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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沙皇俄國擴張政策中所表現出來的地理特征、傾向和觀念等都具有歷史的延續性，是基于對領土和霸權的攫取，使沙皇俄國能夠利用所得領土和霸權來爭取更大的優勢。從地緣戰略角度看，蘇聯比美國在歐洲占有較大的優勢，然而，隨著冷戰結束、東歐劇變，特別是蘇聯解體，俄羅斯的這種地緣戰略優勢不復存在。一如既往，謀求在周邊地區建立“緩沖區”仍為俄羅斯的重要戰略目標。伴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戰略展示了捍衛主權、獨立、國家和領土完整的能力，在解決重大國際問題、調解國家間沖突和危機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毫無疑問，俄羅斯的安全戰略走向將對歐洲的安全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從彼得大帝至今300 多年的國家安全實踐中，俄羅斯遵循著一種持久的模式，即“擴張+不斷向前投送力量=帝國安全”。由此給歐洲帶來了無盡的煩惱，即使在當今俄羅斯安全環境嚴重惡化的情況下，這種模式所造成的陰影仍未從歐洲人的心目中完全消失。而俄羅斯對歐洲的看重也沒有片刻放松。前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曾經指出：“我們的命運取決于歐洲的事務發生什么樣的轉折。換句話說，蘇聯的安全同整個歐洲的安全是密不可分的。”現今的俄羅斯仍然認為，在歐洲所處的安全環境如何，決定著國家安全的整體態勢，對于俄羅斯國家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從阿列克謝沙皇到彼得大帝

從17 世紀中葉的阿列克謝時代到彼得大帝統治時期，沙皇俄國的軍事力量和軍事思想發生了超乎尋常的變化。彼得大帝之前，還有許多俄國無力執行雄心勃勃的對外政策或無法實現戰爭目標的事例。最典型的就是在17 世紀末阿列克謝沙皇最初的軍隊現代化嘗試的失敗，其建立的新的常備軍在克里米亞和納瓦的戰爭中被徹底瓦解，軍隊人數的銳減及作戰能力的低下根本無法保證一場戰爭的勝利，更別說是一場侵略戰爭了。在神圣同盟中，沙皇俄國既沒有手段也沒有策略去同奧地利和威尼斯結成反土耳其聯盟；既沒有連貫一致的戰略也沒有進行戰爭的經濟保障 ；既沒有必要的艦隊在亞速海去攻擊土耳其人，也無力在南部的克里米亞和北部的波羅的海取得突破。很顯然，沙皇俄國沒能制定出為了實現國家目標而正確運用軍隊的安全戰略。彼得大帝后來不惜重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克服了這個弱點，在保持陸軍的同時，開始注重建立用于之后向外擴張的海軍。

1689年彼得親政后，實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舉措，重新建立了沙皇俄國的軍事力量。彼得大帝將當時的募兵制改為義務兵役制；將原來雜亂無章的陸軍編成步兵、騎兵、炮兵、工兵四個兵種；創建了擁有戰時傳統的俄國海軍——波羅的海艦隊；興辦兵工廠，改善軍隊的武器裝備 ；創辦了航海、炮兵、軍事工程等軍事院校，并聘請外國軍事專家擔任俄國軍隊顧問。經過多年的軍事改革和發展，俄國軍隊逐漸成為歐洲最強大的軍隊之一。在戰勝瑞典之后，彼得大帝占領了波羅的海沿岸地區，沙皇俄國成為“北方強國”。但同時，沙皇俄國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彼得大帝耗盡了幾十年開發的資源，破壞了國家的財政基礎，使沙皇俄國處于內部混亂和虛弱的狀態之中。伊麗莎白統治時期，沙皇俄國也曾在歐洲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對于歐洲大陸的權力均衡發揮了巨大作用。此后，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在戰爭年代，沙皇俄國都奉行向西擴張的政策，即便是在走下坡路的時候，曾經大批軍艦生銹于港口，駐普魯士的軍隊在7 年戰爭中有3 年時間既領不到軍餉也得不到補給， 但向西擴張的政策始終未變。但直到葉卡捷琳娜二世統治時期，隨著行政管理、財政和經濟的恢復，陸軍和海軍得以重建，俄國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歐洲大國和強國，葉卡捷琳娜二世擴展了沙皇俄國的波羅的海海岸，奪得了大部分波蘭和克里米亞的領土，結束了土耳其對黑海的獨家控制。

