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經濟學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學,研究資源配置,講究效率公平,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值得我們學習研究,從中吸取科學成分。但是,西方經濟學學派林立,眾說紛紜,真假是非,爭論不休,其中有些假設、定律、定理,并非科學真理,不能盲目相信。本文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西方經濟學的幾個理論問題進行分析研究,提出批判意見,供學術界參考。
西方經濟學是市場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即財富的生產和分配),講究效率公平,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值得我們學習研究,從中吸取科學成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經濟院校引進西方經濟學,作為必修課,也是必要的。但是,西方經濟學學派林立,眾說紛紜,真假是非,爭論不休,其中有些假設、定律、定理并非科學真理,不能盲目相信。有些經濟學家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照搬西方經濟學,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誤導中國改革,造成思想混亂,引起學術爭論。學術爭論的目的,是明辨是非、堅持真理、糾正錯誤,促進經濟學的發展繁榮。本文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西方經濟學的幾個理論問題進行分析研究,提出批判意見,供讀者參考。
一、理性經濟人
經濟人是關于人類經濟行為的一個假設,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核心,來源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斯密說:“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是向他們乞求仁慈,而是訴諸他們的利己心,我們從來不向他們談論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談論對他們的好處。”[1]
這段話的含義是:交換傾向受到自利心的鼓勵,并導致勞動分工。斯密之后,英國經濟學家西尼耳定量地確定了個人利益最大化理論。約翰·穆勒在此基礎上總結出“經濟人假設”。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將“經濟人”這個名詞引入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人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基本含義是:經濟人是自私的;理性經濟人是充滿理性的,追求的目標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會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總和,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就會有效地增進社會利益。
但是,理性經濟人只是一個假設,不是真理。馬克思說過,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與經濟人相對的是社會人和道德人。
斯密的《道德情操論》說:“一個人,無論被人們認為如何自私,在其天性中卻總是很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作自己的快樂,雖然除此之外他一無所得。”[2]
斯密的經濟人和道德人是人的兩面性。人與人之間不僅要講利益,而且要講道德。有些經濟學家只講利益(利),不講道德(義),見利忘義。他們說:經濟人是自私的,私有制符合人性,公有制違背人性;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私有化。理性經濟人是私有化的理論根據。批判私有化的錯誤思潮,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必須認清理性經濟人的真面目,作出新的合理的解釋。
首先,什么是經濟人?所謂經濟人,應該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即老百姓所說的生意人。生意人做買賣,討價還價,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彼此關系是商品、貨幣(金錢)交換關系。在商品市場上,認錢不認人,是正常現象,無可非議。但是,買賣也要講公平,不能坑人。從事政治、軍事、文化工作的人(如國家公務員、軍人、教師)不是經濟人,不能違背職業道德,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常言道:“當官別想發財,發財不要當官。”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就是腐敗。改革開放以來,私營經濟不斷發展,貪官污吏以權謀私,腐敗現象泛濫成災,思想根源是什么?就是自私自利的經濟人思潮泛濫腐蝕的結果。
其次,什么是理性經濟人?理性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有廣義狹義之分。西方經濟學所講的理性是狹義理性,即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廣義的理性是合理合法的理性。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是分工合作,平等互利。因此,理性經濟人應該是平等互利、買賣公平的經濟人,而不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經濟人。換句話說,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有兩種不同的經濟人:平等互利的經濟人是理性經濟人,自私自利的經濟人是非理性經濟人。這是社會道德標準。從法律上看,現代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經濟人行為有合法、非法之分。合法經營的經濟人是理性經濟人,受到國家法律保護;非法經營的經濟人是非理性經濟人,受到國家法律制裁。這是國家法律標準。由此可見,理性經濟人有兩個標準,就是國家法律和社會道德。
第三,有人認為,理性經濟人是自私的,私有制符合人性,公有制違背人性。這是唯心主義的觀點,缺乏科學性。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從個體經濟到私營經濟,從集體經濟到國有經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系變化的規律。如果說私有制符合人性,公有制不符合人性,那么可以得出結論:只有個體經濟符合人性,資本主義私營經濟只符合資本家的人性,不符合雇傭工人的人性。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經常罷工,反對資本家的剝削壓迫。勞資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資本論》的基本觀點。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是否承認這一點?
