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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分的諸子百家里有一家叫做雜家。人誰都能看出來，這一個學派的特色就是雜取眾長。至少在班固眼里這群人是沒有什么自己的想法的，他們最擅長的事就是剪刀手，把其他門派的知識觀點集中在自己這里。說是一群實用主義的學者吧，他們自己又是不承認自己雜家；說是自成一派吧，好像每位的背后都有深厚的其他門派的功底。比如劉安的《淮南子》，就有很強的老莊色彩，通篇都是用道家思想在打底，最后還把人家好好的陰陽家揉進了道家，以至于后人都分不出來陰陽和道有什么區別。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也是如此，只不過打底的是儒家思想。《四庫全書總目》評價它：“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的確，思想的表現形式再千變萬化，背后蘊含的用意總是相同的，那就是保證政權的穩固性和執政者的策略用得對頭。思想和執政方針的對立也不應該那么尖銳，由一群博覽群書的人重新整理修訂，攢出一本新書來未必就是什么壞事。然而雜家就像是一盆雜燴湯，最好不要有某種材料特別突出，否則就變成了某種單一食材的湯水了。道家本來就“善利萬物而不爭”，作為湯底是比較合適的，這也就是為什么胡適先生說“雜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雜家的新名。”用相對比較有棱角和自己堅持的儒家做湯底就有點變味了，別家主張放進去多少會成為孔子的配角，所以《呂氏春秋》已經不敢有自己的創見，只能照抄照錄，為人所詬病。然而生逢亂世就有這么一位，敢挑戰這個和稀泥的禁忌，用一種主張相當強烈的思想統合其他學派，而且還受到了人們很大的關注。這個人的名字還很特別，甚至有點恐怖，他叫做尸佼。

通俗的先秦史讀物會介紹說那個變法的商鞅是尸佼的學生，這一點其實存疑。他們的依據是漢書的一句話“秦相商君師之”，但班固并沒有展示實際的證據，只能說是他一家之言。尸佼和商鞅其實年齡相仿，差不了一兩歲，說商鞅拜尸佼為師倒不如說兩人是良師益友的關系。西漢劉向的這句“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之也。”看上去還相對可信一些。尸佼對商鞅變法的支持，也只能限于做一個幕僚，幫他規正可能偏激的執政策略。

商鞅一般會被歸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但其實他在重視刑法獄政的同時，也是一個重農主義者。在他擔任左庶長主持改革的年月里，除了我們熟悉的二十等爵制之外，商鞅還對勤勞耕織的老百姓伸出了橄欖枝：“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努力干活的人可以免除徭役，也就等于有了變相的爵位特權。這一點并非法家所獨創，思想源頭可以追溯到諸子百家的“農家”里去。這種雜合的思想，應該就是受了尸佼的影響，算是博采眾長了，這也是雜家著名的一個特點。

后來商鞅變法失敗遭到反撲，人亡政息，作為門客的尸佼也在秦國呆不下去了。這一點史書上的觀點比較一致，說他跑到了四川，開始著書立說。這本書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尸子》，說它大名鼎鼎是因為這本書對中國詞匯的影響巨大，很多典故和用語就出自本書，堪稱春秋莎士比亞。比較著名的比如“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定義了中文語境下的“宇宙”二字。看上去沒什么了不起吧，仔細想來這個定義包含了空間和時間的四個維度，已經是接近西方近代科學的視角了。再比如“天子忘民則滅，諸侯忘民則亡”是不是很熟悉？你可不要忘了，孟子是尸子的后學，他的民貴君輕的思想很有可能是把尸子的觀點重新整理的產物。再比如“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被荀子提煉出一句“民者，水也”，又轉化成了“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通過唐太宗和魏征的故事這句話也成為了中國老百姓聊以自慰的名句。然而考察《尸子》的原句你會發現這句“民者，水也”根本就是在教唆君主老百姓是會跟著領導跑的，后面還跟了兩個例子“勾踐好勇而民輕死，靈王好細腰而民多餓”。這種權術性的觀點已經有了馬基雅維利的味道，絕非純正意義上的儒家或者道家，更像是法家學者的誅心之論。我們有理由認為，學術傳承自法家、幫助商鞅搞了十幾年法家政略的尸佼，是以法家思想打底寫的這一本《尸子》。

但是很可惜，他的這本遺著竟然在歷史的長河中消散了。遠古時期的書籍論著實在是受到太多生命威脅。秦滅過一次書，楚霸王項羽燒過一次書，漢武帝獨尊儒術又滅了一次百家思想，能逃過這些劫難的著作確實不多。再往后，就算是太平盛世都保不住書的完整性，《莊子》就被一些認為它太云山霧罩的學者刪過節。畢竟中國古代文人治學最終的目的還是經世致用，一本沒有實際參考價值的書刪改一下在當時的學術氛圍而言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對今天想要做訓詁和嚴肅學術研究的學者來說，古人的草率刪改就屬于強盜行徑了。《尸子》也是一樣。即使這本書一直完整地傳到了唐朝，也還是沒能躲過時間的毒手，在宋代就流散殆盡了。根據《后漢書》唐注，此書全書二十章，六萬余字，包括治國、處事、人文以及自然地理。今天剩下來的不過一章，就這還是清代學者把兩個零散部分結合各處的引注拼起來的版本。這也被呂思勉先生認為是個冒牌貨。

呂先生的懷疑很有道理。前文我們說過，尸佼照常理推測應該是一個法家學者，統一各派觀點的底色也應該是極盡實用主義的法家思想。可是看書里的論述，則多是些虛頭八腦的仁義道德，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使賢者教子以為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這一句暗合了孔子的“有教無類”，把教育提到了富國強民的第一重要的位子。按現代理念來看是沒有問題的，可對法家來說教育可有可無的余興環節。法家教君主的一個道理就是一定要愚民，民越蠢江山就越穩固。即使由于行政需要一批知識分子，也最好是閹割洗腦過的。有自主思想的民眾對君主是個大麻煩。

“恕者，以身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看來是用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說法，這一篇章的標題也有意思——《恕》。法家哪里跟你講恕？法家的一個基本底線就是依法治國，有法必依。法有禁令絕不可為，王子亦然；法無明文可以為，無有非議。讓人自身為度量，考慮別人的感受，這完全是儒家的主張，和令行禁止的法家相去甚遠。

“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這句就更扯了，用德、義、禮概括天地萬物的道理，并且要順應這些虛幻的東西作為執政者的準繩？這儒家主張也太明顯了吧。

所以現存版的《尸子》一直都被認為是儒生假托的作品，為的還是宣揚儒家思想。其實引用一點儒家思想倒也無可厚非，雜家就是要在自己的理論框架內多引述別家的觀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