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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鍇等：境外宗教滲透對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危害與當代啟示

點擊：作者：張鍇王洪生汪亭友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5-02-16 09:19:57

【摘要】宗教作為意識形態形式之一，因其特殊的功能性，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后成為資產階級圍剿共產主義的思想武器，在社會主義變為現實后又成為資本主義勢力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工具。歷史和現實表明，境外宗教滲透對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威脅不容忽視。因此，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為根本遵循、構建防范境外宗教滲透的常態化機制、強化協同建設夯實主流意識形態陣地，實現對境外宗教滲透的整體祛魅、歷史解蔽與實踐匡正，對防范抵御境外宗教滲透、維護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境外宗教滲透對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危害與當代啟示

張鍇王洪生汪亭友

馬克思曾指出：“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1] 這一論斷在19世紀后的諸多事實中得到印證。1848年包括教皇在內的舊歐洲的一切勢力實施所謂的“神圣的圍剿”,導致成立不久的“共產主義者同盟”解散，國際工人運動陷入低潮；1982年美梵“神圣同盟”領銜西方資本主義勢力與以羅馬教廷為代表的宗教勢力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發起“真正的戰爭”，導致波蘭社會主義政權覆滅，牽涉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致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冷戰至今，以美英等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始終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與現存的中國、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宗教滲透。本文嘗試厘清從20世紀80年代的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到今天的中國、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被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施宗教滲透的歷史與現實，綜括境外宗教滲透對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危害與應對。

一、思想武器：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篇重要論著中闡釋了宗教的意識形態屬性。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談到受生產方式支配的特殊方式時，提出“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2]七種形式，這里的宗教、法、道德、藝術等即指意識形態的幾種形式。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進一步表述為：“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3] 這段論述表明在馬克思看來，政治、法律、宗教、道德、哲學、藝術等均為意識形態。中世紀把意識形態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學、政治、法學，都合并到神學中，使它們成為神學中的科目。因此，當時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不得不采取神學的形式；對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來的群眾感情說來，要掀起巨大的風暴，就必須讓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現[4]。這表明馬克思恩格斯不僅早已認識到宗教的意識形態屬性，而且也認識到其社會作用。

宗教的工具屬性，可以追溯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政教合一體制的歷史，馬克思主義批判宗教的維度之一便是宗教對人們的精神蠱惑與壓迫。恩格斯在不萊梅學習經商期間抨擊宗教束縛與政治壓迫帶給人們的雙重災難，實為恩格斯對宗教與專制政府勾連壓迫人們的意識形態階級性之批判。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進一步論及：“國家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出現在我們面前”[5]，“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采取了哲學和宗教的形式”[6]，這里的“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意指統治階級運用意識形態的力量操縱被統治階級，而這種“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包含哲學和宗教等。恩格斯一語破的，認識到統治階級正是利用宗教等意識形態控制被統治階級。另如他在《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中更清晰地揭示出統治階級利用宗教控制被統治階級的邏輯：威廉四世借君權神授將自己幻化為上帝在世俗世界的化身，從而賦予自己在人間和天上的一切權力，使其作為“君權神授”的國王能夠從經濟上、精神上雙重統治人民，這時的宗教成為世俗權力的得力工具。

當社會主義在馬克思那里由空想變成科學，馬克思主義成為無產階級斗爭的指導思想后，舊世界的統治者立即嗅到“危險”，視其為洪水猛獸，旋即組成一支聯合力量圍剿共產主義，其中便包括以教皇為代表的宗教勢力。正如《共產黨宣言》開篇即指出的：“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7] 也如恩格斯深刻揭露的：“一切歷史上的斗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斗爭。”[8] 當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與社會主義國家爭奪民心，再度利用宗教這一“思想鴉片”來“吸引”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企圖以宗教中對來世、對神的信仰消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創造此岸世界美好生活的精神動力，為資產階級及其意識形態征服社會主義創設“合理性”。

