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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旭、程恩富｜蘇聯經濟發展狀況與蘇聯解體的原因分析

點擊：作者：劉子旭、程恩富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公眾號發布時間:2023-01-01 16:14:15

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首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通過了《蘇聯成立宣言》和《蘇聯成立條約》，正式宣告蘇聯成立，首批聯盟成員有蘇俄、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四個加盟共和國。2022年12月30日系蘇聯成立100周年紀念日，為紀念這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重要日子，特轉發此文，以為紀念。

蘇聯經濟發展狀況與蘇聯解體的原因分析

蘇聯作為工人階級政黨領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人類開創了一條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生存方式，帶來了蘇聯經濟社會發展的奇跡，并給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整個世界體系帶來深刻的革命性影響。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20世紀初，列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俄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國或數國首先取得勝利的理論，領導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使社會主義實現了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飛躍。”“蘇聯模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促進了蘇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也為蘇聯軍民奪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揮了主要作用。但由于不尊重經濟規律等，隨著時間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體制障礙。”[1](P21-22)這是對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客觀科學的評價。

有些輿論借蘇聯建立后經濟社會建設上存在的眾多問題，進而試圖完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意義，消解社會主義對人類的根本價值，這是完全錯誤的。只要我們客觀分析蘇聯的經濟社會發展歷程，便不難看到：雖然蘇聯在各個發展階段存在某些機制和政策失誤，但事實證明，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總體促進了蘇聯經濟社會的快速良好發展。后來逐步形成的蘇聯模式，“也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促進了蘇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也為蘇聯軍民奪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1](P21)因而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深遠意義。

一、如何評價蘇聯“戰時共產主義”和“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

蘇俄社會主義革命剛剛勝利，西方十四國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了武裝干涉的方法，力圖阻斷蘇維埃俄國的發展。而此時新生的蘇維埃俄國尚沒有雄厚的物質基礎，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保障前線的需要，蘇維埃政權從1918年夏至1921年春實行了一系列的非常措施和政策，主要包括余糧收集制、工業企業國有化、工業企業垂直集中管理等措施，并以實物配給制替代自由貿易，[2](P286-287)這一系列政策統稱為“戰時共產主義”。

不可否認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外國武裝干涉和戰時的國內緊急政策，使人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較大影響，但因此對戰時共產主義進行指責是不成立的。對于這一段歷史，我們要有全面深刻的分析。首先，不要認為蘇維埃俄國建立之初就犯了錯誤。這是因為，國內戰爭期間，經濟和生活處于極度艱難的處境之中，蘇維埃政權迫不得已實施了余糧收集制，進而實施實物配給制，以滿足前線物資需求。

其次，我們要看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盡管戰時的條件艱苦，但在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工業企業國有化改革后，工人和農民真正感覺是為自己勞動而不是被迫勞動，基于“共同體思維”來組織戰時經濟激發了人民勞動的熱情，其中包括勞動人民自發進行的義務勞動。勞動人民在青黃不接、糧食狀況普遍惡化的條件下，忍饑挨餓、不要報酬進行義務勞動，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正是依靠蘇聯無產階級的自覺性、思想性、堅定性和忘我精神，[3](P476)才使得戰爭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取得了勝利。這是基于個人私利或單個企業的成本收益分析來組織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所無法想象的。

由于戰爭的緊張局勢和勞動人民空前的勞動熱情，蘇維埃政權在國內戰爭后期犯了錯誤，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決定以“赤衛隊進攻”的方式“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4](P574)然而，戰時共產主義超出了農民和工人的接受能力，蘇維埃政權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部分工人、士兵和農民在和平時期對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不滿，使得列寧意識到了及時改變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迫切性，他承認這次失誤的主要原因是“我們上層制定的經濟政策同下層脫節，它沒有促成生產力的提高，而提高生產力本是我們黨綱規定的緊迫的基本任務。”[5](P184)其實，在戰爭的危機解除后，就不宜再將戰時共產主義當作常規政策繼續使用。不過，蘇維埃政權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對經濟政策進行了調整。習近平總書記在系列講話中也指出了這一情況：“針對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暴露出的問題，列寧進行了深刻反思，提出新經濟政策，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進行了深刻調整。” [1](P21)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戰時共產主義”的結束和“新經濟政策”的開始。新經濟政策最主要的內容之一，就是以糧食稅替代余糧收集制，并允許商品在一定范圍內進行自由交易，同時還創新性地實施了租讓制，即將一些有利于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而國家又暫時無力經營的企業，通過簽訂相應的合同出租給外國資本家經營?？偟膩碚f，新經濟政策的及時實施，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

