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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外來思想，無疑就是佛教。如日本學者小林正美在《六朝佛教思想研究》中所揭示的，佛教與儒教相協調，讓中國的士大夫階層逐漸消除了對佛教的抵觸情緒，同時獲得了信奉儒教的統治者的認可。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和方式有多種說法，基本上可以認為是在西漢末或東漢初，開始僅僅在王室皇族之間流傳，東晉以后，信眾擴展至士大夫和一般百姓。不過，隨著士大夫階層出現出家者，佛教開始被部分人視為社會問題，參照三國牟子《理惑論》可知，其攻擊佛教最常見的觀點，就是佛教的削發、出家不娶等做法違反了儒教倫理，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針對此類指責，佛教的信者也進行了反駁，其依據的也是儒教經典。

如依據《孝經》引出的論證，《孝經》云：“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反對佛教的人常引用前半句說佛教與儒教倫理不容，而東晉孫綽則在《喻道論》之中強調說，佛教能讓人“立身行道”，這才是最大的孝。

不僅如此，佛教信者進一步指出，出家者救濟、教化眾生，這與帝王的政治任務是相同的。東晉慧遠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之中就認為，佛教的出家人救濟處于流轉之底的世俗之人，斷絕其業根，廣開天上和人間的轉生之路，即使一個出家者修得全德，其恩惠也會波及六親甚至全天下，所以出家者即便不處王侯之位，其道與帝王治世之道也是一致的。他在答復何無忌對于《袒服論》的質疑之中說，佛教與儒教，釋迦與周公旦、孔子在立教的方法上雖然有區別，但有潛在的相互影響，雖然有超俗和在俗的區別，但最終目的是一致的。這里所說的最終目的，就是救濟人民。

在救濟人民方面，孔子所說的仁和佛教所說的慈悲具有共通之處。《修行本起經》卷上中出現了“能仁菩薩”的譯語，說能仁菩薩“慈悲喜護，惠施仁愛”，同時使用原本屬于儒教的仁愛和佛教的慈悲?！逗鬂h書》卷四十二記載了后漢明帝在永平八年（65年）給楚王英的詔書，其中有著名的一句話：“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文中，楚王英信奉佛教的方式為“尚浮屠之仁祠”，這也是因為將佛陀的作為理解為仁。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是《孟子·盡心上》之中為人熟知的名言，也集中體現了儒教仁愛觀所蘊含的兼濟精神。由于佛教將慈悲與仁愛相結合，所以中國的僧人們傾向于救濟一切眾生，將其作為佛教的慈悲精神。這對中國佛教最大的改變就是，讓追求救度一切眾生的大乘佛教成為了漢傳佛教的主流。

鳩摩羅什于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十二月入關之前，中國的佛家尚不能清楚區分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之所以郗超、孫綽、釋道安、廬山慧遠等佛家提出救濟一切眾生才是佛陀的慈悲，是因為其符合儒家所說的仁。其他的羅什入關之前的佛家也都一樣，如孫綽的《喻道論》之中，說佛教“弘道敷仁，廣濟群生”，認為佛教救濟眾生是在敷仁。

而鳩摩羅什則明確告訴弟子們，一切眾生的救濟是大乘，追求自身解脫的是小乘。其弟子竺道生在《妙法蓮華經疏》序品的注中指出，小乘的聲聞僅以消滅自身之苦為目的，而大乘的菩薩之道發菩提心，以此涵蓋一切，不以去除自身的煩惱為目的，而專注于救濟一切眾生之道。

后秦文桓帝姚興廣求人才，要求沙門道恒和道標還俗，他在書簡之中說：“勸弘菩薩兼濟之道。”這也表明，姚興認為置身世俗并致力于救濟一切眾生（即兼濟）才是大乘的菩薩道。姚興還說道恒和道標這樣的出家人是“潛獨善之地”。可以說，姚興結合了佛教救濟一切眾生的大乘主義和兼濟天下的儒家政治思想。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無論是佛教信者還是非信者，在看待大小乘佛教之時，都受到了儒教價值觀的影響。

大乘佛教在中國發揚光大，成為漢傳佛教的主流，并形成了眾多的宗派。特別是在隋唐之后，禪宗、華嚴宗、天臺宗、凈土宗，更是中國本土文化所產生的吸收了儒、道思想的教派，佛教和儒教的融合以更直接的形式表現。如，隋、唐三論宗創始人吉藏法師在《仁王般若經疏》卷一之中，就將佛教的五戒與儒教的五常對應，認為不殺生為仁，不盜竊為智，不淫為義，不飲酒為禮，不說謊為信。甚至，南宋孝宗趙眘著《原道論》，也認為：“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此與仲尼又何遠乎。”認為佛陀與孔子的教導是一致的。

佛教積極兼容儒教，同時又保持了極高的理論水平，這讓一些士大夫對儒教的地位產生了危機感，創作《原道》的韓愈就是其代表。同時，佛教也出現了不少支持儒教的代表人物，如北宋著名禪師契嵩、天臺宗學者智圓等，很多人既是佛教信者，也是儒士。

如上所述，佛教傳入中國之后，中國的佛教信者并沒有排斥傳統的儒教思想，而是希望調和儒教和佛教之間的矛盾。

一開始，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比較多元，經典的翻譯也比較零散，且不成完整體系。而且中、印的文化背景差別很大，輪回、業、劫等佛教基本概念在印度是司空見慣的，而中國則完全沒有，經典翻譯的過程就引入了中國傳統概念。甚至，還采取過格義的方式解說佛教教理。牟子引用儒家經典和老莊思想向儒士解釋佛教，理由就是“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這樣來看，似乎佛教走向中國化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選擇。

更重要的是，信奉佛教的中國人成為了佛教中國化的積極推動者，他們希望通過中國化，特別是與儒教融合，以減少社會和政權對佛教的抵觸。荷蘭漢學家許里和有一部名為《佛教征服中國》的著作，不僅研究了佛教對中國的改變，更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對佛教的影響。所以，二者的關系是雙向的，我們也可以說是中國“征服”了佛教。從結果上看，佛教的中國化是成功的，讓其在中國發展兩千余年，雖然中間出現過三武一宗滅佛等事件，但是總體而言是穩步發展，牢牢扎根于中華文明的土壤。