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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的議題在孔、老時代還未顯題化，也就是說，這個問題還沒有產生。直到孟、莊，特別是告子才明顯地提出人性的問題。孟子建構一種道德的人生，而莊子建構一種藝術的人生。他們二人將人性的議題在戰國中期推向高峰。

　　春秋末年，老子和孔子開啟了中國哲學開創期的序幕，儒道兩家在殷周人文精神的激蕩下，圍繞人性的議題各自闡發其獨特的慧見。戰國中期，孟子和莊子進一步將老、孔未顯題化的人性理論推向顯題化，并由此成就中國人性論在其開端期的高峰，匯成一股以關懷生命為主題的時代思潮。其中，孟、莊的人性論內涵又可相互彰顯：孟子的道德心指向一種道德人生，莊子的審美心趨近一種藝術人生。在孟子性善的映襯下，莊子一方面以“道之真”為形上基礎，論證人性之真，另一方面又以“道之美”為理論依據，演繹人性之美。進而，莊子更于諸子中率先凸顯“情”的議題。他自天人之際的視角，訴說“人情”本于“天情”而源于“道情”的思想觀念，關照個體生命“任其性命之情”以及群體生命“安其性命之情”的現實走向，其影響之深遠，為整個文明傳統注入綿延不絕的抒情血脈。

　　翻開中西哲學史，老子在探討天地的始源、萬物的本根的問題時，在《道德經》第一章就講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西方哲學也關注天地萬物是怎么來的，它的由來、始源，以及它發生、演變的過程。哲學上稱作宇宙生成論、宇宙本原論、宇宙構成說。西方哲學由宇宙論慢慢談到人生哲學，對比之下，其人性論不像中國哲學，在開創期即討論人性的問題。如果以儒家為主導，孟子提出性善論，荀子提出性惡論。

        事實上，人性的問題由告子引發，告子究竟是儒家還是哪一家，這個問題很少討論。可以說，人性的議題在孔、老時代還未顯題化，也就是說，這個問題還沒有產生。直到孟、莊，特別是告子才明顯地提出人性的問題。

中國哲學的人性問題總是在告子和孟子之間旋轉。我進入人性論，發現《論語》和《道德經》談“心”分別只有6次和10次，并且和更重要的哲學概念，比如“仁”、“道”沒有直接的聯系。而到了孟、莊以后，哲學史卻大談“心”，《孟子》和《莊子》中“心”的概念都出現了100多次。徐復觀先生說，和西方相比，中國的人性論很特別，但也還都是在講儒家。我是一直反對單一化的思想，也想找出其他的人性論，所以便找到莊子。

我們說，孟子和莊子對于心的議題的關懷，體現出一種對生命的關懷。為什么這樣講呢?因為孟、莊處于戰國中期，從春秋末年開始，戰爭便一直持續，天下四分五裂。孟子和莊子目睹了災難，用司馬遷的話講，就是“天下共苦，戰斗不休”，他們對人的死亡表達出深切的悲痛感。所以，他們如此凸顯“心”的議題是具有時代意義的。

　　第一，是對人類走向的一種反思。在那樣的烽火不息的時代環境下，孟、莊都借“心”反省人類的災難，以及災難是如何了結人類的走向的。

　　第二，在生命關懷的前提下，他們一方面思考人類整體的生活方向與沖突，另一方面探討個體的內在世界如何呈現的問題。

第三，個體意識的崛起喚起了價值重估和主體價值的重建。這里，孟子側重于道德意識的闡揚、道德心的啟發。所以，孟子120多次談到的“心”，幾乎都是指道德心。而莊子談“心”180多次，大都是指開放的心靈。孟子說“天無二日”，莊子卻說“十日并出”。

