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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世紀40年代，中國已被帝國主義國家分裂成五六塊，這是中國最危險的時期，即使到了抗戰勝利的1945年，中國仍面臨前門驅虎，后門進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險。

1944年10月9日，在歐洲戰事接近結束時，丘吉爾來到莫斯科，與斯大林秘密達成了瓜分東歐的“百分比協定” 。11月19日即斯大林與丘吉爾達成那份秘密瓜分歐洲的“百分比協定”后的一個多月，斯大林便接見法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多列士，要求法國共產黨放下武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斯大林說：“保留武裝力量的共產黨的地位是軟弱的，將來也會是軟弱的。要維護這種地位是困難的。因此，必須把武裝力量改組為另一種組織，一種政治組織，而把武器收藏起來。”

1945年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戰爭即將結束的前夕，羅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極不情愿的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背著中國達成了瓜分中國的“雅爾塔秘密協定”，并以出兵東北對日作戰和戰后承認國民黨政權為條件迫使蔣介石于8月14日承認了這一協定。此后斯大林用對待法國共產黨參加“盟國所承認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國共產黨到重慶與國民政府談判。重慶談判后，中國共產黨黨內有些同志確實為斯大林的“威望”所嚇倒，產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發《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認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關于今后軍隊與黨的關系，文件指出：“我黨即將參加政府，各黨派亦將到解放區進行各種社會活動，以至參加解放區政權，我們的軍隊即將整編為正式國軍及地方保安隊、自衛隊等。在整編后的軍隊中，政治委員、黨的支部、黨務委員會等即將取消，黨將停止對于軍隊的直接指導（在幾個月之后開始實行），不再向軍隊發出直接的指令，我黨與軍隊的關系，將依照國民黨與其軍隊的關系。”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須指出黨內目前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狹隘的關門主義。由于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及18年的國共尖銳斗爭，黨內黨外均有許多人不相信內戰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實現，不相信蔣介石國民黨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實行民主改革，并能繼續與我黨合作建國，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階段已經到來，因而采取懷疑態度，對于許多工作不愿 實行認真的轉變，不愿用心學習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斗爭形式。因此各地黨委應詳細解釋目前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很好地克服這些偏向。這些黨外人士比黨員還要左，我們應當好好說服他們。由于整個政治形勢的發展，中央相信這種偏向是不難克服的，但在以后一個時期，國內和平民主新階段更加確定，并為廣大群眾看清之后，在國民黨實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傾情緒即可能生長起來，并可能成為主要危險傾向，那時我們就要注意克服右傾情緒。但在今天則應注意克服一部分群眾觀點中的左傾關門主義。當時，就連蘇聯大使都認為“沒有可怕的危險”了，相信中共“應學習法國的經驗，今后主要任務是爭取群眾。”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鐵托于1948年與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在戰后他更加將蘇聯利益作為絕對原則，對二戰結束后出現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潮則日益淡漠，如果再考慮到中共黨內的“和平民主”思潮，這些都對正處于中國命運大決戰關鍵時刻的毛澤東形成巨大壓力。

但毛澤東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他堅決頂住了這種壓力并說服黨內糾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傾向，帶領全黨對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積極的思想和武裝斗爭。在中共取得“三大戰役”決定性的勝利后，美國用李宗仁換下有那么點“半獨立性” 的蔣介石，李宗仁于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總統”，隨后提出“劃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個月前，即1948年8、9月間朝鮮半島出現“和平民主”的東方“樣板”：半島南北正式和平裂分為兩個國家。大概是受到朝鮮半島形勢的鼓舞，在中共取得決定性勝利并決定過江統一全中國的前夕，斯大林開始頻繁暗示共產黨軍隊不要南下過江。1948年12月斯大林轉給毛澤東一封國民黨政府請求蘇聯居中調停國共之爭的請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澤東接受蘇聯出面接續馬歇爾的“調停”，此為毛澤東斷然拒絕。1949年伊始，就在毛澤東準備一鼓作氣打過長江的當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復發電報給毛澤東，建議與國民黨繼續和談，建立和平，稱“如果中國共產黨直接拒絕與南京和談，則向世人宣布它主張繼續進行內戰” 。至于斯大林的真實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與蔣經國的談話中表達的很明白，他告訴蔣經國：“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我不把你當作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 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1948年12月雷潔瓊先生曾隨團受邀來到西柏坡，她問毛澤東怎樣看待“劃江而治”？她回憶說：

