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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松民按】：曹征路老師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義感的優秀作家，是在這樣一個惡俗而趨炎附勢的時代里特立獨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緊緊貼近工人階級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他創作了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那兒》，記錄了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感動了無數人，也堪稱時代記錄。《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是曹征路老師重新思考近代以來革命與現代性的系列之作，將在本公眾號陸續刊出。

1927年的現代性概念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二）

進入1927年，中國革命進入了空前詭異血腥的階段。

表面上，國共合作進入了高潮，北伐軍開進上海龍華引而不發，共產黨卻發動工人武裝起義迎接大軍到來。而在背地里，國民黨內的反共清黨浪潮已經一波接著一波；共產黨內由于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思想占據了上風，基本放棄了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

事實上，這個1927年恰恰是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轉折點，無論是國民黨內部還是共產黨內部的爭論，都和今日的左右之爭頗為相似。

革命向哪里去？革命依靠誰？革命為了誰？現代性追問再次突顯。

自晚清以來，救國二字一直寫在中國知識分子臉上。士大夫救國，公車上書洋務運動，指望朝廷能夠變法圖存。革命黨救國，逐漸認識到王朝延續數千年的基礎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它本身就是革命對象，但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基本是依靠外力、依靠軍閥、依靠會黨。后來孫中山看看不行，重新解釋三民主義，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開始有了目光下移的沖動，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國共合作以后，希望能夠動員民眾的力量，然而民眾起來以后又讓知識分子們害怕了，國共兩黨的知識分子都害怕“暴民”，害怕“痞子”。那時對“平均地權”還沒有人敢公開反對的，比較中庸的聲音，只是農民運動“是否過火”“是否矯枉過正”？只有少數共產黨人，如蔡和森、澎湃等人是個例外。

1927年，32歲的毛澤東放棄爭論回到湖南。從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五縣進行了32天的走訪調查，最終形成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青年毛澤東從來沒有宣稱自己人格獨立思想自由，然而此舉確實特立獨行，在國共兩黨的上層人士中都引起了震動。他是讀書人，著長衫登布鞋；他也夠得上精英，在國民黨中央機關擔任過要職；他操著一口湖南土話，見到老百姓就能拉家常；他也從來不隱瞞立場，擺出一副不偏不依的面孔。

他說，“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里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他從那時起就已經自覺地把自己當了民眾的一分子，去體查體驗體會革命的經驗得失。

那時，隨著北伐戰爭的順利進軍，由廣東開始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到全國，廣東、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陜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等省農民運動相繼展開。1926年6月，農民協會已遍及粵、湘、鄂等17個省，全國200多個縣成立了縣農民協會，會員達915萬多人。

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知識分子和北伐軍中一大批青年軍官面對如此迅猛的農民運動，大都是反對和輕蔑態度，他們說“我們在前方流血，痞子在后方抄我們的家”。更有極端者，帶著部隊回鄉報復。

那么毛澤東在湖南看到了什么？他舉出了十四件大事來概括他的所見到的變化，涉及政治、經濟、文化、鄉風民俗等方方面面，確實可以令不同階級立場的人說“好得很”或者“糟得很”。

在政治上，以農會為組織形式的群眾運動將大多數農民動員起來，奪取了傳統鄉紳社會的各種權力，基本上控制了鄉土中國，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比較溫和一點的也是權力歸“聯席會議”，由縣知事參加各界的“委員會”決定各種事項，可以看做權力共享。通過“清算”、“罰款”、“示威”、“驅逐”、“槍斃”、“打倒都團”、“建立農民武裝”等活動，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昔日威風徹底打下去了。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皇權不下鄉”的社會統治秩序在這一刻被徹底顛覆了。