老莊貴游、孔子貴仁。對比之下，莊子更側重在“游心”這個概念。游心不僅僅體現出一個人精神的自由、心靈的舒暢，我想，更重要的還是一種藝術。因此，《莊子·逍遙游》的“游于無窮”，其實是指游心于無窮。游心的概念，就是講一個人要闡發他的審美的心胸、審美的心境。“游心”的概念在《莊子》中共出現6次，3次在內篇，3次在外雜篇。《逍遙游》和《齊物論》兩篇中的“游心”是指用開闊的心胸來看待和思考問題，不要個人中心，不要團體中心，一個民族更不要民族自我中心。所以，如果用一句話概括齊物精神，我覺得應該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就“心”的范疇而言，思考問題的單一化，就是莊子所指責的“成心”，成見之心。與之相反的是開放的心靈。我常說，只有用一顆開放的心靈才能照見多彩的世界。所以，莊子的開放心靈認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然”就是事實存在性，“可”就是價值判斷性。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他存在的理由，每一種主張、每一個意見都有它的可取之處。

《逍遙游》集中講述個體生命如何自得、自適、自在，轉到《齊物論》便由自由過渡到平等，討論群體關系的問題，肯定個體生命存在的意義、存在的理由，以及他的觀念、主張的可取性。所以，莊子用齊物的精神看待一個整體，并不是死的、僵硬的一塊，而是說宇宙都是生生不息的，每個個體的人和物都是一個動態的、具有內在連續性的和諧、聯系的整體，要有一種開闊的心胸。所以，我們可以用“心”來解釋這種齊物的精神。與孟子的道德心相比，莊子展現的是審美心。孟子建構一種道德的人生，而莊子建構一種藝術的人生。他們二人將人性的議題在戰國中期推向高峰。

現實人生在這樣的關照之下，孟子的性善又和莊子的性真形成一個對比。所以，我由心及性，寫完《莊子〈內篇〉的心學——開放的心靈與審美的心境》以后，又關注“性”的概念，主要是《莊子》中有關人性之真與美的論述。一方面，人性有其共性;一方面，人性也有其殊性。但是，莊子并沒有像孟子那樣提出性之善惡的問題。王安石和蘇東坡就直接指出，人性的善和惡是社會環境的影響，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價值判斷，我們的生活習慣不太一樣，各國的價值判斷也不一樣。齊物就是說，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應該彼此尊重、彼此包容，所謂“相尊相蘊”。

那么，莊子由道之真，講人的法天貴真，講人性之真;由道之美講人性之美。其中，“性修反德”是莊子談論人性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說，慢慢地透過修養的工夫，返回到人的本性、真性。正如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講人生有三個階段，首先是駱駝精神，忍辱負重地奔向荒漠，對不合理的堅決說NO。但是，否定是具有破壞性的，最終還需要轉化成嬰兒。正如《莊子·逍遙游》中鯤向鵬的轉化，蘇東坡講“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莊子總是多視角的、多方面地看待人和物，所以有共性、有殊性。

莊子的人性之真與美，還涉及以下兩點：一個是“緣而葆真”的道德境界，一個是“采真之游”的審美意境。一個生命體，在他剛剛出生的時候，并沒有善惡的分別，完全是真性的流露。所以，“緣而葆真”就是形容一個人清靜的道德情操，保守天真的人格特質。“清而容物”就是說不要敖倪于萬物，要能夠遺世獨立。至于“采真之游”，我們則需要結合“游心”來解答。莊子講“游心于德之和”，德指的是人的生命內涵，人要保持一種和諧之美。正如前面所說，游心不只是心靈的自由活動，也是一種審美情懷的關照。

　　《莊子》內篇的“游心”，幾乎都是保持足夠的審美心態、審美心境。外篇在繼承內篇的基礎上，有兩處非常大的不同，第一是外雜篇對人性提出反思，就是政治和社會形成了人性的一種所謂的“異化”，整個社會出現了存在主義講的疏離感。第二是外雜篇將游心之所由個體的內心擴展到宇宙、提升到道，“游心于無窮”，“游心于物之初”都是“游心于道”的意思，而道的境界最終又是一種至美至樂的人生意境。所以，莊子從道之美講到天地之美，再講到人性之美。

       【來源：2016年8月5日《文匯報》，原標題為《早期中國哲學的人性問題》，文章有所刪減；作者：陳鼓應，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