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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無產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里，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制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么辦了。

【原編者按】：美國總統選舉幾乎吸引了全世界人們的眼光。選舉揭曉，種種評論紛至沓來，到底是左翼的勝利，還是右翼的勝利?到底是左翼民粹主義的勝利，還是右翼民粹主義的勝利?到底是民粹主義的勝利，還是精英集團的勝利?莫衷一時。此時此刻，讓我們來重溫恩格斯關于普選制的經典論述——

“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里，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制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么辦了。”

這次美國選舉標示出工人的沸點了嗎?工人們和資本家們知道該怎么辦了嗎?

前面我們已經分別研究國家在氏族制度的廢墟上興起的三種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純粹、最典型的形式：在這里，國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從氏族社會本身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中產生的。在羅馬，氏族社會變成閉關自守的貴族，貴族的四周則是人數眾多的、站在這一社會之外的、沒有權利只有義務的平民;平民的勝利炸毀舊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廢墟上面建立國家，而氏族貴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國家中。最后，在戰勝羅馬帝國的德意志人中間，國家是作為征服外國廣大領土的直接結果而產生的，氏族制度是不能提供任何手段來統治這樣廣闊的領土的。但是，由于同這種征服相聯系的，既不是跟舊有居民的嚴重斗爭，也不是更加進步的分工;由于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處于同一經濟發展階段，從而社會的經濟基礎仍然和從前一樣，所以，氏族制度還能夠以改變了的、地區的形式，即以馬爾克制度的形式，繼續存在幾個世紀;甚至在以后的貴族氏族和城市望族的氏族中，甚至在農民的氏族中，例如在迪特馬爾申[注：對于氏族的本質至少已有大致概念的第一個歷史學家，是尼布爾，這應歸功于他熟悉迪特馬爾申的氏族。但是他的錯誤也是直接由此而來的。]，還以削弱了的形式復興了一個時期。

　　可見，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道德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勿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

　　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由血緣關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舊的氏族公社，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已經很不夠了，這多半是因為它們是以氏族成員與一定地區的聯系為前提的，而這種聯系早已不復存在。地區依然，但人們已經是流動的了。因此，按地區來劃分就被作為出發點，并允許公民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實現他們的公共權利和義務，不管他們屬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這種按照居住地組織國民的辦法，是一切國家共同的。因此，我們才覺得這種辦法很自然;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當它在雅典和羅馬能夠代替按血族來組織的舊辦法以前，曾經需要進行多么頑強而長久的斗爭。

　　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不再同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這個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后，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奴隸也包括在居民以內;9萬雅典公民，對于365000奴隸來說，只是一個特權階級。雅典民主制的國民軍，是一種貴族的、用來對付奴隸的公共權力，它控制奴隸使之服從;但是如前所述，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從，憲兵隊也成為必要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一個國家里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機關，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會所沒有的。在階級對立還沒有發展起來的社會和僻遠的地區，這種公共權力可能極其微小，幾乎是若有若無的，像有時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樣。但是，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里，階級斗爭和侵略競爭已經把公共權力猛增到勢將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的高度。

　　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捐稅是以前的氏族社會完全沒有的。但是現在我們卻十分熟悉它了。隨著文明時代的向前進展，甚至捐稅也不夠了;國家就發行期票，借債，即發行公債。關于這點，老歐洲也已經有不少故事可講了。

　　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駕于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于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作為日益同社會脫離的權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由于這種法律，他們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國家的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擁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關加在一起還要大的“權威”;但是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會之中，而前者卻不得不企圖成為一種處于社會之外和社會之上的東西。

　　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斗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對于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專制君主制，就是這樣，它使貴族和市民等級彼此保持平衡;法蘭西第一帝國特別是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也是這樣，它唆使無產階級去反對資產階級，又唆使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顯得同樣滑稽可笑的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麥民族的新德意志帝國：在這里，資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為了衣不蔽體的普魯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騙。

　　此外，在歷史上的大多數國家中，公民的權利是按照財產狀況分級規定的，這直接地宣告國家是有產階級用來防御無產者階級的組織。在按照財產狀況劃分階級的雅典和羅馬，就已經是這樣。在中世紀的封建國家中，也是這樣，在這里，政治的權力地位是按照地產來排列的。這也表現在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的選舉資格上面。但是，對財產差別的這種政治上的承認，決不是本質的東西。相反地，它標志著國家發展的低級階段。國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國，在我們現代的社會條件下正日益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最后決定性斗爭只能在其中進行到底的國家形式，——這種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正式講什么財產差別了。在這種國家中，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是這方面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而公債愈增長，股份公司愈是不僅把運輸業而且把生產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愈是把交易所變成自己的中心，這一聯盟就愈容易實現。除了美國以外，最新的法蘭西共和國，也是這方面的一個顯著例證，甚至一本正經的瑞士，在這方面也作出了一份貢獻。不過，為了使政府和交易所結成這種兄弟般的聯盟，并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國，除英國以外，新德意志帝國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德國，很難說普選制究竟是把誰抬得更高些，是把俾斯麥還是把布萊希勒德。最后，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用普選制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這里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著無產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里，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制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么辦了。

　　所以，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于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

　　(摘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恩全集》第2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