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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時期的愛情

在革命中擦出愛情的火花

革命本身也成為他們愛情的見證

在瓊瑤式文藝百花齊放的今天，一切與革命有關的宏大敘事都成了毒草，都成了任人唾棄的死狗。文藝批評家們忙于從垃圾堆里淘金，忙于顛覆與重寫，并用他們的人性標準來丈量每部作品的高低。年輕人們忙于戀愛，如饑似渴地從暢銷書專柜或者電影院里獲取臺詞與劇情，用他們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氣息來演繹所謂的浪漫。而對于這樣一部夾雜著意識形態說教的小說，似乎已經過時并且永遠地過時了。但這與其說是意識形態本身的原因，不如說是意識形態指向的原因，斯皮爾伯格和梅爾•吉布森這些來自美國的意識形態宣傳家大行于世就是明證。如果今天有哪位小資獵奇似拾起了這本古書，并用他們獨有的眼光來審視這部作品，吸引他們的肯定不在于書中的革命故事（因為他們不懂），而是少年保爾與冬尼婭的愛情故事。 

一個工人階級家庭的窮小子，一個資產階級的千金小姐，因為某種青春期的叛逆性格，萌生了一段羅曼蒂克色彩甚濃的愛情，這是無數瓊瑤式言情小說和好萊塢電影里的情節，而按照它們的故事邏輯發展下去，通常不外乎兩種結局，或者男女主人公經歷了種種誤會最后有情人終成眷屬成為一出喜劇，或者男主人公為救女主人公葬身大海成為一出悲劇。但保爾與冬尼婭的愛情故事背離了這種類型化，不是喜劇也不是悲劇，而是一出正劇，保爾厭惡冬尼婭的資產階級習氣，冬尼婭也不理解保爾的革命意識，他們最終分手，階級意識的信條在此過程中得以張揚。

但對于現在年輕的愛情至上主義者來說，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他們會這樣訓斥保爾：“你個SB的革命理想去死，你個SB的階級出身去死，在愛情面前，你這些東東算個屁！”這樣的訓斥有些粗魯，稍有修養的文學青年如劉小楓們不會這樣說，他們轉換一下筆調，文縐縐地寫到：“她（冬尼婭）曾經愛過保爾‘這一個’人，而保爾把自己并不打算拒絕愛欲的‘這一個’抽身出來，投身‘人民’的懷抱。這固然是保爾的個人自由，但他沒有理由和權利粗魯地輕薄冬妮婭僅央求相惜相攜的平凡人生觀。”所有同情的眼淚都為冬尼婭而流，這不奇怪，因為他們從冬尼婭身上看到了他們自己“繚繞著蔚藍色霧靄的貴族式氣質”，他們看到，這種高貴的“貴族氣質”在革命面前是如何卑微，他們看到，保爾的革命意識是如何粗暴地輕薄了冬尼婭的愛情。于是，“保爾的形象已經黯淡了，冬妮婭的形象卻變得春雨般芬芳、細潤，亮麗而又溫柔地駐留心中，像翻耕過的準備受孕結果的泥土。”這一段毫不吝惜甚至濫用形容詞的引文，竭力烘托冬尼婭的美，并以此反襯保爾的不美，這種暗藏的對比式美學意欲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場被認為‘解放全人類’的革命以滅除‘偶在個體’的靈魂和身體用最微妙的溫柔所要表達的朝朝暮暮為目的”。正因為革命是反個體的，因此革命者必須做一個禁欲主義者，他們不能有愛情，他們的愛情是對個體生命的犯罪，“愛欲是純然個體的事件，是‘這一個’偶在的身體與另一‘這一個’‘偶在個體’相遇的魂牽夢縈的溫存，而革命是集體性的事件。社會性的革命與個體性的愛欲各有自己的正當理由，兩者并不相干。”于是，保爾對冬尼婭的愛情是個錯誤，而他的背叛更是罪過。概而言之，文學青年們通過種種風騷文筆所要證明的不外乎是：集體壓抑了個體，革命背離了個人，愛情在集體、革命的名義下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也只是被排斥的對象，也就是說，革命時期的愛情是不可能的。

聽慣了對冬尼婭的贊美詩之后，我們不得不把目光轉向保爾，這個在文學青年眼中“形象暗淡”的少年怎么了，他究竟犯了什么錯，僅僅是因為他忤逆了冬尼婭的貴族氣質嗎？抑或是他的革命意識刺痛了敏感的男讀者的心？帶著這些問題，我們不得不重新走進他的內心世界，一個革命者的心路歷程。本來這些都是小說著力要表現的，我們似乎沒有必要刻意提起，但在這個時代，小資少女的歌謠夢幻遠比革命硬漢的滔滔雄辯要吸引人，現代人讀此書，心魂都已被冬尼婭勾走了，他們無暇顧及保爾的歷練與理想。因此，我們還是先收起布爾喬亞式的浪漫情懷，把注意力重新轉移到男主人公保爾身上吧。