毛主席笑了，笑聲很大，很鼓勵人。毛主席笑著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將后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此時的毛澤東，以中國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沒有聽從斯大林的“勸阻”，決然過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予以回應。1949年4月21日即國民黨政府拒絕中共代表團提交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澤東與朱德共同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令全軍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在東起江蘇江陰、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戰線上渡過長江。4月20日，解放軍首先遇到英國艦只“紫石英號”的挑釁。人民解放軍予以堅決打擊，“紫石英號”被重創后逃出長江口。4月26日，丘吉爾在英國下院以老牌海權大國的傲慢，要求英國政府派兩艘航空母艦“實行武力報復”。艾德禮也在當天表示：英國有權開動軍艦進入中國的長江。4月3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關于“英國軍艦暴行”的聲明說：“長江是中國的內河，你們英國人有什么權利將軍艦開進來？沒有這種權利。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

今天回首當時那段的歷史，我們真得要感謝毛澤東同志及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正是有了毛澤東同志的擔綱，我們今天才有統一的中國和在東亞洲居有主體地位的中國大版圖。這對世界，尤其是對亞洲政治穩定所產生的意義是巨大的。它使亞洲版圖的碎化程度開始出現從邊緣向中心地區（即中國）逐級大幅遞減趨勢，這樣的版圖分布特征符合原子結構及其穩定的力學原理。這樣的地區版塊結構有利于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為此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 。與此相反，歐洲大陸國家分布普遍處于對稱型破碎狀態，其對稱破碎化程度則由邊緣向中心逐漸上升，這使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從中心地帶便出現了過于細碎因而極難修復的根基。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對歐洲的歷史產生了負面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兩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都出現在歐洲。如果我們知道這些，那就會知道毛澤東統一中國對于中國及亞洲的意義，就不能不為毛澤東那一代國家領導人的遠大眼光所折服，并對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抱有鐵血決心。

反觀同一時期的印度，在朝鮮半島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為兩個國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陸正式分裂為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國。受著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魯從英國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總理”虛位，他就任總理后既無力進行所有制變革，也無力進行社會革命，這是因為尼赫魯組閣時手中——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同——沒有一支聽命于印度國大黨的武裝力量。面對英國人分裂印度的“建議”，尼赫魯更是一籌莫展，只能說些無奈的空話，他說：“去接受一種分裂的原則，或者不如說是去接受一種不帶強迫統一印度的原則，可能會使人們對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靜而沉著的考慮；而這一來，就會認識到統一是對各方面都有益的。”

比較同期的中國，在中國有一支聽命于中國共產黨的強大的人民軍隊，而尼赫魯領導的印度國大黨卻信奉什么“非暴力不合作”，如此不要說軍隊，就是必要的財力也不足。 “尼赫魯手頭既無錢也無槍，有的盡是會搞議會政治的干部。眼看著印度的分裂，他們無可奈何。反觀同期的中國共產黨，由于有了一支聽命于黨的軍隊，黨才得以與國際國內分裂勢力進行有力的斗爭并于兩年后實現中國統一。

看了這段歷史，我們就會對毛澤東說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的論斷及以毛澤東在古田會議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的深遠意義，有更深切的體會。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說：“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

有什么樣的領袖，國家便會有什么樣的命運：今天在朝鮮半島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來的版土上有著兩顆互為目標的原子彈，而在中國則是統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盤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鐵路，以及飛入太空的“神舟”和潛入深海的“蛟龍”。看到新中國建設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

可見，大國軍事的關鍵不在一個“大”字，而在于誰領導，用什么思想武裝。與一般的軍隊不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僅是一支能打硬戰的武裝力量，更重要的它還是黨和國家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武裝力量。