從1676 年阿列克謝沙皇統治結束到1762 年葉卡捷琳娜二世統治開始，或者從1801 年亞歷山大一世統治開始到1917 年尼古拉二世統治結束，沙皇俄國的外交政策、外交戰略、安全和防衛觀念是否具有延續性？這個問題的答案眾多復雜。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從晚期的莫斯科大公國到以圣彼得堡為首都的彼得帝國，俄國的政策制定模式是反復無常的。這種模式在對軍隊特別是海軍建設的態度上、在結交盟友和對外戰爭中都有明顯的表現。沙皇俄國大體上堅持傳統安全和防衛觀念，但有時也會將之拋在一邊，統治者甚至會做出一些不理智、毫無邏輯和有損國家利益的決定。這種事例不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762 年彼得三世出于對腓特烈大帝的敬畏令沙皇俄國退出對普魯士的戰爭，從而丟掉了即將到手的利益，使沙皇俄國爭奪東普魯士、確立與法國和奧地利一樣的大國地位、將撒克遜變成自己的附庸以及控制波蘭的戰略目標徹底破產。

二、從帝國到“社會主義大家庭”

彼得大帝的繼承者沒有為他們的帝國制定國家戰略或持久的安全觀念，葉卡捷琳娜二世卻咄咄逼人，接連實現了領土目標和戰略政策目標：她將克里米亞同刻赤半島變成了自己的“直布羅陀”， 從而為奪取通向黑海的出海口掃清了障礙 ；在時屬土耳其內湖的黑海海域確立了沙皇俄國的海上霸權；控制了位于普魯士和芬蘭之間的整個波羅的海沿岸地區；霸占了波蘭 ；征服且兼并了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 ；將奧斯曼帝國全面擊敗并且決定性地將其驅逐出歐洲。雖然之后沙皇俄國在多瑙河下游地區被奧地利挫敗，而且沒有控制住土耳其，但葉卡捷琳娜還是實現了大多數目標，再次確認了彼得大帝雄心勃勃的擴張設想——把帝國擴張到多瑙河和巴爾干半島地區，再經過克里米亞向高加索地區擴張。在波羅的海和波蘭，葉卡捷琳娜則完成了彼得大帝最初開創的“事業”。

正如卡爾·馬克思所描述的那樣，自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沙皇俄國擴張以來，沙皇俄國的“向西擴張政策”直到帝國結束一直是既定國策。甚至在“十月革命”后，蘇聯又成了沙皇俄國這種擴張政策的持續表現形式，這種形式的帝國在1919—1949 年間逐步形成（附近只有芬蘭和波蘭未加入蘇聯）。葉卡捷琳娜創建了一個持久存在的理論參照體系，即：統治波蘭和多瑙河下游地區，打破土耳其對巴爾干的統治，控制波羅的海和黑海海域，著眼于控制土耳其海峽。她的繼承者們在愛琴海和亞得里亞海海域建立了永久性的海軍基地，打開了沙皇俄國進入地中海的通道。這些沙皇俄國擴張的永久性目標都遠離沙皇俄國的疆界，這種擴張傾向在整個19 世紀都是顯而易見的。在1939—1949年間，蘇聯終于實現了沙皇俄國長期孜孜不倦追求的戰略目標，沙皇俄國由于受制于西方列強而未實現的擴張目標都在斯大林時期得以完成，甚至埃及和敘利亞都在蘇聯向外擴張戰略的準星之內。早在19 世紀，俄國就渴望涉足近東地區，斯大林也曾于1945— 1947 年間試圖介入近東，但遭到了失敗。到20 世紀70 年代，蘇聯勢力最終得以滲透到這一地區。

自18 世紀開始，沙皇俄國就一直積極介入歐洲權力的競爭當中。這種從彼得大帝延續下來的霸俄羅斯學刊；葉卡捷琳娜使之獲得新生 ；保羅一世使這種政策再度得到實踐，他攫取了馬耳他的主權，在地中海為沙皇俄國爭取到了永久性的海軍存在；亞歷山大一世又充實了這種霸權政策的內容，他在1812 年后將沙皇俄國的影響擴大到了歐洲。