“打翻這個封建勢力，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

農民的自組織行為讓毛澤東看到了群眾中蘊藏著巨大的創造力，看到了非戰爭狀態下改造中國的可能性。

在經濟上，農會為了穩定社會秩序想出了各種辦法。如通過限制糧食價格不準谷米出境，成功地將社會恐慌控制在最低程度，使糧價不漲反跌。如通過宣傳減租減押廢苛捐，將地主剝削程度降低，使農會的影響力大大增強；如通過不準退佃宣傳減息，使原有的生產結構不發生大的動蕩等等。更加超前的是，有些地方竟然辦起了農民合作社、興修小水利，把農民的長遠利益結合進實際斗爭中。這些創造性的經濟活動，是革命激發出來的生產熱情和管理熱情，使毛澤東感到“從來未有的痛快”，乃至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

他說：“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在文化上，新的氣象層出不窮。過去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觀念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條繩索在一夜間全部斷開。隨著農會權力的確立，祠堂不再是少數人實現統治的場所，各種丑陋的刑罰被廢除，廟產祠堂的公款被提取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族尊老爺的酒席女人們“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婦女地位空前提高。更加奇特的，是新名詞新觀念的迅速普及，“自由”、“平等”、“三民主義”、“不平等條約”等等，在鄉村生活隨處可現，連小孩子做游戲都在“打倒列強”了。最讓毛澤東感慨良多的是，過去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在努力辦夜學。他以一個教師的經歷說明，過去農民喜歡私塾不喜歡“洋學堂”，并非農民不需要文化，而是學堂教的那些東西是城里的知識，不合農村需要。他檢討自己道：過去“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對的”。

在鄉風民俗上，改變首先與經濟活動相關。農會為了壓低糧價保持社會穩定，過去一些較為鋪張的消費都成為禁忌。比如辦酒席只準吃幾碗菜，養雞鴨不能超過幾只，煮酒熬糖不能用谷米，都是為了糧價不上漲，客觀上也倡導了勤儉節約。體現農會權威性的最大成果是禁賭和禁毒，群眾性的收繳雀牌收繳煙槍聲勢浩大，凡是不繳槍的都要捉去游街。最妙的是匪盜絕跡，困擾鄉村幾千年的匪患，任何一個王朝不能解決的問題基本消失，連小偷小摸也不見了。

群眾運動的偉力就在于它的群眾性，漫山遍野的梭標短棍，劣跡一概遁形，傳統的民間會黨也要求加入農會，成為社會穩定的正面力量，這一點連地主富紳也是服氣的。毛澤東也在鄉下宣傳破除迷信，但他認為，菩薩是農民自己立起來的，無需旁人過早地替他們去除，烈女祠、節孝坊也要靠農民自己去摧毀。

在毛澤東看來，這就是兩黨上層人士害怕的“赤化”，他們嘴里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怕得要死。辦一萬所政法學校都喚醒不了的革命精神，為什么農民運動一起來面貌完全改變？關鍵就在于立場，把誰當做主人。

兩黨都把建立現代國家當做目標，都同意建立合眾國實現“民權民主民生”，都認為現代國家的最大障礙就是封建土地制度，都贊成“平均地權”，都把人民二字舉在自己的旗幟上，為什么一旦觸及階級利益就立刻翻臉？

歷史是最生動的教科書，1927年的現代性概念，不但是時間的，空間的，而且是實踐的。這個概念在歷史轉折關頭很容易成為試金石，真革命假革命反革命都得到了檢驗，他們都是歷史的參與者，他們共同決定了歷史的走向。

在中國的歷史上，多數人揚眉吐氣少數人惶惶不安的時刻并不多，大都發生在動蕩轉折的那一歷史瞬間。一個朋友告訴我，他爺爺一輩子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坐過縣太爺的太師椅。那一年他爺爺16歲，正是1927年。

1927年3月5日，毛澤東完成了這份報告，革命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同年4月12日，蔣介石集團撕開面紗露出獠牙，公開背叛了革命。又過了一個多月，5月21日，許克祥部全面屠殺工農，揭開了武漢汪精衛集團與南京蔣介石集團合流的序幕。

中國共產黨迎著血雨腥風開始尋找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