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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談何經濟規律？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9-10-26 08:55:59

最近看到某大報上刊登一篇著名經濟學家紀念新中國建國70周年的文章，談論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規律問題。聯系到他一貫反對公有制的觀點，總有一種滑稽的感覺：一個不贊成公有制，根本否定社會主義要以公有制為基礎，主張私有化，鼓吹“民有、民營、民享”（實際上是私有、私營、私享）的所謂“人民社會主義”，甚至根本反對區分公有制、私有制，主張所有制中性的人，卻大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遵循經濟規律，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經濟規律，林林總總，但各種經濟規律是有主次之分的，其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經濟規律，其他經濟規律是從屬于這一規律的。正是根據這一規律，我們才提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我們的理想、信念就是建立在這一規律基礎上的；也正是根據這一規律，我們從具體國情出發，確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并在此基礎上依據其他經濟規律，制定具體政策的。反對公有制，主張私有化，恰恰違背了這個根本的客觀經濟規律。不贊成這一根本經濟規律，也就談不上遵循經濟規律辦事了。

經濟規律是在一定經濟條件下客觀地產生的，經濟條件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是所有制。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產生的。請問，你連公有制都不講了，怎么能談論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呢？

為了說明這個道理，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說起。

馬克思吸取德國古典哲學的合理成分-——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思想，在革命斗爭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研究，發現了歷史唯物主義。這是一個劃時代的科學發現，它第一次把社會科學的研究放在科學的基礎上。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概括了他所發現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他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從經濟上說，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適合，就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如果不適合，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最后必然導致變革生產關系，使之與生產力的性質相適應。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經濟規律。

生產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它包括許多方面，但其基礎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決定著生產過程中人們的地位和相互關系，決定著人們對生產成果的分配關系。我們講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核心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馬克思在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時候，正是這樣分析問題的。他的理論邏輯是這樣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累、生產的集中，使得生產力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一個產品，不是某個個人的產物，而是一群工人集體生產出來的；生產上需要的物資，不是本單位的產物，而是由社會提供的；生產出來的產品，也不是本單位消費的，而是供社會使用的。這樣性質的生產力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由社會來按照整個社會的需要調節經濟的運行，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所有的，是按照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的目的運轉的。這樣，生產方式同占有方式產生了矛盾，生產方式起來反抗占有方式，這就形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同私人資本主義占有的矛盾。這一矛盾是資本主義一切弊病的根源。正是這一矛盾敲響了私有制的喪鐘，必須剝奪剝奪者，即消滅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決定了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成為客觀的歷史必然趨勢。不講所有制，不區分公有制、私有制，反對公有制，就無法理解馬克思講的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這一歷史趨勢。

正因為生產關系的核心內容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一定意義上說，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人類社會發展最根本的經濟規律，實質上也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所以馬克思主義最重視所有制問題。《共產黨宣言》里多次談到所有制問題。“共產主義”，這個“產”是指生產資料，這個“共”，是指公共占有，共產主義就是消滅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就是我們不能忘記的初心，必須牢記的使命。我們引《共產黨宣言》中的幾段話吧。《宣言》強調：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是所有制問題，“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他們贊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這一論斷：私有制是剝削社會一切罪惡的根源，要改造社會，首先要改變所有制，即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上升為統治階級以后，“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干涉”,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他們反復強調所有制問題的重要性。

主張所有制中性，反對區分公有制、私有制，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持有這樣的主張，意味著從根本上否定了社會發展的根本經濟規律，卻侈談什么遵循經濟規律，豈不荒唐？

我們黨一貫堅持遵循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辦事，從而也是最重視所有制問題。全國解放以后，1953年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展社會主義工業化，建造許多大規模的、高度社會化的工廠、礦山，這時建立在個體私有制基礎上的農業、手工業，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私營工商業，已經同生產力的社會性質不相適應了，出現了許多矛盾。正是根據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黨中央及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一化三改”）。正如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盡管在具體工作中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的缺點和偏差，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這是我們黨運用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取得的偉大成果，它為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提供了政治前提，因而值得用濃墨重彩載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史冊。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審視了我國的具體國情，明確提出，我國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我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需要花很長一段時間來實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實現了的工業化、社會化。我們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生產力水平不高，發展又極不平衡，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具有積極作用，我們不能搞單一的公有制。根據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我們調整了所有制結構，確定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黨的十五大把這種所有制結構確定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并把它載入憲法。這是在區分不同所有制的性質、地位、作用的基礎上，根據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才提出基本經濟制度的。認為所有制是中性的，不需要區分公有制、私有制，那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基本經濟制度，這種看法是違反憲法的，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

老實說，不強調所有制，作者談論的幾條經濟規律，也無法存在。拿生產目的來說吧。生產目的不是主觀決定的，不是當事人的主觀愿望，而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以人民為中心”，滿足人民的需要成為生產的目的，這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的。在公有制基礎上，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者共同占有，這就排除了剝削，才有可能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生產依靠人民，生產為了人民。在私有制基礎上，怎么也無法實現“以人民為中心”，如果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目的只能是榨取剩余價值，只能產生剝削和壓迫，既談不上依靠人民，也根本談不上滿足人民需要。作者反對公有制，主張私有化，怎么還能談論什么“以人民為中心”呢？

說到社會主要矛盾，那是基本矛盾在當前條件下的突出表現。離開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是無法談論社會主要矛盾的。既然主張所有制中性，不要區分公有制、私有制了，不講生產關系了，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社會基本矛盾，怎么還會有社會主要矛盾呢？

市場經濟、國家職能，都屬于經濟運行機制的范疇，是發展生產、調節經濟的兩種手段，它們不可能獨立存在和發揮作用的，歸根結底要看由誰來運用、為什么目的運用。方法、手段取決于運用方法、手段的主體。公有制基礎上運用市場經濟、發揮國家職能是一種性質，一種情景，私有制基礎上運用市場經濟、發揮國家職能是另一種性質，另一種情景。離開所有制，抽象地議論市場經濟、政府職能，是什么也說不清楚的。

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不是由主觀意志決定的。經濟規律是由經濟條件決定的。而經濟條件，決定性的內容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不講所有制，什么經濟規律也無從談起。這就是我們看到這篇文章產生滑稽感覺的緣由。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2、3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6、29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12、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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