宗教作為意識形態具有特殊的功能。在資本主義制度形成后，宗教成為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辯護士”;在無產階級及其理論指導共產主義誕生后，宗教又與資產階級合謀圍剿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當社會主義制度成為現實后，宗教旋即步入世俗，一度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聯合圍攻社會主義制度。如20世紀80年代，羅馬教廷與美國結成“神圣同盟”，圖謀通過資金援助、物質支持、遙控出謀劃策、輿論蠱惑、地下傳教等宗教活動，與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這意味著宗教對他國造成解構與消解等消極影響的政治功能被不斷放大，宗教勢力也逐漸加入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向社會主義國家滲透資本主義價值觀、解構人民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認同的斗爭中來。

二、歷史考察：蘇東劇變中的宗教滲透因素

西方資產階級為了實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合法”再生產，必須讓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國家占據領導權。為此，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希望教會、教皇、主教、神父等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充分發揮“運用意識形態”的作用，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植入社會主義國家。

（一）從世界觀對立到政治圖謀——宗教勢力與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結盟

以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等為代表的宗教勢力，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始終與國家政權糾纏在一起，如歐洲中世紀國王需要得到教皇加冕以表明其地位的名正言順。20世紀80年代，當美國總統里根從電視上看到教皇訪問波蘭的盛大場面時，他驚嘆“一位波蘭出生的教宗突出地說明了宗教信仰可以調動多大的力量”[9]，“教皇當然沒有裝甲師，但他所擁有的力量是蘇聯的坦克擊不碎的。他散播出來的情感深入到人類的靈魂。宗教具有的力量常常被不懂得它的人所忽視。”[10] 其國務卿舒爾茨也強調要利用共產黨國家“幸存下來”的教會組織，讓它們參加反對共產主義的和平攻勢。

隨后，美國迅疾與羅馬教廷結成“神圣同盟”，公開宣稱要與梵蒂岡聯合發起以消滅共產主義為目標的“真正的戰爭”，并確立了以波蘭為宗教滲透突破口，然后在東歐“全面開花”“加速蘇聯帝國瓦解”的目標。此后美梵“神圣同盟”聯合支持波蘭教會、最大反對派“團結工會”顛覆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權。一是為“團結工會”源源不斷提供資金物資援助。如“神圣同盟”以由天主教會、美國情報人員、美國勞工聯盟暨工業組織聯合會（AFL-CIO）的各地代表和歐洲勞工聯盟人員所建立起來的管道[11]為中介，為波蘭“團結工會”提供食品、藥物、通訊設備、印刷機器等物資，并在“團結工會”領導工人罷工期間安排天主教會為其提供指揮據點與庇護所等。二是給予“團結工會”道義謀略支持。如羅馬教廷聯合波蘭天主教會為“團結工會”出謀劃策，甚至波蘭天主教會還直接干預波蘭政治，聯合“團結工會”與波蘭政府舉行“圓桌會議”，導致波蘭社會主義政權被顛覆。

（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植入——以宗教滲透為突破口的“征服”

為了在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再生產，羅馬教廷與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聚焦于在社會主義國家培植壯大宗教反叛勢力，通過宗教影響讓社會主義民眾“自動臣服”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

其一，利用主教任命權培育壯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宗教反對派。本文談及的主教任命權主要是指羅馬教廷的這一權力。為了在蘇聯、波蘭等社會主義國家培植可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所用的宗教力量，羅馬教廷不斷與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博弈，以圖完全掌控主教任命權。如1982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任命了還關在監獄中的兩名立陶宛主教與副主教；1983年他又把波蘭首席大主教格萊姆普、民主德國邁斯納大主教等擢升為紅衣大主教。教皇任命的主教跟他本人一樣在意識形態上對共產主義抱有敵視態度，這些敵視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政府的教會首腦們成為西方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宗教滲透的內應與推手。如在波蘭格萊姆普任紅衣大主教期間，羅馬天主教會成為了反政府活動的庇護所。南斯拉夫的庫哈里奇不僅批評政府的無神論教育政策，而且將教會神職人員調教為好斗人員。捷克斯洛伐克大主教托馬謝克則以“信仰自由”為由要求與政府進行“平等對話”。

