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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和國家的一項大工程，也是國家治理理論的一篇大文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進一步深化國家治理理論研究，同樣離不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這一有力思想武器。這就需要我們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把握時代發展趨勢、著眼中國現實問題，對“堅持什么”、“繼承什么”、“抓住什么”以及“注重什么”這四個重要問題作出回答。

　　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國家觀

　　研究國家治理理論，離不開“什么是國家”、“什么是治理”以及“怎樣治理”這三個基本問題。其中，后兩個問題的探究深度依賴于對前一個問題的正確解答。列寧曾說過，“國家問題是一個最復雜最難弄清的問題，也可說是一個被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的問題” 。法國那個被馬克思譏笑為“淺薄”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巴師夏甚至曾打算懸賞100萬法郎，招募到在當時能對“國家”下一個準確、簡單而又能夠理解的定義之人。幸而，現代工人階級有馬克思主義這個“哲學的大腦”，唯物史觀已然正確地揭開了這個理論奧秘——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法蘭西內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政治形式”、是特殊的暴力機器以及國家必須履行社會管理等公共職能。今天，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對于我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最根本的意義，在于正確回答了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立場問題和國家職能邊界問題。

　　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最大的不同，是其本身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理論的立場問題，即其背后的價值觀，核心是“為什么人”。社會主義國家與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最大的不同，是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國家治理的根本目的是真正為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內含一個重大的理論誤區，就是用資本主義話語中的“民主”替代了馬克思主義話語中的“人民主權”。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了西方民主制度在立場問題的兩個缺陷，即“選舉時漫天許諾、選舉后無人過問”以及“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社會主義制度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對立面和取代物，在國家治理的實踐中要做到以資本主義為鑒，始終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在提出新發展理念的同時強調“以人民為中心”，是對“以人為本”的準確解讀，確證了處于發展之“中心”、之“本”的人，是唯物史觀中“現實的個人”。落實好這一點，最重要的是要創造條件讓最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到國家治理中來。各級政府機構要把前一階段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成果，落實為時時處處問政于民、問計于民、問需于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眾對于政府公共服務的質量最具有評價權，通過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等方式能夠最大程度地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集中群眾智慧和力量，為群眾的“改革獲得感”找尋現實來源。

　　社會主義國家職能邊界問題，是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同馬克思主義爭奪話語權的一個焦點所在。西方政治理論指認社會主義國家“缺乏民主”、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提出“政府失靈”，不得不說在理論上是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在當今“西強我弱”這樣一種輿論格局中，我們要保持應有的戰略定力，應當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思想中去尋找答案——《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一句話非常值得我們重視，即“因為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各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得集中表現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結論：一切共同的規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都獲得了政治形式”。這句話的當代價值，在于啟示我們國家的基本職能是由國家本質決定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并不存在所謂“沒有國家的治理”。圍繞給資本家增稅還是減稅、對壟斷私企規制還是放任等問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每一天都存在著極大的爭論。在當前日趨復雜多樣的國際國內環境下，盲目主張削弱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職能，對內過不了求穩定求發展保民生這一關，對外過不了西方世界圍堵制衡這一關，到頭來勢必會犯下習近平總書記經常警示的“顛覆性錯誤”。社會主義國家職能的具體邊界不是靜態的、一成不變的，我們對此應當堅持發展的眼光。在這一點上，中國一是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攸關國家安全的領域，黨和政府都不應該也不能夠簡單地輕言“退出”；二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在市場能夠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領域要大膽放手，鼓勵市場發揮出應有的積極作用。

　　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繼承巴黎公社原則

　　找尋研究國家治理問題的思想資源，僅僅“向西看”是遠遠不夠的。避免如習近平總書記言及馬克思主義在這一學術領域“失語”“失蹤”“失聲”，我們有必要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找尋歷史的經驗。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嘗試，可以被看作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理論與實踐的“初啼”。馬克思指出，“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這一口號”。在馬克思看來，巴黎公社這個“廉價政府”體現了精簡、廉潔、民主、透明等基本特征。馬克思說，“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這些原則將一再凸顯出來，直到工人階級獲得解放”。在社會主義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巴黎公社的原則是我們學習的重要思想資源。

　　歷史上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盡管在其建設實踐中或多或少出現過政府機構臃腫、官民比例較高、人浮于事等違背“廉價政府”理念的不良現象，但從歸根結底意義上相較于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是應然有道路自信的——今天在一些西方國家曝出的資產階級對內鎮壓勞動群眾、對外發動局部戰爭或搞顏色革命等事件，哪一點不需要臃腫的政府和龐大的開支呢？無怪馬克思在用資產階級政府對比無產階級巴黎公社時譏諷到“表面上高高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實際上正是這個社會最丑惡的東西，正是這個社會一切腐敗事物的溫床”。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廉價政府”這一構想的推崇與堅持是一以貫之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讓八項規定成為紅線、讓打虎拍蠅成為常態、讓“為官不為”成為整改對象、讓“放管服”成為政府工作重心等等施政舉措，都是為了通過深化行政體制改革以打造更完善的國家治理體系并提高自身治理能力。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國家治理問題進入我國政治學研究場域以來，治理主體多元化這個問題被學界討論得非常熱烈。然而，不管是提出什么樣的治理主體多元化理論，中國共產黨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的執政地位都是必須得到尊重的，蓋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中，國家的實質不過是階級的專政。