英國歷史學家塞頓華遜曾經指出 ：“1815 年，沙皇俄國似乎已成為歐洲大陸上首屈一指的強國了。”彼得的這種政策一直延續到1917 年沙皇俄國結束，對沙皇的外交政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尼古拉一世征服了高加索并以武力使波蘭臣服，又于1849 年對匈牙利進行了軍事干預以挽救歐洲的正統王朝秩序，其一切行動都遵循擴張這條老路。他想和英國、奧地利結成歐洲聯盟來進行一場反對“歐洲病夫”——土耳其的戰爭，以期控制土耳其海峽，使俄國從高加索延伸至安納托利亞，并在巴爾干建立霸權。最后的三位沙皇仍然維持著這種擴張政策，甚至包括最軟弱的尼古拉二世，他也幾乎贏得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海峽和整個波蘭。在1914— 1915 年對奧地利的作戰贏得了初步勝利之后，他曾在波蘭慶祝加利西亞回歸到“俄羅斯祖國”的懷抱。在遼闊的歐亞平原，沒有天然屏障阻擋侵略者的擴張，也沒有天然堡壘用于防守，因此對境外領土的攫取經常被視為保護沙皇俄國安全至關重要的一種手段。

只有列寧在1917 年十月革命后才打破了這種模式，蘇俄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挽救了在彼得格勒飽受戰火洗禮且搖搖欲墜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列寧之后，在斯大林的統治下，傳統的擴張政策得到恢復，這就是通過勢力范圍和對鄰國的政治控制來確保國家安全。1945 年斯大林對德國取得勝利之后，不僅鞏固了自己在蘇聯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而且強化了一項與俄羅斯歷史攸關的傳統安全政策，即以不斷征服和對已征服地區實施鐵腕控制來確保蘇聯的國家安全，無論這些國家和地區是處在蘇聯的近鄰范圍——諸如芬蘭的卡累利阿、波羅的海諸國、東普魯士北部、東部波蘭和東部羅馬尼亞，還是處在廣大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國家，如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社會主義大家庭”一詞是后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提出來的， 用以稱呼廣義的蘇聯集團。這一提法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了掩蓋蘇聯的安全戰略：通過擴張或實現其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霸主地位來尋求安全。一些簡單的公式，諸如“擴張+ 不斷向前投送力量= 帝國安全”或“戰略利益區域= 防御地帶前移+ 廣闊的邊緣安全地帶”已經不足以對這個問題加以解釋了。

現在的俄羅斯在處理安全問題時所持有的思想觀念或所采取措施的最基本內容仍然是 ：建立一個能夠應付危機的安全地帶、能夠長期依靠的軍備優勢、能夠直接和長期使用的數量足夠的軍隊。

沙皇俄國和蘇聯上述政策之基本點就在于其遼闊的領土空間。空間能夠為其提供做出反應的“緩沖”時間，可以保證其有較大的兵力儲備，而豐富的資源能夠滿足其對軍需品的超額需求。這一點可追溯到彼得大帝第一次用兵，追溯到對亞速和納瓦的圍攻，而二戰的反敗為勝則相當于對其進行了完美的詮釋。蘇聯軍隊在戰爭初期遭到德軍的重創，但是，在經歷了失敗并吸取教訓之后，蘇聯紅軍利用其廣闊的戰略縱深逐步恢復了元氣，從最初的戰略防御開始轉入戰略反攻，并最終率先進入柏林并將其攻占，再現了俄國軍隊于1812—1814 年間反敗為勝、最終戰勝不可一世的拿破侖的歷史輝煌。侵略者在這個國家領土上向前挺進時，總有更大部分的土地不能被占領，并且被占領的土地也很難長期控制住，致使侵略者每前進一千米都消耗巨大。自17 世紀初波蘭入侵以來，空間因素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時間因素對沙皇俄國和蘇聯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直至現在這一點仍然不可否認。