其二，利用教皇對宗教界的影響配合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滲透。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造成較大影響的是教皇約翰·保羅二世。1986年，約翰·保羅二世在名為“主及賦予生命者”的通諭中開始明確批判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不接受上帝的存在，本質上是無神論，因此號召教徒們堅決與唯物主義做斗爭。在對波蘭的宗教滲透中，約翰·保羅二世不僅頻訪波蘭，親自布道傳教，而且鼓動波蘭天主教會“必須把爭取人權和政治多元化放在首位”,強調教會“應該把團結工會的目標和策略接受為自己的目標和策略”。波蘭軍事管制期間，約翰·保羅二世通過教廷渠道指示瓦文薩繼續開展地下活動并指導活動方式。1987年，在波蘭劇變前夕，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第三次到訪波蘭，他訪問了9個城市，做了36次布道和演說，不斷為“團結工會”吶喊助威、出謀劃策。最終在教皇的配合下，波蘭成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斗爭中第一塊倒下的多米諾骨牌。不難看出，此時的教皇更多地是服務于“神圣同盟”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滲透。

三、現實微探：宗教滲透依然威脅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安全

宗教滲透在蘇東劇變中引人注目的作用，不僅讓西方沾沾自喜于“有神論”對“無神論”的“勝利”，更讓他們幻想在現存社會主義國家中再度通過宗教滲透“征服”社會主義。

（一）“國際法”濫用——為“侵犯宗教自由”賦權

199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這意味著宗教信仰自由被美國通過立法形式賦予了“約束”國際社會的“國際法地位”，也正式成為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發動宗教滲透的利器。此后美國不斷炮制所謂“國際宗教自由狀況報告”，以侵犯“宗教自由”“人權”等托辭攻訐社會主義制度。

21世紀以來，美國國際宗教委員會發布宗教自由年度報告，將朝鮮、中國、越南等列為“宗教自由度最差國家”、需要“特別關注的國家”“特別關注國”等，一段時間以來，中國連續多年被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列為“特別關注國”。

2016年12月，由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的《弗蘭克·沃爾夫國際宗教自由法》和《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更是將“宗教自由”與“人權”問題緊密勾連。此后，在2018年與2019年美國兩度召開“推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倡議成立“國際宗教自由聯盟”。首屆“推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后，國際宗教自由事務無任所大使布朗貝克接連對中國宗教狀況進行攻擊。

（二）各方力量協謀——繼續強化宗教的消極影響

據2018年數據顯示，中國有各類信教群眾近2億，教職人員38萬余人，宗教團體約5500個，宗教院校學生累計47000余人，依法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超14萬處。據2022年的數據，越南有2670萬名信徒，19萬名神職人員，2.9萬余處宗教活動場所[12]。此外，朝鮮、老撾、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均有一定數量的信教群眾。西方某些勢力在21世紀繼續寄希望于通過宗教勢力發展壯大，強化宗教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消極影響。

首先，天主教的主教任命權是西方敵對勢力主要倚仗的工具。他們借主教任命權在社會主義國家培植敵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制度的主教，并依托這些主教開展宗教活動以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爭奪民眾。如越南與梵蒂岡方面幾經博弈后形成了任命主教的“越南模式”，2005年梵蒂岡按照“越南模式”在越南首次任命了57名主教[13]，但這一變化很可能重蹈20世紀羅馬教廷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任命主教的覆轍——羅馬教廷任命的主教很大可能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

其次，天主教等教會力量不斷獲得參與運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權利。如在越南，經過天主教會的“積極爭取”，他們獲得了獨立辦學的權利，2016年，天主教教會獲準建立天主教大學。宗教獨立辦大學嚴重背離了社會主義國家應堅持的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為越南宗教團體與國家爭奪民心提供了運用教育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合法權利。