　　有分析曾指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出現黨垮臺、國解體的歷史悲劇，一方面當然是受到蘇聯“老大哥”紅旗落地的影響，另一方面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治理體系在所謂的“解凍年代”出現過嚴重問題——上世紀80年代若干個“非正式組織”在這些東歐國家被允許有組織地、公開地進行反體制活動，助推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性質的反對黨顛覆共產黨政權。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的執政地位問題，他就此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貫徹落實好總書記這一執政理念，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就必須有利于切實保障黨的領導而不是走向相反的道路。體現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需要執政黨一是要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尤其是執政能力建設，著力打造服務型政黨；二是要堅持黨內民主引領和促進人民民主，加快完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現代化；三是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真正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抓住“破舊立新”這個實質

　　向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重要組成部分前進，一個前提性要求是要搞清楚實現這樣一個現代化究竟需要我們做到什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簡而言之，“破舊立新”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牢牢抓住的實質。在這里，存在著兩個問題需要做一點理論辨析。

　　其一，在這里舊與新的區別，不是“左”“右”之差。一種傾向往往會掩蓋另一種傾向，在思想理論界一種不正確的觀點看來，任何一種現代化都是西方化，換句話說，只有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才是“新”。習近平總書記一貫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他在同一篇講話中提出的一個新的視角，值得我們充分重視——他說，“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地區和國家不斷出現亂局形成了鮮明對照。這說明，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總體上是好的，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的” 。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蹄疾而步穩，一方面警惕產生推進這項工作的畏難情緒，一方面也要對推進中可能產生的各種風險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性與敏銳性。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政治定力，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兩條十分重要的經驗和原則。有了這樣“定海神針”，我們就能在國家治理的長期實踐中超越風險社會。

　　其二，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一個整體，“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規定了必須堅持的政治方向——換而言之，我們今天所要立的任何一項“新”，都不能游離于社會主義制度之外。從傳統計劃經濟模式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轉型，積極有效地提供制度供給以防止出現“制度真空”，毫無疑問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大意義，在于能夠凝集成果、體現特色、彰顯優勢、引領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來源，是在政治建設領域，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能夠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不斷加強、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斷完善、基層民主建設不斷發展以及建設“法治中國”的進程不斷進步；在經濟建設領域，基本經濟制度能夠充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既促進效率與活力、又保障公平與和諧，從而使得保持和促進經濟在新常態背景下平穩較快發展在我國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之所以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奇跡，其背后的一個制度原因正是來源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治理就是為了堅持社會主義、鞏固社會主義、完善社會主義。

　　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注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從傳統意義上說，國家治理問題屬于政治學研究范疇，對應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的社會主義政治建設領域。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價值體系。”這一新論斷極大地拓展了我們的理論視野，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的“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論斷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啟示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要在政治建設領域下足功夫，也要同時注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貫徹好總書記這一重要指示精神，需要在以下兩個方面著重發力。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滋養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因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秉持“國學為根”的理念。所謂價值體系，必然是由不同的理論元素在不同的層次上進行有機構成。我們同意這樣一種觀點，即馬學、西學、國學這三大學說，對于當代中國價值體系的構建而言起到的是體、用、根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一貫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他曾經非常簡練地將其概括為“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這十八個字。以政治學的眼光來看，在這一概括中，仁愛、民本、誠信是價值理念，正義、和合是治理目標，大同是社會理想。中國為什么能夠成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以及古代中國為什么生產力能夠長期領先于世界，這些蘊含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治理思想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可以為回答這兩個問題提供現成答案。今天我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也要“不忘本來”，在繼承中創新這些寶貴的精神遺產，將其融入到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這個開放、包容的價值體系當中來。

　　良序社會與實現善治互相促進，因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賴于公民道德建設的推進。良序是善治的重要目標，又是善治的根本保障，沒有全體公民道德的提升，良序社會就難以形成。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生活的那個年代，他們所看到的是資本邏輯主導下“嚴肅的道德正瀕臨消失的危險，而肉欲卻妄圖把自己捧得高于一切”。在筆者看來，一些西方國家雖然生產力搞上去了，但由于其道德觀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因而在本質上是劣于社會主義制度的。我們今天所說的“制度自信”，內在地包含了這樣一種全新的國家治理思路——治理主體即執政黨把道德的發展和進步狀況作為社會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在全體公民中樹立包含指導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時代精神和榮辱觀在內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培育和踐行包含國家、社會、個人應當追求什么樣的價值目標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理想信念、價值觀念的力量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善治目標。

　?。ㄗ髡呦等嗣裾搲s志社人民智庫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來源：《國家治理周刊》2016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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