三、蘇聯時期的安全環境優勢

1922年蘇聯成立之初，由于加盟共和國數量少且經濟發展嚴重滯后，并且幾乎所有精力都用于解決國內問題，當時蘇聯對歐洲和世界安全事務的影響并不大。此后，隨著數個“五年計劃”的完成， 特別是隨著加盟共和國數量的增加和疆域面積的不斷擴大，蘇聯在歐洲乃至世界的影響不斷增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在歐洲戰場的東部方向牽制了法西斯德國的大部分軍事力量，并為徹底打敗希特勒立下了汗馬功勞，從而贏得了世人的尊重。二戰結束后，隨著自身最大疆界的確立和社會主義陣營的不斷擴大，蘇聯作為該陣營的盟主與美國進入了全面對抗的冷戰時期。

眾所周知，盡管蘇聯的綜合國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并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達到了巔峰，但其經濟總量同美國遠不能相提并論，在20 世紀50—60 年代其國內生產總值只相當于美國的1/3 至1/2。蘇聯之所以能成為同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主要是因為擁有龐大的軍事實力。這種軍事實力并不僅僅反映在龐大的軍隊數量和精良的武器裝備方面，很大程度上還體現在其擁有絕無僅有的有利的地緣政治優勢和地緣安全環境，從而形成了雄厚的綜合軍事潛力。冷戰時期，在國際舞臺上出現了蘇聯和美國尖銳對抗并相互爭奪的兩極世界格局，歐洲被一分為二，分別成為蘇聯和美國兩個超級大國的勢力范圍，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包括西歐地區多數國家在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以蘇聯為首的包括許多中東歐國家在內的華沙條約組織。兩大集團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對峙局面延續了40 年之久。蘇聯憑借有利的地緣政治優勢、地緣安全環境和雄厚的綜合軍事潛力與美國在歐洲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同時通過華約組織加強對東歐國家的控制，以確保其西部邊境的安全。蘇聯把3/4 的軍事力量部署在歐洲地區以保持對西歐的強大壓力，在戰略上一度擁有較大的優勢。當時對于蘇聯而言幾乎沒有任何外敵入侵的現實危險，倒是幾乎所有西歐國家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蘇聯在軍事上對自己所造成的巨大威脅。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東歐在蘇聯和美國兩家奪取歐洲的戰略部署中起著重大的作用。東歐地區位居歐洲腹地，在蘇聯和西歐之間，被西方地緣政治學大陸學派的創始者麥金德稱之為歐亞大陸這一“世界島”的心臟，除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兩國外，其余六國（波蘭、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均是華約成員國，被納入蘇聯的全球戰略體系，成為蘇聯與美國爭霸的主要盟國。東歐既可以作為蘇聯防御西方入侵的屏障，同時又是蘇聯向西擴張、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基地。2016 年第 4 期 ：依靠東歐，分化西歐， 離間歐美關系，瓦解北約集團，逐步將美國勢力排擠出歐洲，將西歐納入蘇聯的勢力范圍；同時，也準備在時機成熟時以武力控制西歐，進而稱霸世界。歐洲中部地區是蘇美爭霸的前沿，除蘇聯的西部地區外，共有民主德國、聯邦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奧地利、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八個國家。這里是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集團兵力部署最密集的地區，其中華約的力量占有一定的優勢。華約在中歐有民主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個成員國，蘇聯在其境內均建立了駐外軍隊集群，中歐前線離蘇聯本土約900 千米，無疑是蘇聯西部地區的重要屏障。中歐的奧地利、瑞士、列支敦士登三個中小國家，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方面雖屬于西歐，但在政治、外交上采取中立和不結盟政策，因此，北約的中歐防區只包括聯邦德國，地域狹小，縱深短淺，至大西洋沿岸僅600 余千米。蘇聯在戰略態勢上較為有利，蘇軍及華約組織的常規力量占有相當大的優勢，只要華約部隊由東德向西，突破北約西德防線，即可迅速向大西洋沿岸推進，攔腰截斷北約歐洲戰區南北之間的戰略聯系，為進軍英國、切斷美歐大西洋運輸線和南下地中海形成有利的戰略態勢。而美歐北約集團只有從西德向東，越過東德，并占領波蘭，才能發動對蘇聯本土的進攻作戰行動。

