其是崛起的中國正在通過積極有為的外交努力，在貿易和金融領域，推動既有的全球性制度改革（簡稱“改制”）和積極進行大規模的區域性制度建設（簡稱“建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重現了國際制度競爭的圖景， 這加劇了無視權力斗爭專注于給定制度框架下的策略互動的開放經濟政治學難以回答當前關于國際制度變遷的諸多問題。

 

　　總之，美國金融危機加劇了既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在包容性、行為能力、權威性和合法性等多方面的不足，大國之間的權力政治在重新加強，尤其是體現在對新一輪的規則競爭方面，整個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再次出現“禮崩樂壞”之后的秩序再造。

 

　　最后，美國金融危機削弱了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的合法性，使國際社會進入新一輪的經濟治理和發展理念的“重構期”。一方面，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這兩起重大事件，激發了國際社會對盛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治理理念的反思，以“資本自由化”為導向的國際金融監管規范和跨國資本流動管理規范在危機后都經歷了逆轉。在二十國集團和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的主導下，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相結合的“第三版巴塞爾協議”替代了以放松金融管制為核心的安格魯-撒克遜監管模式。 而作為資本項目自由化的鼓吹者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開始承認資本管制對資本流動管理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也增強了發展型國家模式（developmental state）的合法性與影響力。 在全球化浪潮下，部分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金磚國家抵制國際經濟組織所施加的經濟自由化壓力，在經濟轉型中堅決捍衛國家經濟政策的自主性，通過不同程度的國家干預，引導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金磚國家在金融監管、資本管制、產業政策、宏觀調控、公共部門等政策領域，都強調政府職能的積極作用。特別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國際競爭中顯示出優勢，這種國家引導的發展模式的成功也引起了知識界對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發展模式的疑慮，這使得經濟理念的競爭重新回到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題之中。

 

　　不僅如此，在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中，為了開展金融救助和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包括美國和歐洲在內的各主要國家政府都對市場進行了大規模干預、救助和刺激，這種行為明顯打破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對政府行為的框定。而新興經濟體的政府外匯儲備和主權財富基金對于穩定國際金融市場發揮了重大作用，實質上在危機中幫助維持了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 這進一步凸顯了國家導向的經濟模式在全球化時代仍具有重要意義。

 

　　總之，美國金融危機及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及其持續性的影響，推動了國際權力的流散、國際經濟治理機制的變革和經濟治理理念的重構，標志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美國單極霸權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走向瓦解。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內部的一種主流研究路徑和分析框架，由于開放經濟政治學的國際政治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其對于現實世界特別是重大問題的解釋力愈顯貧乏。

 

　　（二）OEP的挑戰

 

　　開放經濟政治學的核心研究綱領是探索國內政治過程與國際經濟開放的互動關系。在貿易、金融、貨幣、直接投資等議題領域，經濟全球化穿透國家這個堅厚的壁壘，直接塑造國內利益的分配，影響國內政治博弈格局，這進而又使得國家迫于國內政治的壓力，通過國際經濟政策，來尋找自身在經濟全球化中的位置。與此同時，單極霸權結構的形成強化了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使得圍繞國際經濟秩序的國際權力斗爭幾近消弭。這兩方面的原因使得基于社會集團之間的國內分配政治替代國家之間的國際分配政治成為全球政治經濟事務的核心，國家成為國內社會壓力的代理者，而主要不再是國際體系中自主尋求權力與財富的一元行為體。

 

　　但是，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推動了國際經濟秩序的變遷，改變了開放經濟政治學這一研究路徑所依賴的國際政治現實環境。國家間圍繞全球經濟治理的沖突與協調、國家對于市場體系的干預和引導，以及全球經濟理念的變革，開始成為影響國際經濟關系在新階段里向前演進的主題。而國際沖突、國家作用和經濟理念變革這些新的研究主題顯然無法被納入開放經濟政治學的分析框架。開放經濟政治學仍舊以發達民主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國內政治根源和正式國際制度基礎上的國際合作為核心研究主題，無法反映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所發生的重大現實變化。金融危機暴露出開放經濟政治學的日益封閉和簡化主義在理論解釋力上的限度，這導致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術共同體開始正視“利益-制度”這一核心分析框架所面臨各種挑戰。

 

　　首先，開放經濟政治學的利益（偏好）學說無法適應當前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不同主體利益的多元性和復雜性。國內社會行為體的利益是開放經濟政治學分析框架中最核心的概念，根據新古典經濟學推導出國內社會行為體的利益概念，非常便于進行精確界定，使得開放經濟政治學的理論起點建立在理性演繹的基礎之上，這被視為開放經濟政治學的重要創新。 但是，正是簡單化的引入新古典經濟學來界定行為體利益，它使得開放經濟政治學忽視了行為體偏好的復雜性，進而影響了對全球經濟與國內政治互動的理解。 因此，學者們開始重新審視開放經濟政治學的利益學說。