再次，羅馬教皇繼續利用其權威推動宗教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消極影響。如在有著悠久天主教歷史傳統的古巴，羅馬教皇在21世紀依然想通過與古巴拉近關系將福音傳播到古巴的各個角落。2012年，教皇本篤十六世訪問古巴時呼吁古巴深化改革、開放社會、“尋求真正的自由”,呼吁古巴當局鼓勵無宗教信仰的古巴人皈依宗教，甚至要求古巴政府給予古巴天主教會辦大學等權利。2015年，方濟各訪問古巴，他在機場發表講話，宣稱要進一步支持古巴天主教徒。隨后方濟各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舉行萬人彌撒。教皇對古巴的訪問使一度沉寂的教徒被再次喚醒了宗教記憶，如本篤十六世訪古后古共黨員也可以參加彌撒，這種消極影響無疑會對古巴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造成極大威脅。

此外，宣揚各類狹隘的“自由”“民族獨立”等思想并將其發展為政治運動也是撕裂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認同的手段之一。如在越南，受到西方宗教勢力蠱惑，一些非法宗教組織在越南的山區、邊境地區宣揚“人權”、“離開、自治”、狹隘的民族主義等思想。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還支持越南福音教、天主教在越南少數民族地區竭力爭奪信徒，鼓動越南西北部赫蒙族以“王主”信仰為旗幟的“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等。另如敵對勢力在越南安沛省建立非法宗教組織“耶蒴”和“救贖恩典”，引誘不明就里的赫蒙族人建立“自己的國家”，同時也通過慈善活動、職業培訓、出國旅游、境外會議等方式大量吸引大學生和年輕人。概言之，用宗教割裂民眾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集體記憶與認同。

（三）場域的延展——“數字霸權”與意識形態合謀

隨著數字技術持續發展，境外宗教滲透的空間也延伸到虛擬世界——網絡空間，在這里“數字霸權”與意識形態合謀，形成了威脅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新隱患。

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境外宗教勢力通過各類數字中介向社會主義國家傳遞宗教信息越發容易。第一，西方利用網絡傳播先發優勢，通過網站等媒介搶占社會主義國家網絡意識形態宣傳陣地。如谷歌、Facebook、Youtube等網站、社交媒介占據了越南網絡社交的主體，各種宗教勢力正是借用這些網絡通道將宗教思想源源不斷輸送到越南。第二，利用“算法推薦”與“數字生產操縱”等將大量“有神論”思想注入社會主義國家網絡信息池或者擾亂信息池。如在當前網絡受眾“圈層化”生態下，境外宗教滲透勢力通過植入星座、占卜、反復推送算命等有神論思想，誘導大量社會主義國家受眾形成宗教迷信思維?；蛘咄ㄟ^“數字生產操縱”擾亂信息池。如谷歌利用其在越南網絡搜索引擎方面的主導地位，置頂、推送或者重構相關宗教信息，對越南民眾實施了不易察覺的宗教熏染。第三，諸多非法宗教網站通過各種數字形式進行網上宗教布展，在網絡世界中蠱惑民心。如通過開設視頻、音頻、在線講堂等進行宗教思想傳播，提供VR教堂、元宇宙教會、網上社區、論壇等虛擬宗教場所開展宗教活動。第四，炒作宗教議題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取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創設“合理性”。如西方國家與宗教勢力借口中國、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宗教不自由”,在網絡上炒作中國、越南等國“打壓宗教自由”損害少數民族地區信教群眾利益與“侵犯人權”等議題，為西方的“自由主義”等意識形態取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創設“合理性”。

同時必須警惕的是，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面世以來，對青少年等借助人工智能開展學習、工作的群體產生了新的不可控的宗教領域的意識形態威脅。作為美國人工智能實驗室開發的系統，ChatGPT一出世便攜帶了其開發者的意識形態基因、意識形態偏見。如美式的“宗教自由”等意識形態話語天然內嵌其中，以及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存在天然敵視等。在其整合輸出的信息中或存在目的性、傾向性明顯的宗教思想，這可能會不同程度影響受眾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認同。