【二】

1949年10月建國，次年初毛澤東就西東開弓，出兵西藏，年末進軍朝鮮。由此為新中國打下了至今不可動搖的國基。

印度1947年獨立，美國、印度的一些人開始策動西藏脫離中國，同年中國還在內戰，無力西顧。尼赫魯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壓根就不知道毛澤東的厲害，想乘中國的亂局，造成西藏與中國分離的形勢。誰知毛澤東于1950年初便揮師西進，一步到位，等尼赫魯反應過來，西藏已在中國手里了。毛澤東此舉意義重大，西藏使中國有了廣闊的戰略縱深，這也使我們在西部地區減少了很多邊防駐軍。如果1948年尼赫魯先下手將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獨”分子手中，并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看看今天的臺灣，我們就不難理解今天的國家的西部安全將會遇到什么樣的麻煩，至少航天、核試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監控之下，楊利偉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難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魯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馬普拉河的上游地帶——就在我們主權之內，這樣在水資源分配上才有我們今天相當主動的地位。這些，假若當時按照現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認為1949年底共產黨剛執政，就應該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追求GDP，那我們中國今天就不會有這樣好的地緣政治位勢，更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經濟成就。

一波未平，又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國軍事介入東北亞朝鮮半島，逼著毛澤東表態。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國根本就不應當出兵抗美援朝，應先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但當時中國就那么一點重工業，東北是振興中國的基地，相當于今天的上海。面對美國的咄咄逼勢，毛澤東主動打出去，雖然把美國給得罪了，卻換來了蘇聯支持。這樣就打出了一個相對有利的地緣政治格局，同時也保護了東北的安全。這些在建國第二年就決定并完成的驚天偉業，并非“布哈林式”的賬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書生們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這只能是我們的毛澤東及其戰友們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鮮戰場上的勝利，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上升。蘇聯加大了對中國的援助，并東南亞國家獲得了極大的敬意。1955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在會上受到英雄般的歡迎，歡迎并不為周恩來個人，而是為我們新中國打贏了美國。我們當時一窮二白，硬是將戰爭打贏了，這使中國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歐洲人也佩服新中國的領導人。東南亞國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壓迫，也希望中國強大。中國強了就有號召力。中國人在萬隆會議上受到歡迎，美國人不高興，但亞洲人高興。今天我們的外交要學習毛澤東以斗爭求和平的外交藝術。

有人說，中國出兵朝鮮卻丟了臺灣。事實并不是這樣。

中國人民志愿軍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戰，而在6月27日美國就宣布封鎖臺灣海峽。當時斯大林告訴中國，朝鮮戰場上打不敗美國，中國“甚至連臺灣也得不到”。事實也是這樣，如果中國當時示弱，那今天的臺海形勢就會更糟。看看同時期蔣介石討好美國的結果，就知道美國人歷來都是“柿子撿軟的捏”。

也有人說，中國參戰是被蘇聯人利用了，并認為“這種‘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事實并不是這樣。

我們知道，在1945年“雅爾塔秘密協定”中，蘇聯擁有在大連的“優先權益”和在旅順駐軍權和中長鐵路的使用權。這些都是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這些利益又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所承認。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聯也是極不情愿地表示要廢止這項秘密條約，但主張保留形式。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對華政策。隨之而來的朝鮮戰爭及中國軍人打敗美國人的結果，讓最具現實主義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國人在朝鮮戰場上驅逐了美國人的同時，也驅逐了在中國東北的蘇聯人。結果蘇聯于1953年繼而1955年初將中東鐵路及旅順港交還中國。至此，蘇聯在雅爾塔條約中已吞到嘴里并為蔣介石政府承認了的戰略利益又悉數吐出，這對在二戰中所向披靡且大獲紅利的斯大林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說不出的痛楚：一場戰爭下來，中國軍隊由弱變強，中國在蘇聯的支援下組建了強大的中國空軍并將美國趕到三八線以南，而蘇聯卻告別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國人在此與日本人流血爭奪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剛剛獲得的大連和旅順這兩個進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凍港。