第四,有人認為,市場經濟的基礎就是私有制,與國有企業不相融。私營企業效率高,國有企業效率低,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就是私有化。這是脫離實際的主觀偏見。實際情況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但是也有國有企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區別。企業效率包括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等指標,經濟效益包括勞動工資、企業利潤、國家稅收等指標,必須全面考察,具體分析;不能唯利是圖,一概而論。在市場競爭中,個體私營企業優勝劣汰,兩極分化,企業虧損破產、老板跑路逃債的現象屢見不鮮。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數量不斷減少,資產總量和經濟效益明顯提高,為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國有企業還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因此需要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是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做強做大國有企業,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帶動多種經濟成分發展,而不是“國退民進”私有化。私有化的結果是兩極分化,經濟危機。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二、看不見的手
“看不見的手”來源于斯密《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被人夸大為“市場萬能”。
斯密在《國富論》中說過:每個人都在不斷努力為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獲得最大的價值。一般說來,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進的公共福利為多少,但在這樣做時,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社會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得的效果更大。
——斯密的這段話講的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概括起來就是:資本家生產商品,主觀為自己(投資獲得利潤),客觀為社會(增進社會福利),社會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總和。但是,他并沒有證明: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沒有矛盾。
法國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他說: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每個人都用欺騙公眾的方法來尋求自己利益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充滿著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尖銳矛盾和對立,每個人都處在同集體不斷戰斗的狀態之中,醫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熱病;律師希望每個家庭都發生訴訟;建筑師希望發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為灰燼;安裝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場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賣棺材的希望天天死人。
傅立葉的觀點與斯密截然不同,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兩面性(黑暗面與光明面)。
馬克思對斯密“看不見的手”評論是:“關鍵并不在于,當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時候,也就達到了私人利益的總體即普遍利益。從這種抽象的說法反而可以得出結論:每個人都可以互相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所造成的結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3]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說:“在任何時候,土地產品供養的人數都接近于它所能供養的居民人數。富人只是從這大量的產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盡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但是他們還是同窮人一樣分享他們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作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4]
——斯密的這段話講的是資本主義分配制度,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作出平均分配。但是,他沒有認識到,生活必需品不等于收入和財產,資本積累規律導致社會兩極分化。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經濟學》教科書中說:“亞當·斯密發現了競爭性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完全競爭和不存在市場不靈的情況下,市場會用其資源盡可能多地生產出有用的物品與勞務。但在存在著壟斷、污染或其他市場不靈的情況下,看不見的手的效率特征就可能會遭到破壞。”
他還說:“市場并不必然能夠帶來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場經濟可能會產生令人難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巨大差異。即使是最有效率的市場體系,也可能產生極大的不公平。”[5]
這種觀點具有科學性,值得我們學習研究。
所謂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機制,包括價格、供求、競爭、風險機制。在亞當·斯密(1723-1790)生活的時代,生產力還不夠發達,商品供不應求,看不見的手調節商品生產流通,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沒有發生經濟危機。斯密去世以后,英國發生第一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1825年),看不見的手已經失靈。從此以后,經濟危機周期爆發,具有規律性。特別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生的經濟危機,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巨大災難,證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已經破產。