在認識冬尼婭以前，保爾在餐館打工時，厭惡堂倌的不勞而獲，認為“他們跟那些老板是一路貨，都是他的冤家對頭。”他清楚地認識到他和堂倌、老板們是敵對，這是一種樸素的階級意識。現在有的人一談到階級意識就歇斯底里，并且天真地把他歸為一種等級觀念，卻閉眼無視背后的現實。

“‘這幫該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爾焦姆這樣的頭等鉗工，一個月才掙四十八個盧布，我才掙十個盧布；可是他們一天一宿就撈這么多錢，憑什么？’”“任何一個洗家什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幾個盧布的代價把自己的肉體出賣給食堂里每個有權有勢的人，她們在這里是干不長遠的。”正是這種不平等和壓迫，萌生了保爾的階級意識，藉此他獲得了一種看待世界的全新的目光，并開始認真審視周圍的環境，但一切壓抑著他，他不得不探尋著自身的拯救之道。他“向生活的深處，向生活的底層看去，他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打開一個新天地，可是朝他撲面而來的，卻是霉爛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氣。”就在他青春的迷茫時期，“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像旋風一樣刮進了這個小城：‘沙皇被推翻了！’”“人們如饑似渴地聽著那些新名詞：自由、平等、博愛。”于是，他遇見了布爾什維克士兵朱赫來，隨著情節的推進，他走向了革命，一種波瀾壯闊的生活開始迎接他了。最后，他經歷了那么多的考驗和戰斗，以至于他完全有資格說他把他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解放全人類而斗

階級壓迫不應該被當成紅色笑話，饑餓、疾病和死亡已經為它抹上了足夠嚴肅的黑色，在它面前，那些無衣食之憂的“偶在個體”的溫存纏綿，那些“繚繞著蔚藍色霧靄的貴族式氣質”又在哪里呢？正是那種極限狀態的生存境遇，產生了革命個體的階級意識，讓他們投身革命的洪流。而一旦我們明白了革命和革命者是怎么來的，他們的正當性也就無可質疑了。那么，當愛情遭遇革命的時候呢？這些革命的個體并非“偶在個體”，也就是說，他們身上埋藏著必然性的種子。存在主義式的生存抉擇在他們那里是無效的，他們的誕生不是緣于自身的愛和怕，而是在某種歷史境遇下的必然抉擇。因此，革命者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兒子，當愛情和革命沖突的時候，勝利的總是革命。保爾對他的母親說：“媽媽，我發過誓，只要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還沒消滅光，我就不找姑娘談情說愛。”這句話可以作為保爾與冬尼婭愛情失敗的注釋。冬尼婭的資產階級習氣激起了保爾的階級意識，他感到他們分屬兩個不同的階級，于是，他們之間的愛情成了革命的絆腳石，必須被清理掉。因為革命需要正是兩個階級之間的絕對對立，那種泯滅階級界限的愛情是革命意識的天然敵人。是的，正如保爾對冬尼婭所說：“如果你認為，我首先應該屬于你，其次才屬于黨，那么，我絕不會成為你的好丈夫。因為我首先是屬于黨的，其次才能屬于你和其他親人。”于是，保爾與冬尼婭的分手成為必然。

那么，是否如敏感的男讀者所說的那樣，革命者應該棄絕愛情，做一個禁欲主義者呢？這里必須指出一個常識：革命者并非由特殊材料制成，革命也不是要壓抑個體的愛欲。集體性并不否定個體性，革命也并不否定個人，恰恰相反，集體性是個體性的最終實現，革命所要成全的正是個人。文學青年們有一點是對的，革命是集體性的，而愛情卻是個體性的，他們的錯誤在于把二者看成水火不容的。于是，當愛情遇到革命，問題的焦點便在于，革命時期的愛情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是如何可能的？事實上，這一切都可以在本書中找到答案。