 

　　第一，開放經濟政治學根據經濟政策在開放條件下的分配效應界定個體的政策偏好，忽視了行為體的信息獲得和認知因素對于偏好形成的影響。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個體偏好的前提假定，是建立在社會行為體處于信息完全和知識充足的基礎之上，并能夠理性的判斷出經濟政策對自身利益的影響。但在現實生活中，姑且不論經濟學界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很難達成共識， 無論是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還是政治體系中的選民，面對現實政策的復雜性和專業性，往往都很難確切地判定自身利益。只有在利益重大且明確可見的情況下，從自我利益的角度解釋行為體態度才比較可取。 而現實中的國際政治經濟議題往往比較復雜，因果鏈條很長而且其國內分配效應并不總是十分明顯。比如，一項對美國貿易政策偏好的研究發現，確定自身對貿易政策的偏好所需信息的代價十分高昂，這項調查顯示，超過30%的樣本對于貿易政策的偏好是“不知情的”，低技術勞工、窮人和婦女對于貿易保護對自身的影響更是知之甚少。 對國際金融政策的研究也發現，國內金融部門并沒有按照開放經濟政治學所推斷的那樣，根據自身在全球經濟中的資產配置確定政策偏好，一些社會行為體者對替代性政策并沒有明確的偏好，甚至持有相反的政策偏好。 因此，有學者就建議引入認知科學、行為經濟學和經濟社會學來更加細致的界定行為體的偏好。正是由于個體很難界定自身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以及特定國際經濟政策中的利益，開放經濟政治學低估了國家在界定利益時的主動性和自主性。

 

　　第二，開放經濟政治學僅從物質主義的視角界定個體偏好，限制了利益的范圍。為了研究的方便，開放經濟政治學引入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依據社會行為體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推斷政策偏好。如果政治學家脫離政治制度和環境而直接從利潤最大化的經濟模型中推導個體的政策偏好，這種方法直接將界定社會行為體利益的艱巨任務交給了經濟學者，喪失了政治學理解利益的獨特視角和學科優勢。 現實政治中的利益異常復雜，個體對政策的態度并不只受到自身物質利益的影響，而是在社會互動中所形成的一定的規范、理念背景下產生的。 學者們開始通過實證觀察的方法檢驗開放經濟政治學的偏好假說。愛德華·曼斯菲爾德(Edward D. Mansfield )等人通過對美國公民貿易政策態度的兩次全國調查和統計分析，發現“赫克歇爾 - 俄林”模型和“李嘉圖-維納”模型的經驗支持非常有限。美國公民對于貿易對美國整體經濟的影響的認知比個人物質利益對貿易偏好的影響要大。  同時，也有學者對國際貨幣政策偏好的假說進行檢驗，也發現傳統的部門偏好模型受到愛國情感和選民對于不同政策權衡的了解程度的很大影響。 教育和社會情感因素對行為體偏好的影響也開始受到關注。有研究發現，高等教育所傳授的經濟理念和信息對于選民形成對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偏好非常關鍵。 同時，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宗教和性別差異等社會情感對于選民的政策偏好也有較大影響。

 

　　第三，開放經濟政治學通過國際分工地位界定國內行為體利益，將國際市場力量狹隘地定義為外生于政治過程的價格和信號傳導機制，忽視了國際市場權力和國家政治力量對于國際市場價格的塑造。國際經濟學理論通常建立在“小國”和完全競爭的假定的基礎上，即任何一個單元內部的生產和消費與全球總量相比都足夠小，因而包括政策在內的所有行動都不會對世界價格產生明顯的影響。這一假定源自以完全市場中的產業或產品為分析單位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但是，國際經濟體系中國家的數量和等級與市場中的企業不同，擁有龐大生產規模和消費能力的大國可能會出于自身經濟或政治目的扭曲國際價格，在現實的國際市場中，由于大國權力政治的存在，壟斷和寡頭是一種常見的現象。不僅如此，國家出于戰略和安全的考慮，還會為國際市場設置各種人為的壁壘，來阻隔、引導和扭曲經濟活動，進而影響價格機制，比如各種形式的經濟制裁行為和經濟集團行為。國際經濟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的國家和跨國公司能夠采取戰略性行為對國際市場施加影響。因此，國際價格事實上內生于政治,而不是政治的外生變量，國際價格本身就是政治策略和操縱的產物。

 