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實行新政,干預經濟活動,挽救經濟危機。1936年,凱恩斯發表《通論》,說明經濟危機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國家必須制定經濟政策,擴大消費需求,保持社會總供求平衡。但是,財政貨幣政策反復使用,效用遞減,結果出現經濟“滯脹”的局面,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挑戰。新自由主義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反對政府干預經濟活動,一度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形成“華盛頓共識”。本世紀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發生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聲名狼藉。現代經濟學教科書都承認,市場有效也有失靈,必須發揮政府作用,彌補市場失靈。
政府作用是否有效,要看政府執政能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基本特征是:公有制為主體,國家計劃為指導,共同富裕為目標。“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是手段,目的是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協調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決不能照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以免發生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
三、薩伊定律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1767-1832)在《政治經濟學概論》第十五章《產品的出賣或需求》中提出:“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他認為,單單一種產品的生產,就給其他產品開辟了銷路。貨幣只不過是媒介而已。由于某些貨物生產過少,別的貨物才形成過剩。如果對生產不加干涉,一種生產很少會超過其他生產。因此他得出結論:生產者和產品越多越好,銷路越多越快越好,激勵生產是賢明的政策,鼓勵消費是拙劣的政策。薩伊把自己的理論稱為“真理”,西方經濟學稱之為“薩伊定律”。
馬克思指出,薩伊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庸俗經濟學家自己是不生產什么的。危機之規則的反復,已經在事實上把薩伊之流的饒舌,指為空談。
——那只在繁榮時期被使用,在危機時期,是要被放棄的。凱恩斯認為,薩伊定律只適用于自然經濟,不適用于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自由發展,必然導致生產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發生經濟危機。政府制定政策,擴大消費需求,保持社會總供求平衡,可以挽救經濟危機。在我國學術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大都信奉薩伊定律,主張私營企業自由發展,反對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他們說: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這種觀點是片面的,不符合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生產目的是滿足消費需要。生產與消費的關系是辯證統一關系,它決定商品與貨幣、供給與需求、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顯示經濟發展規律,邏輯關系是:生產是起點,消費是終點,從這種意義上說是生產決定消費;生產是手段,消費是目的,從這種意義上說是消費決定生產;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從這種意義上說是互相決定、互為因果,即:生產決定消費,消費決定再生產。分配與交換是生產與消費的中介環節。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互相聯系,依次轉化,國民經濟才能持續發展。供給與需求的關系也是互相決定、互為因果的關系:一方面是供給創造需求(以產促銷),另一方面是需求決定供給(以銷定產)。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明確指出,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供求平衡,國民經濟才能持續協調發展。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把握經濟發展規律,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很快,國民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這是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同時也帶來了不少問題。當前,我國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生產相對過剩,消費需求不足,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直接原因是:企業盲目投資,擴大生產,追求利潤最大化,導致產能過剩。背后的原因是:分配不夠公平,貧富差距過大,基尼系數超過國際警戒線。一方面是億萬富翁錢太多,鋪張浪費也花不了;另一方面是貧困人口錢太少,省吃儉用也不夠花。貧富差距過大,不僅影響經濟發展,而且影響社會穩定。
事實告訴我們,供給是否創造需求,要看實際效果:有效供給才能創造需求,無效供給不能創造需求。所謂有效供給,就是產品質量合格;數量能夠滿足消費者需要,但是不能超過消費者需要,過猶不及。所謂有效需求,就是消費者生活需要,而且有錢購買,二者缺一不可。
無效供給不能創造需求,大概有幾種情況:
一是產品質量不合格,假冒偽劣,欺騙消費者。
二是商品數量太多,超過消費需求,積壓賣不掉。
三是商品價格過高,消費者嫌貴,不愿意購買。
四是企業盲目投資,追求利潤最大化,導致產能過剩,造成資源浪費。
在生產相對過剩、消費需求不足的形勢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市場決定的正常現象,關鍵在于要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從外延擴大再生產向內涵擴大再生產轉變),提高經濟效益。
從供給創造需求到有效供給創造需求,就是要在提高經濟效益上下功夫:減少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擴大有效需求,提高發展水平。
一是開發新產品,創造新需求。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動力,產品更新換代是經濟發展規律。
二是開拓新市場,創造新需求。堅持開放發展,就是開拓新市場,創造新需求。發展互聯網貿易,建設城鄉一體化物流體系,就是開拓新市場。
三是提高產品質量,創造新需求。中國是世界制造業大國,很多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但是質量、檔次不夠高,不能滿足消費者需要。中國人出國旅游購買產品,每年花費上萬億元人民幣,就是一個例證。
四是降低商品價格,創造新需求。有些商品積壓賣不掉,不是質量不好,而是價格過高,消費者買不起。降價促銷去庫存,可以創造新需求。
五是縮小貧富差距,創造新需求。目前全國農村還有幾千萬貧困人口,生活水平很低。堅持共享發展,加大扶貧開發力度,千方百計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可以創造新需求。