保爾在對冬尼婭做最后的挽留時說道：“把扯你后腿的那些東西統統扔掉，站到我們一邊來吧。咱們一道去消滅財主老爺們。我們隊伍里有許多優秀的姑娘，她們跟我們一起肩負著殘酷斗爭的全部重擔，跟我們一起忍受著種種艱難困苦。她們的文化水平也許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為什么不愿意跟我們在一起呢？”我們可以從中揣測出保爾的愛情理想，兩人一起在革命中生活，在生活中革命，在共同的奮斗中相濡以沫。在革命者哪里，革命并不是形而上的東西，不是懸在生活上方的圖騰，也就是說，它并不是自己的宗教。革命者是天生的唯物主義者，在他們心靈里，一切彼岸的東西都是不存在的，革命理想不是彼岸的救贖，而是現世生活的目的。如同儒家的修齊治平一樣，革命者也是這樣來看待生活和革命的關系的，二者并非一條互不相干的平行線，而是相互纏繞在一起，寓革命于理想，寓理想于革命。把個體性匯入集體性之中，而集體性的革命反過來成全個人，如雷鋒的名言所說的那樣，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革命事業，因此保爾感慨：“要抓緊時間趕快生活，因為一場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個意外的悲慘事件，都會使生命中斷。”在保爾看來，革命不是烏托邦，不是耶和華，而是他的生活本身，冬尼婭拒絕了保爾為他指出的革命道路，也就意味這她拒絕了保爾的生活，因此，橫亙在保爾與冬尼婭之間的，并非如文學青年們所說的那樣是個體性與集體性的藩籬，而是兩種生活的鴻溝。

冬尼婭最終選擇了她的資產階級生活，保爾也沒有背離他的革命生活。兩種生活，孰崇高孰高貴，每個人都可以從自身的立場做出裁決。從對立的立場來看，冬尼婭酸臭，保爾粗魯，這是什么，這就是階級斗爭，是兩種觀念、兩種立場、兩種生活的斗爭。文學青年們念念不忘冬尼婭“繚繞著蔚藍色霧靄的貴族式氣質”，對保爾冒犯冬尼婭的生活心懷不滿，他們難道沒有看到，冬尼婭同樣也冒犯了保爾的生活，她“別出心裁”的“花枝招展”不正是對保爾革命生活的諷刺嗎？

與冬尼婭不同，麗達和達雅與保爾之間并不存在這條鴻溝，他們是一個戰壕里的階級同志，他們一起年輕，一起革命，一起生活，一起戀愛。他們在革命中擦出愛情的火花，革命本身也成為他們愛情的見證。而這，就是革命時期的愛情。同時，他們也以共同的理想和志趣，以他們的克制和奉獻，回答了這個問題：革命時期的愛情是如何可能的？

但敏感的男讀者不理解這一點，對他來講，革命就是一種宗教，人民是這種宗教的無限恒在，個體偶在必然在匯入無限恒在之后消失無存，因此縈系在個體之上的愛情也就沒有依據了。且不論革命是不是宗教，以這種邏輯，毋寧說基督徒不能談戀愛，但事實上，基督徒從古至今一直是談戀愛的好手，并且最善于扮成傳教士誘拐文學女青年。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里曾這樣評論費爾巴哈：“{費爾巴哈}撇開歷史的的進程，孤立地觀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種抽象的——孤立的——人類個體。”宗教是人的無限類本質，但這種本質并非“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敏感的男讀者非但假設出莫須有的“個體偶在”，還把無限本質與有限個體對立起來，因此，他也就完全不理解革命是什么，從何而來。我們不得不對此做出不厭其煩的回答，革命不是宗教，而是對宗教的揚棄，宗教里的神秘主義信條將在革命的實踐中得以解決，對彼岸的期許轉化為現世的行動，個體的無限本質從而在革命中得以實現，革命也最終成全了個人。作為個體性的愛情在革命中非但不會泯滅，反而會顯露它最絢麗的光芒。

在一封革命時期的情書里，革命者是這樣理解革命時期的愛情的：

“我們有兩種生活。政治生活和愛情生活。親愛的，請不要忘記，我們的相愛是在延安毛主席的身旁，而我們的十周年，又是經過了幾件艱辛。遠征了無數高山大川，經過許多曲折的戰斗，現在又要回到毛主席的身旁去了。我們的兩種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有時為了戰斗，我們分開過，似乎是犧牲了一段的愛情生活，但是，我們不能不認為：這種分開也是愛情生活的另一形式。親愛的，當我回憶起那分開的無數個懷念著的夜晚以至于白天，我也同樣感到豐富和充實，我真誠地說，我永遠是那么專心地想念你，為了更好地和你一同生活而指望，而準備著。我記得，在熱河那些危難的、艱苦的日子，我總是一想到你就鼓起勇氣，我堅信，我永遠是屬于你的，而且我們將會永遠在一起。正是因為這樣，我們就無愧于心，當黨需要我們誰，我們誰都沒有退縮過，彼此也沒有動搖過；愛情沒有停頓過……”（郭小川致村惠）

（作者：路德維希。來源：微信公眾號“文學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