在蘇聯的西南方向是普通地理概念上的南歐，除蘇聯的西南部分外，有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阿爾巴尼亞、意大利、梵蒂岡、圣馬力諾、西班牙、葡萄牙、安道爾、摩納哥、馬耳他等國家及地中海。該地區位于歐、亞、非三大洲的接合部和地中海地區，是世界海、陸、空交通線的會合處。它是歐洲的南大門，由歐洲中部到南部的出海口都在這一地區，扼守黑海與地中海的咽喉，又是蘇聯西出和南下的通道，軍事地理位置極其重要。華約在南歐有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三個成員國，北約有意大利、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四個成員國，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是沒有被納入蘇聯全球戰略體系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余各國則為中立和不結盟國家。從軍事地理上看，北約和華約在南歐的對峙似乎對北約較為有利。但保、匈、羅三個華約國家都在巴爾干半島，既可作為蘇聯西南部的屏障，又是蘇聯從南翼出擊，增援中歐主戰場的重要依托。該地區位于南歐的中心位置，是歐洲通往亞洲、非洲的橋梁，巴爾干半島與小亞細亞之間的黑海海峽是溝通黑海和地中海的重要通道，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蘇聯的戰略企圖是：通過巴爾干，直逼意大利，切斷北約中歐和南歐戰區的戰略聯系，進而前出地中海或非洲北部沿岸； 控制黑海海峽，為蘇聯黑海艦隊打開通往地中海的大門 ；同時企圖占領土耳其。

在蘇聯的西北方向是普通地理概念上的北歐地區，有挪威、瑞典、芬蘭、丹麥和冰島五個國家，還有蘇聯的西北部分以及白海、巴倫支海、挪威海、北海和波羅的海等水域，其中丹麥、挪威與冰島是北約成員國，瑞典是中立國，芬蘭是與蘇聯簽訂友好條約的中立國。北歐地區為歐洲的北大門，三面海洋既是軍事通道，又是北約國家之間的主要水道。東面和大陸毗連，與蘇聯水陸相通，戰略位置重要。蘇聯在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東北部相連的科拉半島修建軍事設施，并擴大北方艦隊的軍事基地，部署洲際導彈，將這里變成既可對付歐洲戰場，又具有全球性作用的戰略基地。從這里可直接經北極攻擊美國本土，攔截北美與歐洲大陸的海空交通線，直接威脅挪威北部和挪威海甚至北海的安全，還可借道芬蘭通過波羅的海直插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北約在北歐方向防線漫長，而兵力卻很少，因此北歐方向是北約整個防務體系中力量最為薄弱的環節。對于蘇聯來說，位于波羅的海的里加灣、芬蘭灣以及巴倫支海南部不凍的摩爾曼斯克港，對其波羅的海艦隊和北方艦隊出入西波羅的海、北海、北大西洋的北方海上航路具有重要價值，并將進一步提高蘇聯西北地區的經濟、軍事戰略意義。一旦歐洲戰爭爆發，蘇聯將可首先奪取該地區的戰略要地，打通挪威海、北海和波羅的海等增援中歐戰場的海上通道，并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日德蘭半島作為包抄中歐的重要側翼。

綜上所述，從地緣政治角度看，蘇聯在歐洲的安全環境十分有利，尤其是從陸地向西擴張有著非常便利的條件。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認為，世界力量中心所在的歐、亞、非三大洲由于發達的交通已變成一個“世界島”，其“心臟地區”在東歐和歐亞大陸內部，并指出這個地區四周有冰海、山地和高原屏障，區內有重要的人力和物力資源，除東歐這個門戶外，海上強國從其余方向都不容易進入，而占據“心臟地區”的國家卻可屢屢向沿海地區擴張。據此，麥金德把他的戰略思想歸納為“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 誰就能主宰世界島 ；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他認為，從地緣戰略角度看，蘇聯比美國在歐洲占有更大的優勢。然而，隨著冷戰結束、東歐劇變，特別是蘇聯解體，俄羅斯的這種地緣戰略優勢在一夜之間不復存在。

四、蘇聯解體后的安全環境

蘇聯解體和許多新角色的出現改變了歐洲大陸安全體系的基本參數。這些變化是全方位的，發生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相互作用的各個領域，對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安全和意識形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民族、種族和宗教等諸多舊的問題再次成為沖突的根源；戰后繼承下來的邊界遇到了挑戰；對于如何處理國家分裂問題無規則可循。更為嚴重的是，歐洲大陸原有的力量平衡已經被打破，致使各國不得不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原東歐國家相繼加入北約，給轉型時期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帶來了極大的不穩定性。