四、當代啟示：抵御境外宗教滲透，維護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安全

歷史已然證實宗教滲透對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危害，現實也一再表明西方依然利用宗教在現行社會主義國家謀求實現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再生產。以史為鑒，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為根本遵循，構建防御西方宗教滲透的常態化機制，夯實主流意識形態陣地，將有助于維護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安全。

（一）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為根本遵循

社會主義國家要廓清宗教神學迷霧，抑制宗教的消極影響，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原則。

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是指導社會主義國家認識宗教本質、統領宗教工作、判斷宗教問題的根本遵循，同時也是當前社會主義國家批判西方宗教滲透、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理論武器?？茖W社會主義原則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建設絕不是追尋彼岸的虛幻的幸福，而是要建設此岸的真實的美好世界，而建設此岸美好世界需要社會主義國家民眾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同時也需要形成強大的精神動力。故此共產主義從宗教批判開始，從無神論肇始，為無產階級描述了自由的、美好的現世可追求的幸福生活。如馬克思指明的：“廢除作為人民的虛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現實幸福。”[14] 基于宗教無法在短期內消失，“有神論”與“無神論”的矛盾是當前社會主義國家治理不可忽視的課題。認識解決這一課題，需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為指導開展宗教工作，既尊重、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又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將社會主義國家民眾凝聚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

（二）構建防范境外宗教滲透的常態化機制

從馬克思對意識形態“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15]的闡釋開始，防范境外宗教滲透就成為意識形態安全的題中之義。由此，社會主義國家構建防范宗教滲透的常態化機制，是防范化解來自境外宗教滲透風險、保障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的必由之路。

一是建立防范宗教滲透風險定期研判機制。一方面建立定期報送宗教相關問題的報告制與臺賬制。宗教管理相關機構部門、群體、人員以及重點區域、領域等要定期向上級管理部門報告涉宗教安全工作的會議臺賬、學習臺賬、培訓臺賬、檢查臺賬、問題臺賬、重點工作臺賬、重點人員臺賬等，為管理部門做出科學研判提供基礎信息；另一方面形成定期研判宗教安全問題的風險評估制。當前，境外宗教滲透的風險評估因涉及人員范圍場域較廣，涉及各類隱性宗教滲透活動而難度不斷加大。因此需要各層級機構對各群體、場域、活動中可能存在宗教滲透的風險值做好評估，將各種“不確定性”的、或然性風險事件表述為相對精準的風險值數據，提升防范、抵御、化解宗教滲透風險的效度。

二是形成抵御宗教滲透的防控機制。“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關鍵在防”[16]。首先，培育一支理論深厚、經驗豐富的專業隊伍。在各級各類機構、部門、行業領域，特別是高校，培育一支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深厚，尤其是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意識形態理論、意識形態滲透等問題有一定認識、研究的專業隊伍，從而為精準防控宗教滲透奠定思想基礎與組織基礎。其次，關口前移，常態化追蹤監測涉宗教安全問題。這一方面是對重點地區、重點領域、重要人員的宗教活動、涉外宗教活動的常態化監測；另一方面是對重大涉宗教事件、重要關鍵節點的應急監測。并對監測信息進行分析通報，以及時采取有效措施精準防控涉宗教滲透的安全隱患。

三是建立化解宗教滲透風險的聯動協作機制?；谧诮虧B透的活動涉外性、危害顛覆性、情形復雜性、難以精準研判性等特征，防范、抵御境外宗教滲透需要政府、社會、人民等各類主體形成聯動合作機制。如政府、社會、個人，宗教管理機構、安全部門、高校，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地區等形成協調各方、協作聯動化解宗教滲透風險的合力。