六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增加公共產品供給,可以創造新需求,同時發揮長期的經濟社會效益。
七是發展消費信貸,創造新需求。消費信貸是提供給消費者的信貸,不是給投機者的信貸。
四、科斯定理
科斯(1910-2013)是世界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在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說:“若市場交易無需成本,法院有關損害責任的判定對資源的配置無影響。”
但是,“市場交易無需成本”只是一個脫離實際的假設,令人難以相信。
因此,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的解釋》一文中又說:“在正交易費用的情況下,法律在決定資源如何配置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美國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在《價格論》中將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概括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會成本”,并命名為“科斯定理”。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詞典》對科斯定理的解釋是:“從強調交易成本解釋的角度說,科斯定理可以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權利(即產權)的初始配置并不影響效率。”
科斯的追隨者張五常,積極推銷科斯定理和產權經濟學,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鼓吹資本主義私有化、自由化。在我國學術界,“科斯定理”人人皆知,經濟學家褒貶不一。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科斯定理很重要,核心思想就是產權,產權私有是市場經濟的基礎,產權清晰可以節約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人說,國有企業產權不清楚,名義上是“全民所有”,實際上是“全民皆無”,只有實行私有化改制,才能明晰企業產權;有人說,國有企業是“黨國大公司”,與市場經濟不相融,改革就是要打破“黨國大公司”;有人說,國有企業改革折騰多年,繞不過產權問題,只有實行民營化、私有化,才能提高企業效率。科斯定理被人炒作,誤導國有企業改革,必須予以澄清。
首先,國有企業產權不清,證據何在?
我國憲法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國家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行使所有權,管理國有企業。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的產權結構發生了一些變化,有的變成股份制企業,有的變成混合所有制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與全民所有制企業有區別。但是,國家控股的企業仍然叫國有企業,不能說產權不清。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有企業,難道也是產權不清?
其次,私營企業產權清晰,是企業老板所有,看起來沒有問題,實際上問題很多。因為,私營企業大多數是家族企業,不是個人企業。家族成員之間因為產權問題經常發生矛盾糾紛。企業老板去世以后,子女繼承遺產,你多我少,爭吵不休,甚至打官司。夫妻之間因為爭奪產權,鬧離婚,分財產,屢見不鮮。私營企業之間因為產權問題、股權問題、債權債務問題、集資詐騙問題、跑路逃債問題等等,打官司的案件數以萬計。有些私營企業老板明爭暗斗,甚至被人暗殺。私營企業富不過三代,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平均壽命不到五年。
第三,企業交易費用高低,是產權決定的嗎?“科斯定理”說明,在交易成本為零時,產權一點也不重要,因為它不影響效率。交易成本大于零,產權清晰有利于節約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但是,產權清晰不等于私有化,不能證明國有企業交易成本比私營企業高。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以環境污染為例,國有企業的環境污染,治理起來比較容易,因為國企不僅重視經濟效益,而且注重社會效益。政府可以直接下令國有企業停產整頓,消除污染,甚至關停并轉。私營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很多,治理起來很困難。因為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不惜以污染環境為代價。老百姓經常上訪告狀,要求政府解決企業污染問題。他們不找企業找政府,因為找政府,交易成本低;找企業,交易成本高。即使找到私營企業,保安不讓進,老板不講理,甚至吵架打架,也解決不了問題。事實已經證明,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場交易,解決不了環境污染等問題。必須發揮政府作用,嚴格執行國家環保法,嚴厲處罰污染企業,才能治理環境污染。由此可見,法律在決定資源配置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最后,應該指出,產權理論并非科斯首創。馬克思的產權理論比科斯定理要深刻得多。
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和資本私有制(產權制度)的矛盾,導致社會兩極分化,發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使生產力受到巨大的破壞。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產權制度是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金融危機是經濟危機的集中表現。中國如果照搬資本主義的產權制度,搞私有化、自由化,必然發生經濟危機、金融危機。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加強國家宏觀調控和計劃規劃指導,才能防止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實現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
注 釋:
[1]亞當·斯密:《國富論》,第14頁。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5年版。
[2]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山西經濟出版社,2010年,第2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第1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第152頁,山西經濟出版社,2010年版。
[5]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9版(上),第41、6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
(作者系西安財經學院教授;【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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