這里要明確的是，新經濟政策與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交替使用和轉換，總體上都是必要和正確的。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并不代表蘇維埃政權對于社會主義的觀點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早在1918年8月，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論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時指出，在這一階段經濟還未完全成熟，不能立刻實施共產主義，而是過渡到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監督計算社會的產品生產和分配。[3](P202)而在1918年4月，列寧則明確指出，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否可能，就全看我們能否在一定的過渡時期內，用向外國資本交納一些貢賦的辦法保護自己國內經濟的獨立。” [3](P486)因此，新經濟政策的制定是秉承了列寧對于寬泛意義上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嚴格說來則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的時期）的一貫設想的。新經濟政策“是從極度貧困、經濟破壞和戰爭迫使我們所實行的特殊的‘戰時共產主義’向正常的社會主義的產品交換過渡的一種形式。而正常的社會主義的產品交換，又是從帶有小農占人口多數所造成的種種特點的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種形式”。[4](P501)“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和按每個人的勞動量分配產品。” [3](P64)而在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將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3](P198)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實現真正的平等和自由。1924年列寧去世后，新經濟政策并沒有取消，而是繼續實施，直到1928年蘇聯正式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為止。

二、如何評價“蘇聯模式”的經濟社會發展

第一，西方輿論認為，蘇聯經濟發展緩慢。這是不符合事實的。1913年，俄國工業產值居歐洲第4位，世界第5位，而到1940年，蘇聯的工業產值已經超過了歐洲各國，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蘇聯的國民經濟恢復也很快，1964年至1982年，經濟平均每年增長速度達6.1%，超過西方各國經濟增長速度。社會生產總值增長1.46倍，工業總產值占世界的1/5，其中20多種主要的工業品產量甚至超過了美國，位于世界領先地位。[6]蘇聯以比資本主義歷史上快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的速度實現了國家工業化，成為當時世界上僅有的三四個能夠制造當時所有工業產品的國家之一。

從1928年蘇聯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國民經濟開始快速增長，并一直持續到斯大林逝世后二十多年。根據蘇聯官方的統計，其NMP在1928—1975年一直增長迅猛，增長額達60倍，其增長速度遠超美國。期間還經過德國大規模入侵而導致蘇聯國民經濟的嚴重倒退和破壞，但即使是按照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估算，大約1975年，蘇聯的GNP達到了美國GNP的60%。[7](P388)倘若增勢不減，蘇聯的GNP將在30年左右追上并超過美國。

第二，西方輿論認為，蘇聯經濟在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已停滯不前。這個說法同樣不符合事實。以國民收入為例，1981年至1985年增長17%，年均增長率為3.4%，而推行“改革新思維”的1986—1990年間僅增長6.8%，年均增長率僅為1.3%。其中，1990年首次出現了負增長，即下降4%，1991年又下降近15%。又如國民生產總值，1981—1985年間增長19.5%，年均增長率為3.9%。而1986—1990年間僅增長13.2%，年均增長率下降為2.6%，1990年下降2%，1991年下降幅度高達17%。再看社會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由1981—1985年間的3.1%下降到了1986—1989年的2.7%，1990年為-3%，1991年為-10%以上。可以說，戈爾巴喬夫執政期間，經濟衰退幅度之大，在蘇聯歷史上是創紀錄的。[8](P57)而戈爾巴喬夫引入的新思維改革并沒有激發社會主義體制的發展潛力，卻導致經濟負增長和1991年蘇聯的解體。

第三，西方輿論認為，蘇聯農業集體化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舉措是失敗的。這也是不符合事實的。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成就是巨大的。重工業的發展和農業集體化改革，是斯大林執政期間攻克經濟發展難關的最為重要的舉措。在新經濟政策實施了一段時間后，由于國際環境的惡化和日益臨近的戰爭的威脅，斯大林主張實施“農業全盤集體化”，把“分散的小農戶轉變為以公共耕種制為基礎的聯合起來的大農莊……轉變到以高度的新技術為基礎的集體耕種制”。[9](P261)同時，斯大林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可以依靠行政力量來加快經濟發展，因此主張在民主協商的基礎上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計劃的辦法來加速工業發展，且主要是重工業的發展。只通過兩個五年計劃的實施，蘇聯便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全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