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在于張合有度和恰到好處。中國及時在三八線停火，而沒有接受斯大林打過三八線的要求，中國軍隊因此沒有透支。現在回頭看，如果中國接受斯大林的建議，拒絕停戰打過三八線，那中國必然要透支國力，結果反而對蘇聯，尤其是對駐扎在旅順的蘇聯海軍會形成嚴重依賴，這反易受制于蘇聯。果真如此，后來的大連旅順移交可能就不會那樣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戰，當年1月蘇聯移交中東鐵路。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國問題上卻是甘苦自知。

不僅如此，這樣的后果使獨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參崴和遼東半島出海口的關鍵陸上通道從蘇聯控制區轉入已為中國完全控制的中國東北境內。這不僅將“雅爾塔秘密協定”對中國安全造成的負面影響壓至最小，大大緩解了外蒙古獨立對新中國安全造成的壓力，而且還使外蒙古由此與中國產生了天然的依存關系。這對蒙古的發展和中蒙兩國的未來關系定位有著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的意義。

【三】

說到西藏，讓人想起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1962年的中國形勢真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中國國內剛剛經歷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蔣介石在東南準備反攻大陸，蘇聯在北方制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機在中印邊境燃起戰火。印度事關西南穩定，但毛澤東總體上還是認為與美國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高調開啟，一月后卻又輕輕落下：一仗下來，只是將印度的屁股打響了些，但沒有讓它傷筋動骨。在戰爭規模上，毛澤東巧妙利用了古巴導彈危機，將它控制在有限范圍內，不讓第三國卷入。10月20日，美國封鎖古巴海域，蘇美劍拔弩張。當天中國全線反擊。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結束封鎖，11月21日，蘇聯也對軍隊解除了動員令。當天中國也對印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國又將印度俘虜養得黑胖黑胖，把印軍的槍擦得干干凈凈交還給他們。戰爭結果與朝鮮戰爭不同，朝鮮戰爭中中國軍隊硬是將美國硬逼到三八線以南，而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則沒有將印度硬逼到“麥線”以南。在前者，毛澤東意在打出國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澤東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兩國間的領土糾紛，毛澤東則留將來從長計議。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贏，而是為了中國大西南贏得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今天總結這場戰爭，我們看到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其戰略戰術兼融三國時曹操進退漢中和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古典智慧：進退與戰和于瞬間，畢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讓人體會出了毛澤東軍事藝術所呈現出的那種“進而不可御者，沖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 的極高境界。每讀史及此，令人不由擊節贊嘆并為之神往。反觀毛澤東出手過的東北和西南，至今均無戰事。

【四】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外交進入“雪壓冬云白絮飛”的困難時期，但同時也是中國歷史將要發生重要轉折的前期。在美國打壓中國的同時，中國北方盟友的表現更讓人憂慮。1959年初，蘇共“二十一大”召開，赫魯曉夫宣稱把世界戰爭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的現實可能性業已產生。6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了中蘇于1957年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9月，艾森豪威爾與赫魯曉夫舉行會談，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形成所謂“戴維營精神”，推銷蘇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針——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親切地稱之為“G2”（還有人更親切地稱之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譯就是“親美國”）的瓊閣夢幻。9月15日 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后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 ，10月，毛澤東作詩諷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魯曉夫說：“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門”；“列寧火焰成灰燼，人類從此入大同”。 1963年8月5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簽訂了《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這是“G2共治”的第一個重大結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針對當時已經擁有成熟核技術的中國和剛成功進行了核試爆的法國的。針對這個條約，毛澤東諷刺并憤怒地說：“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有人說毛澤東這首詞用字不雅，這反說明，當時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涂脂抹粉上豪門”的外交政策的憤怒已臻極點。