俄羅斯發現自己已被推到歐洲政治進程的外圍。以前是緊鄰而且控制了半個歐洲的俄羅斯，如今卻被原東歐國家和原蘇聯西部共和國在地理上與歐洲隔離開來。由于突然成為歐洲最偏遠的地區，俄羅斯喪失了原蘇聯可資利用的選擇，對歐洲安全發展和變化的影響力急劇下降。

俄羅斯與其兩個斯拉夫鄰邦——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關系，對于原蘇聯地緣政治范圍的未來走向具有決定意義。在蘇聯解體之初，鑒于西方的影響和烏克蘭的親西方傾向，三者結盟的可能性化為烏有。俄羅斯采取了一項“雙軌戰略”——將白俄羅斯視為盟友，努力與其建立密切的全方位合作關系，保持政治聯盟和軍事聯盟；將烏克蘭視為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集團和俄羅斯占據主導地位的獨聯體一體化進程之間搖擺不定的國家，對其實施打拉并舉的策略，并希望以此為模式，把獨聯體國家分別納入其整體外交和安全政策體系之中。怎奈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恩恩怨怨是“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團亂麻。烏克蘭危機的爆發是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相互交織、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彼此牽連、安全問題和發展問題互相纏繞的綜合因素導致的，這是一場復雜深刻、曠日持久的全面危機。目前烏克蘭國內局勢表面上較為平靜，實際上仍是矛盾重重。面對領土完整已被破壞、社會關系全面撕裂的現實，波羅申科政權無論如何努力都很難在短期內改變烏克蘭的“瀕危”局面，西方對烏克蘭的支持和援助虛多實少，烏克蘭陷入了“既脫不了俄又入不了盟”的尷尬局面。這種長期的“瀕危”狀態和“尷尬”局面將對地區局勢、對俄歐關系產生不可預言的負面影響。

波羅的海三國在取得獨立后，不約而同地采取了“親西遠俄”政策，在國際上努力擺脫對俄羅斯的經濟依賴，全方位與西方接軌，相繼加入北約與歐盟。甚至對俄屢翻歷史舊賬，一再要求俄政府“為蘇聯的吞并之舉道歉”。俄羅斯與波羅的海三國的關系成為其揮之不去的“歷史之痛”。

俄羅斯與原中東歐及巴爾干地區國家的關系也陷入僵持狀態。蘇聯解體初期，關于莫斯科是否能夠與蘇聯時期“老大哥”的模式決裂、與原盟國重新建立一種平等合作關系的問題一度討論激烈，而現在這些已只具理論意義了。中東歐的許多國家波蘭、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克羅地亞均已在2009 年年底之前正式加入北約。黑山共和國于2016 年5 月19 日簽署了加入北約的協議，即將于18 個月之后正式成為北約的第29 個成員。這使得俄羅斯在歐洲的地位更加孤立，也更加深了俄羅斯的警惕與防范。

2016年5 月普京總統在希臘訪問期間對西方的對俄政策提出嚴厲批評，針對美國在羅馬尼亞和波蘭部署導彈防御系統發出嚴厲警告，聲稱“俄羅斯將不得不對美國在東歐部署反導系統予以還擊”。普京說，美國一直表示，在東歐部署反導系統不是針對俄羅斯，不會成為對俄的威脅，但對俄羅斯來說它就是威脅。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5 月21 日稱，北約多國的軍事存在釋放了一個非常清晰的信號，即攻擊任何北約成員國的行為都是在攻擊整個北約。而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隨后回應稱，北約和俄羅斯的關系“很快退回到”冷戰時期的狀態。斯托爾滕貝格還說過，北約在東歐增加軍事部署是對“俄侵略烏克蘭”的回應。