應當認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隨后而來的冷戰，證明了人類社會這一階段的時代主題是“戰爭與革命”，因而評價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發展模式不能脫離開戰爭這個時代大背景。斯大林時期的蘇聯面臨著兩個難關：一是十月革命后的蘇聯盡管發展很快，但還沒有完全擺脫小農經濟結構，工業化、現代化改革迫在眉睫；二是面對著日益明顯的法西斯入侵的威脅，蘇聯必須保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因為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落后是要挨打的。

第四，西方輿論認為，蘇聯民生和非經濟領域發展不快。這也不符合事實。蘇聯在科技、文化教育以及社會保障和福利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其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發展位居世界前列，不僅全民教育水平大幅提升，還誕生了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從基礎科學到應用科學，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在原子能和宇宙航天技術方面更是掌握了世界領先的技術。短短幾十年內蘇聯就走完了西方國家幾個世紀的道路，躋身世界強國之列，足以證明社會主義的驚人力量。斯大林模式下，蘇聯在30年代末期就進入了先進國家的行列，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為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人民生活水平獲得了質的飛躍。而同一時期，西方各國正處于橫掃歐美的經濟大危機中。

可見，蘇聯因其經濟、科技、教育、醫療衛生、體育、民生以及國防的巨大成就而舉世矚目，成為世界第二發達的國家。如果沒有德國法西斯入侵而導致蘇聯重大損失，那么，劇變前夕蘇聯的綜合實力將與美國相同（按照美蘇兩國發展的慣性，如果蘇聯沒有戈爾巴喬夫掌權和解體，當今的美國綜合實力也不會超過蘇聯）。如果沒有社會主義蘇聯反法西斯的巨大作用和勝利，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后成功勢必要推遲很多年。

第五，蘇聯的經濟社會發展是有失誤的。這才是客觀科學的分析。盡管蘇聯經濟模式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我們也要客觀承認其自身存在缺陷。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斯大林時期蘇聯在發展模式上的失誤，高度集中的發展模式使得蘇聯經濟的靈活程度不夠。一是沒有處理好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片面地強調重工業，經濟比例失調，而如果不能使得輕工業和農業得到相應的發展，重工業的發展基礎就會不穩固。[10](P24-25)二是沒有處理好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之間的關系，“把什么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和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10](P29)社會的發展尚達不到完全由中央統一計劃就可以很好配置資源的程度，這樣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難免會出現某些經濟結構不佳和微觀動力不足的現象。習近平總書記對蘇聯模式的弊病也做了深入分析：“由于不尊重經濟規律等，隨著時間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體制障礙。”[1](P21-22)

另外，政治和法治發展領域也有一些明顯失誤。不過，盡管主要因為斯大林的個人性格而發生過肅反擴大化的嚴重錯誤，但這種錯誤只是一次性的，蘇聯的經濟政治制度并沒有導致以后數十年內重犯這一錯誤。這說明，肅反擴大化與政治體制有關，但并非具有永久的必然性，而是更多地具有偶然性。

第六，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總的來說是成就大大超過失誤。蘇聯基本建立了以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及其經濟發展模式，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這是在沒有經驗借鑒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次積極探索，并初步顯示出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的效果和特點。蘇聯經濟政治文化的根本制度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具有顯性和隱形的各種優勢，但具體的體制機制及其發展模式具有某些較大的弊端，必須進行朝著科學社會主義方向的大改革。

因此，蘇聯解體后，世界上仍有為數眾多的重要學者對此持客觀公正的評價態度。法國《當今馬克思》雜志主編雅克·德克西埃認為，蘇聯十月革命以及后來斯大林所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是符合歷史潮流的；[11]英國學者塞耶斯(Sean Sayers）也認為，俄國的革命取得了劃時代的歷史成就，這充分說明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價值；[12](P120-138)德國學者赫爾穆特·彼得斯(Hel-mut Peters)教授則指出，蘇聯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盡管存在種種問題和消極現象，但它同樣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在很長時間里具有強大生命力，且其試圖走出一條替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這一歷史性的嘗試對 20 世紀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11]美國著名生態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約翰·貝拉米·福斯特（Bellamy Forster John）認為，蘇聯的解體并非是歷史的終結，而僅僅是社會主義在長達 75 年發展后的一個暫時停頓，而通過脫離資本主義，建立一個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嘗試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13]