赫魯曉夫的對華政策對正處經濟困難中的中國來說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與臺灣國民黨準備“反攻大陸計劃”東西呼應，中國西藏發生武裝叛亂，達賴喇嘛隨后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勢發表講話，鼓吹召開新德里、北京、拉薩三方的所謂“圓桌會議”。9月9日蘇聯塔斯社發表一篇關于中國和印度邊界武裝沖突的聲明，公開偏袒印度一方，并隨后給印度15億盧布的貸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指責中國共產黨，干涉中國內部事務。赫魯曉夫希望中國配合他設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國不從，兩黨兩國關系由此惡化。1960年7月始，蘇聯不斷在中蘇邊界尋釁。1961年，正值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期，蘇聯要求中國本息一起償還抗美援朝時蘇聯援華軍事物資的貸款。1962年4、5月間，蘇聯當局通過其駐中國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伊犁、塔城地區引誘和脅迫數萬名中國公民流入蘇聯境內。10月，印度軍隊又從西南方面對中國領土發動大規模全線進攻，中國被迫進行自衛反擊。此后中印關系全面惡化。1963年起，蘇聯大量增兵中蘇邊境，對中國北疆形成新的軍事壓力。如果再考慮到東南方面蔣介石也利用中國內政外交的困難積極準備其“反攻大陸的計劃”，中國東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驟然形成共振性惡化形勢。美國學者費正清在書中說：“在北京看來，在1962年夏天融匯成了一種互相配合的威脅。” 如果再考慮到1959年后中國國內還出現三年自然災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后，美國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戰火向中國邊境蔓延的形勢，當時中國真是遇到了“雪壓冬云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 的艱難處境。而當時毛澤東的心情卻是愈挫愈奮，他在詩中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蘇美對中國壓力的層層加碼終于有了毛澤東的明確回應：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毛澤東告訴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64年10月11日，赫魯曉夫下臺。但蘇聯對中國施加壓力卻是有增無減，勃列日涅夫在中蘇邊境和中蒙邊境駐軍激增近百萬，這對中國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壓力。對此，毛澤東給予更堅決的回應：1969年9月23、29日，中國成功進行了地下核試驗和氫彈予以回應。

毛澤東明白，國際關系中的“朋友”的含義，就是打不敗的對手。毛澤東面對國際霸權主義的堅決斗爭終于迎來了不利于蘇聯卻有利于中國的國際大變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與毛澤東在瞬間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1973年2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再次訪華，5月，中美雙方分別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與此相配合的是美國費城愛樂樂團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此前他最擔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見，他在工作日記中寫道：“我們應該很快同毛會見，并且我們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即當我會見他時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的頂端。”當聽到周總理要接見時，尼克松僅帶了基辛格和溫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著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據基辛格回憶：當尼克松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國家時，毛澤東說：這些問題可同周總理談，我們談“哲學問題” 。哲學問題當然就是方向問題，這些會談為未來中美關系發展確定了方向。談話結束時，尼克松握著毛澤東的手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則舉重若輕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毛澤東就是這樣，在國家外交處于最困難的時期，以斗爭求和平，敢于斗爭，也善于斗爭，在對手的敬畏中主導著歷史的方向，同時也為十年后的中國改革開放布下了伏筆。

【五】

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即將啟航，在這個決定中國發展方向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特別告誡我們：“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了解。”

事實上，作為我們的對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對手，一刻也沒有忘記毛澤東并在認真地研究毛澤東的戰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隨尼克松見到毛澤東時說：“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讀主席的選集。” 2012年5月19日，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法國新任總統奧朗德在香榭麗舍大道發表首場講演時說：“曾經有毛澤東這樣的政治家，是好是壞歷史會有說法。作為一位沒怎么出過國的政治家，他在中國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領域，他使中國在世界上的存在變得非常卓著。曾經有一段時期，毛澤東毫不畏懼與我們法國對峙并一路走來。可見，執政黨在自己的國內，獲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國民以天下為己任，在某些場合為了保家衛國、為了國家的未來，不惜付出些許代價，一個國家如果有了這樣的力量，外交才會有根本的力量。國之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這是我對毛澤東的外交感觸最深的地方。”奧朗德深情地說：“毛澤東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也是法國人民的大救星。” 曾有美國人告訴筆者的朋友說：他們不怕中國軍事現代化，就怕中國軍人毛澤東思想化。

這些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毛澤東思想是當代中國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具有基礎意義的思想資源，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真正靈魂和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貫通傳統與現代并實現了二者之間的完美結合，在應對當前復雜的國際斗爭形勢中，是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踐深入學習和運用的思想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