（三）強化協同建設夯實意識形態陣地

當前，在社會主義國家網絡空間、高校、農村、少數民族聚居區等場域，多種宗教并存、多種思想交鋒，宗教安全問題可謂暗流涌動。這就需要在各領域開展長期斗爭，打好意識形態“陣地戰”，守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主陣地。

首先，堅持“黨性”原則，筑牢輿論宣傳主陣地。一是堅持“黨性”原則，堅持黨管輿論宣傳，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宣傳陣地領導權。列寧曾經指出：“我們要求教會與國家完全分離，以便用純粹的思想武器，而且僅僅是思想武器，用我們的書刊、我們的言論來跟宗教迷霧進行斗爭。”[17]在廓清宗教迷霧、抑制宗教的消極影響中，需要無產階級政黨通過掌握輿論宣傳工作的領導權。

二是發揮輿論宣傳教育高地作用，開展無神論宣傳教育。對此，“恩格斯早就囑咐過現代無產階級的領導者，要把18世紀末戰斗的無神論的文獻翻譯出來，在人民中間進行廣泛傳播”[18]。“應該向他們提供各種無神論的宣傳材料，告訴他們實際生活各個方面的事實，用各種辦法接近他們，以引起他們的興趣，喚醒他們的宗教迷夢，用種種方法從各方面使他們振作起來，如此等等。”[19] 總而言之，對于那些被宗教魅惑，信奉“修來世”的消極思想，即要通過無產階級的黨刊、黨媒向人民群眾宣傳無神論思想，讓“社會主義吸引科學來驅散宗教的迷霧，把工人團結起來為美好的人間生活作真正的斗爭，從而使他們擺脫對死后生活的迷信”[20]。

其次，加強網絡安全治理，夯實網絡意識形態主陣地。一是建立一支業務精良、立場堅定的網絡意識形態工作隊伍。“人在哪兒，宣傳思想工作的重點就在哪兒。”[21] 維護社會主義國家網絡意識形態安全，需要將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工作者培育為網絡空間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者、踐行者、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的維護者，同時培育造就祛魅宗教迷霧、解蔽宗教蠱惑的網絡發聲領袖，以形成維護社會主義網絡意識形態安全的核心力量。

二是技術賦能網絡陣地建設，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網絡意識形態主導權話語權。一方面，優化網絡核心技術研發、創新與應用能力，增強網絡宗教風險防范“硬實力”。要化解西方宗教勢力利用“數字霸權”“算法推薦”等技術手段在社會主義國家網絡空間隱性傳播宗教思想的風險，需要社會主義國家通過網絡技術、數字技術的創新迭代，以“技術理性”監管、攔截、處理來自境外的宗教攻勢。另一方面，加強網絡意識形態宣傳話語創新，提升網絡意識形態安全“軟實力”。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者要充分認識、科學研判、精準把握網民心理與個體興趣、社會關切、現實需求，創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敘事邏輯與網絡話語體系，增強社會主義網絡意識形態話語對大眾的吸引力，“用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全面提高輿論引導能力”[22]。

再次，構筑教育防線，筑牢高校意識形態主陣地。一是在當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中對學生進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教育及無產階級政黨的宗教政策宣講。幫助高校師生正確認識宗教的本質、宗教的意識形態屬性、宗教滲透的目的與危害等問題，增強其對境外宗教滲透的感知力、甄別力、免疫力，筑牢防范抵御宗教滲透的思想防線。二是加強對高校師生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通過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無神論教育等幫助師生祛魅宗教，提升師生正確對待“此岸”真實世界與“彼岸”虛假幻象的能力。三是對高校師生進行宗教法治教育。因此，高校宣傳部門等應利用各種載體宣傳普及相關法律法規，如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社會主義教育原則、“非宗教院校不得組織、舉行宗教活動，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贈，不得開展宗教教育培訓等”,提升師生防范宗教滲透等方面的法律意識。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8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2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9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0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9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7頁。

[9] 方桂關:《劇變中的東歐》,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159頁。

[10] [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戰爭》,蕭嘯、昌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第392頁。

[11] 段德智:《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