高加索地區三國國內政治的高度不穩定形勢、宗教勢力的分裂作用、眾多民族群體的跨邊界聯系等許多問題交織在一起，使高加索成為了一個極不穩定和極易發生沖突的地區，北奧塞梯與印古什的領土糾紛、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兩國之間的納卡沖突、車臣戰爭、別斯蘭人質事件等都充滿了火藥味，使俄羅斯對該地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面臨著巨大風險。外高加索地區戰略意義深遠，戰略資源豐富，成為各政治力量的角逐之地。美國和土耳其在格魯吉亞設立了軍事基地，格公開表示希望盡早加入北約。美國與阿塞拜疆就美駐軍原則上也已達成協議，阿希望在不刺激俄羅斯的同時“融入歐洲”。亞美尼亞是俄羅斯在外高加索的堅定盟友，但也不時地向歐盟“暗送秋波”，不放棄歐美這一重要的外交發展伙伴。在波羅的海三國加入北約、美國軍事力量進入中亞的情況下，一旦外高加索成為北約的勢力范圍，俄羅斯將處于北約的半包圍之中。俄羅斯竭力保持和加強在這一重要戰略地區的政治影響和軍事存在，但與其他地區相比，俄羅斯在該地區的政策選擇更加有限。

從華約解散、蘇聯解體、北約東擴、科索沃戰爭、烏克蘭危機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來看，歐洲的力量平衡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歐洲的安全處于極度的動蕩不安之中，這給歐洲和俄羅斯在安全領域的相互作用帶來了新的挑戰。但無論相互作用的方向如何，有一點是明確的，即雙方的共同努力是建立一個更加安全的后蘇聯歐洲新秩序的基本條件。

五、新時期的國家安全戰略

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影響了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展變化。2009 年5 月，俄羅斯出臺《2020年前國家安全戰略》。這份國家安全戰略被稱為國家綜合性基礎文件，由總則、當代世界與俄羅斯、俄聯邦國家利益和國家戰略重點、保障國家安全等五部分組成，闡述了俄在國防、內政、外交及經濟等領域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及應對手段，界定了俄國家安全利益所在，提出了俄國家安全體系的目標和發展任務。新戰略要求俄羅斯實行務實外交政策，優先發展與獨聯體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關系；強調俄將竭力保持與美國和北約的戰略平衡，捍衛俄在北極利益；加強俄能源安全，避免因能源爭奪引發邊界沖突 ；改善俄經濟發展上的原料出口模式和嚴重依賴國際市場行情的狀況；努力提高俄羅斯公民生活質量等。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認為， 1997 年的《國家安全構想》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無論是俄羅斯國內還是全世界，形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因此，起草新的基礎性文件的客觀必要性凸顯出來。國家安全戰略是對憲法的延伸，但同時也是一份全新的文件，尤其是就其觀點而言。其主要特點在于，國家安全要靠國家戰略任務的完成來加以維護。國家的安全目標、所面臨的威脅、亟待完成的任務、建議采取的措施及其實施方案，這些內容構成了一個嚴謹的體系，界定了國家安全的狀態以及國家短期（至2012 年）、中期（至2015 年）和長期（至2020 年） 可持續發展的水平。安全戰略是俄羅斯聯邦戰略計劃體系中最重要的文件。它最主要的意義在于，旨在提高國家管理水平，協調政權機構、國家及社會組織在維護俄羅斯國家利益及保障個人、社會和國家安全方面的行動。安全戰略的構思、結構和內容與《俄羅斯聯邦2020 年以前社會經濟發展長期構想》相互關聯。總體來說，這些文件的基礎是對俄羅斯聯邦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戰略風險及很長時期內國家安全可能遭遇的威脅做出的統一評估，核心是總統的政治指令。尤為重要的是，該戰略的基礎建立在國家可持續發展與維護國家安全之間的相互關系與依存性的條款之上。

隨著2013 年年底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俄羅斯對外部世界的看法不斷發生改變。在2013 年最新版的外交構想中，關于國際局勢出現的動蕩局面， 俄羅斯認為全球經濟危機是首先導致地緣政治版圖發生深度位移的強大催化劑；第二個動蕩因素是西方干預他國內政，如“阿拉伯之春”，西方將自身價值觀強加給他國的企圖可能導致國際關系中出現動亂和失控；第三個因素是聯合國地位的不穩固，這體現在某些國家試圖采取安理會框架之外的單邊制裁或武力行動來解決國際危機，隨意解讀安理會決議，實施旨在推翻合法政權的計劃。俄羅斯認為自己面臨的國際挑戰和威脅加劇，并首度將網絡空間的威脅列入重要威脅的環節。值得關注的是，俄羅斯認為當前國際形勢的新特點是國際關系的重新意識形態化。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俄羅斯在2008 年的外交構想中提到 ：意識形態對抗已不復存在，冷戰的遺產正得到逐步清除。面對動蕩的國際局勢，俄羅斯認為需要充當國際事務和全球文明發展中的穩定因素，并將從這一超級使命出發構筑自身的外交政策。