三、如何闡明蘇聯劇變的真實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像蘇聯這樣一個在經濟和軍事上都十分強大的大國，在沒有外部侵入和內部暴亂的情況下轟然坍塌的呢？蘇聯劇變和解體以后的20多年來，世界各國對蘇聯劇變和解體的原因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其中，傳統模式必然論、戈氏改革失控論、人民群眾拋棄論、軍備競賽拖垮論、民族宗教失策論等觀點頗為流行，但客觀上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片面性或錯誤。

筆者認為，蘇聯劇變和解體，既有思想原因，又有組織原因，最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

其一是思想原因：赫魯曉夫過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變戰略引發了長期的思想混亂，而僵化的思想理論和傳統宣傳教育體制和機制又難以及時有效地予以消除。

首先，過度否定斯大林所引發的思想混亂。蘇共二十大給蘇維埃帶來不能恢復元氣的打擊。這是破壞蘇聯國家合法性的第一步。先前蘇聯官方千方百計使斯大林的思想和政策具有魅力，而蘇共二十大以后，又盡可能地譴責、揭發斯大林。轉變太大，引起人們思想的混亂。蘇共二十大實際上引起社會思想的分裂，分成兩個陣營：斯大林主義者和反斯大林主義者。其中懷疑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群體，逐漸成為以后幾十年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干部的骨干，迎合和支持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民主化”和“公開性”原則。戈爾巴喬夫也承認赫魯曉夫過度否定斯大林對他本人思想信仰的震撼。

其次，西方和平演變所引發的思想混亂。冷戰時期，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蘇聯展開了全方位的心理戰。截止1975年，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各種方式參與出版關于蘇聯的書籍1 500多種。有不少詆毀斯大林的書籍，美國人很高興赫魯曉夫開了否定斯大林的先例。

簡言之，在蘇聯黨內外的思想理論較為僵化、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顯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情況下，赫魯曉夫過度否定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變戰略引發了長期思想混亂，從而成為蘇聯劇變和解體的重要思想理論基礎或先導性思想原因。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分析的：“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轟然倒下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1](P32-33)這個分析就指出了蘇聯垮臺最重要的基礎性原因。

其二是組織原因：蘇共逐步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馬克思主義干部，而存在嚴重弊端的組織體制和機制又難以及時有效地予以消除。

蘇共中央在干部工作中的錯誤削弱了黨，第一，蘇共領導集團成員選拔任用的非民主性和非公正性；第二，非馬克思主義干部逐漸進入蘇共領導崗位。最終導致蘇聯毀滅。讓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爬上最高領導崗位，是蘇共中央干部政策最大的錯誤。正如曼德爾所指出的那樣，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蘇共領導集團，“竊取權力的過程是以干部的逆向選擇機制為媒介的。”[14](P8)

簡言之，戈爾巴喬夫當上黨的第一把手以后，大肆利用蘇聯某些非民主化和非正?；膫鹘y高度集權的組織體制弊端，在短短幾年之內便以干部年輕化和改革為名，大規模撤換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原有黨政軍主要領導，突擊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或立場模糊的干部，從而為政治上的“改向”奠定了組織和干部這一重要基礎。

其三是政治原因：蘇共領導集團主動背叛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而高度集權和缺乏約束的傳統政治體制和機制又難以及時有效地予以消除。

2010年5月18日俄羅斯《獨立報》刊登了一則采訪原蘇共領導人之一利加喬夫的消息。當記者問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您認為應該如何認識蘇聯的改革時，這位一直同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作斗爭的利加喬夫回答說，在80年代的改革中有兩種立場和傾向。第一種是我堅決擁護的，并為之奮斗的。這是社會主義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革新，而不是對蘇維埃制度的拆毀。第二種是戈爾巴喬夫及其同盟者的立場。他們為自己背叛社會主義、黨和人民，精心思考了如下解釋。他們說，蘇維埃制度完成了許多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帶著光輝的篇章走進歷史的。但是它不能夠改革和完善。應該打碎它，用資本主義制度取代。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領導集團利用高度集權和缺乏約束的傳統政治體制機制，主動背叛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以及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蘇聯（包括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和解體致命性的政治根源和直接原因。

綜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權和僵化的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和模式，在蘇聯劇變和解體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長期的思想理論混亂是基礎性原因，長期的組織政策失誤是關鍵性原因，而實行“改革新思維”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三大主要原因涉及思想與政治、理論與實踐、領袖與群眾、個人與集團、制度與政策、統一與解體、改革與“改向”、長期與短期、內因與外因、政治與經濟等關系及其正負效應，其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是蘇聯劇變和解體。而其他原因即使客觀存在，也是排在三大原因之后或是局部的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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