　　其次，開放經濟政治學的制度學說也在新的實現背景下暴露其缺陷。開放經濟政治學借鑒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成果，將國內制度作為利益匯聚和整合的渠道引入對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解釋。同時，在國際層面，開放經濟政治學探究國際制度是如何影響國家間的戰略互動及其結果的，尤其是國家如何通過國際制度增強其承諾可信性。 但是，開放經濟政治學對于制度在全球經濟中作用的理解也開始受到一些批評。

 

　　第一，開放經濟政治學的制度學說以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為基礎，將制度的功用狹隘的界定為折射和影響個體利益的匯聚， 從而忽視了制度通過身份塑造改變行為體偏好的作用。制度作為行為體博弈的宏觀背景，不僅會影響行為體的戰略手段，還會影響行為體的目標。社會行為體在權衡不同政策目標時，往往需要考慮組織成本和集體行動的問題。 開放經濟政治學的國內制度變量主要拘泥于選區制、否決權的數量、選舉制度、委托-代理問題和民主與透明度，而對于制度和社會的互動以及資本主義多樣性等包涵更復雜國家-社會關系的國內政治結構關注不夠。

 

　　第二，開放經濟政治學的分析框架建立在政治多元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將政治理解為社會偏好輸入和國家政策輸出的過程，這無疑忽視了政府機構的官僚利益和國家自主性對于對外經濟政策的影響。尤其是對于廣大發展型和轉型國家來說，國家主義或官僚政治可能比多元主義更能解釋對外經濟政策形成。如何拓展已有制度分析對發展型和轉型國家國內政治與全球經濟的互動進行研究是未來研究的方向。例如，中國學者田野就區別于開放經濟政治學的社會中心視角，將國家參與國際制度和國際合作的動力理解為政府為了打破既有均衡以增強國家自主性。

 

　　第三，開放經濟政治學將國際制度作為國家戰略互動中傳遞信號和確保承諾可信的機制進行研究，過于注重國際制度增進國際合作的功用，而忽視了國際制度的權力面孔。國際制度具有非中性，它本身就能成為主導國的權力工具。 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貸款往往反映了美國商業銀行和地緣政治利益。 國際制度的權力特性使得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會努力提升自身對國際制度的影響力，開放經濟政治學對于國家和私人行為體如何通過國際制度實現自身利益、影響國際制度決策還需要系統的研究。而且，除了正式制度之外，對于國際組織內部的網絡政治、議題聯系和私下交易這些非正式制度，開放經濟政治學更是鮮有涉及。

 

　　最后，除了“利益”和“制度”這兩大分析基礎都在遭遇挑戰，開放經濟政治學對于定量研究和博弈論的偏愛，也限制了其對于國際體系中更加復雜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進行有價值的探討。正是因為開放經濟政治學從經濟學中大膽借鑒了對個體利益的界定，從比較政治學中借鑒了對國家制度的狹隘界定，使得這一分析框架可以在異常清晰和明確可見的個體利益和國家/國際制度的基礎上，通過理論演繹和數據歸納來提煉一些明確的因果機制。這使得開放經濟政治學更加接近于一門“科學”。但是源于對于“科學”的過度迷戀，第二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形成了一種研究課題的選擇性傾向，即對于那些能夠采用定量方法和博弈論研究的課題表現得無比熱情，并確實產生了一些重要成果，但這種受研究方法驅動的研究，卻使得開放經濟政治學仍舊主要關注發達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的國內根源和國際制度設計對戰略互動的作用這兩大議題，對于當前一些重大而緊要的現實問題視而不見，自然也不能做出有效的知識回應。

 

　　總之，在冷戰結束后所形成的單極結構的背景下，由于國際政治結構壓力日益松弛，整個國際關系學理論研究從出現了從體系層次向單元層次回落的趨勢。 在這一大的學術背景下，第二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者致力于打通國際經濟關系與國內政治過程的界限，他們以制度和利益為分析基礎，從經濟學和比較政治學中借鑒了大量分析工具，從而形成了開放經濟政治學這一分析框架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壓倒性地位。但是，正是因為開放經濟政治學從經濟學和比較政治學中借鑒了過多的分析工具、研究方法和基本概念，在國際權力結構與市場體系之間的傳統優勢領域不斷喪失，從而使得開放經濟政治學越來越遠離傳統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特征。而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對冷戰結束以來的國際格局構成了巨大沖擊，極大削弱了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興盛的政治基礎。美國主導權力的流散、全球治理機制的碎片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的逆轉推動了國際經濟秩序的變革，而國際層面的權力政治、安全競爭和價值沖突重新回歸，這進一步推動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界對開放經濟政治學這一主流研究路徑和分析框架的反思和超越。

 

　　（作者：李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劉瑋：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來源：《國際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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