2015年5 月，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表示，鑒于世界出現新的軍事威脅，俄羅斯正在調整2020 年前國家安全戰略。這一決定與“阿拉伯之春”事件之后敘利亞、伊拉克、烏克蘭及周邊地區出現的新的軍事危險和威脅有著密切的關聯。帕特魯舍夫認為，西方大國利用民眾、激進和極端組織以及私營軍事公司的抗議潛力，為謀取自身利益而采取間接行動已成典型。美國和北約積極部署全球反導系統，對俄羅斯的攻擊性正在加強，在俄羅斯邊境地區的進攻潛力亦不斷增強。2014 年12 月底俄羅斯通過了新版軍事學說，雖然基本內容保持不變，但首次出現有關保障俄羅斯在北極地區利益、俄羅斯與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同盟關系以及關于外國私營軍事公司危險性的相關內容。

2015年12 月通過的國家安全新戰略對俄羅斯國家安全近年來面臨的新挑戰和新威脅做出了回應。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指責美國及其盟友企圖對俄羅斯施壓，并借助政治、經濟及宣傳手段對俄羅斯的獨立自主實施制裁，從而保持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霸權地位的行徑。考慮到俄美雙邊關系對國際局勢，尤其是在削減核武器、解決沖突和反恐戰爭等問題上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俄羅斯表示愿與美國在完全平等和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進行合作。此外，俄羅斯指責西方國家實行推翻合法政府的政策，因而為“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在新版國家戰略中，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依然被認定為來自北約，更加明確地定義了俄羅斯防御軍事打擊的戰略目標，指明了應對極端思想傳播的方式。同時，新戰略還將經濟增長、科技和教育、信息安全、戰略伙伴關系等問題列為國家戰略發展的優先任務。

總之，冷戰結束后，歐洲的安全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諸多新獨立國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正處在動蕩不穩的轉型時期。作為蘇聯遺產的主要繼承國，俄羅斯已經不再是與美國爭霸歐洲和世界的超級大國，其地緣政治狀況變得十分不利，綜合國力也遭到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還要嚴重的破壞。蘇聯解體后，俄羅斯雖然已經失去了與美國全面抗衡的實力，但仍然是歐洲乃至世界的一個大國，仍將對歐洲安全格局的未來走向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在美國及其歐洲盟國看來，在冷戰后的歐洲大陸上最有可能打破現有力量平衡，從而對鄰國構成威脅的強大國家仍然是俄羅斯。因為他畢竟依然是歐洲乃至世界面積最大的國家，擁有歐洲大陸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最多的人口，具有巨大的經濟和資源潛力；在獨聯體、中東歐、巴爾干以及北歐和波羅的海等地區有著傳統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影響，更有著數百年綿延不斷的擴張歷史。美國和西歐認為，只有當俄羅斯發展成為一個“繁榮、民主與和平”并納入西方世界體系的國家，俄羅斯“才能像美國那樣不會對歐洲構成軍事威脅”。目前，俄羅斯的政治制度雖已發生變化，實行了西方式的民主選舉，但遠沒有達到西方所希望的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國家”的目標。美國和西歐對此十分擔心，因為俄羅斯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失敗對西方利益構成的威脅遠遠大于其他任何一個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和中東歐國家。冷戰結束后多年的實踐表明，由于尚未建立起一套相對合理、完善的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制度，俄羅斯仍不得不繼續艱難地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其政治和經濟改革至今未完成的陰影始終籠罩在歐洲上空。可以說，正是俄羅斯未來走向的不確定性使歐洲及世界安全的發展趨勢變得難以預測。毫無疑問，俄羅斯的安全戰略走向將對歐洲的安全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